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胡统虞家人包乘的船沿运河行到江都县境内，即将转入长江。这时江南湖广一带清军与南明军、大顺军及大西军余部正进行拉锯战，黄州荆州岳州常德等地还处于战争前线。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朝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南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孙可望战败。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政治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推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
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政治向满汉联合转变。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生日之际，顺治皇帝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因而顺治皇帝能学以致用，到这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湖广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政治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大学士。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顺治帝重新起用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这是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的专衙，洪氏集军、政、刑、财等大权于一身，戎节之重，一时无出其右者。器满易盈，从另一角度看，这是否也意味着洪承畴到湖南绝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背水一战已成定局？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不久，洪承畴到达长沙。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应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
这时长江全线处于高度战备状志，从长江通住常德府武陵县的交通被阻断。胡家人只好在江都县暂时停留。他们舍船上岸，在江都县郊区租了一处院子住下，并将胡统虞灵柩送往附近的一个寺庙暂放。
日子一天天过去，湖广一带的战火并没有停息的迹象。胡家人被迫长期在江都县停留，天天却都有支出，所带盘缠越系来越少，眼看就要断炊了。幸好，高氏的娘家就在扬州城，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底很厚。高氏决定带上儿子献征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好打一下秋风。
好在此地距扬州城并不远，高氏和献征坐小轿只二个时辰就到了高府。献征早就听母亲说过，外祖母家规矩多，需要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因此小献征一路上很高兴，也很听话，只是时不时掀帘住轿外看一下热闹。高家守大门的老仆人见小姐回来了，忙将她们母子迎进大堂，并进里屋向高母通报。其时，高老爷已过世，高府当家的人是高老夫人。家人习惯称高老夫人为高母、高老太君。不久，只见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妇人被管家搀扶着走出来。高氏见是母亲，忙命献征叫外祖母。高母一边答应一边将献征搂入怀中，心肝肉儿地叫者大哭起来。高氏也跟高母抱在一起，哭个不停，好久才被众人劝住。
高母和高氏让献征先后拜见了大舅父大舅母、二舅父二舅母及众表兄弟表姐妹。献征这是第一次到外祖母家，与众亲戚一一以礼相认。众人见献征虽言谈举止不俗，但身体看上去非常虚弱，似有不足之症。就问高氏，献征是不是闹下了什么病症，平常都吃什么药？高氏说，他很小时候就得了一场重病，不知请了多少名医也不见效。后来有个游方的和尚看了这孩子的病症后，给了个海上方。和尚讲，这病是从娘胎里带出的一股毒气所致，只有用他的药方子和着他独配的药引子同时使用，方才有效。说来也奇，献征吃了这药后，病就慢慢好了。只是这药需一年吃四回，不然病就又回来了。现在她们还随身带着这个药方子和几包现成的药引子。
高氏几年时间没有回娘家来。这一次回来，与高母、哥嫂们又说了许多离别后想念的话。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俊候。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边吃饭，互相说话敬菜，很是热闹。饭后，高母将女儿和小外甥安顿在西厢房住下。这西厢房是一个半独立的小院，共有三间房。高母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婆子来照顾高氏母子两个的生活起居。高氏又禀明了当下胡家人的难处。高母说这不难办。第二天清早，高母就派管家送了五百两纹银到胡家人手中，解了胡家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