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夜幕笼罩着大地，只有一些村舍里闪出点点灯火。北风呼呼地吹着，天气十分寒冷。
惠农县庙台乡一个村落的一间大房子里坐满了人，连门口都挤着人。这个村的村民正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在听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讲课。年轻人又画图又比划，讲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块简易黑板上写着“实用技术培训”“食用蘑菇栽培的技术难关”等字样。
这个年轻人，就是惠农县科委主任、本文的主人公徐向理。
未见徐向理之前，我已从朋友处得知，他是县里青年干部的佼佼者，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是全国农村科普先进个人，县、市、自治区三级优秀党员，在县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很是个“人物”呢！
不巧，第一次去惠农，徐向理到外县开会去了，我只好先做外围采访。县上的一位领导说，徐向理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踏实肯干，兢兢业业，勤政廉洁，克己奉公，是青年的楷模。科委的小杜、小徐则以敬佩的口吻，用许多事实说明，“徐主任”不仅工作认真，做出了突出成绩，而且有远见卓识，有开拓精神……
然而也有一些议论，说徐向理“窝囊”，尤其是“官当得窝囊”。言语中透出轻蔑。
徐向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少年夙愿
初次见到徐向理，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失望“。
他个头中等，相貌平平；戴着眼镜眼光颇有神采，透过镜片能看出眼睛里的聪慧，可偏又爱不时摘下眼镜，眼睛便眯缝起来，眼神黯然。性格显得内向，好像不善辞令，有点木讷。他略显局促地一再说：“我没啥写的。”外表上丝毫表现不出青年官员那特有的精明强干、风度气质，更不用说青年企业家那鲜明的个性和外露的气势。
他很谦逊，怎么都不谈他的工作成绩，却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过去。
36年前，贺兰山脚下惠农县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小村落里，一户贫困的徐姓人家生了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因在母体孕育时缺少营养，这男孩十分羸弱，哭起来有气无力的，两只小拳头颤抖般的挣扎着。
这个小男孩就是徐向理。
尽管家屋破旧，兄弟姊妹众多，赤膊光脚，穿着哥哥姐姐剩下的破衣烂衫，父母还是疼爱他的，到了年龄，就送小向理上了学。别看小向理平时沉默寡言，显得痴呆呆的，可学习居然十分拔尖，不声不响尽考100分。
“这孩子有心劲儿，蛮聪明的！”叔叔伯伯们夸赞他。
很快，小向理表现出一个偏执的爱好——看书。见书就看，拿起书就放不下。什么书都爱看，甚至见路上有一片有字的纸片也要拾起来看一看。竖行的古书也看。黄昏的暮色里，昏暗的油灯下，他还在不停地看。越看，眼睛离书越近，越看，眼睛越眯缝。
又过了数个春秋，他出落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翩翩少年。他在读中学，仍然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仍然喜欢阅读多种多样的书。人大了，心长出翅膀，这时候，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热望——上大学！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为了能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他认真刻苦地学习。尽管那是个特殊年代，但一种理念，一个延续不绝的思想支配着他，左右着他：只有功课好，才能上大学。
然而，那是个教育体制受到严重破坏的年代，他上大学的梦破灭了。1973年，他高中毕业回到了家里，从理想的天堂跌落到了现实中贫瘠土地上。
当他真正离开了那书声琅琅的校园，与父老乡亲没明没夜、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时，他为家乡的贫困而震惊、而痛苦。家乡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地里庄禾低矮、枯萎，叶子被盐碱烧咬得又焦又红。乡亲们的日子很艰难，不时有揭不开锅的人出去乞讨、要饭。他胸中涌起阵阵苦痛。既然上不了大学，就先在村里好好干。一定要根治盐碱地，让乡亲们过上能吃饱穿暖的日子。
这是一个劳动人民儿子赤诚的心声。
乡亲们看他是棵好苗苗，信任他，回村不久就让他当了出纳兼保管。一年后，他被推选为队长，又任大队民兵营副营长。
他肩上的担子重了，劲头也上来了。大队组建了个专业队，他带着搞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红旗猎猎，青年们个个干得汗流浃背。
沟岸上，排列着一串“泥球”。这是徐向理从挖过沟和没挖过沟、疏沟和密沟不同地面上采集，用手一个个攥出来的“标本”，他要找“地方”化验这些“标本”的盐碱度，以确定怎样有效地治理盐碱。几个德高望重的乡亲过来了，其中有大队党支书。他们细细看着“标本”，一边满意地夸奖：“向理这小伙子行！咱们大队的发展，就看这帮年轻人啦！”
这是1975年初。这一年徐向理刚满20岁。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喜事降临了：他被推荐上清华大学——全国最著名的学府。消息来得太突然，突然到让他不知所措。伙伴们都跑来向他祝贺，他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然而，事到临头，他却犹豫不定。不去，机会难得，也许就这一次机会，失去了，恐怕再难入大学的门；去吧，家乡还很贫困，盐碱地还没得到治理，鱼塘才挖出几个，还未投放鱼苗，忍心就此走吗？他坐在田埂上，心绪难平。
大队党支书走来了。一只有力的手按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了一种信任和力量。“去吧，多学知识，回来派大用场。”他从党支书眼里看到了期望和重托。
就要远离家乡了，他又来到和伙伴们苦战过的沟、渠和鱼塘边。他深情地捧起一捧被盐碱浸泡过的泥土。等几年吧。让我用优秀的成绩，来回报党和家乡人民对我的培养。他心里说。
青春奏鸣曲
1978年，徐向理从清华毕业回到了惠农，被分配到了县水电局。他一参加工作便委以重任，下乡负责改造中低产田，改造盐碱地的工作。
他去的那个村叫上营子，地下水位很高，离地面只有四五十公分。村里的所有土地都是盐碱地，村民家家都是困难户。他负责搞的是自治区试点工程——暗管排水，即在各块地上隔不远打上机井，挖出排水沟，再建立电排站。井打成后，将地下饱含盐碱的水抽到排水沟里，再由电排站将盐碱水排出去，以降低土壤的盐碱量。
条件很艰苦。他住在大队一间又阴又潮的旧房里，吃的是清贫家户的“派饭”。工作任务繁重，整个工程从技术到管理由他一人负责。但他很高兴，为自己能施展所学的知识，为有望解决家乡的盐碱大患而高兴。
他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又是搞设计，又是搞测量，还指导施工，有时连吃饭都耽误了，夜晚也睡不好觉。他要到工地察看夜班工作的情况，定时去井点观察地下水的变化，做水盐动态分析。不长时间，他便消瘦了许多，眼睛熬出了血丝。
就这样，他还不放松学习。他买了许多高深的专业参考书。他要获得更深厚的知识，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了能直接看外文资料，他还加强了英语的深造。
一拿起书本，他的记忆里就会温馨地出现自己清华上学时的一些情景。入学时，他穿着打着几块补丁的衣服，裤角还挂破了一块，招引来那么多异样的目光。他们不知道，这个穿补丁衣服的新同学行李包中的被褥是旧的，另一身替换衣服也是打补丁的。家里太困难，尽管儿子是进京上大学，也实在买不起一套新衣。老娘只好一边流泪一边拆洗旧衣裳。洗时还不敢使劲儿搓，怕搓烂，可在下火车时稍没注意，裤角在车厢门口的边角上挂破了。
他不像有些同学对政治的热情胜于学习。他每天早起晚归，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图书室。他眼睛近视，没钱配眼镜，看书时眼睛贴近书面，同学们善意地开玩笑，说他在“嗅书的墨香”。
他不热心参加同学的一些聚会或自发的社会活动，也极少上街，可学习成绩次次名列前茅，令人佩服。他的脑海里深深印着家乡那白花花的盐碱地。
他的选择是对的。缘于在学校的勤奋好学，他现在能独立担负起这项探索性的工作。
他在上营子村干了一年多，光机井就打了50多眼，成功地搞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治盐碱工程。地下盐碱水大量排出，庄稼很快变绿变壮，粮食显著增产。自治区组织参观团前来参观，连大鼻子的美国专家也被吸引前来考察。
一次，一场暴雨后，黄河水猛涨，激流汹涌，波涛澎湃，河水无情地冲刷着两岸的农田，大块大块的庄稼被侵吞。尤其是园艺乡沿岸，河水已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徐向理焦急万分，毅然请缨，带领上千民工开赴惊涛拍击的黄河岸边，抢建护岸堤。
危险无时不在。涛声像无数的妖魔在呐喊，浪头凶猛地扑来，眼见着一片一片堤岸轰然陷下，被激流吞噬。徐向理站在最前边，站在随时可能塌下的岸边，神色严峻地指挥抢险。民工们将成吨的石头装进铁丝笼，形成一个巨大的群石体，一声号令，推下河岸，与洪水捕斗；又在麦草中层层卷上泥土，用铁丝捆紧，垒在河沿，一步步逼退洪流。经过日夜奋战，他们终于将黄河水治服了。
他还受命搞过渠道防渗等工程。一进入工程，他就吃住在工地，几个月不回家，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在家乡的大地上，在一个又一个艰苦的工程中，他以出色的工作，实现着自己的追求，谱写着青春的奏鸣曲。
点点汗水润乡土
1989年初，在新年的钟声中，徐向理调任县科委主任。
当时的科委才3个人，一间办公室，工作就是评评职称，搞点科普宣传，仅此而已。徐向理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改变科委的形象，发挥科委的重要作用，让人们对科委刮目相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靠大家努力去干，干出点名堂来。”
他要干的第一个“名堂”，就是在全县广袤的土地上，积极推广和应用农业新技术。
徐向理清楚，以农业为主的惠农县，自然条件差，总共17万亩耕地，有11万亩是亩产四五百斤的半低产田，不靠科技没有出路。
这是一个需要慧眼看准的战略性计划。
首先要改变“土老帽”的思想观念，要把农科技术和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徐向理带上科委的几员“干将”，一人一大包宣传材料，骑自行车下乡村。他们晚上印材料，白天追集市搞宣传。每个集市，都有他们的宣传点，都有众多老乡拿着他们散发的科普材料。徐向理更像是入了魔，路上、地头、农户里，见人就讲。他们还大量举办科技培训班，逐乡逐村挨着办。据统计，1988年以来，他们共举办科技培训班和科技推广现场会350多期（次），惠农县仅有7万多人，受训人员就达到2.5万多人次。
然而，对于习惯了二牛抬杠的农民来说，播撒新技术的火种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他们反复讲授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讲授使用优良品种的重要性，描绘出了大丰收的情景，可有些人还是不当回事儿。尤其是一些观念守旧的老年人，摇着头说：“科技那玩意儿不可靠，还是按老套套种田保险。”
辛辛苦苦的口舌似乎白费了，口干舌燥的徐向理不由得苦笑。但他不气馁。他常说：“认准的事就要做到底！”他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性。他知道，农民要“眼见为实”。于是，他和科技人员与农民签订合同，承包了一块土地，又泥一把汗一把地手把手教农民用农业新技术种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承包的小麦套种玉米模式栽培示范田，平均亩产小麦646斤，玉米750斤，超过原亩产量400斤。在事实面前，老乡们服了。
有了好的开端，便趁热打铁。1988年以来，他同农技人员推广和应用了十几项农业新技术，使粮食大幅度增产。
怎样能更深入地搞好科技兴农？徐向理久久深思。他深入基层走访，深入到科技人员中调查研究。
面对他那真诚期待的目光，科技人员向他掏出了心窝子：“徐主任，要想搞好科技兴农，关键是放宽政策，放活对科技人员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发挥所学的专业特长。”
“你说得很好！太谢谢你啦！”徐向理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他的思考成熟了。他很快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惠农县放宽、放活科技人员政策的若干规定》和《惠农县选派科技副乡（镇）长的暂行规定》的方案。县领导很重视，及时研究通过了。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全县70%的农业科技人员走出机关，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科技兴农之火燃遍惠农大地。截至1989年底，农科人员组建了14个承包集团，承包粮作物种植面积达11万亩，承包鱼塘300多亩，两年仅粮食增产345万公斤。
我采访几个农民时，他们不无自豪地说：“徐主任不但是我们的科技带头人，还是我们的‘运输队长’呢！”他们告诉我，徐主任经常组织人、车拉运农用资料，骑着自行车给他们送稀土，还把农药、种子一直送到他们家里。正如一位同志在介绍徐向理时所说：惠农大地的大道小道，印满了他的车辙，千家万户的院屋、田间，留下了他的脚印，流下了他的汗水。
几天前，在惠农街上，我碰到徐向理。他骑着车子又要下乡。他高兴地告诉我，今年试养的桑蚕、蓖麻蚕都已获得成功，以后将可大面积推广。
据专家考察，宁夏最适宜养蚕。现在，徐向理正积极推广这个新项目。他选了几个点试养，今年就可大面积推广。由养蚕，还能带起丝绸工业。
“我已做过测算，全县开辟1万亩桑园养蚕，一年可创汇2000万元！”
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说着，那敦厚朴实、带有“土性”的脸放出光彩，那眯缝的近视眼熠熠闪亮。
为了工业的起飞
惠农县的几家骨干工业企业——工业硅厂、碳化硅厂、硅钙合金厂几座高大的烟囱整天喷云吐雾，骄傲地向人们展示着自身的价值。虽然喷吐的烟雾污染了湛蓝的天空，可惠农人无比激动——他们的工业起飞了！
是起飞了。上述3家企业投产短短的两年多来，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县工业经济的支柱。截至1989年底，“三硅”销售收入达2367.8万元，利润716.4万元，税金192.8万元，占全县同期产值的45.3%。而且，三项新产品填补了自治区工业上的空白，产品质量分别达到国家、部颁和省级标准，其中工业硅产品1988年荣获全国星火成果展铜牌奖，碳化硅荣获1989年度国家级科技星火四等奖和自治区科技星火二等奖。
还有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乡镇的小企业，绚丽多彩，生气蓬勃。
然而，1988年以前，惠农大地还看不到一个高耸的工业烟囱。
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徐向理曾作为宁夏赴浙江挂职学习的干部，在浙江象山县学习一年。南方的经济繁荣使他震惊。象山原是个山区穷县，可几年工夫，变成了年工农业总产值高达7亿多元的富县。他通过多方考察得出结论：其变化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落差太大啦！作为土生土长、有责任感的徐向理分外急迫，他一到科委就大力倡导和推进实施“星火计划”，发展“短、平、快”的乡镇企业。
而此时，县上的几个“星火计划”项目才开始兴建，还没冒出半点“星火”，可资金呀、技术呀、设备呀，工作中拖拉、扯皮，遇到不少困难。徐向理想方设法帮助实施单位解决困难。他找领导，找有关实权单位；今天在这个乡，明天下那个乡；沉在工地抓进度、抓质量。终于，工业硅等3个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投入生产，不少的乡镇企业也很快见到效益，使惠农工业从无到有、欣欣向荣，来了个飞跃。
这一飞跃，将永远载入惠农县发展的史册。
徐向理在任科委主任伊始即提出，利用本地能源优势，吸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降低消耗，注意提高职工素质。他的这些见解深为人们赞许，在“星火计划”的实施中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碳化硅是好产品，价高，销得快，可生产原料石油焦价格昂贵，还难买。能用什么东西代替它呢？厂里的技术人员在探索，徐向理也在苦苦动着心思。本地盛产的著名的太西无烟煤行吗？他们的想法交汇了，经过大量的分析论证，经过不断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这项技术改进，每年可以节约资金100多万元。
一个时期，有件事死死攫住徐向理的心。
县食品厂投资几十万元建成后，由于技术等原因，生产出的糖果都是硬疙瘩，连本厂的职工都不吃一颗。投资砸了进去，厂子严重亏损，徐向理很痛心，他千方百计搜寻信息，访师拜友，想为这个厂找一条生路。
徐向理每去银川，必到自治区科委找资料看。那儿精彩纷呈的科技信息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一天，他正在看一份科技杂志，看着看着，眼前突然耀亮——杂志上一条辣椒合成素技术转让的信息使他激动起来。他如获至宝。之前，他已从别的资料得知，从1991年起，全国禁用对人体有害的化工合成色素，食品、化妆品等一律使用天然色素。而这项技术转让费不高，设备投资也较低，本县又盛产辣椒，有充足的生产源料，还可解决农民卖辣椒难的问题，实在是一举多得！他立刻赶回县里，向领导汇报自己的设想。与食品厂研究后，旋即直奔农行、科委，为立项、开研讨会忙碌。随后，又去与上项目相关的河北保定、霸州进行考察。现在，食品厂转产、上生产辣椒色素的新项目已开始实施。
这期间还有一段感人的小插曲。
徐向理奔走霸州时虽然行程很紧，但他一直惦着给70多岁、卧病在床的老父亲买几盒北京糕点。父母在贫困中屎一把尿一把将他们拉扯大，而自己工作后很少能回去看一看他们，想起来心里很愧疚。父亲辛劳几十年，没去过大地方，买上几斤首都的糕点，可给老人家一点安慰。可他回来后忙于工作，待到一星期后要去探望老父亲时，打开盒一看，糕点都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绿毛。
徐向理深知，有人才，才能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竞争、质量竞争，实际上是技术竞争、人才竞争。因此，他在抓“星火计划”中目光投射得很远，早早盯住了人才开发。1988年，他从高考落榜生中选拔出14名优秀生，送到西安矿业学院培训。1989年又选送了9名。寒门出身的他知道穷学生的难处，千方百计给争取补助费，居然给每人争取到了800元。当他和一名副县长风尘仆仆到学校看望并给学生送款时，学生都深受感动。临别时，学生们将他们送出老远老远，拉着他们的手，含泪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县上对他们的培养。
闪光的人格
以“常人”的眼光看，徐向理确实有些“窝囊”。
从1984年到1987年底，徐向理一直任县水电局副局长。别看他官职不大，但权力不小，每年手头握着几百万元的水利工程费。要说凭手中的权力坐收点“渔利”，那简单极了。可徐向理“死相”得要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居然一点都不“开窍”，死抠住质量不松手。哪个施工队为达到某种目的送来“见面礼”什么的，那就完了，徐向理最反感这类人、这种事。
他避嫌避到了苛刻的地步。
他二哥也是个施工队的头儿。一次，听说他手头有不少施工任务，便兴冲冲地来找他。不料，当他向弟弟提出包几项水利活时，平时显得木讷的弟弟一口拒绝了，再说时，弟弟竟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自己当局长，给亲哥哥包活儿，有些事说不清，影响不好。他很不快，诘问：“有什么影响不好？一个工程该多少算多少，谁干不一样？”可当弟弟的居然硬梆梆地说：“有本事你到别的地方去，我这儿不能给你包。”
生气归生气，碰壁归碰壁，他又来找弟弟。可徐向理还是不吐口。他气愤地甩下一句：“没见你这样当官的！以后，咱们车走车路，马走马路！”拂袖而去。
他这句话还有层意思，徐向理也领会到了。众所周知，现在稍微有点权的人，谁不给自家或亲戚谋点“好处”——转个户口呀、安插个人呀……可徐向理的兄弟姐妹、侄男侄甥那么多，谁也没沾到他半点光。就连他的老父母，现在还住在离县城60里外偏僻乡下的几间又潮又旧的土屋里——那儿是全县最贫穷的地方。
徐向理的大哥当民办教师20多年，近两年因有病，没能参加转公办教师的考试。这种情况只要他出面“疏通”一下，完全可以按特殊情况解决，转成公办教师，起码每月有百多元的固定收入，看病还能报销，可他只字未提。他大哥四个孩子，加上有病，生活十分困难，真可以说雪上添霜，直到有一天县长检查工作才知道了实情。县长感慨良多，回县上后立即建议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困难。县教育部门派人了解后，很受感动，动员人们捐款给予帮助。
在和笔者谈论这些事时，徐向理说：“我们虽然算不上领导干部，但大小有点职衔，群众都盯着呢。这几年有些人以权谋私，严重影响了党的威望、党的形象，我们只有克己奉公，才能消除党在群众中的那些不良影响。一家一户的困难毕竟是小事，党群关系有了间隙，那可是大事啊！”
徐向理，一个多么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采访中，许多人热情称道徐向理的一件件“小事”。这些被称道的“小事”，也正是在另一些人眼光里徐向理干的“窝囊事”。
人家科级干部下乡都很有派头地坐着汽车，徐向理却老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去银川开会或办事，单位有车不坐，非要挤长途汽车，为的是省点开支。
验收鱼塘，农民感念他的帮助，要送几尾鱼，可他竟坚决不收，弄得别人也拿不成。
1988年冬快要过年的一天，天已黑黢黢的了，科委的一个同志看见不远处有个熟悉的人影在垃圾堆上捡煤核，走近一看，是徐主任。这个同志很诧异：一个主任捡煤核！原来，徐向理因忙于工作，煤用完了，遇上突降大雪，雪封了山，车进不去，家里没煤烧了。十几步远就是单位的煤堆。那个同志说：“徐主任，那不是煤吗，你提上几桶就完了。一个大主任，怎么捡开了煤核。”徐向理连忙说：“不行不行！哪能随便提公家的煤！”那个同志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便又说：“主任，你先提上几桶，以后再还回去不就得了？这样吧，你不好意思，我给你提上几桶算了。”“不行不行！”徐向理坚决地挡住了。
这些事，徐向理做得是有些“窝囊”，甚至可以说有些“傻”，可不正从这些“窝囊”和“傻”中，体现出了他闪光的人格吗？
徐向理对自己及家人要求严格，对别人却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好心肠。科委老宋的母亲病重，他着急得很，眼圈也红了，又是找车又是买滋补品，亲自到远在外县的老宋家看望。老马的父亲住院，他赶到银川医院去探望，人去世后，他又几次到家里安慰家属。同事家人有病，他都要买上东西，上门探望。
前些年，单位一职工的儿子结婚，房子紧张，他主动让出自己的半间房，又是搬东西又是砌隔墙，把自己家弄得拥挤不堪，一家三代挤在仅有30多平米的房间里。1986年，县上按规定给他盖了一套新房，他看到别的职工更需要房子，便又一次主动让了出去，自己仍住在原来又小又阴的旧平房里。许多职工由衷地赞叹：“徐局长（时任县水电局副局长）真是难得的好领导！”
（199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