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玩“种菜”的游戏，半夜爬起来偷菜，为此耽误工作出了医疗事故的有之，闹离婚的有之，丢了工作的亦有之，难免觉得不可思议。非我对游戏不感兴趣，乃是对种菜种地之类的事儿有惧怕尔。
想当年，为了脱离土地，不再象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曾经付出过多少努力与挣扎？勉强混到了城市，又与城市常常有着格格不入的尴尬。
人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常常处于顾此失彼，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
当年四堂姐说过一句名言：就是挣二分钱也不在家种地。彼时，她从地里往外背草，人家背一背篓，她只背半篓，还要在树下歇半天。每次下地干活，她与哥哥二人比着唱歌，就为了唱累了唱渴了好尽快回家喝水。为此，她不懈地努力，从高二下来读初一，又连着蹲了二个初三年级，就为了考初中中专。那一年，初中中专的分数线在中间线上，考得太高就得去上重点高中，考得太差了只能去上普通高中，这个分数不好把握，为了恰到好处，她硬是把一门功课考得一塌糊涂，终于把分数卡在了中间。那是二十年前，还包分配，毕业后，她分在一家大医院里当护士。她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通过考学走出去的人。
有一天读到海子的《答复》，那种沧桑感一下子就席卷了我脆弱的不敢回头的心。那些无法回头去看的日子，曾经的麦地，曾经的一地金黄的沉甸甸的麦穗，曾经象烙铁一样，刻在我的心上。我的十指血泡老茧重生的麦地呵。
是啊，“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那是些怎样绝望的日子呵，满眼的金黄，无法撂倒的沉重，没有尽头。疲倦，还是疲倦，从心底滋生出来。
二十多亩地的麦子呵，一镰镰地收割，一把把地捆扎，弓着腰，探着身，永远象悬在空气中一样，一起一探，拉锯似地，周而复始的动作，飘荡在麦子上方。麦子尖利脆削的芒刺着一切裸露的皮肤，被汗碱咸渍着，热辣辣的疼。撂倒了再捆扎起来，沉疴在身的父亲，从地的这一头一点点挪移着身子，还要不停地俯下身去捡拾散落在地的麦穗。太阳象个大火炉，吐着炙热的惨白的舌头舔蚀着每一寸土地，热气弥漫在四周，连喘吸都是沸腾的。但是却无法停下来，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季节的变迁，还有下一季需要生长的作物，需要适时地播种下。
那时候没有联合收割机，甚至半联合的也没有，全靠着人力。大片的麦子说黄就黄了，粒粒饱满，让人看着真的有一种欢喜。可是对我们家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难题。一年的收成在即了，可是真的要颗粒归仓时却是这样漫长的一个过程。首先要比别人家早下镰一个多星期，家里人少，我的堂姐们那时皆已出嫁，农忙时都在自家的地里；堂兄在城里上班，刚开始工作，实在无法脱得开身。我父亲与伯父都是教师出身，家里的农活基本上没有干过多少；弟弟正年幼；家里的活几乎全部落在我母亲与伯母的身上。我那时上着初中，后来是高中，但是哪一年的农忙季节我要请了假回去干活。尽管每一年对于割麦我都从心里生出一种绝望的惧怕的感情，但是我却不能不回家去帮忙。
有一年连阴雨天，一直下了一个多月，割了没有拉回家的麦子在地里陈铺着生了芽，没有收割的停止了生长的也生了芽。每天天一放亮，雨点一住，就赶着往地里跑，好给麦个子翻翻身，晾一晾。有时几乎是刚翻完了一块地，正要赶往下一块地时，雨点又没有人性地落下来了，赶紧地又要把麦个子搠起来。这样来回的在地里泡一天，庄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心情也是潮湿的，而且又紧张又压抑。怕一地的庄稼就这样地毁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生计都在这里面了。
一家子老弱病残，为了这一年最重要的一次收成（因为到了秋季所收就要少了，只种一季的豆子或玉米，收成减产很多），却要劳碌几乎一个多月，父亲常常不能支撑到最后地就病倒了。饭也吃不下去。我母亲从代销点里买了水果罐头，让他吃一点，改改味口，那已经是最好的补充了。然而仍然每天强撑着下地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最难挨的，家里缺少了惯常有的那种温暖轻松的气氛，父亲躺在床上哼哼着，缺少润滑油的电扇吱吱地转着，蝉声一刻不停地鸣响着，无论是燥热的午后，还是收工后的夜晚，都让人觉得疲惫得难以忍受。
那一年芽子麦，收成大减，打出了面，做出来的馒头是软软的，没有硬度，缺少筋道，吃起来却是有些甘甜的，因为出了芽，失了淀粉，因而失去了很多的营养。但是那种软腻腻的甘却让人觉得象加了糖的面包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口感，是我所喜欢的。
高三那一年，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请假回家割麦，一路上都是收割与拉脱麦子的人家，沿途的路上，地里长着的麦子已经很少了，露出一片片张慌的匆忙的空地，枯黄的麦茬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出收割后的荒凉。一路上心里特别急，而且慌。一直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一种对于生命最真切的直觉，让我无法逃避地去面对它。那一路的感觉特别强烈，生怕家里出了事。回到家，果然出了事。装麦子的车翻在了路沟里，那头别人家的牛，听不惯伯父教书的声音，爬坡的时候挣脱了缰绳，翻了车，而且踩了伯父的脚。我远远的就看到了那翻在无水地沟里的一车麦子，心里訇的一声巨响，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一种初来时路上的强烈的感觉没有了，紧绷的精神一下子就松了下来，一个劲在心里庆幸，还好，没有出现更大的损失。
家里一下子躺倒了两个人，父亲与伯父，一个家几乎要坍塌了。父亲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一直在强着，不让自己倒下去。好在已经快收割完了，而且我的堂姐们忙完了自家的也来帮忙了。
麦子割下来，还要一车车地拉回家门口的场院里，场院是早就用碌磙碾平滑的，半干着，没有一丝尘土。通常是我年界六旬的伯父母一辆地板车，我母亲与身体虚弱的父亲一辆，而我自己独自拉一辆。三辆地板车都放在地里，装上车再一辆辆地从地里拉出来。地是松软的，车轮子陷下去，一家人全要靠上来，才能拖出地去。好容易出了地，到了平稳的大道上，喘口气，歇一歇，再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把一车的麦穗子拉到场院里。
然后是脱麦子。几家子联合用一个脱麦机。抓阉决定脱麦的次序。把麦个子用镰刀挑开了，放在脱麦机上，柴油机突突地响着，带动着脱麦机，人一刻也不能停息下来，麦杆上的灰尘乱飞着，迷得人眼睛睁不开。最忙得要数往脱麦机里续麦个的人，机器一刻不停的转，人就一刻不停的忙，大热的天，包着厚厚的头巾，带着口罩或者用纱巾裹住鼻子、嘴，灰尘扑扑地和着麦粒一起从机腔里吐出来，每一天下来鼻子脸儿全成了黑的了，灰尘粘了人的体液，全成了黑糊糊的无法分辨的东西了，让人恶心的一直呕到半夜。最好的活是在麦桔垛上，或者有一个喘吸的空儿，可以看着别人忙活，而自己在高高的垛上来回地跑来跑去，踩那个垛，以便可以垛得结实一些。我因为手脚快一些，常常被分配去扒麦粒。从脱麦机里下来的麦粒，堆得很快，要用木锨一刻不停地去扒开，扬撒到一边的空地上去。中间休息时，随便哪一个地方，草窝里，树底下，大家躺着卧着，大声的谈论着各家的收成，提留与公粮的交纳，与往年的比较。太阳的热度永远在你生命的最底线发散着，不至于使你中暑晕倒。我插不上嘴，而且也没有精力，全身象散了架似的，不能松懈下来，一松，就完全的失去了战斗力。就象一只打满气的轮胎，一旦撒了气，推起来都是沉重的。匍伏在热乎乎的草窝里，就想睡过去，一直的睡下去，再不愿起来。
一天下来，双臂酸痛着，几乎抬不起来，眼睑上挂着厚厚的灰尘，只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闪着光，还依稀可辨出人的样子。给别人家帮工时，我们几乎全家出动，等轮到我们家里时，常常是人越来越少了，别人家都在忙着扬场了，我们家的还没有脱，人家抽出一个人或者两个小孩子来搬麦个子，所有的活还是主要靠我们自己。我的家人却是毫无怨言的，因为都是至亲的本家，我偶有怨怼，他们反而理解地斥责我，说是应该的，谁不想先干完自己的呢。每天晚上洗衣服洗到十点多，我一边在院子的压水井边大声地唱着自编的歌儿，一边揉搓着衣服。月亮的清辉透过斑驳的树影投在我身上。晾衣绳上的衣服滴滴嗒嗒。我父母已经睡下了，我有时还要硬撑着眼皮躺在床上看一会儿小说。这可能也是我年少时最感到快乐的一点记忆了。
脱完了麦子再去学校，却无法安心地坐下来。为了父母的期待，也为了十年寒窗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虽自知升学无望，却又不能不坐在教室里，想到父母家人要一家家的帮工，要扬场，晚上还要在场院里看守，蚊虫的叮咬与蛙鸣的喧吵，一夜夜无眠的躁热，心里的焦躁与迷茫可想而知。那一个七月，黑云压顶，盘旋在我的生命里，我无法逃掉，只能坐以待毙。
父亲总要在大忙之后去城里看一场病，一直无法确知是什么病症，或者那时，我实在粗心，而且也不敢相问，怕自己的脆弱无力承担，逃避着一切的责任与烦忧。就象逃避着落榜一样，不去看，不去想，闭着眼睛走路。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下来，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无法治愈的境地，我也才终于无法逃避地知道了父亲的病——肾小球肾炎，而后又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了尿毒症。想来这一切，与父亲的不能胜任的劳作也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我，父亲，还有我的亲人，却谁都无法逃避这一种劳作的命运。
阳光火一样烫，怎么会有那么难熬的天气呢。喘气都困难，呼出来与吸进去的热气都能把自己燃烧。就象炼丹的道士一样，只想求得一世的永恒。
每一年下来，整个的人就象蜕了一层皮一样，从肉体到精神都无助疲惫又充实到了极点。那种充实是一种物质的充实，而疲惫却是来自身心的。直到颗粒归仓，直到秋季的作物种到了田里，新一轮的希望开始在田地里生长，心里才会有一种如释众负的轻松。虽然这轻松是短暂的，然而也是快乐的。因为紧接着，冬眠一样的轻松的日子就来了。
回望麦地，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那种层碱重结的日子。我的伤痛来自于那二十亩无望的麦田，也来自于我老弱病残的家庭里那一种挣扎的疼痛。我的伯母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汗水溻透衫衣无数遍，一层层的汗碱结垢在背上。我站在她的身后，不能思想地心里疼痛着。
是谁呢，推着我们一步步茫然地茫然地往前走着。是命运的力量，推着我们一步步茫然地走着，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改变这一切。
四姐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中专生，而哥哥则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的离开土地，应该归功于大爷。自小叛逆，天不怕地不怕，谁也管不了，大爷劝我父亲，不如上委培吧，好歹找个工作嫁人算了。人算总不如天算。哪里会想到我刚出门去上学，父亲就走了呢，我从此就再也没有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锐气了，拖着一个沉重的家，每一步都要瞻前顾后想了再想。
在远离了故乡的城市里挣扎，为了生存，为了心里的那一点点梦想，慢慢地远离了我的那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但是在梦里，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仍然还是会回到过去，回到我曾经埋葬了二十年青春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伤，我的痛，也有着我浓郁的无法忘怀的亲情。而今，我的父亲已长眠在了那片曾经耕耘的土地里，我再无法回到从前的那种伤痛着的快乐里面了。但是我仍然会不时地想到回去。那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肤的疼痛，也有着难忘的古朴。
回望麦地，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小身影，正匍匐在苍茫的金黄色的麦地里，挥舞着镰刀一点点向前移动着。那一季金黄的波浪，正在炙热的南风的吹佛下，汹涌澎湃地翻滚着。
一晃十几年不再种地了。如今种地是省事多了。什么都是机械化的，没有机械还可以出钱雇人去干呢。而今种麦子的也少，除了大蒜就是元葱与棉花，地少了，打工的多了，剩余劳动力一抓一大把，谁还会搁着钱累死人呢。
2008.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