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这年京察(三年一次)，胡献征以勤慎定为一等，优升为郎中，候缺出任。梁清标认为此多事之秋，自己女婿在本部优升易遭非议，应回避一下。于是胡献征荣升为刑部浙江司郎中，与年遐龄同事，与老熟人汪懋麟也是同事。献征在刑部，撰《读律笺注》、《明清狱辞》，宽不纵、严不苛，深受同事好评。
献征和本部官员遐龄极为投缘，欢若昆弟，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和官场新闻。这天，献征对遐龄说汪懋麟中书来信了，并把一封信拿出来给遐龄看。只见信封上写着：“兄刑部郎中献征亲启，弟在籍中书懋麟拜上”。信中讲：“他自前年请假归里，值遭丁父忧守制已二年有余。去年虽被举博学鸿儒，然守制未满不愿进京。今年守制期满重回京城上班，已转刑部主事。此次是带着夫人、小女儿及二个仆役一同进京。烦请献征一定帮忙物色一处小小宅院，权且安身。”后面自然又加一番感谢的话。
遐龄说：“胡老弟家甚是宽敞，汪中书又只有几个人来。不如汪中书就搬到老弟家暂住一段时曰。”
献征说：“如此甚好，也免得寻访住宅之苦。只是不知他愿不愿意来住。到时，还要请年兄多做工作啊！”
遐龄说：“做工作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啦！”
汪家本是扬州盐商巨室,因遭凊兵屠城,家道中落。汪懋麟在康熙六年高中进士，此后在京任内阁中书，为扬州一大名人。只是汪性格直爽，又爱讥讽时事，故官人多远之。只有献征与遐龄钦佩他的人品才学，视为知己。汪有两女，大女已嫁扬州盐商巨室程文正家。只是小女才五岁，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痛爱无比。此次汪回京任职，就把家眷全带来了。好在汪此次进京的全部家人加起来，也只是一妻一女两仆役共四个人而已。
献征与遐龄在北京郊外迎接这位知己好友回京。然后，献征在家摆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并安排了合适住处。
汪的小女儿叫汪彩玉，非常聪明好学。小小年纪的她已经认的不少字，背的一些诗文。她早就听父亲说过，胡叔叔家有一个“梦玉”而生的宝贝儿子。比她大二岁，成天只知道贪玩，不喜读书。果然在北京这个非常豪华的胡府里，有一个打扮不俗的小少爷。他身穿锦衣华裳，头戴珠顶八宝圆帽，胸佩佛宝玉笏小念珠。只见这位小少爷对众人说，这个妹妹我好像哪里见过，今后可不准回去了。
众人都笑，这可不是天生缘份吗？
献征因与汪主事同在刑部上班，所以上下班是同路。因此他们之间关系更好了。胡汪二人看到他们的两个小孩儿玩的很投缘，素性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从此胡汪两人就以亲家相称了。
不久，汪懋麟因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与修明史，撰述最富。吏才尤通敏。在北京的汪懋麟与汪楫，同里同有诗名，时称“二汪”。汪懋麟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和《清史列传》行于世。
尚书梁清标雍容闲雅，宏奖风流，一时贤士大夫皆游其门。每退直，日抱芸编，黄阁青灯，互相酬唱。搜藏金石文字书画鼎彝之属甲海内，明时睢阳袁枢（袁可立子）家藏《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等精品尽入其藏。领袖词林数十年，岿然为距人长德。教子弟，家法醇谨，虽步履折旋进退，必合规矩。梁清标之诗，枕籍经史，不以一家名，庄而不佻，丽而有则。其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清朝，则飒飒春容之音，为台阁中钜手。尤工倚声，论者比之吴伟业。
大司马梁玉立先生之诗，盖真善折衷而无所偏者。先生累世卿相，早年谢策，为近贵臣，可谓得志通显矣。乃一切无所好，好读书，牙签万轴，手自雠校，时时引我辈布衣为文字之饮，耳热剧谭，纵横千古。然叩其集，辄唯唯，间出一二篇，皆高浑壮丽，如盛唐早朝诸作。叩其全，复唯唯，以为先生拒我欤。已而有知，先生实未始刻其集。嗟乎，即是而先生之人之诗皆可知矣。先生以诗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欤。今秋来都下，始示我蕉林集，盖亦简十之二三而刻之者。梁清标的笫一门生就是汪懋麟。
汪懋麟在京做官期间，与诗人宋荦、田雯、曹禾、丁澎、吉封、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并称“金台十子”。“金台十子”，又称“京师十子”、“辇下十子”、“都门十子”等。不惟在政坛际遇休咎各自、浮浮湛湛，诗歌宗法、风格、成就也因个人的才性、经历所决定而大不相同。
汪懋麟在“金台十子”中乃至康熙诗坛上获大名并为治清诗者耳熟能详。这还是由其身为王渔洋弟子而力主“宋诗”的复杂诗学形态。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置闰”，王渔洋“遂蒙圣恩，擢拜国子监祭酒”。就政坛而言，本年“三藩之乱”已基本平定，清军在四川、湖南节节进逼，吴氏军则苟延残喘，困守一隅；台湾郑经部也为清军所迫，退踞岛上，福建沿海之地尽入版图。就经济状况言，本年人丁已逾千万，田地五百余万顷，国库征银两千余万两，铸钱数逾两亿。在“文治”领域，玄烨精心策划的“博学鸿词科”也已于前一年尘埃落定，虽然还有如傅山等“极少数”坚贞遗民不肯就范，“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也非虚夸，潮流所向已非“节义”、“天爵”一类语汇所能阻挡。那么对于一直呈现无序、溷杂态势的“关乎时势人心”的诗歌界进行大力整肃也即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王渔洋的国子监祭酒之任不能认作是通常的官员去旧履新之常轨，而是一次“因缘际会”式的带有政治企图的“文治”大纛的乘时高扬。他的“神韵”旗帜也不全是诗歌法度之谓，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顺应政治气候、淡化怨愤激烈情思的“时代”要求使然。“神韵”学说与几乎同时树立起的“浙西”词派一样佐证着这一文学史规律：任何风气与思潮之形成无不有历史阶段形态的自觉选择因素在内。
在此三、四年前渔洋于“京邸”，手定了《十子诗略》。其中记载：
丙辰、丁巳间，商丘宋牧仲（今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郃阳王幼华（后官户科给事中）、黄冈叶井叔（后官工部主事）、德州田子纶（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谢千仞（刑部员外郎）、**丁雁水（官湖广按察使）及门人江阴曹颂嘉（后官国子祭酒）、江都汪季甪（刑部主事）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
这一名单只列八人，加上《比部汪蛟门传》中所列“吏部郎中颜君修来”、“礼部郎中曹君升六”正好十人。丙辰、丁巳即康熙十五、六年。此时渔洋尚在户部福建司郎中任上，是自康熙四年（1665）调京师、长期蹭蹬郎署时期之末端。十七年，康熙诏问文臣中能诗者，陈廷敬以渔洋对，乃入翰林院，改侍讲，转侍读，地位渐趋显赫。王渔洋定《十子诗略》为他日后登上“扶轮大雅”的宝座增添了一颗沉重的砝码。如果说康熙十年刻《八家诗选》之际，渔洋还只是众多“能诗者”之一，如今时隔六年，龚鼎孳、宋琬、曹尔堪等皆病故，曹溶、施闰章等尚在“放废”中，宗主位虚，诗界“开国主盟”的位置已非他莫属，一个“定”字标志着他“领袖群伦”的势派也已崭露头角。
关于汪懋麟几段逸事即常挂于学者之口、为津津乐道者久之：
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蛟门）于诗尤自喜，曾大会名士于都城之祝氏园，酒半扬觯，言欲尽祧开元、大历诸家，独尊少陵为鼻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下，以次昭穆，语悉数未可终。昆山徐健庵先生独抗论与争，谓宋诗颓放，无蕴藉，不足学，学之必损风格……辩难喧呶，林鸟皆拍拍惊起，输攻墨守，未审谁雌雄也。
王士禛《居易录》卷五：萧山毛检讨大可生平不喜东坡诗。在京师日，汪季甪举坡绝句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语毛曰：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愤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众为捧腹。
田雯《古欢堂杂著》：客有谓蛟门者曰：“诗学宋人，何也？”答曰：“子几曾见宋人诗，只见得‘云淡风轻’一首耳！”
汪蛟门骋辩好胜、磊落自喜之个性在这几段记述中可说反映得颇为生动。诚然，这是一个名士气、才子气均十足的“风流”人物，然而，在放浪形骸、指点激扬的形态背后，他的心绪中实有某些“冷”的、“悲”的东西往往易被人忽略，而这些东西恰恰正是我们得以顾见其“全人”的一扇关键性窗口。
汪懋麟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四卷，其中诗十六卷，系康熙十七年（1678）自编年选刻。《百尺梧桐阁遗稿》十卷，均为诗歌，系其殁后二十余年由侄汪荃撮残稿编成，所收为康熙十八年（1679）至逝世时作品，体例略同。又据汪荃云，蛟门著作尚有《明史拟稿》二卷、《琉球国纪事》一卷及《四声叶古录》、《通志闲稿》等（《百尺梧桐阁遗稿序》），今已不传。
波澜也并不自今日始。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首次会试落榜时就写有牢愁满腹的《出都咏怀》，其一云：“朝辞长安门，莫问长安道。遥望黄金台，伤心生蔓草。骏骨不复收，好士久已少。慷慨归故山，诗书足相讨。独惜风与尘，一来一回老”，末二句深厚动人，然也只是士子博功名不得的常态表现。可他名登纶阁后积郁也并未见少，反而连聊以**的“慷慨”也消磨了。作于康熙十年（1671）的《与黄继武书》是一篇不大为人留意的文章，对于我们认知蛟门浮游宦途的复杂心境却关系匪轻，请引大略如下：
仆起自田间，由诸生取科第，不过五六年，在寻常之人，亦自谓足矣，不知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见于朝廷，则施于郡邑。二者既已坐失，乃低眉屏气，自逃于清闲旷散之地，以为可以养廉而用拙，岂意重有不然者！……自去年五月，仓皇北走，寄食友朋，忽忽一载，忧愁已深……昨家书来云，大水之后，米贵薪断……仆家有老亲，年八十余矣，妻孥嗷嗷，日营糜粥，穷阴积雨，莫能炊烟。览书欲泪，不可告人。仆固何为？致令不能养父母，蓄妻子，已不得为人，又何论其他？仆素性豪荡，喜酒好客，不耐冷寂，自来京师，百事拂逆，意绪枯槁。男女饮食，人之至情，今一切痛割，举目荒凉，谁为亲溺？每独坐沉思，宵眠不寐，涕不能止，用是日习懒慢，学废名隳，对人欲睡……
如此凄怆的文字倘或见之遗民老辈，已足移人心魂，何况出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新贵”之手？更何况出自“豪情逸致，一往骀宕”的汪蛟门之手？揭橥他的这一侧面，即能明了他何以屡屡发出这样的哀音：
鸿雁东南来，肃肃双飞翼。所慕在稻梁，江湖深莫测。十月被严霜，劬劳竟无食。哀鸣徒嗷嗷，中野少安息。四顾思翱翔，何求不可得。
——《咏怀诗四首》其一
舍人长饥救无策，寸廪一月米一石。大官半岁仓未开，十口嘈嘈急朝夕。糟糠养贤古所叹，今已不及厮养役。日忘斗筲始饱饭，只恐遂作沟中瘠。……
——《贷米》
寻常惊早起，未晓入宫门。趋走心成疾，悲凉泪自吞。连朝方稳睡，襥被觉奇温。始信闲中好，微官不足论。
——《病起四首》其三
看历忽惊三十过，茫茫人事岂堪思。纵为七十今将半，况复飞腾未可知[4]。学道最难心如石，长贫容易鬓先丝。与君共是萧条者，冰雪蓬门我倍之。
——《除夕和升六韵三首》其二
有人或会问，这些文字有多大诚实度？作为士阶层“怀才不遇”母题的泛滥话语，它又有多少认识价值和意义可言？
人本来就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统一体。毋宁说，汪懋麟的“白昼人”一面与“黑夜人”一面都是真诚的，只不过世人常常关注前者而忽略掉至关重要的后者罢了。就汪蛟门而言，他有对皇权感恩戴德、如恐不及的一面，也有与友朋高呼饮醉、不可一世的一面，甚至还有“沉眠周柳”的“十忆十索”之类香奁婉缛的一面，这些都非假象，然而哪一面是他真精神所在？是“心魂相守”之处？单看以上作品中投注的情感力度与深度，不是应该有明确答案么？
而认知这些“俗套”篇章之价值意义则需联系汪氏的身份与所处时世来谈。诚然，他所歌咏的“饥”、“贫”、“辛苦”、“郁懑”在诗史上不但不鲜见，且是带有普遍性的话题。然而，汪蛟门既是以“新贵”身份见证康熙一朝由贫苦变乱走向安定繁荣局面者，又是高举“神韵”大纛、成为盛世诗坛代言人的渔洋山人之入室高足，他的嗟贫叹卑便不仅是在实践上悖离了乃师的诗学精神那么简单，而是以一己的心灵体认给“盛世”的金色上重重地擦了一抹黑漆，这不是使貌似统一的“和平”色系看起来有些班驳而刺眼了么？讲典远谐则的乃师一路青云，康熙四十二年才因“夺嫡”之争中站错了队而罢官，而讲抒情尽兴的弟子则连“微官”亦作不长久，险些陪入性命，这绝非偶然事，而是与性格、认识及其辐射成的诗学祈向均有莫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