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回故乡。那是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守旧，慵懒、固步自封。几经奔波，我挤进了市里某区的文联，做了区报的小编辑。浑浑噩噩中，几年就晃过去了，忽然从某日开始，一股股浪潮不知从哪里袭来，搅得我们晕头转向、心神不宁；停薪留职！下海！掘金……这些时髦的词，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蠢蠢欲动。一批批弄潮儿，相携着向那更南边蜂拥而去。就胆量和被洗脑的程度来说，面对肆意泛滥的物欲，我执拗地站在一旁，远远观望；而面对世纪末汹涌的商业大潮，我的同事们，一帮小地方的微不足道却又自得意满的码字者五味杂陈，无所适从。
精神渐远，物欲肆虐，人们一猛子扎进去，由不得谁了……
我的第一桶金里面充满了机变……这是我们区文联的秦兵，衣锦还乡时给我们大讲特讲的传奇。两年前，他停薪留职，去了深圳。这次回来，就是要跟过去做个了断：离职。他说，我赚的钱，几辈子也花不完。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他是一个罕有的言行一致的人，这次也不例外。他不仅海侃创业的奇迹，而且惠馈我们，出手阔绰得令人咋舌，不仅送给我们每人一条24K金的手链，还请我们到本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海吃了一顿。我们这班穷酸文人，总算体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灯红酒绿（平时我们只在它的外围经过）。而他本人就像一枚金币一样，在我们这群灰头土脸的人中间闪闪发光。酒酣耳热之时，他带着几分醉意，口齿不清地一遍又一遍地说，别窝在这里……没出路的……到外边来吧，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文学早死了，这个空壳子早晚得玩完。你们赶紧自找出路吧……
不久，他走了，连带我们的心也一并牵走了。陆续地，稍有门路的人，各显神通，义无反顾地奔前程去了。留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者，时时唉声叹气，日日忧心如焚，但都下定决心，捱到最后一刻。（我们深刻地了解自身的弱点，即便是抛弃尊严，卖了身体也近不了任何一桶金的身边。）这最后一刻也很快就来到了。一日，于头（区文联的负责人，我们习惯叫他于头）把我们十几号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传达有关区政府的指示。于头念完文件，目光翻越老花镜框，瞅着我们问：“你们听明白了吗？”徐千文（他喜欢写些豆腐干大的文章，美其名日“短平快”。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千文，他不仅并不以为不妥，而且干脆来个顺水推舟，所写文章均署名徐千文，本名倒给遗忘了。）说，“当然听明白了，不都是些场面上的官话，套话。电台广播天天讲，听得我们耳朵都起茧了，好像除了那些词外没别的了。可是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于头急了，“怎么没关系？这里，文化领域要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意思就是，”见我们仍无动于衷，于头颤动着嘴唇说，“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养活自己。”屋子里突然静了下来，一切都凝固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徐千文冷笑道：“老一套，说来说去，我们不正是自己养活自己吗？谁白拿了？”于头急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意思是政府不管我们的工资了，”我们这里岁数最大的赵姨呻吟道：“到我们老了，到我们老了，来这么一句话，上面那些人说得可真轻巧，对我，对我们这批人来说，何以堪？”她剧烈地喘息着，仿佛那呼吸在计着次数。赵姨有严重的哮喘病，据她说是在五·七干校时劳动时累出来的毛病。“那种搏命的劲头，那种苦呀，你们是想象不出来的。”她经常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语气怪怪的，让我们感得很不舒服。说实话，我们对她的五·七干校呀、劳动改造思想呀、各种形式的运动呀，均不感兴趣，那是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隔了整整一个时空。在我们眼里，那只是些话语、名词而已。于头赶忙殷勤地陪着笑，“您老别着急，别着急，对于像您这样的人，上头早已拟定了政策，确保你们安享晚年。”听着花白头发的于头说这些安抚的话，我觉得颇为滑稽，于头与赵姨不过相差七、八岁而已。老的有了保障，那不上不下的徐千字则愤愤不平地嚷道：“太不公平了！我们这批人，什么孬事都赶上了：年青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了城，有了份工作，以为会做到老，现在又来这么一下……我已届中年，精力不济，却让我自谋出路，岂有此理！”于头笑嘻嘻地说，“你也别发牢骚了，算是不错了，坐在家里，每月凭空拿几百块钱的生活费，等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拿退休金了。”徐千字梗着脖子，叫道，“放屁，那几百块钱，让我怎么养家糊口呀？”
“你平日里不是经常有稿费拿吗？”
“那几个钱还不够塞牙缝的。”
于头正了正色，不再理会徐千文的纠缠，提高嗓门说：“鉴于现今的形势，基于大家安身立命的大计着想，我们也要搞招商引资。”大家面面相觑，犯了糊涂。我们自知我们与商与资八杆子打不到一块，说有一点儿联系，便是爬格子，领几个稿费，或是每月几百元工资。于头沉默着，好像故意空出时间，让我们活动活动脑子。可是沮丧的情绪激发不出一丁点儿的火花。倔强的静默。于头清了清嗓子，“今天，你们把你们的办公室清理出来，连同我这间，一并出租。租金呢，用来偶尔办个活动，或是贴补贴补大家。不过，条件是你们必须每月至少要交三篇作品上来。我会搬到后面的那栋新楼里办公，属教育文化卫生部门，很容易找的。”见我们沉默，于头接着说：“你们应该知足了，虽然贴补不了多少，但至少不用像现在一样天天来上班，那样就有时间找别的事做，两头拿钱，何乐而不为呢，你们说对不对呀？”
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是些被时代选择的人，不得不被动接受。本来，我们的编制就怪怪的，聘用人员，不属于事业单位的编制。惟一可抱怨的便是命运那看不见摸不着神秘莫测的东西，它把我们推到改制的浪尖风口，不给我们任何的准备－－－－过去所受教育的种种不仅帮不了我们，反而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完全懵了，困在现时里，既积累不到过去也看不清未来。当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深知我们民族的苦难；我们也认同，当今贫穷落后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硬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不得不改变。可是，可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世界好像变成个人的舞台，纷纭乱舞；曾经的社会中坚分子反而大都成了弱势了？想当初，我考上省外那所著名的大学，轰动了整个工人新村，人们眼里满是倾慕，仿佛我就是那金光大道；我也这么以为，未来清清楚楚就在前方。现在，我非但没有写出一部象样的作品，连生存也成了问题。问题当然出在我身上，问题当然不全出在我身上。大学毕业，我穷于应付前程。（值国家分配临近终结，愈来愈多的大学生分配不到相应的位子）我及家人奔波数月，也只勉强见缝插针式地挤进了这间“小庙”－－－－我们区里文化站的写作协会。因为编制早已超标，后进的人员一律采用聘用制，并且说这是对外的说法，在待遇方面和正式编制没二样。有什么办法呢，至少有了一张办公桌，我也知足了。由于僧多粥少，协会组织的采风呀、深入体验生活呀、研讨会呀、名家讲座呀都没我的份，我只能写些应景就时的文章发表在区报上。曾经深恶痛绝之一的吹嘘，成了文章的唯一风格。我暗自安慰自己，那不是我真正的水平，那不是想要写的东西，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如今，连那点点的搬弄文字的机会也失去了。何以为存……我方寸大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投入黑暗的怀抱，唯有此，悬浮的心才稍稍可以落实了。在黑暗中，我思啊，想啊，除了一无所能，我想不出别的结论。我整日整夜不睡觉，脑袋固执地空转着。最后甚至连父母也不想见，我害怕看见他们受伤的眼神，更害怕他们惯常得不经大脑的宽慰。一点点的刺激，我都不愿承受。
日子一天天过去，沮丧竟也一点点消失，我发觉人不可能呆在同一情绪中太久，因为人很会适应，一旦适应，那情绪也就伤害不到自身了。我打起精神，考虑起自己今后到底要做什么。不知从哪里看到过：说是人几乎就是架机器，只要受点训练，什么都会做。我也可以的，问题是我要做什么？不，关键是社会需要我做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只得求助于社会关系，广罗信息。父母很卖力地到处张罗。当然，父母很讶异我的自愈能力，愁苦的脸上绽出一点宽慰。可我却一点也不体谅他们；我现在的状态，他们也要付一点责任。从小到大，他们以慈爱之心牵引我向上。而我有时觉得，那是根无形的绳索，拖拽着我，无暇歇息，无暇旁顾。我好想停下来，好想看看远处那片林子里的鸟语花香。可我稍一走神，父母马上堆着笑脸，和颜悦色地凑近来告诫我：学习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让我有深临其境之感，他们特意带我和妹妹回了趟老家，在那条蜿蜒湍急的河溪里，体验了一回什么叫逆水行舟。而我却望着河溪里往来的小舟呆想：也有很多顺水而行的小船呀，看他们多么悠闲自得啊。为什么学习一定是逆水行舟呢？可不可以顺水行舟呢？我把问题丢给了父母。当时，父亲是厂里的宣传干事，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擅长将问题的解答细致化、复杂化，认为说得越多，就越透彻。在从古到今，从远而近的娓娓道来中，我的注意力在他们老生常谈的言词中滑落了。现在想想，为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同一套言词来解释呢？既不能说不对，又感觉是在敷衍。不过父母的心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将能提供的不多的资源几乎全部用在我和妹妹身上，好像他们是为我们而活着的。这点，我很早就体察到，并且不能做到无动于衷。因此，我自愿套上那条绳索，顺着他们看准的方向努力向上，虽然不时遭遇挫折而处于崩溃的边缘，所幸也安然度过。而在那些危机时刻，我所憎恨的，所攻击的自然全都在那条绳索上。对于我那些不理智、不公正的指责，父母默然不语。事后，我猜想，他们一定很寒心吧。我自己也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不由自主地又套上那条索链……循环往复，真不知尽头在哪儿？我想，大概没有尽头，我可能会不自觉地推陈下去，一代又一代。但也说不定，我会终结这种循环，因为我已意识到了。谁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而如今，父母在我们的折磨中渐渐老去，越来越虚弱，却依然尽力用颤抖的双手、蹒跚的步伐为我们遮风挡雨，开山劈路。而作为女儿的我却依旧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体谅父母的一番苦心。这是怎样的不孝；作为父母，这又怎样地不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