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博取表扬的帝王的排场
一部廿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连找小蜜，都偷偷摸摸的，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这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薄、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进行大规模心连心艺术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的皇帝排场、大方，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隋唐时节，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际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老外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是听到外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文化大革命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得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得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写真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称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板，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情况，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外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捡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两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两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迫害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幅领袖像，这个木匠身处穷乡僻壤，还算幸运，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想要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命名的危机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的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娄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就玩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是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致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这一政策在国内实行起来也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纵然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旱蝗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命名不美（降等），人要反，命名美了，也反，王莽同学，命真是苦。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并脑袋都丢了。虽说王莽酷爱古装戏，一门心思托古改制，惹得所有人都不高兴，但直接导致他只能做半个皇帝的，还是这两个小插曲。在历史上，还有做了半个皇帝的人，也雅好演戏，不是唐明皇、李亚子那种真的登台，而是跟王莽一样，把政事当戏来演，此公名叫洪秀全，做了太平天国十多年的天王。洪天王占了南京，除掉杨秀清之后，就一头扎到自己编的宗教大戏里，怎么也出不来了，怎么看自家都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跟他们家老大耶稣一样，是有天命之人，手下的兵将实在打不过了，自会有天兵天将下凡，替他打天下。直到清兵将南京城四下围得铁桶一般，也坚信不移。城里的人没粮食吃了，他告诉手下，上帝说了，降下了甜露，城里的野草就是甜露，大家尽管吃草好了。手下人说不能吃，洪天王大怒，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食可是食了，洪天王的命也没了。南京城里的野草，不是野菜，只能喂马，人吃了，尤其是一向娇贵的洪天王吃了，肯定受不了。当然，洪天王的甜露，也不是没有根据，《圣经》旧约上“出埃及记”中，上帝就这样赏赐过摩西的部属，可惜，上帝对这个他老人家自封的二公子，不那么好，赏赐硬是没下来。
惯于拿命名来蒙人的人，有时候不留神，也会捅出娄子来，毕竟，画饼画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皇帝与神仙之间的尴尬事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尤其是碰上官方权力之际就更糊涂。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神职人员可以不尿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住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作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他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惟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哪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打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板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喇嘛，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从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彦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他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幻术，就是有点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化，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得好，戏法变得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也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及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立仗马”毁了大唐盛世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的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止不打怵，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无所作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徵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着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但是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不同，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的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相当于今天没有权好弄的高级别的什么“员”之类。这样的高干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最后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的官，说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皇宫里面难养人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的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糟蹋得日新月异，没有文，只剩物了。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有故宫博物院在，没有给改造成涉外宾馆，横竖总可以吹吹牛的。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的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的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就如后来人给伟大领袖作画，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的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的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一样，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分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的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的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寯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不会说话就别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的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建言仅仅是建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笑话，自是难免。
皇帝的衬衣不好洗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做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做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的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的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保密难。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但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用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的西洋景，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门客的精气神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会两下子的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
可是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很多人都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做诗做赋，只当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他的主人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专利。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奖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身价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都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可以跟主子诗酒酬唱的，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太平天国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树树威，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赶不上战争，和平时期，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包办“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夹铺盖卷走人。比如下棋，不能太臭，也不能太高，既要主子赢，还要他赢得不容易，刚刚好。打牌也是如此，几圈下来，既要主子糊，又不能让他看出是门客们故意让的。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都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马屁要拍得好，既要主子舒服，又要神不知鬼不觉。古代官场，直截了当的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讲究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做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十二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流窜做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做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是当年谢安呆过的，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在园子里饮酒做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的好，不成问题，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的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园中的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五百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做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做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四十五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五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做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广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古代读书人的生计问题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的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的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燮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做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需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朝宗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人，而钱谦益已经六十岁了，双方有近四十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四十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妓女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派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份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封杀，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亚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亚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俞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亚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及神灵都命运不济，不仅香火讨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为大乱之际，人逃命不及，科举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不开科则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没用了，自然不会有人理，庙宇用来做马厩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时候一把火，免得对头占了派用场，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乱的时候，最能杀人，破坏力巨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佛寺道观概莫能免，唯独两种庙宇能得以保留，一是关帝庙，一是文昌宫。
关帝庙能保安全可以理解，因为自元末以来，凡是江湖中人，都对关帝感情较好，因为据说人家够朋友讲义气，得罪了关帝，朋友圈里没法混。游民混世界，跟正常社会对着干，靠的就是江湖义气，没义气就什么没的玩了。张献忠这厮，原本也是个走江湖的痞棍，对关帝关老爷有感情，理所当然。可是，文昌帝君，这个读书人的神，跟他老人家何干呢？原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文昌帝君姓张，他张献忠也姓张，他觉得这个神，跟他是一家的。
据说，张献忠入川，经过梓潼，梦见文昌帝君显灵，于是他找来若干文人，让他们草拟祭文，写一个，不满意，写一个不满意，人杀了一堆，还是没有一个合他老人家口味的祭文，没办法，张献忠说：我自己来，我念，你们写。最后念给文昌帝君张亚子的祭文是这样的：“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还有一说，说是最后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的时候，追封文昌帝君张亚子为太祖高皇帝。土棍出身的张献忠，就这样，成了神的后代。这也不稀罕，当年同为无赖子的刘邦，一做皇帝，不也变成了白帝之子嘛。
只不过，传说中姓张的神，绝不止梓潼神张亚子一个，据说灶君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跟张献忠比较对脾气的张飞，也早就被封了神。张献忠要跟神套近乎，跟上面的这三位套一套，看起来都更有道理，干嘛非得跟一个主管读书人命运的文昌帝君论一家子。显然，这里有名堂。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得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的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得大，垮的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嘛。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亚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情色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人妻，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长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搀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