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近四十万字的初稿，写得很粗糙，李先生看了有两个月。对这个稿子提了许多意见，大到观点材料，小至文字标点。他还建议书中应对朱元璋这个典型的游民进行分析，于是我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朱元璋一章（近五万字），就这位游民奋斗的成功者的经历考察古代游民领导的或以游民为中坚的群众暴力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此书完成后李先生赐序，对我所作的那点工作谬加夸奖，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为拙著光宠，受之有愧。这篇序言写得很精彩，首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后有多家杂志转载。有的朋友慕先生之名，向我索书时，都要提到这篇序。我往往这样回答：李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你们读了李先生的文章再读我的书是会失望的。可是“游民”“游民文化”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却借着李先生的鸿文远播海内外，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与思考。拙著出版至今已有四年，尚时有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来电或来信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对研究工作者的最大的报偿。拙著能够为社会所关注，是不能不感激先生的。现在我正进行着游民文化问题的第二期研究，一些想法也与先生讨论过，但全书尚未成文，先生遽尔仙去，问道无由，言念及此，痛莫大焉！
李先生对我这个后辈学者平等的态度使我与他接近起来，但如果没有急事和朋友相托我也很少去李先生家和给他打电话，只是常托李伊白向他致意问候。我想老先生年近八旬，自前几年中风痊愈后，不良于行；每天要读书、研究问题、写文章，而且常常有客拜访，我不忍多打扰他。然而老先生也常有读书、写作意兴阑珊的时候，需要找人聊一聊，便常给我打电话，使我成为他闲聊的伴侣。
我也常帮他找寻和翻检一些资料，所以电话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李先生在电话那一端用极洪亮的嗓音说：“王——学——泰——我——问——你……”这仿佛是临济宗义玄禅师的当头棒喝或文革当中的提讯，不了解的人会吓一跳的。然而我恬不以为怪，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了，不要说已经成为了“自由身”的现在，即使当右派、被专政时也没有改掉。有一次沈昌文先生对我说，六十年代“反修”论战时，沈负责编印出版一些“反修”参考资料，找了一些懂外语的右派翻译外国的评论，分俄文英文两大类。李慎之先生属于英文类的。这些人本来都在沈的领导下，要听沈公的调遣的，而他老先生颐指气使，常常凌驾于沈公之上。沈对我说到此时，摇摇头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沈公贵为“经理”，且长我十余岁，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初见李先生，听他讲话，确实是气势夺人，不知者或生望风披靡之感；有时也表现为拙于应付人情世故，使一些人不理解。其实李先生为人却很随和，没有架子，不论职位高低、年龄长幼、学问大小一律平等对待，毫无高官、师长、学者的架子。在院医务室、电梯上我都见过有些熟人与他开玩笑。有位20出头的小伙子，知道我认识先生，想与先生通话，问我李先生的电话。我问先生可不可以，李先生说，我这里又不是保密机关，想来电话就来呗。后来我还给他引见过一些人，也都待如常人。我感到先生真是世法平等，无分别心。有一次我对他说，学界有人把您和上海的王元化先生视为当今学界思想解放的领袖，有“南王北李”之说。他连忙制止我说：我怎么能和王元化先生相比，他才是饱学之士，有那么多著作，我只是写点小文章、敲敲边鼓而已。其实他不仅熟悉现代西方一些流行的学说和理论，对于传统典籍也很精熟。有一次聊天，我说，《齐物论》有言，“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他马上说，不对，这话出自《孟子》，我一查果然。我劝他出个集子，他不赞成，认为自己首肯的文章也不够一个集子。我的文章都交给《读书》的吴彬了，等我死了由她来编。
我有一些典籍的电子数据库，他有时急需一些词语、命题的出处，便向我查索。即使我一时回答不出，也会说我给您查一查。当然这只是电话的开端，此后便是海阔天空，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从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到日常生活、笑话，无所不谈。有次他问我：“你这个写过《饮食文化史》的人，告诉我一下，如何炒麻豆腐？”我说，您别学这个，这是“老北京”吃的菜，像豆汁一样，做好了，您也吃不了。又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猜毛主席接电话，如何自称。我说自称“润之”吧。他说，不对，我听胡乔木说，有一次他给毛主席打电话，毛主席接了后说：“我是毛主席。”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与有的台湾学者通话，他们常自称我是李教授、刘教授，与内地官员通话也听过我是张县长、赵书记之类的。这样闲谈也就是给老人开开心，一个电话有时持续四五十分钟。
从他让我查的和找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他那一段在思考什么。如九十年代末他曾让我查“天人合一”的出处。实际上，这种意识产生较早（大约是战国期间），但作为一个词出现在南宋末嘉泰年间，一个小官向皇帝上书时用到这个概念，但类似的想法在庄子和董仲舒的作品中是多次出现的。与此同时我还帮他复制了民初的《东方杂志》上所刊载的杜亚泉评论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文章，如谈“一战”“五四”等等。最后一次帮他查材料是在今年三月下旬，他来电问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办杂志用黄帝纪年和杂志封面题写“发大汉之天声”是在黄帝哪一年。
我记得鲁迅曾说过此事，于是查电子版的《鲁迅全集》，不到十分钟便查到两处，他非常高兴，在电话中大笑对我说：“你的电脑就那么灵？”我说：“只要有能索引的电子数据库，谁的电脑也一样。”他让我给他复制的最后一个文章是毛泽东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3月初他给我打电话说，1926年《向导》和1926年的《中国青年》所载的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么与你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引文不一样。我说我是引自1926年的《中国农民》。我又从图书馆借了《中国农民》，发现《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是两文。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引的是前者，但长期以来我以为前者是后者的初稿呢。
写到这里，妻正收拾家中卫生以防“非典”，找出一段形似干树枝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去年秋天女儿与我一起去南京时买的，当地叫“支支嘎”的东西，干树枝上有一粒粒绿豆大小的东西可以吃，可是一不留神有可能扎了嘴。我这个年龄十九、心态也就在十二三的女儿到了南京看什么都新鲜，她买了许多枝这种“支支嘎”，碰到认识的、不管大人小孩一人一支。大人拿到了一笑，放在一边。那时李先生也在南京，拿到这个干树枝不仅很认真地和我女儿讨论怎么吃，而且真的一粒粒地摘着吃，还连连说真好吃，还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个南方人怎么就没有吃过呢？”想起这些，先生的音容神态，犹在目前，转瞬之间，怎么就人天永隔了呢！
王学泰于2003年5月2日
雨横风狂三月暮
——怀念李慎之先生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样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大陆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后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生于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了。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矻矻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著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唯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的式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了燔百家书“以愚黔首”的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