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背后有扇门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读书”一词常等同于“教育”，譬如“墨水”一词就特指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这些口头语的历史信息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阅读”对教育的意义曾是多么的重要。时光荏苒，今天我们的国家居然成了世界上人均阅读量比较少的一个国度，我们的学校则又将“读书”引到了另一个极端，师生们除了那求取功名利禄的教科资料，几乎没有出于滋养生命丰富内心提升素养需求的阅读。
更为可怕的是，当一些有识之士和相关机构团体意识到这种趋势可能带来的危机而倡导阅读推广阅读的时候，有一些人却从中看到了某种商机和扬名立万的契机，或推销低劣作品、盗版书籍；或借机实现“著作等身”，以独占鳌头，赢得拥趸者千万；一些学校，虽则买了不少书，有的还建起了专门的书屋，但在打造“书香校园”，真正推动阅读时，往往又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
如此这般的伪阅读就这样慢慢地达成了某种利益共识。出于滋养、润泽的教育的阅读推广就这样失去了她的美好初衷，更多的是赶时髦地颂扬着“阅读”的必要性和人文价值；这种异化，多多少少，让人感到了一些自欺欺人。
不过也有一些学校在阅读推广中以非凡的魄力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浙江鄞州高级中学无墙、无门、无岗“三无”的图书馆了，更多的是在一些小学，教学楼的每个楼层都有书柜、书架、书桌，有的学校还搞起了图书漂流活动……尽管站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些也许只是星星之火，但是阅读推广的希望或许就在这里，教育变革，或许就会从这里突破。
这两方面的情形告诉我们，阅读推广路径和方式的选择，要从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净化自己、提升自己出发，进而寻找教育重新从趋利化、市井化等现实桎梏中挣脱的契机。阅读推广机构和推广人更要在如何将阅读一步步地做实、做稳、做久，进而成为一项为孩子一生奠基的工程方面下功夫。因为阅读，绝不仅仅是孩子在学校三五年内所必修的功课或技能，而是作为一种人生素养和精神境界，注定跟随他一辈子，也注定将成为他“文化基因”中区别于他人的最显著标志的浩大工程。这就不是推荐一批书目、搞几次“阅读征文”那么简单的事了。首先要厘清的，恐怕是动机，唯有抛却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的“小九九”，方能成事。
对于阅读的内容，我的看法是可以适当驳杂一些、宽泛一些。对学生而言，他们的逻辑思维和人生阅历还略欠于成年人，只有通过更多的知识储备和累积，才可能融会贯通和为我所用。这就需要教师为他们悉心指导。毕竟，现如今的图书是良莠不齐的，即便是我们所说的经典，有些也是夹杂着不少糟粕的，所谓的国学经典，也是如此。这一点是学校在阅读推广中万万疏忽不得的。教师需要大量的非学科阅读，甚至是非教育阅读，这样他们的课堂才有可能更具“穿越”的魅力，同时，也更“接地气”。我们要做的是让师生明白，阅读不是一件可以立竿见影的事情，阅读是一种生命的滋养和浸润，她的回应或许在明天，或许在将来，试想一下，要是哪一天原本枯燥的课本知识将在我们的某次阅读中被“巧遇”，那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那情景又将是怎样的美妙！
在阅读中甄别教育“箴言”
阅读可以帮助我们甄别教育“箴言”。如何理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以及如何看待“爱生如子”“爱校如家”之类的“教育箴言”？不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康德的《论教育学》、菲利普·W.杰克森的《什么是教育》、史蒂芬·柯维的《第3选择》，还真的就搞不清这一类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爱，什么是教育之爱，“爱生如子”“爱校如家”之类的言说究竟有什么不妥？
《第3选择》的作者说，爱一个人你就必须以上帝的形象来看他，而不是用我们所希望的形象来要求他。一个孩子生下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我们想要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才叫爱他。而我们呢，总是在用我们的要求“爱”我们的学生，于是，我们就会奉一刀切、军事化、标准化的教育要求为圭臬。
许许多多反教育的规定不正是打着“爱生如子”的幌子出现的吗？在这样的旗号下，我们原本觉得不可理解的主张与行动（“考试工厂”那样的军事化管理、魔鬼式训练），不仅变得可以理解了，甚至于变得“伟大”而“高尚”了。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陶行知当年所提的“爱生如子”前面还有“爱满天下”，我们就不可能狭隘地将教育之爱理解为“爱生如子”“爱校如家”。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康德这些哲人的论说中弄明白，所谓“教育之爱”，强调的是在教育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不仅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情感，教育之爱，还要爱我们所教、所学的内容以及教和学的方式，乃至于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方方面面。这爱和情感是包容的、慈悲的、博大的，同时，又是理智的，基于道德的。其目标就是不断地改善，试图使师生双方的每一个人（往大里去，还包括同事之间的、同学之间的、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进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更好。
这样的爱是需要时间的，是要靠一代一代的人的努力前行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和勇气，要的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用杰克森的话来说，需要每一代新人自由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扩张”。
所以，我们在对待类似的教育“箴言”的时候，要想一想罗伯特·博斯特在《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中强调的“人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意见，不能为争议而争议，意见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为支撑，一个意见是否靠谱，要通过同行评议来论证。这同行，一方面是当下的，另一方面自然包括那些智慧之书背后的智慧之人。
在阅读中寻找教育的“正道”
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拉汉的《教育与效率崇拜》等，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当下我们对“高效课堂”的追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为什么我们会热衷于“高效课堂”的打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学校管理者们将自己视为企业管理者，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学校经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学者或者教育哲学家”。
八十年前，“（美国教育的）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忽视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区别，把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反观我们当下的教育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其中恐怕也有不少是因为地方政府出于成本考虑的缘故吧。每每总是会有官员用地方财政的开支主要用在教师工资和教育投资上了的言辞，表达他们说不出来的烦恼。于是学校拆并、集中办学、集团化办学就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更为可悲的是，在这种狂热的追求下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上上下下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效率崇拜对教育的影响，必然使学校在实用性、操作性上花工夫、动脑筋。热衷于“术”的“改课”，层出不穷的教育模式、日益泛滥的“高效课堂”成为时尚的原因就在这里。“商业影响教育的途径有很多，主要表现为：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通过教育会议的演讲，以及更为直接地通过学习董事会的活动。商业对教育的影响的发挥可以通过院外人士，可以通过记者，可以通过商业家或者企业家……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影响都会以建议或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校只会以更加商业化的途径和方式来组织和运作，其重点会立刻放到更具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上。”这样的运作手段，卡拉汉早已经给我们分析得相当到位了，那些“考试工厂”影响力的扩大、迷惑性的增强，其主要手段与途径正是基于此。
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的名句则告诉我们，只有在宁静的时候，哪怕片刻宁静，人们才能放下羁绊灵魂的所有沉重，在大自然中、在宇宙奇趣与命运交叉的城堡里，慢慢地明白什么是崇高。在热闹纷繁的教育江湖中，作为教师，我们想要恪守教育的底线，需要的不正是卢梭那样的冷静和淡然吗？
在阅读中学习教育科学
一个教师，想要做好自己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相关的教育科学知识，不仅只能盲人摸象，而且容易被各色各样的“葵花宝典”所忽悠，大卫·苏泽等的《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以及约翰·E.道林的《脑的争论：先天还是后天？》、安东尼奥·M.巴特罗等的《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等著作尽管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葵花宝典”，但它们用脑神经科学，为我们撬动着教育学。
这些著作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的遗传基因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智能因子不一样，有的具有特殊的天赋，有的就是平平常常，有的兴趣点在运算上，有的兴趣点在运动上，我们要让学生信心满满，就要努力找到他身上的亮点，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就需要鼓励，让他把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发挥到极致。
斯特拉·契斯的《你的孩子是人》则指出，孩子不是一个需要父母用程序控制的小机器人。契斯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父母能欣赏这种独特性，孩子就能茁壮成长。她的研究验证了一位成功家长曾经对我说的育儿之道，“对待孩子的相同之处就是对他们区别对待”。
没有阅读《大连接》《人人社会》以及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魏忠先生的《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等书之前，就发现很多教育者，不管是资深的名师专家，还是初入杏坛的后辈晚学，总在谈论诸如“云计算”“大数据”之类的时髦词汇，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先进，甚至听到专家说大数据背景下，教师会大量下岗。读了这些书就发现，其实那些专家并不一定真的知道“在线课堂”“翻转课堂”“高效课堂”这类被过度消费得几近娱乐化的字眼背后的真意与价值。
是不是连接上了互联网，就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教学？是不是“砸烂讲台”“给传统课堂打零分”就能更接近教育的本色？是不是逃离了学校，效仿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骄傲地“退学”，我们的孩子就可一夜功成名就了？这些看起来有点乖谬的想法，却多少有着现实基础，在有些人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早已经沦同于新时代的技术主义了——每节课都需要有多媒体，需要有精确的结构化切割，需要有场面热闹的讨论，并最终万佛朝宗式地得出某一标准结论。
在今天这个被称作“web3.0”的信息时代，世界正迅速地扁平化、一体化和个性化，“经验”和“体验”正作为新的元素在重新定义“知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智慧”，影响着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需要。我们还是沿用大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就难免怪相丛生了。
在阅读中走向教育“真理”
不读史蒂芬·柯维的《第3选择》、丹尼尔·卡纳曼的《快思慢想》、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的《大连接》、克莱·基的《人人社会》，以及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克里希那摩提的《重新认识你自己》等，我就不可能去思考作为教师必须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让教育朝“真理”而去的问题，尽管我至今也没有找到教育的“真理”。但我慢慢地认识到倾听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包容不只是对一方的要求，包容不是妥协，还有要想避免直觉判断给我们带来的错误，就要在“快思”的同时让“慢想”跟上。
正如笛卡尔所言，一个人想要探寻真理，最要紧的是要不断学习，广泛涉猎，“博学旁通，连最迷信、最虚妄的东西也不放过，是有好处的，可以知道老底，不上他们的当”。“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因为“世风日下，有不少人不肯全说真话”，当然更多的是“由于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最合乎中道的”。《我们如何思维》《第3选择》《重新认识你自己》则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人只有不断地放弃自己的思想，方可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黎明。
《大连接》《人人社会》让我明白了人在社会网络中是如何与他人连接并发挥自己的影响的。“六度关系”和“三度影响”的理论，促使我对我们今天所热衷的“小组学习”“合作探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慢慢地想明白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的路径。没这些阅读，我只是凭直觉来看待问题，找不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我更为感兴趣的是《快思慢想》中谈到的一种生活方式：茶馆式闲聊。作者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增进我们的洞察力，看到并了解他人的判断和选择出现什么错误，进而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哪里。所谓“闲暇出智慧”原来是有依据的。另外作者告诉我们，作为人，我们内心都有两个“我”，一个是行动和直觉的“我”，一个是理性和小心的“我”，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直觉如何，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冷静而仁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冷静而仁慈的回报。
若是没有这样不停地阅读和思考，我还真的没办法从源头上剖析教育今天如囚徒困境般的局面。一个教师，如果能从尊重教育的人文性出发，在教育哲学的支撑下，摆脱唯效果论英雄的思维定式，或许就有可能弄清楚自己当下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学会做一个负责的、充满爱的、富有建设性的教师。而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思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依靠不断地阅读，以及与阅读相关的思考和实践。
阅读的关键是让自己经历实实在在的阅读体验和思考，在体验和思考中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生态和教育方式。我的阅读，总是围绕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展开，因为我不仅不是理论研究者，而且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充其量只是一个教育实践者。作为实践者，阅读的毛病就是泛泛而读，泛泛而读是读不下去的，是没有味道的。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一个抓手，即围绕具体的教育和教学问题来读，一方面要“六经注我”，另一方面更要“我注六经”。
我习惯于批注式阅读——边读边画，边读边想，边读边写。我读过的书，大多写满了我即时的评注与反思。我以为批注式阅读的好处在于以读促思，以思促改，以改促写，边写边读。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筛选，没有判断，没有问题，就变成了一块海绵，就只有吸收，管不好还要漏掉。读了想了，不付诸行动，最多只可能成为理论的巨人，当你付诸行动了，理论才可能成为你的认知和经验。有了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不仅可以与人分享，还可以帮助自己对问题的再思考、再认识，写的过程会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甚至驱使我们去读更多的书籍。
当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那些智慧的言辞联系起来，看起来深奥的经典，也就不那么深奥了。慢慢地我们也就有可能变得智慧起来。如果你用心啃了一本经典，那么有可能所有的教育经典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教育的源点在那些智慧之人的认识里是相通的，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或者说是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一本读透了，其他相关的观点和相左的观点思考一下，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我的另一个习惯是，同一时间读好几本书，读的时候将这些不同的书的相关内容有意无意地串联起来思考。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说的是为写诗而写诗是写不出好诗的，同理，身为教师只读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书是远远不够的，“教育即生活”，身为教师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涉猎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的书籍，视野开阔方能应付自如。当然首先是教育经典，其次是教育哲学经典，再就是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类的书籍了。天下的书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有精力把所有的书都读到，所以我选择读经典。有些书我会反复读，有些书我只浏览一下放在那里，什么时候遇到与之相关的问题了，找出来比对比对。
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及时与人分享阅读的收获与乐趣。当我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远近的朋友，同样我也会时不时地向他们索取他们最近阅读的书目。我不仅会在我的博客、个人网站、QQ空间，以及我的手机App终端等自媒体平台介绍我读过的书籍，推荐我曾经读过的和正在阅读的书目，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动阅读。比如在一些报刊开设读书栏目，利用外出做讲座的机会推荐书目，在组织全区教师培训时向受训者推介阅读等。
当我阅读了《收获幸福的教育》《学校会伤人》《教育与效率崇拜》等书籍以后，我就在我加入的那些QQ群里吆喝，粘贴我的阅读笔记，没想到许多朋友在我的“怂恿”下，也买了这些书籍来阅读。广西钦州市一所中职学校的老师给我留言：“宗叔好！在您的博客中看到推荐的《学校会伤人》一书，买回来刚看了30多页，就被我们的校长兼教育局长借去看了，真的盼望这位大领导看到您推荐的这本好书后会有所感悟。谢谢您的推荐！”
2013年7月，山西太原某区在中北大学组织教育培训，原本是请我去谈学校文化建设的。当我到达那里，听说他们的局长在开班仪式上强调了校长读书的必要性，我就将原本准备好的话题给放弃了，连夜准备了一个“读书理解教育”的话题，没想到居然收到了意想之外的效果，一家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朋友听说改成了这个话题，竟然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那里来听这个讲座。
教育者就应当是读书人，校长和教育管理者更应该成为读书人，成为师生乃至整个社会读书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更应该担当起教师阅读推广的重任。当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喜欢上阅读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教育改良就将成为可能了。
阅读的背后有一扇门，当你推开它，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