一部简明而富于文学色彩的哲学史
于天池 李书
一
《西洋哲学史》是李长之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编著的，也是长之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部著作。
关于长之先生，随着改革开放，随着他的《鲁迅批判》《孔子的故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韩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大量著作的陆续再版，知道并喜爱他的读者越来越多。不过，一般都是把长之先生当作文艺批评家、古典文学的研究学者来看待的，很少知道长之先生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哲学的学者，一个正宗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人。实际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轻的长之先生在哲学和美学界如同他在文学和批评界一样虎虎有生气，为同行所瞩目。他不仅发表过诸多研究中外哲学、美学方面的论文，比如《路易斯哲学方法的述评》《对哲学中分析方法的一个反动——读布劳特著：〈心及心在自然中的地位〉》《谈〈坛经〉》《论唯物论派和唯心论派的短长》等，也出版过《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德国的古典精神》《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等专著。早在1935年，在他就读于清华大学时，他即由金岳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哲学会。
关于《西洋哲学史》的编撰，有一段有趣的公案。
本来《西洋哲学史》当时被列为“青年必读丛书”，作为课题项目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出名约写，原是由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方东美先生担当的，但是方东美先生因故辞却了。而此时长之先生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时由北平来云南向朋友借贷的路费需还，正向当时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罗志希）先生告急。罗家伦便想让长之先生接下这个项目，——于私，长之先生可以用稿费还债；于公，他认为以长之先生的学识和文笔也确实是合适人选。不过，当日长之先生在中央大学的身份只是讲师，而且并非哲学系职员，即使就讲师而言，也刚因为写了《批评史上的孟轲》一文，被宗白华先生推荐到中文系任教。但中央大学的哲学系同仁，从方东美先生到宗白华先生，乃至唐君毅先生，对于长之先生担当此项目都无异辞，还给予了大力支持。这就是长之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之成，很感谢罗志希先生、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洪范五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或者给我指导，或者给我启发，或者予我以参考书籍的便利。尤其是方先生和唐先生，我向他们讨教的时候太多了。假若没有他们的助益，这本书恐怕写不成。这好意使我永不能忘却”的基本背景。
二
毕竟《西洋哲学史》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哲学史，从体例要求上只是一本通俗的读物，长之先生在叙述框架上采用了“拿来主义”。他坦承编著是“采自法人韦伯（A.Weber）《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并参以他书而成”[1]。韦伯的《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当日是欧洲普遍采用的大学教材，“清晰而有条理”，体现了当日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非常适合作为编著的蓝本。但长之先生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洋哲学史并非只是拾韦伯之牙慧，并非哺啜獭祭，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出以己意。相对于法人韦伯的《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长之先生的《西洋哲学史》有转述处，有沿袭处，有综合处，但更有研究处，独具只眼处。这在叙及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把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比较上表现尤为耀眼。
长之先生懂德文、英文、法文、日语、俄语，其阅读的速度不仅与他惊人的写作速度相侔，而且其阅读也和批评如影随形，反应敏捷。往往在阅读一部著作之后，他的一篇具有批评精神的论文也即面世。在清华大学读哲学系的时候，他通读了德国古典时期温克尔曼、康德、歌德、席勒、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的德文原著，写出了《德国古典精神》一书。在中央大学教书期间，他阅读了厚厚的英文版的《柏拉图全集》之后，便写出《〈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的长文，对于当时吴献书译《柏拉图之理想国》、张东荪和张师竹译《柏拉图对话集六种》、郭斌和景昌极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批评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长之先生平生最向往世界文化史上的三个时代，即古代的希腊、中国的周秦、德国的古典时代[2]。他一生对于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三个时代。在《西洋哲学史》中，关于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它们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的比照，长之先生独到的心得，富于创见的叙述随处可见。他谈柏拉图，说：“我现在大声疾呼：柏拉图是历史上所有‘巨人’中最可亲的人，他那《对话集》乃是历史上所有‘巨著’中最可爱的书！”便注释说：“可参看著者《〈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一文。”他叙述希腊的苏格拉底，便说“他之重修养而轻纯粹知识，颇像我们孔子”。“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老彭’。孔子把智慧推给古人，正如苏格拉底推给神。”苏格拉底认为“伦理学之外，可说无哲学，这和孔子之不轻言性与天道，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有一种道德的，人间的、现世的意味者都若合符节。”“他是难以比拟的一位善为人师的哲人，这也只有孔子似之。”他在第五章《近代哲学之极峰上——康德》谈到康德时就称“可参看著者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译文前之《译者导言》”，在具体阐述《判断力批判》时又在小注中说“此处所谓美，旧译优美；此处所谓壮观，旧译壮美。因‘壮观’实与‘美’相对待，故不取‘壮美’——译者”。《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是长之先生1936年依据Erust Cassirer主编的《康德全集》第二卷翻译的，译文之前，长之先生写了长长的《导言》，《导言》对于康德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意见”[3]。长之先生在1944年至1945年还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曾出版，2006年出版的《李长之文集》也未及收录。《西洋哲学史》同时也吸收了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论及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关于水的论述时，长之先生说：“我觉得他的说法颇可以与中国的《管子》上说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水地篇》）相比较；只是《管子》的立场终为伦理学的，泰勒斯的立场则终为形而上学的。”他加小注说“此点为唐君毅先生所提示”[4]。在谈到希腊哲学之后，西方有“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也许孔子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更完美吧，所以孔子以后，中国人睡得更久些”时，他引述了宗白华的话：“宗白华先生常谓中国之哲学与美感后世不发达之原因，其一即在周秦时已至圆熟之境，后人遂难以为继。”[5]他评论方东美先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称“此书的价值在能从深处分析近代精神与希腊精神的区别所在。”[6]从某种意义上，长之先生的《西洋哲学史》可称是汇聚了当时东西方关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一部小册子。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于落后封闭，屡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以70年前爆发的抗日战争创深痛剧。有鉴于此，志士仁人无不急切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的文化走向给予深入的探讨。长之先生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的文化运动，到底何去何从？仍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么？还是单纯地全盘西化？抑是空洞地中国本位？这些路究竟通不通，值得不值得走？”“假若就三个名词看，自仍以中体西用为最少流弊。假若把这认为是正，全盘西化就是反，而中国本位是合。合往往近于正，而超过之。所以现阶段的文化运动，就是近于中体西用，而又超过中体西用的一种运动。其超过之点即在我们是真发现中国文化之体了，在作彻底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中，终不忘掉自己！”[7]他非常重视对于西方哲学史的介绍，说“文化是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我们要现代化（也就是要西洋化了），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遂有一种特殊的需要”。“对源头倘若还不能虚心与彻底，则枝叶的吸收，必至徒劳。这都是在今日而介绍西洋哲学时所不能不估计的一点特殊意义”[8]。
在《西洋哲学史》中，长之先生反复表达了其写作时的“中国人的立场”，除去在体例上“年代以公元纪年为主，特有时附以中国年代，以便与中国文化演进相比较。或附或否，悉以其事关系整个文化史大小，或有无比较意义而定”[9]，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西洋哲学史上关键节点人物的出现与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登场进行比并，比如叙及苏格拉底，说“他生于公元前469年，这时在中国孔子之死刚10年；他死于公元前399年，距中国孟子之生也差不多差10年；所以他乃是在孔孟之间，与墨子并世的人物”[10]。叙及黑格尔则说“以1770年即乾隆三十五年生于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Stuttgart），以1831年即清道光十一年享寿61岁而卒。他死时，中国曾国藩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了，焦循和阮元则和他并世。[11]”这使得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及其时代有认知上的亲切感。其二，他往往将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与中国哲人的观点两相对照，既加深了对于西方哲学观点的印象，也在比较中将中西方哲学理念进行了梳理。他在叙述英国哲学家洛克“不承认有所谓生来即知的真理（innate truth）”时说，“此可与荀子之反对性善说相比较，荀子亦就教育的立场，认为倘人性善，岂不是教育不必要了”[12]。他谈到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及“个人意志与非个人意志之暗斗终是存在的，果欲前者纳之于后者之中，则法律必须变为道德（morality），亦即客观精神必须变为主体。‘道德’实现于许多制度中”时，便指出“到此为止。很可见出和孔子思想的类似，孔子主张‘政’‘刑’不如‘德’‘礼’，尤见与黑格尔吻合。而孔子正是实行了人伦教化方面的责任的，故价值之大，亦因是可见”[13]。其三，他始终注意从宏观上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文化上进行比对，观其大略，为中国的文化复兴现实探路。他指出：“以中国人的文化教养而去看西洋哲学时，有五点是和我们的胃口格格不入的，然而这五点却又确乎是作了西洋哲学的神髓和传统的。这五点是：一是‘神’的观念；二是‘全体性’的观念；三是‘绝对’的观念；四是‘善’与‘恶’相矛盾，而又承认其应当并存的看法；五是战斗的色彩。这五点几乎是在中国哲学里绝不容存在的，然而在西洋哲学中，却正弥漫了任何时代，笼罩了任何哲人。”[14]他在论述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时说“黑格尔以下论及国家超个人之意义，则与西洋全体性观念有关，这在中国便比较隔膜了。但却正因为隔膜，乃为我们所急应吸收，尤其在要国家现代化时！”[15]他努力提升国民对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自信心。说“西洋哲学的进步（正如其他方面）不过是近百年的事，这是指明以中国悠久的历史看，我们在这一段落中的落伍还不太长，当急追，追上并不难”，同时指出“中国将来的哲学，不言而喻，必须是中国传统精神的”[16]。他自豪地说：“也许孔子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更完美吧，所以孔子以后，中国人睡得更久些！可是睡足了以后，也就准有精神百倍的更大更精彩的贡献的，这在西洋是已有五百年历史的‘近代’，在中国则正是将临的中国‘文艺复兴’吧。”[17]
学习和了解西方哲学史，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中国文化，是为了让中国的文化得以取长补短，为中华的文艺复兴服务，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比较哲学史的意味，这是长之先生《西洋哲学史》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价值，是在历经沧桑仍充满活力之所在。长之先生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读者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写这本书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立场。虽然所说的是西洋哲学，但我凡想到和中国相关的地方，也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说得何等好啊，不过那只能是一个挚爱着祖国，同时学贯中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着深湛的研究的学者才能措手！
长之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虽然是讲哲学史的书，但文字优美流畅，像读长之先生的其他文章一样，不拿起则已，拿起来就催人一口气读下去，而不是像一般哲学书那样沉闷晦涩。像全书的开端：“理想的政治，必须有哲学的基础。柏拉图说，如果不是哲学家做皇帝，至少也须已经做了皇帝的人学习哲学。现在各个国民已经得到皇帝阿斗的地位了，那么，就应该赶快作柏拉图所说的第二步——学习哲学。”多么幽默！像“导论”的结语：“在下面的各章里，西洋哲学史的幕次第拉开，请留心瞧那些名角的登场。”多么洒脱而引人入胜！像其叙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内容：“《判断力批判》中第一部分是《美学》（Aesthetics）。美感建诸一主观基础，犹理性与意志然。理性构成真，意志构成善，美感则构成美。美不在客观，美为美感之产物。凡为美者，在‘质’上为悦人的；在‘量’上为悦一切人的；在‘关系’上为悦人而超利害、超观念的；在‘姿态’上其悦人为必然性的。美与壮观（sublime）有别，美为理解力与想象力间和易平静之感，壮观则予人以搅扰，予人以激动。美必有形式，壮观则为形式与内容之不能谐和。壮观生于理性与想象之冲突，因理性所意想者为无限，而想象则有其一定之限度故。”又是多么精要简练而纡徐从容！而像这样的文字：柏拉图的“《对话集》是我们现存的最古的希腊哲学著作，同时也是唯一最全然无缺的古代著作。《对话集》中除掉或者显系赝品或者疑信参半的之外，重要而且可靠的，一共二十多篇。这二十多篇，可说字字珠玉，是人类文化中的至宝。爱好文艺的人，不用说，不能不读；爱好哲学的人，更不能不读，如果你不幸一时不能读他的全集，至少应当读这二十多篇；倘若再不幸，这二十多篇也不能读，那么，最低限度了，也要读读他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倘若生为一个读书人而不读《对话集》，真可说枉作了一个读书人！其中有高尚华贵的思想，有清丽潇洒的文章，有诙谐调侃的风趣，有掩卷而可吟咏无穷的韵致。这里是最好的诗（因为那沁人心脾的警句是风起云涌）；是最好的戏剧（因为那对人情的描绘是刻画至尽）；也是最高洁的灵魂所奏出之最美妙的音乐（因为那里回荡着天地间最幽深的和谐）；同时并有一种不伤害于人的、伟大的、淳朴的感情。但《对话集》又确乎是思辨的，赤裸裸地代表了哲学之爱智慧的本色。你刚一读时，应当为那书的形式之优美而觉得可惊讶，继续读下去便应当为书的内容之佳绝而陶醉、而欣然忘食了”。其语言简直“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让人忘掉这是哲学史著作而是优美的散文。试想，阅读这样的文字，读者能不被吸引吗？
三
长之先生的《西洋哲学史》1941年4月甫一出版便获得极大的成功。宗白华先生在重庆的《时事新报》上推介说：“中国近代出版的哲学书数量不大，能散布着智慧的愉悦的更是不多。往往不是晦涩难读，就是企图着纯学术以外的目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李长之君这本小的《西洋哲学史》里却包罗着溢出篇幅以外的丰富的哲学生命；这里是西洋两千多年的心灵底探险，智慧的结实；用着热情（对哲学的真正热爱）和明澈的态度，为着没有学过哲学书而徘徊于哲学门墙之外的青年写的。很明显地，作者很想把他对于哲学的爱也传染给他的青年朋友们。”[18]
从1941年4月《西洋哲学史》由重庆正中书局初版，改列为青年基本知识丛书，到国民党离开大陆，《西洋哲学史》在中国大陆从未间断出版，仅四川重庆图书馆就藏有其1941年、1944年、1947年的版本；在台湾，此书也一直再版。笔者手头有台湾1974年正中书局的第7版样书，可见出版之频繁，读者之众多。《西洋哲学史》可以说是长之先生的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他在回忆中曾说：“这本书特别销路广。”
《西洋哲学史》之所以赢得广大读者长久的喜爱，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遗忘，还是宗白华先生说得好，《西洋哲学史》是“纯学术”的，“这本小的《西洋哲学史》里却包罗着溢出篇幅以外的丰富的哲学生命；这里是西洋两千多年的心灵底探险，智慧的结实；用着热情（对哲学的真正热爱）和明澈的态度，为着没有学过哲学书而徘徊于哲学门墙之外的青年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