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要问，做为国家教师，曾老师怎会有那么多小孩，不是违反计生政策吗？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这里做一些背景方面的交待。
曾右星老师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回到娄新，被安排在区里的一所中学任教，与在乡下一小学当教师的周芳兰成亲，生下一子一女，却都是聋哑人。因学校离家远，又没有亲人帮忙，只得请了一个保姆来带小孩。带了一两年，保姆嫌工资低不干了，周芳兰边工作边带小孩，日子过得很难。
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生活清苦。教师除了要教学，还经常开会、学文件、写标语、搞政治运动、办文化夜校，工作很辛苦，工资待遇也很差，芬兰每月十几元工资，还不够两个小孩的保育费和生活费，自己每月都是负数，还要靠丈夫拿钱来“赎身”。因粮食不够吃，孩子经常饿得发慌，在地上打滚。
有一次晚上学区要开会，芳兰刚安顿一下家务，急慌慌要出门时，一对哑巴子女见母亲要外出，哭着追来，过一条水沟时跨不过去，双双掉下沟里，全身透湿，芳兰只得回身给他俩换衣服。天已经黑了，同伴们走了，芳兰因担心迟到挨批评，便一个人抄小路往学区赶。因为走得急，忘记带手电，黑灯瞎火的，辨不清方向。正焦急时，看到前面一点亮光，于是朝亮光走去。亮光看上去很近，走起来却很远。田梗路又窄又滑，借着微弱的星光，只能看到道路的一点轮廓。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滑，身体倾斜，向左侧陡坡滑去。芳兰的双手本能地向两边乱抓，幸而左手抓到了一根树枝，右手抠到了一块突起的石头，身体才止住下滑。但芳兰明显感到脚下已经悬空，泥土、碎石纷纷下落，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芳兰爬在那里好一阵，惊魂甫定时，转头向下一看，才发觉下面是黑古隆冬、深不见底的悬崖。芳兰的心脏呯呯跳着，但头脑还算清醒，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害怕。她稳住心情，屏住呼吸，身体紧贴崖壁，用着地的膝盖和抓住物体的双手同时用力，一点一点向上挪动，终于脱离险境站在了田梗之上。芳兰不敢停留，但双腿打颤、发软，根本不能迈步，只得四肢匍匐，向前爬行……等到赶到学区，她的心还在呯呯地跳着，她此刻害怕的，除了掉悬崖，还有挨批评。她设想着各种批评的方式：挨训斥、写检讨、扣工资……可当她推开会议室的门，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到会的人无所事事，抽烟、聊天、打瞌睡。半小时过去，领导才过来，先是开会，学文件，之后布置任务，芳兰的任务是写标语口号二十张。芳兰迅速裁纸、研墨，写好二十张交给领导，绕大路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两个孩子和衣睡在地板上，头发乱蓬蓬的，满脸鼻涕、眼屎，像两只野猫。看着可怜兮兮的孩子，芳兰眼泪扑漱漱掉下来，从那天起，她决意辞职回家带小孩、种田，不再干那入不敷出的连命都难保的工作。
周芳兰就是在那时辞职回了家，成了农村妇女，其家庭也就成了“半边户”。按国家政策，“半边户”的子女随母亲，周芳兰的户口迁回了农村，子女的户口也跟着回了农村。那时候城乡差别不大，甚至于当干部还不如当农民，好多干部都是那个时候回乡的。
在那个时代，农村人生育不受任何限制，且生育力特强，一般的夫妇都有数个子女，最多的有十几个。
双龙村有一个叫李传贵的，1912年生人，1929年结婚，娶妻王氏，在二十几年时间里夫妻连生十六胎，所生十子六女全部存活，并长大成人，大家都以为神。而另有一对夫妻则先后生了十二胎，却没有一个子女成活，最后只得过继了一个侄子为后。那时候乡下卫生和经济条件差，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接生，主要问题是对脐带处理不好，留下了隐患。有的人随手用剪刀一剪，或者用菜刀割断脐带，没有采取任何消毒措施，结果导致破伤风和败血症。而王氏则掌握了消毒技术，能科学地处理脐带，故成功率很高。可李传贵吹牛时则说，生娃太容易了，只要把短裤一抹，往床头一丢，就有了，跟掰玉米差不多。
因小孩太多，房间又小，到处都是人，坐的，躺的，爬的，一脚下去，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每次有人来家，传贵和王氏就会叫喊：“当心脚下，别踩了娃们！”
传贵的子孙汇聚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村落，到83年包产到户时已有二百多人，可见生命力之强。但传贵本人却在68岁时病故了，倒是其妻王氏得以寿终，活到93岁，死时五代同堂，送葬者数百人。
家旺的爷爷叫传喜，与传贵是堂兄弟，但传喜这一支发得较慢，因而后人的辈分普遍较高。家旺的母亲也生过十胎，但成活的只有七个子女。家旺排行第五。
在那时候的农村，多子多福的思想盛行，谁的子孙发达，谁就是旺族，叫做人多力量大，有人就有世界。周芳兰回农村，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多生了后面几胎，有了五个子女，而且后三个都是健康聪明的。这给了她很大的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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