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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贾平凹打官司》出版声援

大约是1994年秋,随着《霓裳》案的真相浮出海面的同时,意识到该案具有典型意义的笔者开始了《贾平凹打官司》一书的写作,以贯串始终的《霓裳》案作主线,《帝京》《鬼城》《废都》“抄袭”诸案作辅线,适当插写有关的平凹活动作为虚线,同时注入我的思考和评论,权作点缀。

当年11月27日子夜,写完《贾平凹打官司》(以下简称《官司》)初稿,或叫草稿更合适。之后细改增删,穿靴戴帽,同时根据案情的进展续写,还加写了有关版权保护方面的内容。

在请律师、文友看过部分稿件后,与五环书店经理黄毅协商封面设计和广告设计;关于开本,黄极想搞16开本,又担心以刊代书被查处,有些优柔寡断。

在安排陕西人民出版社美编徐秦生设计封面和广告后,我与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张养年(不幸于2005年英年早逝)联系,携书稿交他审阅。不久以后,张养年约我会谈,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并以此案未结、尚待发展为由退稿给我,嘱我续写。这其中不排除出版社领导的担心,害怕《官司》的出版引起官司,宁愿不干事也不愿意惹事。

1995年4月7日,悲喜交加的日子,尽管《官司》以暂名《中国版权保护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获得陕西版权2号被重点保护,但发行人急流勇退,半途而废。《官司》的出版发行形势严峻,笔者进退维谷。

4月10日,经陕西省新华书店张竹君介绍,文明书店经理刘光钦前来索要《官司》书稿,给其部分书稿。4月14日,刘光钦退稿。

不久,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到单位一楼的西安图书发行公司找到肖小成(又名秋成)洽谈《官司》的发行,肖很感兴趣,要求看稿,随后分两次交稿给肖,肖看完后予以肯定,同时提出修改意见,并从该书的市场定位、广告创意、装帧设计、发行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原封面和广告被推翻,笔者付设计者徐秦生400元设计费。

因案情进展缓慢,导致《官司》续写一度中断。此后两年间,《霓裳》侵权案又两进两出人民法院:被告不服西安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审理后发回莲湖区人民法院重审;莲湖区法院再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上诉到中院,中院再审。终于在1998年1月1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霓裳》侵权案作出终审判决,贾平凹胜诉,获赔偿金24万元。三年,终于等来了润腊月,从律师处得知消息后,笔者甚感欣慰,续写《官司》的兴趣“春风吹又生”。时值春节前夕,笔者一边搜集整理资料,一边理出头绪构思打腹稿。春节一过,即动手续写。因为只有晚上或节假日时间可以利用,所以续写得较慢,断断续续,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终于完稿。余兴未尽,又从有关报道文章等资料中整理辑录出《贾平凹打官司前后期间纪事》和《贾平凹被侵权的图书目录》,作为全书的附录,提供一个梗概和线索,仅供读者参考。

为确保书稿质量,避免法律纠纷,聘卫全恩和羿克律师为该书的法律顾问,请他们审稿,并根据他们的审稿意见作了删节和修改。同时请部分当事人审稿,根据其意见对《废都》“抄袭”案予以删除,个别人名作了适当的处理,个别书名根据出版者的要求予以适当的处理。

发行策划人秋成对修改后的书稿比较满意,当然最满意的是挖出了有关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版权方面的内容,不甚满意的是将《废都》“抄袭”案全部删除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否则,女诗人范术婉扬言要打官司。

《官司》的出版又提到了议事日程。西北大学出版社害怕《官司》引出官司已免谈了。与太白文艺出版社选题倒对路,但该社领导却提出要北京的当事人审稿并写出同意出版的意见,这不是为难人嘛。罢了。又与陕西旅游出版社联系,对方的条件居高不下,也不必纠扯了。

笔者虽在出版管理机关工作,但不想以权谋私,所以在发行人预付我一定的稿酬后,我因忙于工作,又被公派将赴沪进修,故委托秋成全权洽谈出版事宜,赚多赚少随他去。但秋成也出师不利,还是请我帮忙联系出版。我本不想再管,不管也可以,但感念秋成于我困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并等待三年,忠心不改,一如既往地策划发行《官司》。再说《官司》是我四五年心血凝结而成,也希望圆满地结果,尤其随着赴沪进修日子的逼近,这种愿望愈来愈强烈,担心赴沪前该书出版流产,所以便不再顾虑,也没有更多地为自己打算,便与出版管理机关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联系,带秋成一块磋商《官司》的出版发行事宜。在此要感谢的是出版管理机关和陕西人教社的领导和编辑为《官司》的出版发行开了绿灯,提供了方便,也简化了手续。在我赴沪前就基本办妥了《官司》的出版手续。发行的手续由秋成负责办理,本来就全权委托了秋成以西安图书发行公司名义去办理,只是出于友情特事特办,没想到从此埋下了麻烦和苦恼的伏笔。这是后话,届时再叙。

这期间,笔者或协助或参与了《官司》的封面、扉页、版式和广告的设计,提供了所需的资料,审阅了封、扉、版式和广告效果样,设计费用也付了一部分。还根据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又一次对书稿进行了修改,签订了出版合同,文责自负,万一引起纠纷与出版社无关,即因书稿内容引起的官司找作者,还忙中偷闲采访了贾平凹。

下面是贾平凹与笔者关于官司的答问。

问:你是个息事宁人的人,按你的话说就是“该忍的忍了,不该忍的也忍了”。而这次一反常态,是否忍无可忍?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答: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吃盗版和侵犯名誉权的事的亏太多太多了,我得以法律来保护我一回,使盗版者的疯狂有所收敛。

问:据知《霓裳》侵权案始于1994年3月。而到了次年的元月才向法院起诉,何故?

答:我起先曾希望能得到朋友们从中私下调解,但我的善良一次次被出卖和戏弄,我才愤然向法院起诉。

问:向法院起诉时你交诉讼费吗?法院是否对你减免诉讼费,或对你有什么优惠吗?名人有特权吗?

答:当然按规定交诉讼费。法院没有给我任何优惠。官司打了三年,可想其中是多么艰难!名人在某些时候解决麻烦比麻烦还麻烦。

问:你聘请律师付费吗?他们外出调查的费用是你支付的吗?共支付了多少?

答:我聘请了律师,先后因律师个人原因更换了数次。开头是他们以支持我而提出免费为我辩护,但后来也有以别的名义让我付了一笔款。在三年中,我支付了律师和法官六七次赴京调查取证的费用。我大略算了一下,总计花去五六万吧。

问:几次开庭,你都未出庭,何故?答:有律师就用不着我了,反正事实是明白的,只是被告人总在那里纠缠,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见了烦!

问:起诉以后,你一直保持沉默,是出于对法庭的尊重,抑或信任?或别有他因?

答:我习惯沉默,而法律是庄严的,我更该沉默等待结果。问: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曾驳回《霓裳》侵权案的一审判决,让莲湖区人民法院重审,何故?当时有人悲观,认为要输官司了,你当时的想法和态度呢?

答:这案件谁看了谁都知道谁该赢谁该输,我的想法是不管怎样,我肯定赢的,所以我连过问也没过问。

问:你曾败过一次官司,和解过一次官司,这次打赢了,有何感慨?

答:我没有败过一次官司,那一次是一桩官司牵连了我,后来法庭法律的有关规定取消了我被告人这一身份。是和解过一次官司。这次是赢了。我的总体感觉是打一场官司太难,太费神费时费财,但也太有了解这方面的生活的收获!

问:虽赢了官司,但赔偿额与起诉的标的相差一倍。你服吗?你怎么看待精神赔偿?

答:赔偿额太少,不足以惩罚那些盗版者和侵犯名誉权的人,他们官司上输了,也大大获了钱,可能使他们以后更大胆。现极需有这方面具体的法规。

问:据说是强制执行赔偿的,结果如何?答:我还没有得到赔偿费。问:对方在报纸上向你公开道歉了吗?清除影响了吗?答:没有!问:听说还有假冒或盗版你的书,对于新的侵权案,还打官司不?答:继续有假冒和盗版的。在这以后,我的每本新书除过两本外,其余都有盗版。更恶劣的是,市面上出现三种假冒书和私编的书。如署名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贾平凹小说全集》。我正在为我的权益而工作着。

问:打官司会成为你创作的素材吗?或于将来写入自传中?答:这是肯定的。

这期间,秋成找我商量,想筹办《官司》座谈会。因为书尚未出版,加之我手头事要清理交接,又要准备赴沪进修,不大积极,但秋成却很热心,他想在我走之前研讨一下,也算个新闻发布会,对《官司》的出版和发行有好处,也算为我饯别。盛情难却,便同意了,打电话给平凹,他也表示一定出席座谈会。

9月15日,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即笔者赴沪进修的前两天,在西北大学宾馆会议室召开了《官司》座谈会。会前,笔者来到平凹在西大的寓所,适逢来自田王的文友马士琦请平凹看他近期的书法作品。得知要开座谈会,他不无抱怨地说:你老弟也不通知我一声,见外了。笔者说:这是策划发行人一手操办的,不过是几个文友聊聊,你住那么远,不想惊动。好,你既然来了,有缘相会,那就一块过去聊聊。于是与平凹和士琦边聊边向西大宾馆走去,不到十分钟便来到校园南端的宾馆会议室。作家孙见喜、孔明,律师羿克,责任编辑李硕、耿明奇,陕西版权代理公司经理王泽泗,《共产党人》记者李丁,西安音乐电台记者林海已在座,秋成和欧阳正忙活着看茶倒水,大家见平凹我们三人到会,起立鼓掌欢迎。我陪平凹和与会者一一握手后落座。

秋成作为主持人先讲了几句开场白,他说:平凹是我们崇敬的作家,这么驰名的作家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人常常受到攻击,作品常被盗版侵权,令人十分气愤。新民很有正义感,笔也很勤,自始至终跟踪报道平凹被侵权及《霓裳》等官司和纠纷的经过,后又精心构思并创作出《贾平凹打官司》。现在这本书即将付梓,因新民近期将赴沪学习,所以请大家来,都是文友或官司的参与者,一块座谈座谈,也算话别,给新民饯行吧。下边就请书中主人公贾平凹先生讲话。

平凹一直低头抽烟,听到要他讲话,他在烟灰缸上拧灭了未抽完的香烟,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看了一眼与会者,声音低沉(略感沙哑苍老)缓缓地说道:

这本书我没有具体详细读,也用不着读,因为新民写这一本书,写我打官司,主要是《霓裳》这本书的事,打的官司还多了。这件官司,从头到尾新民也熟悉得很。这本书之所以牵扯到我自己,是因为它写的是《霓裳》假冒我姓名这一案前前后后的事情。要说这一本书的意义么,并不是在某一个人、某一件案子的啥事情。因为这些假冒书、盗版书等违法印刷出版的书,在中国出版界,多少年一直困扰着,没办法。这里的酸、甜、苦、辣,出版部门、作家知道,外界一般不太了解这苦处。这些事有时把你整得一点脾气都没得。

就拿这个案子来说吧,打了三四年官司。这案子就叫一般人一听,连三岁小孩都觉得咱肯定赢咧。就这还是拿三四年的时间在熬这一件事。光打这个官司,我就花了七八万块钱。官司赢了,但有些钱到现在还没有追回来。你看,这还越打越多,市面上现在又出现许多我的盗版书,而且发展到私自编辑出版。过去是盗版,现在人家还自己编咧,自己编,自己印,你还没法打官司,连依据都没有了。但是,编书、盗版,我分析还是《霓裳》这一干子人。好多迹象都表明,还是那一伙人,因为有好多资料,还在那些人手里。不光是挂你名的,还有彻底是自己编的,简直没办法。

新民他是站在出版界、出版人这个角度上写的。他关于盗版人和盗版书的定义比别人清楚,和一般人写下的就不一样咧。针对性、政策性、法律性就掌握得很好。我在打这个官司中,和我的律师这几年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酸、辣、苦、甜都尝过了。今天,我的律师也来了,就是羿克先生,年轻,也很能干,已经是著名律师了!

一件很简单的事,闹起来就复杂得很,所以说一般人就不打官司。头疼,我打官司真头疼。后来我说,这盗版为啥治不住哩,还不是国家的法律措施不得力。不是说治不住,咋能治不住嘛?只要公安人员一介入,马上就治住了。咱又不能把谁叫来问,问一下线就断了,你又不能审问他。又没有别的措施,你就没办法。现在,只要公安机关一进入,他一下子就能拉出来。铤而走险的人多,漏洞多,你把他拉住,罚了,他也划得来。罚个小头,他拿的还是大头,所以,这本书现在出来,产生社会效益,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情况。社会监督,民众舆论,起这个作用。现在呢,让有关部门尽快立法,想出有力的措施,能起到这作用。

在中国盗版方面的书,这恐怕是第一本吧?《霓裳》这个案子,当时在全国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子。打击盗版,这也是一个案子。自己写一本书,挂别人的名,这也是第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它有几个第一,是吧?这本书恐怕也是系统地写这一案子的第一本书。羿克也是第一个打这种案子的律师,我也是第一个受害者。刚开始打,也复杂得很。因为这牵扯到一些出版上的法律法规,一般人也搞不清。在打的过程中,才慢慢弄清这些政策法令。平常看这些法律条文你还鼓捣不清,只有具体牵扯到里边,你才能把这些条文弄清。这本书牵扯到我本人,对王新民同志出这本书表示感谢,表示祝贺。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作人,这本书出版后,对保障权益也有推动作用,我向出版社表示感谢咧。

好像贾平凹定了基调一样,接下来的羿克律师、王泽泗经理和耿明奇编辑相继作了肯定性的发言。

羿克说:我把新民叫老师呢,王老师在这方面有优势,他本身是新闻出版局官员,多年研究版权,在这方面是专家。这本书该由王老师写,该出了。著作权法规定有假冒他人美术作品的法律责任,但对文学作品的姓名权还未规定,像《霓裳》这种假冒作家姓名的侵权形式在国内尚属首例。从精神赔偿数额讲也是国内最大的。这给文化界带来福音。从精神赔偿讲是一桩典型的判例,将收入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典型案例选》,为作家带来福音。再说这个案子在诉讼中也摸索出作家保护自己作品的方法和经验,意义不仅在这一本书和这桩官司,书中还浸透着好多版权知识,反映了作者多年对版权研究的成果。其中表达了作者对版权及其保护的观点,这些观点和这个案例对进一步修改著作权法有借鉴价值,所以这个书有书本身所不能表达的深刻意义。

王泽泗说:为什么我国实行版权法6年以来,大家的版权意识、观念和法制观念可以说还相当淡薄?这些年来,我们的作家和创作人员在版权意识方面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贾平凹先生创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拿起法律武器,可见其版权意识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打这场官司就是打一个旷日持久的战役。这个战役打赢了,侵权人就受到法律制裁。被侵权人心情高兴也不亚于写一本书吧,这是可想而知的。民不告,官不究,从消费者权益说,买了盗版假冒书而不去追究,自认倒霉,那么盗版伪劣图书炮制者会更加猖狂。同样,版权与人人有关,国家赋予你权利,你不行使,那也没办法。所以我很赞赏贾平凹先生能在创作百忙中打这场官司。这本书将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作者,不能让那些侵权盗版假冒者任意践踏蚕食我们的智力劳动成果。

耿明奇慢条斯理地说:知识产权领域工作很多,路很长,不是一两本书能解决,需全民有意识去做。现在大家看法不一。光靠版权部门不行,得依赖国家政策、法律的完善和改革,出版社在这方面受害不浅。我们出版社被侵权的事也常发生,所以我们还要用更多精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秋成作为策划人和投资人说: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用纪实的手法,以长篇记述一个作家的被侵权在国内是第一部,出版后将会引起社会关注。所以我和新民先生说:不管怎么样,咱们坚持到底,投资我负责,征求别的发行朋友的意见,都认为这本书会有广泛影响。先和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但不久听说官司又上诉了,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也停了下来,官司拖了两三年,我和新民替平凹难受,这么有名的人打官司都这么难,那老百姓咋办呢?我和新民遇到这种事情咋办呢?当然刚才王经理表态支持新民这一本书出版,如遇什么纠纷,由他负责调解或代理打官司。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平凹打这官司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平凹是中国作家的代表,因此,打官司有典型意义,将带动大批作家保护自己的权益。

听着大家肯定性乃至赞扬的评价,笔者起初心里挺舒服,心想,难怪领导都爱听好听的话,好听话就是顺耳可心嘛。不管你说这是人的天性还是人性的弱点,但人就是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不过,后来笔者渐渐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如此多的众人面前受到表扬,真有点难为情和不自在。

最后发言的是孙见喜,他一边看着会前发的有关《官司》的材料及笔者会间为他提供的该书附录(贾平凹被侵权的图书一览表、贾平凹打官司前后期间纪事)和后记,边开口说道:从附录和后记看,新民写这一本书花了不少工夫,不容易。但我觉得笔还放得不开,有些还作了回避,比如,后记、附录中不少框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指《废都》,但一般读者恐怕莫名其妙,这有什么怕的,我在即将出版的《鬼才贾平凹》中将就《废都》专写一章,我没有什么顾虑,实事求是嘛。

听到这儿笔者不无委屈地想:老孙啊,老孙,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内情啊。我的原稿37万字,当时该写的包括所谓的《废都》抄袭事件都详加记述,无奈出版社和图书处怕这怕那,一再要求删改,并要求请有关当事人审稿出示意见、女诗人范术婉听说后既不审稿,也不大同意写。无奈只得忍痛割爱,因为那个纠纷最为精彩,笔者只好以曲笔在纪事中作了点滴反映,还有几章因律师有顾虑而删掉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要不然别说开座谈会,恐怕连出版也成问题啊!

“现在请作者王新民谈谈创作经历和体会。”主持人秋成将笔者从不快的思绪中拽了回来,笔者几次给秋成说不讲了,以免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之嫌。那有什么意思呢?要真正说写作出版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眼见女记者林海将录音机放在笔者面前,那么就简单的表个态吧,也无非说些欢迎大家百忙之中参加这个座谈会,给尚未面世的《官司》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将对自己以后的写作提供借鉴,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谢谢大家之类冠冕堂皇的话,遂后转向右侧的秋成真诚地说:回头书出后,先给在座各位送上请指正和批评。

座谈会结束后,秋成做东请与会者在西北大学宾馆餐厅吃饭,西安音乐电台的女主持人林海是回民,不宜与大家共进晚餐。笔者本想请林海去同盛祥饭馆吃羊肉泡馍,但秋成却安排李丁陪林海吃饭,要我陪贾平凹、见喜等人吃饭,以示礼貌。尊敬不如从命,笔者招呼大家坐下,逐一敬酒,以示谢意,但心情却一直畅快不起来,也不知担忧《官司》的出版还是别的什么。

两天之后,我赴沪在上海财经大学复习备考,尽管学习很紧张,我还是抽空打电话给秋成和耿明奇询问《官司》的出版发行情况,就新出现的问题协调着。《官司》的出版发行比较顺利地进行着。

当年10月的一天,来沪出差的妻子带来了两本《官司》,翻阅着墨香四溢的新著,笔者思绪万千,五年的心血就凝结成这么薄的一册书啊。两个月后,考完试的笔者回到西安,见到了秋成。据他讲在西安举办的全国第九届书市上因出版社的发行委托书未及时办下而耽误了上市,不过全国各地销售情况不错,问及实际印数,他说印了13000册。

虎年岁尾的一天,《书海》副主编吴成瑞先生找到笔者说,西安98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杂文家王恒泰老师(已不幸英年早逝)从他那里见到《官司》爱不释手,便送他一阅,也许会有感而发,写个书评。不料王恒泰却提议在他们学校开个《官司》座谈会,以他们文学社的名义,想征求笔者的意见。得知朱雀文学社是该校自办的群众团体,曾请过陈忠实、京夫等作家讲过课,举办过多种文学活动,笔者想借机在中学生中宣传“扫黄打非”,维护作家权益也好,权作一次普法活动吧。几天后,王恒泰老师在吴成瑞先生陪同下来到笔者办公室,握手问候之后,王老师谈了座谈会筹备情况,他讲除他们学校外,一家粮油公司也想联办。吴先生说,我和有关领导商量后,同意陕西省书评学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陕西版权代理公司也一起筹办这次座谈会。笔者觉得自己一个普通作者出版的一本平常的书享此殊荣是否小题大做,惹人闲话呢?快人快语的吴先生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不是宣传你和你的书,而是宣传“扫黄打非”,保护著作权。现在正是“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开展之际,开这个座谈会正合适。你准备个发言吧,再搞个“扫黄打非”的呼吁书,宣读一下,或让与会者签个名,造造声势。吴先生是笔者敬重的前辈,他的善意笔者不能谢绝,于是尊敬不如从命,便准备起来。

1999年1月17日,星期天,一大早醒来,打电话给王恒泰老师商定由笔者接平凹。遂传呼平凹,平凹回电话他要给女儿送饭,于是和妻一块到平凹家,接平凹到车上,由妻陪平凹吃饭后到98中学,笔者先到98中学招呼来宾。待我到校后,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省图书评论学会秘书长李天增、《陕西日报》记者张延荣、《西安晚报》资深记者、诗人张静波、《共产党人》记者李丁、《军工报》记者鲁风、《陕西旅游报》记者田冲、摄影家方达已到,握手问候后,坐下等人。王恒泰老师带领学生在习仲勋题写校名的校门口迎接,孙见喜、孔明、张祥涛、耿明奇、刘孟泽、98中学王志康校长等相继到会,待大家坐定,平凹赶来了,与会者和广大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约9点半,座谈会开始,王志康校长主持,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嘹亮歌声和朗诵诗《西安新韵》的余音之中,王校长致欢迎词。王校长说:今天,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省图书评论学会、《书海》杂志社负责同志,在百忙中亲临我校,和朱雀文学社共同评论、座谈《贾平凹打官司》这部纪实文学,旨在普法教育和宣传。这本身既是当前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活动,查缴盗版、盗印、假冒类出版物,保护知识产权,贯彻刚刚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的《著作权法》的举措,同时也是向中学生进行直观法制教育、普及法律常识的好形式。这次书评活动必将对推动我校素质教育,开展读好书、讲文明、树新风活动起到良好的作用,我校表示大力支持!

接着由笔者发言,在汇报了《官司》一书动笔的缘由,以及写作、出版等有关大家关心的情况后,在谈及出版的坎坷时说:对此,我不愤怒,也不着急,更不悲观。我理解人们对这样一部从未遇到过的书稿的手足无措,不知所从;也理解某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之所以不着急、不悲观反而持乐观态度,是由于我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自信,也得之于平凹、律师和专家以及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拙稿给予的肯定和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此对支持《官司》写作和出版的人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最后笔者指出:我不是为文学而写作,拙作也许称不上纯文学作品,但对于98中学朱雀文学社的倡议,并与省书评学会、省版权代理公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陕西福锦米业有限公司联合召开这次座谈会,我却乐意参加。我很看重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对《官司》的反应,所以我很想在如今廉价叫好的世风中倾听未受多少污染的中学生读者发自心灵深处的真诚的批评意见。犹如在寒冷的冬天谛听来自土地的惊蛰之音和春天的百鸟争鸣。我期待着,谢谢大家!

王恒泰老师在题为《安得倚天抽宝剑》的发言中慷慨激昂,令人感奋。请看其文:

虎年岁尾,笔者从《书海》杂志获得一部《贾平凹打官司》。难怪贾平凹著作屡被盗版盗印,贾氏名著的销路实在令书商们馋涎欲滴。实际上“贾平凹”三个字已成了图书市场上最走红吃香的品牌商标!谁拥有它谁就能一夜暴富!于是侵犯贾平凹姓名权、名誉权“无形资产”的大案要案、奇案怪案便接踵而至,防不胜防,查不胜查,《霓裳》侵权案即是典型。

通览《贾平凹打官司》这部22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我总的感受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版权知识教育课、《著作权法》普及课、官司诉讼演示课、“扫黄打非”法制课。同时,更加了解了贾平凹。这是一部好书。一部应运而生的好书,一部作家艰难历程的心灵史,即使王新民今日不写,明日也会由“张新民”“李新民”们写出!

不说它资料丰赡翔实,情节曲折复杂,文笔简洁生动,结构匠心独运,单是那56个回目,大量枯燥的诉讼程序、诉讼过程、诉状材料的处理运用,都显得别开生面,不同凡响。诚如作者所言“以贯串全书始终的《霓裳》侵权案件作主线,其他案例和纠纷为辅线,适当描写有关贾平凹活动作为虚线,同时注入作者的思考和评论,统摄全书,展示原告与被告,侵权与被侵权,贾平凹与‘假平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与搏斗。”真乃是“字字看来都是血”“一字一句系真情”!综观全书,王新民在本书“尾声”中那段精彩的总结式评论,排炮式的列举7个“可”的断语,不啻是炸响在图书市场上空的惊雷。他写道:“对于书商这不过是屡见不鲜的障眼法,可悲的是如此盗版书竟有读者和市场,可怜的是兜售者不少为下岗职工,且自我辩解为生计而不得已耳;可叹的是读者消费水平和素质一样低,只要能看,明知盗版却要图便宜拣半价书买;可笑的是盗版者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破绽百出,黔驴技穷;可憎的是不法之徒趁民难假借下岗职工之手牟取暴利;可憾的是管理者力不从心,无可奈何花落去;可忧可思的是,如此下去,何以了得?!”

这是一颗爱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在跳荡,这是一位学子电光石火般的情愫在燃烧;他思人之所未思、少思,言人之所未言、少言,既是指向不法书商的投枪,亦是声讨盗版盗印假冒之徒的檄文,更是对民族素质和灵魂的审视和拷问!读后不能不使读者怦然心动,掩卷深思。

该书既以叙事论理为主,又不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间有精彩之笔,在宏观场面和法庭论战的叙述描写上都有独到之处,显示了王新民驾驭语言、处理材料的娴熟和老道。譬如书目中对贾平凹大家风范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描述,使笔者自然联想起《贾平凹之谜》一书中那个血肉丰满的文坛怪才、奇才形象。记者、律师、法官的急公好义、机敏矜持,书商的诡秘奸诈、伪善虚弱,陕西文化名人的个性特征,都在作者笔下得到准确到位的表述和勾勒。因而使得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既专业化,又大众化、通俗化。严肃而不觉枯燥,严谨而不觉板滞,这部著作既是王新民心血的结晶,也是对《霓裳》等侵权案胜利结案的总结和回顾。它的行销问世,适逢全国九届人大六次常委会通过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公布,无疑是一个好契机。好就好在,这部书海奇葩,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捍卫了知识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法则,为当前深入开展的“扫黄打非”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向青少年进行普法教育提供了形象直观的教材。

朱雀文学社学生代表发言纪要如下:王芹说:青年作家王新民的新著《贾平凹打官司》是一部很好的纪实文学。这部书在打动我的同时也使人感到震惊。在出版界这个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神圣领域里,竟有一些也敢拿国法当儿戏的不法之徒,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魔爪伸向出版行业。名人名家的著作被盗版,低级的“地摊文学”肆意横行,中国的出版界也由此处在了多事之秋。出版界的假冒伪劣比百货商品的假冒伪劣毒害更大。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者流毒会倡导一些年幼无知的人们走向犯罪的深渊。

常文岚说:贾平凹是近年来知名度十分高的一位陕西作家。这为咱们陕西人增了光,添了彩。可是,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麻烦问题。对于贾平凹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应该就是盗版书大量上市。他的每一本新书写出来后,几乎都会被盗版、盗印,致使正版书没有市场,卖不动。更有甚者冒充贾平凹的名字出书,使读者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使作者本身受到许多干扰。《贾平凹打官司》就叙述了贾平凹因为《霓裳》这本书侵犯了他的姓名权而和不法书商打官司的全部经过。这本书里,深刻地揭露了不法书商的盗骗手段,在盗版日益猖獗的今天,这本书无疑是刺向违法者的一把利剑。

李青说:作者王新民老师笔锋直指盗版痼疾,点出症结之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作者以其独特的方式与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贾平凹被侵权这一案件的发展过程,同时,以生动简明的语言普及了有关知识产权的知识。为我国出版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促进文学创作事业的更加繁荣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平说:《贾平凹打官司》不但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教育读本,也是一部珍贵的精华之作。他以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时代的主旋律,以逼真细腻的手法热情讴歌了以羿克、卫全恩为代表的公正执法者;以冷峻严肃的笔锋深刻抨击了《鬼城》《帝京》等非法出版物,意在弘扬惩恶扬善的主题,培养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刘阳说: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意味深长。那支竖立的毛笔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要用笔作武器,与侵权者、盗版商及盗版活动这些卑劣者及其行径斗争到底。书的右上角是一幅贾平凹老师的近照:霭霭暮色中,他眉头微皱,目视远方,目光中似有一丝高傲,亦有一丝忧郁与无奈。而左下角那尊石狮,则象征了法律的威严。

范若楠说:《贾平凹打官司》一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贾平凹”这三个凹凸不平的字,表现出其生活道路的坎坷;中间的“打”字写得很有力度,表现了贾平凹打击不法书商的坚定决心。

白文婷说:我们青少年的版权知识很少,几乎是一片空白。王新民叔叔的这本书,为我们拓开一片陌生的天地,教给我们许多识别假冒伪劣读物的具体方法,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们一定要运用学得的版权知识,明辨真假,不买盗版书,增强法制意识,与违法犯罪分子斗争。武苋说: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密切配合,使盗版盗印和假冒书刊难以生存,直至灭绝,从而促进和保障文学和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净化我们的空气,将毒瘤彻底消灭,使每个青少年都能在优雅的文化环境中健康成长!我希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今后多出《贾平凹打官司》这样的优秀图书,占领文化市场,也希望《书海》杂志愈办愈好,为我们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张祥涛应邀讲话,他说:之所以出版《官司》,一是重视保护版权的书稿;二是和平凹的情分。同时也表明了打击盗版,维护版权的态度。

《西安晚报》资深记者、诗人张静波不无激动地说:今天堪称群贤毕至的盛会,朱雀文学社能请来这么多作家,特别是平凹这样的大作家是荣幸的,是有影响的。

李天增、刘孟泽、孙见喜、孔明、羿克、薛新茂、张延荣等纷纷讲话,就《官司》一书出版的意义,以此引发的对青少年进行版权等法制教育,提高素质,为中学生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等方面发表了意见。

接着中学生向贾平凹和笔者献花,学校领导向平凹颁发朱雀文学社顾问证书。平凹幽默地说: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在热烈的掌声中平凹讲话,他不无谦虚地说:

来迟了,很抱歉。本来在学校讲话应该用普通话。我说不了普通话,我用陕西话说(大家笑),谈一下自己的感想。作为《贾平凹打官司》这本书的主人公,也作为这场实际官司的当事人,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首先感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陕西省图书评论学会、陕西省版权代理公司、陕西福锦米业有限公司、西安市98中学朱雀文学社联合召开这个座谈会。这本书出来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一次很特别的座谈会。在一个中学、在一个文学社,面对年轻的学生,开这个会,很有意义。在此,感谢法律的公正,感谢社会各界和朋友们的支持。羿克律师多年来依法抗争,使这个官司取得了胜利;王新民在这场官司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又写了这本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把书出版发行到社会上,这一切,我深表感谢。

今天第一次来到98中学,以前没有来过,很抱歉。第一次接触朱雀文学社,见到这么多的同学,很高兴。在朱雀文学社召开座谈会,学校很重视,校长在这儿主持会议,王恒泰老师跑前跑后。学生发言刚听了,写得相当不错。像张静波老师谈的那样,给人以希望。回想自己当年,在偏僻的农村上中学,对“文学”这两个字很生疏,几乎没有提说过这两个字眼,条件比现在差多了。在座的或许过几年就成为作家,某一天就会把在台上坐的人打倒了,超过了。盼望大家很快成长起来,写出好的作品。

通过前前后后三四年打这一场官司,使我自己增长了好多法律知识,使我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了解了各个方面的人物。通过四年打官司,使我知道了社会上什么是坏人。当然这儿说的好人、坏人概念是很简单的划分。但通过这种划分说明问题。有昧良心的,马上不认账的,胡说话的。所以说在学校开这样一个座谈会,通过这本书可以使学生从小了解社会,了解法律。这些好处比别的好处更多些。知道社会上确实有坏人,但同时也知道社会上确实有一大批的好人。毕竟正义是邪恶压不住的。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从某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本书是惊世之作,也是出版界写知识产权保护和反盗版的第一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界的一本很珍贵的资料。当然,这本书暂时看不出它的作用,但是过若干年后,你要了解(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版界发生的盗版事情到底怎么样,通过这么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好多的东西,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它是一本很珍贵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界的资料。而且写这么一本书,作者很认真,也很有心。自始至终他都详细地记录,每个阶段他都参与着。当然这个我也没有想到。后来他把书出了,我才知道新民这人很有心,做得很认真。事实很清楚,文笔很简练,有深度、有知识,而且还有技巧、有特点。可以说是一本水平很高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对王新民表示感谢。参加这个座谈会,也认识了朱雀文学社。多年来和文学社打交道不多,原来和一个小学校的诗社打交道,那些学生现在都快20来岁了,有些写得很多。学校成立文学社很重要,营造一种文学氛围,造就一批作家。现在看不出来,将来越来越明显。这对提高学校知名度,搞好学习风气,都是大有益处的。祝文学社越办越好,以后有啥活动再联系吧。

最后由笔者宣读了刚草就的《我们的呼吁》,在简述了非法出版活动猖獗泛滥的严峻形势和“扫黄打非”的重大意义后呼吁全社会齐动员共同讨伐非法出版活动,因为“扫黄打非”不仅是管理部门的事,也不是一次集中行动所能一蹴而就的,而需要全社会齐努力共讨之。为此,我们疾呼——

编辑出版工作者们:你们要出版好书啊!作为人类精神的工程师,你们要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多出精品书,少出、最好不出平庸书,绝不要出版劣质书。你们要和印刷厂、书店分工协作,三管齐下,堵绝非法出版的源头和各个环节,使精神垃圾无藏身之处,以免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受到污染和侵害。

图书评论工作者们:你们要秉笔直书啊!你们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识别良莠,分清黑白,辨别是非,爱憎分明。好书要赞扬,坏书要鞭挞,伪劣之书要揭露。要有正确的导向,评介优秀读物给读者,万不可误导读者,尤其不可误人子弟。

包括中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读者们:你们要选读好书啊!首先购书要慎重选择,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仔细鉴别。对开卷有益要视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精品书开卷有益,平庸书开卷无益,伪劣书开卷有害。黑书毒害你们的思想,黄书污染你们的心灵,甚至将你们引入歧途乃至犯罪的道路。你们要消除贪图侥幸心理,学会甄别假冒伪劣图书,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长此以往,假冒伪劣图书市场就会萎缩;非法出版就会无机可乘,无利可图,不得不关门大吉。

版权工作者们:你们要秉公执法啊!你们不仅是作者的保护人,而且是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保护神。任重道远,不可懈怠。你们要勇于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同一切侵权者作坚决的斗争。作者权益保护之日,也是读者利益得到保护之时。

我们还要呼吁新闻工作者:要加大对非法出版的曝光和谴责。要扼制和扭转日益猖獗的非法出版活动,就要对之口诛笔伐、穷追猛打,在全社会造成非法出版是犯罪,卖买非法出版物可耻的社会舆论,使非法出版者和非法出版物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且无藏身之处,直至永无葬身之地。

总之,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同心同德,齐抓共管,使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广大作者免遭侵权,使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不受毒害,使我们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事业不断繁荣进步,健康发展。

笔者宣读完后,与会主要领导、专家、作家、校长等纷纷在吁吁书上签名。

座谈会一结束,笔者和平凹、孔明、见喜等人被中学生呼啦啦地包围了,学生们伸出笔记本请我们签名赠言。我题写:“希望在你们身上。”孔明则题写:“向贾平凹学习。”

在小会议室里,电台、电视台记者采访平凹和我们。应邀,平凹为朱雀文学社题词:“热爱生活,挚情文学。”又为福锦米业有限公司题写“福锦米业”四字。笔者所带两包《官司》和一包《行余集》被一抢而空。《三秦都市报》记者没有得到,便借了一本以便报道。在学校院子里合影留念之后,98中学招待与会嘉宾。席间,摄影家方达建议将《官司》改编成电视剧,也曾有北京书商捎信打算与我合作将此书做大。因我要在上海进修一年半,遂作罢。

次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军工报》《西安旅游报》等媒体报道了这次座谈会;西安电视台做了专题节目;《书海》设专栏刊发了会议报道、平凹讲话、王恒泰及其朱雀文学社同学们的发言;《陕西工人报》也刊发了座谈会特写。

《易经》上说:亢龙有悔。笔者被保送进修,又接连出书。还开了两次座谈会,太招人耳目了。我本该悄悄待在家里,看书学习。而我却感念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平凹等友人的关爱,加之想调妻到出版社,便打算赴沪之前宴请平凹和出版社领导等人。平凹却病了,秋成要做东却也下广东了,责任编辑耿明奇、李硕也出差去了。但已给出版社主要领导说了,不能言而无信啊,于是在我赴沪的前夕——1999年3月9日下午终于将平凹和出版社领导请到老成都火锅店。行笔至此,欲说还休,还是从简从略吧。

那天请吃饭,却来了个“程咬金”,使人联想起老人所言:席好设,客难待。后来在上海写给妻子的信中谈及此事写道:(老成都宴请)那件事,受了他人的委屈,我能想开。但你如再不理解,我的心情是不好受的。要不是为你调动的事,也许就不会有那一幕,那一幕的发生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年刘邦和项羽在鸿门宴上,因军事力量悬殊,刘邦不得不溜出宴会,逃至汉中,养兵买马,经数年准备,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项羽斗智斗勇,终于夺得胜利。国事家事人事一个理,我想你是个明白人,不用我多说,会理解我的一片苦心的。那顿饭如同嚼蜡,我和妻子的心是苦的,事后妻说她当时去洗手间哭了一场,她和我从未受如此的糟践。我大口大口喝着啤酒,真想一醉方休,或借酒浇浇我心中的块垒,或像有的人酒后吐真言,或酒后发泄一通心中的难言之隐,但却一直未醉。中途孙见喜与马河声来了,又想起老孙对《官司》删节的批评,我真想说你们站着不喊腰疼说得好轻松啊。但身旁的河声不熟,说了惹人笑话,又谁能理解啊,谁让你出书呢?你当书那么好出吗?联想不久前开的座谈会,真是又喜又悲,悲喜交加啊。写作人的命苦,真是柳青所言,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写到这里,一个苍蝇嗡嗡叫令人讨厌,操起平凹的《说话》一书拍死了苍蝇。遂翻开此书,看到平凹的序言:“在我四十岁至四十一岁年间。我大红大紫,我大悲大苦。我原本是不爱说话,却不得不去应酬并说了许多话。”为了《官司》这本书,我这奉行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的人还是失言了。原先担心书中所写被告方找事打官司,故在后记中郑重声明:本书着墨于社会现象记述,旨在普法教育和宣传。对事不对人,请勿对号入座。极不愿看到因写官司而引起官司的事情发生。在此敬祈海涵了。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笔者免遭官司,却不保笔者幸免口舌之争。追根溯源当与初级阶段的出版体制和求大于供的特殊国情有关。国营出版社有限,又垄断着,多少人为了评职称变卖家产出书,出书后的未评上,气得患了癌症甚或自杀身亡。而多年的垄断和教材养懒了出版人,惯坏了出版人,不是官商胜似官商,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视本是衣食父母的作者为孙子奴才,难怪发展缓慢又屡屡出事。尽管生气,尽管在沪学习紧张,尽管痔疮屡犯非常痛苦,笔者仍联系各方推销《官司》,同时催促出版社打印订单,以便征订。

远在辽宁宽甸县的王允科来信订购《官司》,并写了书讯《盗版书最终是坑害了读者——〈贾平凹打官司〉读后感》刊发在2000年的《鸭绿江晚报》和《书海》上。还有广东惠州不相识的读者来信说他看了《贾平凹打官司》后,深为笔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打动,欢迎笔者去惠州采访,他为笔者提供素材。来自故乡大荔的律师郝升阳因购《官司》一书与我相识,引为知音,请我审阅他所代理的电话骚扰案。读者的关注使笔者心里好受多了。

《官司》也受到了法律界和版权界的好评,中国版权代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齐湘潼、陕西版权代理公司经理王泽泗、原陕西天平律师事务所主任白保群、副主任卫全恩、律师羿克等人审阅了书稿,予以充分肯定;白保群一次购买了10本《官司》要发给所里的律师学习。这些都令笔者感到莫大的安慰。

直到2000年进入新世纪,《官司》尚未销完,据秋成讲还有点退货。毕竟有些时过境迁,图书的时效性是会影响图书的销售的,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期间,笔者和秋成与出版社谈过几次,也想合作点别的书刊,好以书养书,或以刊补书,但出版社一直未给答复。

此时不禁想起《诗经》上的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屈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笔者所信奉的先哲名言,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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