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庄》是《废都》之后贾平凹创作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1998年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火爆书市，畅销于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引起评论界的争鸣。继上海《收获》杂志1999年1月3日的西安研讨会之后，中国作协创研部、陕西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四单位1999年1月5日北在京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厅召开了《高老庄》研讨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协领导有：陈昌本、王巨才、张锲、吉狄马加、陈建功、高洪波；四家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有：雷达、王愚、冯立山、陈华昌；出席的评论家有：阎纲、白烨、吴秉杰、雍文华、胡平、林为进、季红真、李炳银、张日凯、谢永旺、李星、肖云儒、何镇邦、葛笑政、李敬泽、孟繁华、周政保、温儒敏、肖夏林等；出席研讨会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有：贺绍俊、曲志林、王小辉、邱华栋、杨少波、陈荣、解玺璋、余少文、韩小蕙、徐红、李小燕、余悦、孙见喜（该书责任编辑，此次活动的策划人）等；北京大学戴锦华、南开大学刘俐俐也到会作了发言。
陈建功：平凹的每部新作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无须为平凹的作品做多大的鼓吹，这是一次非常严谨的认真的研讨会，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会跟平凹一起，总结他这个作品成功的经验，也可以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把我们的会开得充满活力，要有坦诚相见这种气氛。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陈昌本：我读了贾平凹同志的这部小说，感觉比起他前面几部小说，是一个超越。第一点，平凹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生活，所以感觉到是如鱼得水；再一个回到了他最可贵的民众视觉，他这个视觉真能看出他在为老百姓说话，比起那种居高临下也好，或者做局外者也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超越，所以他这个视觉就决定了他写出的东西的深度。第二点，这部小说是按生活的过程写的，但是它的内容从民族的、家族的文化、道德、世俗观念的深度写了农村改革的艰难，甚至扩大开来写了中国改革的艰难，也写出了要冲破这些文化观念的艰难，他写的比其他许多写改革的作品都深刻。写得真是力透纸背，虽然写的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可是它带有普遍性，非常真实。第三点，贾平凹小说注意写人物，这部小说又给我们塑造了一批人物，蔡老黑、菊娃、西夏，还有苏红。他写女性的善良，非常有深度，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好的艺术形象。第四点就是从表现的角度，这是我自己值得学习的，他重视民族小说的传统手法，当然他吸收了现在许多东西，但是他在民族小说的传统手法方面的弘扬和发展，长于在生活叙事中写出深度和广度来，让你感觉是从容不迫。我自己的感受是八个字：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写到后来矛盾那么尖锐，但是叙述起来你感觉到是行云流水式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小说学这个，学那个，最终我们民族小说的根不能丢，这个对我是深有启示的。我祝贺平凹同志写了这么一本好小说。
陕西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王愚：这次到北京来，我受陕西省作家协会委托，代表主席团，也代表陈忠实同志，代表我个人，对平凹的劳作致以衷心的祝贺。平凹这部书，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漓淋而又鲜活的追求，是平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意义之所在。子路为老爹过三周年，作家写人的生死，人的命运，人和人的生命的挣扎和灵魂的交错，很耐人寻味。这不是一般的叙述而是作家的理解、认知、体验，在平淡中看出人生，看出人性，这也是平凹追循的鲜丽归于平淡，纤巧归于充实。平凹愈来愈触及历史的深层。《高老庄》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对各种使人类困窘的问题，作家能够渗透其中，而对未来的召唤却是鲜活有生气的，所以平凹能写出深沉有致的作品。平凹已有多种的文集出版，蜚声国内外，他对文学的执着不仅是个人的刻苦，也是我们陕西作家的自豪。
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陈华昌：这本书是平凹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写作的。在这之前，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为了让他写得更快一些，我们在宾馆给他包了一个房间，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部作品最后完成了。我终审后，认为这是平凹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这本书我们用很好的材料来印制，为了对付盗版，我们用的是仿皮纹作封面，环衬用我社专用的碎皮纹纸。我们第一版印了20万册，在九届书市上一下子就发光了，同时有五六个版本的盗本书也在各地上市，黑龙江、深圳、上海、郑州都有人举报。这个情况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平凹的这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我们文学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平凹这本书还如此火爆，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雷达：现在的贾平凹，早已走出故事，走出戏剧，而走向了混沌，走向了日常性，走向了让生活自身尽可能血肉丰盈地自在涌动的道路。从《废都》到《高老庄》，贾平凹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的，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这种风格只姓“贾”。贾平凹自觉地把日常性作为一种艺术目标来追求。日常性是与突发性、事件性相对应而言的。日常性曾使一些写惯了情节小说的作者陷入无所措手足的困境。就中外小说史来说，传奇小说，情节小说、战争小说、游侠和公案小说占了极大的分量，但生活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而不是突发性，侧重日常性的写作，往往更能透视生活的真谛，更能抵达生存的深层，难度也更大。《金瓶梅》和《红楼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它们对日常性的天才把握能力，才是中国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所以贾平凹在《高老庄》中的追求，并非凭空而降，而是他从自身的性情、体悟和对时代生活的感应出发，深思并比较了小说历史的价值源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与现代性的结合的一种艺术探索。我们还看到，传统哲学设定的审美主体和审美特征，美感与美的二元对立，常常造成了作家对生活和存在的遮蔽。因为不是从存在本身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常使作品的格局与存在的广大之间相距甚远。由于太习惯于用逻辑的方式理解生活，忙于为结果找原因，为行为找根据，为性格找特征，为心理找动机，为生活找故事，为故事找悬念，反而使得小说对生存的过程本身视而不见了。贾平凹的追求，似乎强烈地集中到一个目标上，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回到生活本身，最逼真地呈露生活的原色原味。技术的痕迹，构思的痕迹，组织的痕迹，中心意识的痕迹，何为主角何为次角的痕迹，在《高老庄》全都消隐了，尽力回归到无主角，无故事，无始无终的生活，也即一种混沌状态。在小说中，发生在高老庄里的事情近乎琐碎，能拎得起来的无非是年轻的教授子路携新婚的妻子城里人西夏还乡，为亡父做三周年祭，拜望众乡亲，与前妻藕断丝连，一边搜集土话，搜罗古碑画像砖，一边介入村社矛盾，替村人排忧解难，却又无力回天，只能充当旁观者，以至闹到夫妇反目之类。贾平凹不当启蒙者、教诲者、评判者、布道者，而且连作者自己的主观化影子也尽量藏了起来，任何的加工和剪裁都会破坏它的原生态。这种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主体的无能，或听任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作家的主体性仍很强，只是它附着到西夏和子路的身上，用城市人新奇的眼光和归来者“重温”的眼光来叙述一切。作家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对小石头的设置，对白云湫、迷糊叔、谣曲的设置，等等。你说他完全按照生活一样，其实他着意很强，设置这些东西就是要把他的意念贯彻下去。同时，在《高老庄》里民俗化、民间化、风俗化式的展开，充溢着整个的画幅，民间天地，民间化的世象、世态、世情，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谓民间视角是与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视角而言的，现在的长篇我看到更多的是把社会和历史作为一个庞大的立体的结构来看的。作家们注意纵向的历史联系和横向的现实联系，或者热衷于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立体化的全景式的史诗化的表现生活，这当然是一种高远的追求。但有不少作家超越自身的能力去概括一个大时代或者概括中国农民的心灵史或者概括中国儒商的心灵史，结果搞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相形之下贾平凹显得技巧得多，他干脆写了一个村庄，写了一群最底层的人，他走近民间，以平民写平民，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固然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表现，但他最深广的根子还是扎在民间化的土壤中；二是我认为他有一种潜在的史家意识，或者可以叫作野史意识，就是总感到这些民间生活民间趣味，稍纵即逝具有某种永恒性，不留下来很可惜，我说过，贾平凹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型的作家，这里的保守并没有什么贬义，因为他一直在寻找根本寻找灵魂寻找文化根基。读过《高老庄》的人都说琐碎然而好读，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除了我刚才谈过的混沌性，我觉得还有两点就是鲜活性和流动性，鲜活性不仅是指具体形象的描写，而且指的是整体生活的鲜活。贾平凹近来的长篇写的都是当下的生活，是和时代同步的。这种当下性，由于作者的描写比较出色，他就带有一种鲜活性，同时又有具体描写的鲜活与灵活。我认为这本书最主要的贡献还是语言的贡献。在近几年，平凹的语言特色是几部小说的最大成就，语言方面，一个是语言的狂欢，所谓狂欢就是无分主次，无分演员，无分导演，无分主持人和观众，大家都是自己语言的主人，大家都在淋漓尽致宣泄语言的快感，小说对话的分量极重。也许在作者看来，对话是民间化的基础，对话关系是人物关系的最主要关系。我们读着这部小说，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忘记了故事，语言本身反而成了审美的对象。再一个是作者对方言的挖掘调度，刮垢磨光，增加生命力，好多的方言，作者都下了苦功，或者通过猜想或者通过查阅，或者通过他的虚构，找到了他的汉语的语词，如《废都》里边的“泼烦”，放在小说里大放光彩。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古语，穿越了历史的风尘而保留下来的，所以它本身具有生命力，看一个作家的文化底蕴主要是看语言。《高老庄》最突出的贡献是在语言方面。
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看，七部里头有三部在他创作上是有目标性的。第一部是《浮躁》，八七年得了“飞马奖”，写了州河，概括社会情绪很准确，时代精神很强。第二部是《废都》，《废都》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会留下很重要的依据，不管官方还是外边洋鬼子怎么说，这部书在贾平凹的创作中绝对是重要的作品。第三部是《高老庄》，九八年的长篇有分量有特色的并不多，但《高老庄》的确是其中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原因有三点，第一这部书从文化视角、民间视角来观察生活，他写子路携西夏回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乡村文化，这在《高老庄》里边很浓厚，在这种文化中，西夏是现代文化的代表，西夏到高老庄以后，作家着意展示她和乡村文化融合的一面。这是平凹的一种文化理想，他希望现代的尤其是从西方来的现代文化，能被我们传统的乡村文化所融化，而不是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西夏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本书的文化色彩比《浮躁》更浓厚，而且它表达平凹的文化理想更充分。第二点就是他的民间色彩和时代精神的结合，所谓民间色彩，这部书写子路作为一个农民儿子到城市以后当了教授，后来娶洋夫人回到乡下，和农村人交往的过程中，写风俗很细致包括碑文、建筑、街道，具有很浓厚的民间色彩，说明平凹有自觉的民间意识和民间姿态。一个民间视角，一个时代精神，我看中这两点。第三，这部书比较细致的写实和小说对生活把握的混沌感，与它的神秘色彩相结合，小说写到生活方面写得很细，完全是风俗化的素描。平凹是个杂家，马克思主义也通一点，佛家道家也通一点，西方的弗洛伊德他也懂一点，包括荣格的东西，所以平凹思想比较驳杂。所以这部小说不能完全把他看成是写实，当然也不是纯神秘的，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恰好是这部书很重要的一面。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平凹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20年来他的每一部作品差不多我都读过，从他的《浮躁》到他的《废都》到他的《土门》一直到他的《高老庄》。贾平凹就是贾平凹，贾平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方面的综合，他的思想当中有儒家的、有佛家的、有道家的；也有城市的文化，乡村的文化，有西方的文化也有中国的文化；有传统的文化，也有当代的文化，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贾平凹，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去解释，或者去影响甚至想去改造贾平凹，但是贾平凹还是他的贾平凹。比如说我作为他的好朋友，又在作协工作，我也曾经多么希望把贾平凹影响到我们的路子上去，比如说我陪他到张家港，陪他到江苏，我们几个作协的领导，包括泰丰呀、巨才呀，我们都陪着他，那时候在我们心目当中，希望贾平凹去了一趟之后，他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回来之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看《土门》，前些时我们又迫不及待地看《高老庄》。看贾平凹怎么被影响怎么被改造了的，但是后来我看贾平凹还是贾平凹。我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贾平凹，这么多人愿意读贾平凹，恰恰在于他的混沌、他的复杂、他的综合性。假如贾平凹简单得像一碗清水一样，那么容易读得懂，大概他就不是贾平凹，他不至于在四十七岁出了五六十本书，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作品像《高老庄》一出来就有几十万册能销出去，连西方人也喜欢贾平凹，我记得我那年到美国去，索尔贝兹见到我就说，他喜欢贾平凹，他还亲自给平凹在《纽约时报》写了文章。法国这次我们陪他们谈《废都》，他们有一批人研究平凹，她们（女评委）到底为什么给他奖，不能用我们的观点说他就是什么什么思想，他的思想有问题。贾平凹这个人有他的复杂性，我觉得确实值得我们研究，每人心目中有一个《红楼梦》，每个人都爱解释《红楼梦》，每个人心目中有一个贾宝玉，这可以作千万种千百种不同解释。贾平凹虽然现在才四十七岁，他已经创造这么一个基础，他是一个多种思想多种方面的综合人物，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应该有好的作家。围绕贾平凹我们不知接过多少电话，可贾平凹仿佛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一个劲埋头写东西，写小说中间又要写字，又要画画，又要写散文，贾平凹的散文现在似乎没有多少争议了，但小说还有不少争议，争议不是坏事。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在平凹的小说中，代表作就是《废都》和《高老庄》，因为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确实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高老庄》读起来确实是生动抓人，看完后，我觉得用两个字概括比较合适，就是“氤氲”，类似混沌比混沌更具有诗意。平凹写《高老庄》是放松的，是无雕琢的，无功利的，行云流水，游刃有余，看起来是随手拈来，无序无迹，整体上却是浑然一体，确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原生态的生活流，跟别的小说大异其趣，《高老庄》是一种演绎法，这不仅仅是一种小说技法的变化，在根本上讲是他观念的一种变化，他想这样写也能够这样写，我觉得是小说艺术功力老到和深厚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没有丰厚的生活感受和充足的生活库存是不敢这样写的，这里边显示的是一种真功夫。像这种从感受到生活的细节全都是干货的东西，恐怕只有贾平凹能做到，他用了他大量的生活积累和生活感受，整个作品在语言、生活细节的运用上都是在别的作品中很难看到的，贾平凹在书中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平民地位和民间视角，民间是一种角度也是一种责任，民间实际强调的是一种本分，其内在地体现了知识分子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部作品非常注重写民风、民俗，但是在民风、民俗里头写出了一种民心民愿，行云流水串下来，让你看了以后很耐琢磨，因为它是混沌的，是氤氲的，所以具有从各种角度去解说和解读的可能性。另外书中的碑刻，使我们感到历史并不遥远。《高老庄》这个作品对贾平凹来讲是他这一个时期里头的比较成熟比较老到比较成功的作品，我们当年谈《废都》的时候说他找到了自己，我觉着谈《高老庄》的时候可以说他进一步找到了自己，我觉着他这个写法应当说是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绝，这恰好是别人的短处，他在这方面还可以写出更厚重、更有分量的作品来，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读平凹近年的几部长篇，我们再也看不到原来商山系列那个恬静的、月亮石头和水中间的贾平凹，他内心的所有的平静已经没有了，而是复杂、断裂、痛苦。《高老庄》在主题的开掘上，可以看到贾平凹最终的或者说大幅度地走出了农业文明，走出了原来农村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到了《废都》他的主要人物的内心深处怀着对城市文明的戒备，他感到整个废都里的古都文明会捉弄他，但还没有最终地走出。所以说《废都》是写文化崩溃的，《高老庄》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建构的端倪，终于子路感觉到自己矮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矮了，人种有了问题了，需要有西夏这样异质文明的输入或者植入，他有了这个强烈的内在要求。在整个作品的格局上，《高老庄》是从大生命系统上来结构的长篇，因为《浮躁》主要是从改革的社会实践层面来展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而《废都》包括后来的《白夜》，实际上也是从古都文化心理的层面展开自己作品的格局。而《土门》跟《高老庄》有类似之处，它是从社会实践层面跟社会精神层面两个格局的交错中展开自己的作品的总的格局。在《高老庄》里又比《土门》进了一步，他是从飞碟、神秘的山林崖石来描写，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很多，《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开始写洪太尉，一个朝代要更替一个变乱要开始，把人生的故事放在天人感应之中来展开；石头娃作为生命的宇空跟社会的宇空的一个衔接点，力图由社会操作层面的展开，到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展开，再到一个大生命大系统中来展开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老庄》在他的整个长篇链条中是很有意义的一部。平凹虽然早期的作品是静态的，但实际上一开始他的作品的文化内涵就是交汇的，说到商山丹水本身就是秦楚文化交汇之处，实际上也是江河文化的汇结处，它既是长江水系但是翻过一个山二十里就是黄河水系，这个巴楚文化跟秦汉交汇，巴楚的灵秀跟秦汉的大气在商山都有展示，所以一开始他的很多的很恬静的作品里边有冲突也有交汇，这种交汇是文化层面的交汇，平凹在后来进入西安以后包括他书法的变化都很有意思。他开始的字跟他的钢笔字一样是很灵秀的，到了前四年他的字突然跟茂陵的石刻一样非常拙美，用侧锋很深，浸墨很深的、力透纸背的浸墨。那么他在文化上就是交汇的，他喜欢茂陵的石刻，霍去病墓的那些石刻。但是到后来，从《废都》开始，作品展现社会文化冲突进入了一个有意识的动态过程。《废都》里边那种社会的冲突，一个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人文精神在一个新的市场经济潮头来到之后或者潮音来到之前，感到的惶惑。《土门》开始的城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的矛盾给老百姓带来的各种痛苦，还有到子路痛切地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需要改良，等等。他有意识地、执着地、动态地展示中国文化进到当代之后的各种冲突的层面，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价值的。这个贾平凹真是有点不得了，写那种日常生活，有两个人在那闲聊神聊，聊着聊着情节就在转换，人物的心态就在转换，人物的性格就在陈示，我甚至想捕捉到你在什么地方哪一句聊天转换的呢，找不到，了无痕迹，但是的确有一种内在的日常生活的动力在语言中陈示，所以我很同意雷达同志所说的，它这个语言本身成为我们审美享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星：《高老庄》是最接近贾平凹创作目的和追求标准及审美理想的小说，平凹追求的目标理想就是以民族形式反映民族生活和中国现实，写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存在之上建立一个包含人生社会宇宙的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的存在的世界，这个作品是饱满的，气象不小。像好多优秀的小说一样，是经得起多方面阅读，多层次阐释读解的小说。第一个社会历史阅读，这里边的第一点是我们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到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冲突；第二点可以看到中国农村乡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方面的细节，就像恩格斯说的，是在细节方面提供的东西比经济学家给的还要多；第三点是干群矛盾及腐败不正之风；第四点就是群众改变现实的那种合理的欲望和一些落后的观念习惯，这些方面都是作为社会历史阅读。第二个是文化阅读，子路可以说是传统主流文化的代表，蔡老黑是民间侠盗文化的代表，石头和迷糊叔是神秘文化的代表，西夏是外来文化的代表，王文龙和苏红是现代都市文化。这个作品是文化寓意小说，也叫文化寓言小说，我认为它好就好在没有表示各种文化都没有出路，没有给我们开出中国文化病能治好的中药方子，而揭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这是文化阅读。第三点是人类性阅读，它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大自然的报复、人种退化，揭示了现代化和科技主义的困境及对这方面的反思。第四个是长篇艺术的阅读，我觉得贾平凹胆子真大，把这些鸡零狗碎一地鸡毛吃喝拉撒都写在小说里，把这些敢作为长篇小说材料太冒险了；贾平凹另一个冒险就是能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的生活同步地表现进去了，当然背景是他们商州，我说贾平凹胆大，人家不会说子路就是贾平凹吧，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个跨越冒险是成功了，超越了，子路究竟不是贾平凹，西夏也不是贾平凹的媳妇，而是生活流，是渐入渐现法，这个作品没有强加的故事结构和人物，浑然丰富如生活本身，这种写法给当前长篇小说带来了很新的活力，我觉得别人是不可学的，只有贾平凹有这个胆量，他那个语言他那个功底他那个生活底蕴完全超越了“新写实”，“新写实”看起来很自然很真实，但实际上是有个框架在里边。再是叙述单一简洁，人物语言生动形象传神，蔡老黑、顺善村长，砸木地板厂，蔡老黑发动群众，整个就是顺善村长给别人转述的。另外是细节的整体意象化。一个好的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作品的世界，更叫我们透过作品看到作家自己的心灵世界及精神世界，从《高老庄》看出作品的精神主体仍是贾平凹，因此贾平凹仍然是一个表现型的作家。作家主体从《废都》的愤激绝望的痛苦乃至沉沦，有一种银瓶摔碎了的那种美，《高老庄》是一种诚实的、平实的、淡淡的忧伤的那种美；贾平凹作为表现主体，他的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及自私、封建、农民意识、一夫多妻，这种自审、自醒、自我批判意识非常突出。总之，我觉得《高老庄》这部作品不应该小看。
原《中国文化报》主编阎纲：平凹是我老乡，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贾平凹的出现让我一阵阵的惊喜，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也在向他学习。贾平凹的语言了不得，不能上秤盘的陕西土话，堂而皇之地上了文学殿堂，把些土语、方言或者是汉文语言能够提高到审美的层次，这很了不起。我是觉得语言不仅仅是形式，它也是内容，特别是小说，文字不仅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小说一切的想法，技巧，都在语言之中，就他的历史观点，他的审美观点，它的一切艺术手段等等，都在语言之中。世界现在纷纷扰扰，现实使平凹苦闷、痛苦，他处在矛盾之中，不知道是用儒家的好还是道家的好，用哪一家的好，用哲学家的呢还是人类学家的呢？但他尽量不用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语言他也学不来，平凹的写作就是从喜悦到浮躁到伤感悲观一直到悲愤然后到现在这个高度，都是怎么来解析这个纷扰的世界，他上下而求索，追溯到上古追到诸子百家，所以贾平凹活得很苦很苦，他是智慧的痛苦，所以他的作品越到后来就是苦闷的象征。现在读平凹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一读非常愉悦，现在读的时候也许愉悦也许不愉悦，喜忧参半，很复杂，让你灵魂不得安宁。平凹有现实主义描写的深厚功力，也有自然主义描写的修养，我看是正面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也有现代主义的某些感染，也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些东西一些借鉴，所以在手法上艺术表现方法上他陷入一种智慧的痛苦，他是复杂的统一体。
著名评论家胡平：贾平凹的书和一般的小说有一个区别，他字数很满，二十八万五千字，段落很少，但是读起来很亲切很舒服，这是他古文化语言运用到家了，比如说“吃毕饭，待收拾清，已经夕阳照了院墙”这里面“毕”“待”是古汉语，又如“才来三天两晌的，到却看了”这个“却”就是古汉语，这个味道不得了，这是一个大家。卖了二十万的畅销，这个书籍具有长久的保留价值，写中国，《高老庄》是个缩影，比那些写大事件的更真实，从这点来讲是他的一个创造。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很符合作者的原意，他是从农村、高老庄这样一个视角去看现代化的城市，这个东西反映了贾平凹对于中国社会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是比较深的，过去王明这样的人他是从城市来看农村的，所以他失败了，而毛泽东是从乡村的视角来看城市的，看中国的前途，所以毛泽东就成功了。整个小说充满了一种预言性的东西，两个城市的人到农村，一个是回归了一个是迁入了，他把这高老庄起了这样的名字是有意义的，高老庄是猪的故乡，也是侏儒的一个引申意，这里的人个子都很矮，他反复讲汉民的指甲绝不是无意的，就是说人种的退化在高老庄这样的地方已经达到了影响身高的程度，他这里边蕴含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人种退化现象的忧虑，这种东西在其他作家作品中都没有写到，我很同意这个观点。高子路是个寓言式的人物，乡后立即成为农民，看不出一点教授的影子，在日常化的描写中写了一种很辛辣的反常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点教授的影子，哪怕有一点教授穷酸的架子，我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可是一点都没有，把外面的世面讽刺得够可以了。他还是非常善于写被年轻貌美的姑娘宠爱或者错爱的知识分子，从《废都》到《高老庄》都这样写，子路这人哪怕身上有一点优越之处值得可爱之处，我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好像很正常，这实际上包含了反常的东西，缺乏逻辑性的东西，让我们看到对于知识分子这种十分刻薄的讽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农民中来的，那种蝇营狗苟的小心理和又懒散的气质在知识分子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而西夏被同化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到这样一个连大便的地方都没有的乡村，她非常快地认同了，这里面毫无转折，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如果说她真是和周围的人包括她的婆家她的乡亲出现一点矛盾，我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平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写出了人种需要改良，他把形而上和形而下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李炳银：因为这本书是贾平凹写的，大家在要求上、评价上似乎有点苛刻。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感受生活表现生活上所达到的这种高度，并不是说随便一个作家所能做到的，他这种把握生活的能力表现生活的鲜活性，也不是轻易可以掌握得了的。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五六千会员，真正的大作家并不多，中国有那么多的作家但是贾平凹只有一个，只有贾平凹能够写出，我很同意这观点。我们的作家，有些作家是作为政治家去衡量的作家，有些作家是作为学者去看的作家，我觉得贾平凹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和普通老百姓有着一种天生的密切的联系，无论他的表现形式或者他在作品中表现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感受都和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沟通，这个作品他写了中国乡村农民在走向新的境界时的艰难，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子路从农村高老庄出去，他很渴望高老庄的面貌有所改善，希望高老庄能够尽快地走到一个新的境界去。回到高老庄之后，看到高老庄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纷、冲突。他最后有种失落的感觉，因此我看到最后子路跪在他父亲的坟上说：“爹，我可能从此再也不回高老庄来了。”子路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作者表现生活的生活化，表现生活的艺术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作家能够把琐碎的生活提升成艺术，能够如此举重若轻地，如此从容不迫地，如此生动鲜活地表达出来，这是艺术对生活的一种跨越。这个作品尽管写的是高老庄，但是有着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农民为了金钱和富裕，而对生态的破坏，对未来的丢弃，这种观念是很新的观念。前几年大家在高呼着江南的乡镇企业腾飞的时候，何曾想到今天的太湖治理污染是多么的艰难，高老庄现在正在经历着同样过程，平凹对生态的这种关注是很新的关注。平凹是表现出大家气象的作家，因此评论家有更多的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我们中国小说的很高的境界。
北京大学副教授戴锦华：《高老庄》不可说，它有太多的点诱惑你可以进入，作为一个批评者可以进入，可以拿出一套术语来，而这一套术语又可以清晰地表现为二象对立。比如“城与乡”，“文明与愚昧”，“环境与人”，“男人和女人”，我觉得太多的现成的点诱惑你去进入，但是你却发现哪一个点都不是。你很快就发现每个对应点它似乎在象征着意义又在自我否定。我想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叫：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征候。意义的分裂，表达的分裂，选择的分裂，感情和立场的分裂，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作品在平凹的作品序列当中，达到了一个艺术上的辉煌和新的高度。但是我倒觉得贾平凹这部作品，如果作为一种文化式的解读，我们可以获得太丰富的信息，完全可以把贾平凹的作品放到新时期二十年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从《浮躁》《废都》《白夜》到《高老庄》，每次都有男性主人公出走，而这男性主人公越来越不可爱。如果说曾经在《浮躁》当中这个出走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意义的选择，是一个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展示的话，那么到了高老庄，他再次从高老庄出走，就已经不再是过程了，仅仅是一个空间的转移，而空间的不断转移不再意味着一个选择一个拯救一个获得一般意义的判别的话，那么就成了一个无处可逃的逃亡。这个无处可逃的逃亡者的越来越不可爱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象征着我们整个从80年代到90年代终结的世纪末情绪，贾平凹自己越来越强烈的绝望，在《废都》当中，他把这个绝望给社会，然后把男性的自恋给予主人公庄之蝶，到了《高老庄》经过《白夜》和《土门》那个过程反转过来了，只把绝望给男性主人公。每一个写作的意义都是双重的，是一个死灭的象征，又是一个获救的象征。是80年代的寻根又绝根的文化主题，如果他是拯救的话同时他带来了另一种毁灭，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纠缠的表达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繁华：《高老庄》的发表是九八年文坛的一件大事，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它出自名家之手，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所蕴含的精神、小说观念，以及作者对当下中国的独特理解，就是说在以歌颂改革为目的为主旋律的作品、以私人化个人化为历程的女性文学、都市白领文学之外，又增添了贾平凹试图整体概括东方民间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复杂性的另一种声音。90年代中期以后，一种追求个人立场和独立性的写作渐成主流，它以民间立场出现并且普遍流行，已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应该说它对于改变启蒙话语和精英历程的文学传统实在是一个功不可没的过程，但它的弊端也在大众拒绝阅读中日益呈现出来，《高老庄》表达的是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和忧患的情怀，不同的是《高老庄》比起《废都》《白夜》《土门》等长篇作品，它在更从容晓畅的叙述中，揭示出了究竟什么力量在支配民间生活的问题。他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时，民间碑史和民间传统第一次在当代得到了如此充分的表达，因此他触及了中国现代性最复杂的最深层的问题。高子路还乡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及民间精神传统并没有因改革之风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种古朴甚至神秘的日常生活、风情和信仰，依然支配着高老庄并具有极大的侵蚀力。高子路虽然是一个大学教授，但这个民间传统哺育了他，尽管他在城里穿西服打领带，但一旦返回高老庄，民间传统还原了他的形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在高子路这代人身上已经不战自败。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贾平凹写出了高子路的矛盾和游移，或者他说对高老庄充满了眷恋或深怀失望。贾平凹对民间传统复杂性的揭示，也正是对中国现代复杂性的揭示，现代化神话是百年来激进的理想和民族之梦。现代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幸福的承诺，它被遮蔽的灾难时时在他自身的进程中显露出来，《高老庄》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中揭示了它的复杂性，这就是这部小说值得肯定的价值之一。
南开大学副教授刘俐俐：这个小说有无穷无尽的可读的方法和可读的角度，我以为它始终在感觉层面上去把握生活和表现生活，以前的理论说是感觉不断要对它进行提炼，那么现在他这个感觉我倒认为特别珍贵，他在感觉的层面里边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种提炼，但他始终没有明确起来，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他的艺术感悟上到理性那个层面，因此它永远是鲜活的，在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出来贾平凹带给你什么判断，他老有两个对立的东西，不论你对哪一个进行肯定好像都进入了陷阱，我觉得这恰恰是因为他感觉的层面把握生活所产生的一种魅力，这已经不是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加上去的，他就是这样子感觉的，我想这倒是可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的现象，可能是只有比较优秀的作家大家才能到了这样一个层次，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化境。这个作品对文艺理论提出了思考，他确实是以普通农民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但从描写的角度叙事的角度来说，它是全知视觉的，但又超越了民间视角，从文学理论上来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贾平凹就是贾平凹，我们应该尊重他，他如果是真正有非常厚的生活积累和生活经历的人，他最好永远把握在感觉的层面上，这样我想对我们中国作家会有更多的理解。
自《废都》之后，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似乎与盗版结下不解之缘，《高老庄》也不例外。1999年2月6日，笔者在路旁的地摊上发现一种《高老庄》盗版本。此种盗版本，最显著处即在于衬页，正版的衬页纸为特制的，上压有圆形阴制凸形太白字样和条形阴制凹形太白文艺四字。其次为封面，正版色正调匀，字体清晰，背景天蓝云白，而盗版色调偏红，字周有红晕，背景像被污染的天空。再次，正版切口平齐，呈竖条状，盗版不平齐，呈斜条状。第四，正版后记日期为楷体，盗版本为宋体。此外，虽然此盗版本定价印的和正版一模一样，但在西安仪表厂家属院旁书摊上的售价为半价，即10元，还可杀价。不久，笔者发现一种更为粗制滥造的《高老庄》盗版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还有一种盗版本比这种质量好一些，但比正版差一些，如果说彼种盗版本相当于美院大学生的临摹之作，那么这种则是小学生的仿制品，甚至还不如此，因为有偷工减料之处，比如没有环衬，没有“创作中的贾平凹”的彩照插页，封面纸也由正版的特种布纹纸改换为铜版纸，扉页也由铜版纸更换为一般凸版纸，内文纸也极为粗糙，有时已破烂，自然影响了字句的完整，使人难以卒读。至于封面色调，内文字清晰度与正版也相差甚远，而封底上堂而皇之地仍印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全国反盗版联盟”将本书列入“文化精品版权保护工程，提供法律保护”。紧下边且有“举报有奖”四个大字，但后来并未闻有举报重奖的报道，看来反盗版光有雷声没有雨点是不行的。毛泽东曾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盗版者也怕认真二字，上海辞书出版社通过全国各大媒体声明，凡举报《辞海》盗版本者重奖15万元人民币，于是举报信雪片一样地飞来，查处了盗版《辞海》的山东东营印刷厂、陕西汉中印刷厂、河北邯郸峰峰新华印刷厂、北京通县通北装订厂及多个不法书商，追回销毁了盗版本，惩罚了盗版者，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赔偿，同时也兑现了给举报者的奖金，赢得一片赞扬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