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不准有奴隶，所以用的长工之名，干十年……这话倒是真的，十年之后也学会了泗上的语言，一人授予百亩荒地，给一套铁器，外加一支火枪。至于能不能活到十年，那就是未知数了。
宋国、楚国、越国、齐国逃亡来的农奴，不在此列，因为墨家在泗上的控制力和组织力，足以把他们组织起来。
而南海，天高皇帝远，又真的缺乏劳动力开拓，况且用的“节用”、“长工”的道义，这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泗上又得了淮北、东海，到处缺人，土地广袤，工商发达，种植业工商业都有利可图，前一阵的制法大会上，长工贸易被众人一致通过，允许在泗上开展。
消息刚传来，南海地区搞贸易的那些人立刻运回来四千多，大赚了一笔：主要是泗上工商业发展之后，南方贸易出货容易，回来的时候却没什么可携带的。
糖、鹿皮之类的也就堪堪可以，除了为了减税必须携带的稻米之外，“长工”也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之一，可能仅次于黄金白银和铜。
墨家在那边的官方力量，只有沿海、沿珠江口的几座城邑，走的是泗上模式，搞强制同化。
可干部不足，泗上模式很难展开，这种变种变形的开拓手段主要是以私人力量为主。
好在墨家算了一笔账，那边也没有太大的邦国，就算开战，军费那边搞贸易的人也出得起，甚至可能不需要动用正规军，而是用那些退役出去发财的“泗上技击士”就够了。
武器和组织力代差之下，中原诸国早就吊打那些原始邦国，更况于带着火强大炮和阵型纪律的“泗上技击士”退役老兵。
西门彘对于南海的事听闻过一些，对于“长工”这个称呼，不免蹙眉。
四千多长工运来泗上，不到三天销售一空，煤铁矿那边直接出面买走了两千。
苏北淮北地区的“荒地经营法令”的出炉；棉、靛草、油料、桑、丝等价格的上升；畜力梳棉机、水力榨油作坊、分工制煮蚕茧作坊等新技术的出现，促使许多诸侯国的资本被商人携带来到了泗上，纷纷表示：你敢运一万个，我就敢买一万个。
并且当场给了足够的定金。
泗上已经分配的土地大部分不准买卖；诸侯国最好的地在贵族手里不能买；泗上的政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比较而言却是相对于其余诸侯国对工商业最有利的，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跑到泗上，受制于劳动力一直有个限制，而现在“长工法令”的出台，对那些新兴的工商业阶层来说简直就是曙光。
泗上需要大量的直辖人口作为兵员和官营作坊的工人，抢宋、齐、楚、越逃亡来的人，工商业者哪里抢得过泗上墨家这个最大的资本集团，只好退而求其次。
本地允许土地兼并，兵员减少，社会不稳定。
本地不允许土地兼并，人力成本提升，资本没有劳动力无法增值。
泗上之外，土地买卖兼并还是大部分不被允许的情况，包括后世历史线上的秦国，那也是授田而不是允许兼并的私田。
长工法令的出台，也算是为更多的资本涌入泗上开放淮北创造了一个契机。
西门彘早在邺城的时候，自我感觉是个多余的人，是蠹虫，一腔狂热。被西门豹痛骂一顿后，也算是能够看清楚现实了。
泗上的利益分析学说是平日课堂的必修课，也是考入庠序的考题类别之一，他自然是学过。
对于那些在南海发财的暴发户，他心里多少还有点“贵族出身”的优越感上的瞧不上。
而且对于长工法令隐隐感觉好像有点不对。
其实他来到泗上之后，对于墨家的了解日益加深，很多地方扭转了他在邺地对于墨家的想象。
父亲说的那些话，如今听来，倒是琢磨出了几分滋味。
他本以为，墨家都是一群“自苦以极、以利天下、人人求圣”的圣人之徒，那泗上的民风应该相当的保守，不想来到泗上之后才发现……相对于别处，泗上的风气简直是开放到了极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十年的发展、超额利润的垄断、新技术的发源地、教育体系全面铺开等特性，再加上墨家最重要的“义即利也”的道义，泗上根本不可能保守。
比如这剧院刚刚演出的、刚才那几个明显是人口贩子嘴里的“踮屣”舞，简直就是“腐朽”。
屣，谓小履无跟者也；踮，谓轻蹑之也。
这种赵地的舞蹈，穿着无跟舞鞋，伸展身体，用脚尖点地，高速旋转，而且市井文化之下，穿的又……少，一旦演出，人满为患。
踮屣不是芭蕾，但是芭蕾的近亲。都是穿着无跟的舞鞋，依靠脚尖点地。
很多邯郸女子专门跑到泗上来演出，不乏大家，至于到底算是艺术还是低俗，那就是人各有见。
不止如此，西门彘曾以为墨者一个个都是穿着草鞋短褐，行义天下……结果到了泗上发现，泗上的确有很多穿短褐草鞋的，穿短褐草鞋的不是穿不起，而只是墨家的一个派系：号称不能让天下人都穿上棉布衣衫和棉布鞋，自己绝不先穿。
这派系的人挺多的，但是并不影响这个他们听听音乐、看看演出。
而除了这个派系的人之外，别的墨者虽然谈不上侈靡，但是就整体生活水平而言，当真是比别处的农夫高出了数倍。
墨家的道义里，鼓励众人发财，只不过限定一个条件：认为封建贵族那种食利地租贵族是蠹虫，但是经商、做工等，大力支持，鼓吹“劳动致富”。
墨子在的时候，就说：合于天志则天帝庇佑，必使之富。
于是富裕，就扭曲成为“执行天帝让人过得更好的意志”的体现。
在“剩余价值”理论出台之前，在打倒贵族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在维系“平等”这个虚幻概念之时，在“财富源于劳动”的理念下，很容易扭曲成这样：天帝肯定是希望人们越过越好，那不富怎么能算是合于天志呢？
所以财富就可以“不择手段”，惟害无罪，法不禁止即许可嘛，我往南海夷狄聚落卖枪、我买卖夷狄人口、我们商会煽动部落城邦内战、我们商会诱骗加强制当地人去金矿劳作……但我致富了，而且法律没说不准，所以我的行为合于天志，天帝庇护。
说到底，墨家不是农家，不代表小农阶层的利益，反对贵族，却不反对土地联在一起使用：土地集中使用是好的，只在于所有权归谁。
墨家也不代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分工制的大作坊、冒着浓烟的各种大作坊，都是墨家手里的，利益集团早已形成，怎么可能因为影响力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就割自己的肉？
拥有最多作坊制原始工厂的墨家，谁当巨子都得为自己的利益代言，难不成还能为了“工厂损害家庭手工业这利益、粮价低伤害小农阶级利益”于是决定不与民争利，炸了所有的作坊、通过禁止粮食进口保护粮价法案？
如今的墨家，早已不是当年墨子时代的墨家了。
自从适进入墨家、主管宣义部之后，其实代表的就是当时没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开始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此时，正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诸夏前进的方向。
墨子去世后，理论水平和威望适都最高，修正起来简直得心应手。
墨家要求平等，又对民众多加关怀，因为“利天下”这三个字，注定了墨家得讲墨家的“仁义”，虽然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却不可能无底线地站在他们哪一边，出于道义又必须注重底层的利益。
本质上商业资本往泗上跑，不是因为泗上好，只是因为泗上相对于别处对大工商业者不那么差。
最起码，泗上讲天帝之下人人平等，讲惟害无罪，讲法的主体是人，讲权力和义务的统一，新兴资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旧贵族，而旧贵族又往往可以利用小农阶层反对新兴资产阶级，泗上算是唯一一个能够护的他们周全的地方。
市民阶层对平等的热忱、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利天下”的狂热、如同圣徒一样揣着利天下之心的自苦以极派墨者、新兴工商业资本要求九州统一市场的要求、一群系统学习了阶段性乐土的墨家高层、刚刚分到土地日子相对二十年前和逃亡前如同天上的农夫……这就是泗上扩张的力量。
有热忱的、有信仰的、有狂热的、有求利的、有不得不服役的、有把工作当成混饭吃的……这就是此时墨家的泗上。
这一次制法大会关于“限购外地粮食”的法令争论，工商业者其实已经有能力和农夫代表抗衡，虽然仍旧不足，需要墨家宣传帮一把最终强制通过，但是投票比例刨除掉必须执行中央决议的墨者，实际上已经可以旗鼓相当。
谷贱伤农，泗上虽不至伤，但农夫的利益肯定受损：宋国等地，一些贵族驱赶封地农夫，留下一部分人口经营，大量的粮食销售到泗上这个无底洞，粮价日贱，泗上农夫的利益不受损就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