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我醒了过来，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关上身后的门，生怕打扰到别人。我冲了杯咖啡，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改变我的航班，本来没几个小时就要起飞了。很难相信我之前如此坚信爸爸在我离开的这几天会很好。过去的十八个小时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停下来提醒自己这不是在做梦。这会儿我在这里，手中握着电话，希望航空公司能理解我的丧亲之痛。我想把机票推迟一天，圣诞前夕飞回去。客户服务部终于有人接了我的电话，我解释了自己的情况。“我爸爸五个小时前去世了，”我说，“我今天要安排他的丧礼。”她告诉我为我失去亲人感到难过，但是不能无条件地给我更换机票。圣诞节前夕的票价是900美元，因为这时候票比较紧张。我感觉无望了。
这时候她说：“你刚说要去哪里？”
“底特律。”我回答。
“那你运气不错，”她说，“底特律机场已经宣布了地面积雪的紧急情况，所以今天去不了那里了。我给你换张明天的等价机票吧，不收额外费用。”
我心跳加速了，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想念珍妮和孩子们，多想回家陪他们。我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色下雪花纷飞。我无意识地笑了笑。从来不相信奇迹，从来不相信父母曾经讲给我们的那些神奇故事，但是现在我忍不住相信是爸爸一手安排了现在的情况。可能我的想法有点可笑，爸爸进入天堂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操纵这场暴风雪，这样他的儿子约翰就能不用花钱就改变航班，并和家人过圣诞。我那以节俭出名的父亲可不想看见一张好好的机票被浪费掉。
妈妈睡醒后，说：“你爸爸走了吗？” “是的，妈妈，”我说，伸出双臂抱住她，“大概今天凌晨1点15分的时候。” “哦。”她应道。
吃完早饭，玛丽乔和我从爸爸的壁橱里找出一套灰色西装、一件淡蓝色衬衣和一条条纹领带。我从给爸爸的盒子里，拿出见证他在通用工作四十年的带钻徽章，把它别在外套翻领上。玛丽乔找到了爷爷的念珠，我们觉得让爸爸带走比较合适。然后我们跟迈克尔开车去了殡仪馆，选了一个适合爸爸个性的棺木（外表朴实，内里坚硬的木质）为丧礼做准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守着妈妈，翻看以前的老照片，为了给爸爸丧礼展示用。那些照片让我们感到抚慰，妈妈也喜欢看她和爸爸一起走过来留下的片刻记录。我本来害怕妈妈会因为想起往事更加伤心，但是她的双眼有了光彩，并开始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哦，那是艾琳·奥布莱恩。我跟你们讲过我们掉进河里的那次吗？”她讲过，而且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兴趣地听着，仿佛这是第一次听到。然后我们又看了我们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的照片，取笑着那古怪的发型和那让人不敢恭维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尚服饰。
我们精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从爸爸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到他长成大男孩，进入大学、参军、毕业、结婚、生子，直到退休。最后一张照片是去年夏天爸爸领着伊丽莎白走过圣母庇护所的走廊。我们惊叹他在通用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时的照片是那么帅气，那时他前途似锦。我们也惊叹于妈妈二十几岁时是那么漂亮，光亮的秀发从双肩垂下，还有一束隐约遮住了眼睛。我们整理这些照片时，感知到了时光的流逝，我们父母的篇章将要结束，成为我们永远尘封的记忆。
爸爸说过想让我跟家人过圣诞节，所以第二天我就飞回宾夕法尼亚，赶上了圣诞前夕的晚餐。他说的对，这里才是我的归属地，回到家我感觉很舒服。圣诞节的第二天，阳光刚透过白松照射到屋里，我和珍妮就带好孩子、狗和我们的好衣服上车了，踏上了我和蒂姆大概两周前同样走过的十个小时的路程。
六位神父和一名主教同时主持了爸爸的丧礼弥撒，由温神父布道，用圣洁的措辞描绘爸爸的人品。如果爸爸听到了，一定会感到困窘。妈妈坚强地坐在第一排，只哭了一次。蒂姆读了《圣经》上的两篇文章，玛丽乔宣告了她的一系列的意愿，迈克尔简单介绍了爸爸的一生。轮到我了，我站在圣坛上开始朗诵我在医院时写的悼词。朗诵的时候，我抬头看见了小时候那些熟悉的面孔。老邻居、老同学还有一些早已忘记的老熟人。石头在，布袋也在，汤米的妈妈卡伦太太也来了。两个月前她也失去了丈夫。后来，她告诉我，汤米从亚利桑那州向我们送来问候。
丧礼上还有一群人我不认识。一群男人，他们大多跟我年龄相仿，是我爸爸发起的男子祷告小组的成员。每月一次他们都要聚在一起祷告和讨论。他们三十人身穿深色西装来到爸爸的丧礼做护柩者，显然爸爸对他们很重要。他们排成两排，护送爸爸的棺木，从中间的走廊向圣坛慢慢移动。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到难过，因为从他们那里我看到爸爸想要的儿子是什么样的——能够支持他，并和他一起分享信仰的人。他们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经过，跟我握手并告诉我他们有多么敬仰我的父亲，我父亲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精神鼓励。我忍不住感觉自己是个失败的儿子。父亲跟他们在一起的亲密，是跟我在一起时所没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是绝对的安全感，不需要被审查、消毒或者敷衍。他可以不用担心被儿子拒绝，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很长时间了，他不再跟我谈起他的那部分生活与信仰，我也很高兴他能那样做。但是现在觉得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宗教拥有一股巨大的凝聚力和治愈力，它本应把我们一家人连接在一起，但是这个信仰却成了使我们关系紧张的最大的痛。当再看那些与爸爸共享信仰的人时，我不由得想到这就是爸爸想要的儿子。而他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最终放弃了我。
丧礼结束，我们吃了妇女祭坛协会准备的午餐，开车到安阿伯放置爸爸的棺木，就埋在爸爸那夭折的女儿坟墓旁边。回家后蒂姆和我决定用吹雪机清理积雪。其实爸爸去世那天早上，我们的邻居，莱斯·库诺弗不请自到帮我们把房前的车道清理出来，这是无数令我们全家感动的善举之一，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慰藉我们。但是雪还是下个不停。而且爸爸在医院时就催促我们查看吹雪机，确保它可以在冬天使用。
在车库，我们检查了吹雪机的油箱，然后把汽油装满，又捣鼓了下气门。现在开始迈克尔要接过爸爸扫雪的衣钵，但是他可能是世上最不懂机械的人，蒂姆和我都清楚我们必须教他怎么用吹雪机。然而要启动时，我们傻眼了。在某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电打火按钮，但就是找不着。我们找了又找，急得直挠头。
“等等，”我脱口而出，“我们去问问……”我发觉不对劲，顿了下来。我们面面相觑，呼出来的气凝固在寒冷的空气中。
“爸爸，”蒂姆接着我的话说，“我的第一反应也是那个，问爸爸。”
“他真的走了，”我说，“我们得慢慢适应。”
蒂姆和我独立生活了很多年，但我们内心知道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爸爸总是适时出现。无论是房贷、事业、杂工琐事、生活指导还是如果我们失败后能去的地方。但是这些事再也不能问爸爸了，爸爸给我们提供的避风港被永远地封锁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来，接着找，”蒂姆说，“我们一定可以搞定。”最终我们确实找到了，那个按钮在汽化器下面一处隐蔽的地方。于是吹雪机咆哮着又开始了新季度的工作。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的白雪在春天的号角前投降了。这个春天，院子里的花草长得格外茂盛，连翘、樱花、杜鹃花还有紫荆争相怒放。我们家后院里的母鸡孵了一窝小鸡，森林里跑出来的野兔子在夜晚带着她的兔宝宝们闯进我们的菜园。加拿大黑雁排成“V”字形又飞回了北方。我知道它就会这样，生活还得继续。
我爸爸去世后三天，当我们正准备埋葬他时，一场难以想象的悲剧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苏门答腊海啸掀起的巨大海浪快速地横扫过印度洋，夺去了大约十五万个鲜活的生命，致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然而，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几乎没注意到。我们沉浸在自己失去亲人的悲恸之中，甚至没有注意到有那么多的生命遇难。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才反思这场灾难和我自己的遭遇。每天、每分钟都会有人死去；有的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跟很多人一起失去生命；有的过程很恐怖；有的年纪轻轻就去世。我爸爸度过了美好、健康的一生。直到他去世的前几个月，他一直都是精神矍铄、身体强壮，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头脑依然清醒。生命弥留之际，儿女们陪在他身边，他依旧是那么文雅而平和。他抓紧时间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并让我们相信这只是他旅程的第一步而已，永久的天堂才是他的目的地。这样结束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