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说：“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比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全国县市的‘百强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联营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的经济路子，是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