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即1987年初春，宁波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曾有《缘起》陈述研究会的拙薄之志：
四明山峦，郁郁葱葱；河姆渡口，源远流长。稻谷青瓷，寰宇传扬；唐宋以降，商通远洋。庆历、淳熙，建书院于草昧；东发、深宁，吐儒林之馨香。阳明心学，拓一代之心胸；梨洲《待访》，破长夜之茫茫。乃至季野、谢山，在清代史学中卓立独芳。而今，“宁波帮”踪迹八荒，丹山赤水，波连重洋。文化古城，社会新制，激励甬上后学，报国效乡——勉力建设浙东文化，为振兴中华缀彩添光！
今天重温《缘起》，我心潮激荡。因为我为《缘起》中的“建设浙东文化”做了鼓与呼，尽了心与力。具体地说，对五四新文化在浙东这段史迹进行了“窄而深的研究”（朱自清语）。我选择了以散文为切口，提出了现代散文“白马湖流派”之说。窃以为，散文白马湖派是五四新文化在新文学上的一脉，它是独操散文一体的文章家夏丏尊、散文大家朱自清领衔的一群人，以其能够拔戟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获得世人推崇所致。它的生成，激活并丰盈了新文化，坐落在新文学上，创造了现代散文崇高境界，以其“白马湖新绿”，为现代中国散文保留一抹人文绿色而具有重要价值，对散文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杨牧说得好：台湾当代散文作家林文月、丛苏、许达然、王孝廉等曾受到白马湖派的影响，“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的风格”。那么，此种白马湖文学基因在浙东籍作家中是否也有传承和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浙东宁波籍作家唐弢、李君维（东方蝃蝀）、谷林均有着白马湖文风的印记。他们的散文或多或少与白马湖文学有所关联。这是浙东新文学的文脉的传承与赓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尚处在初创期，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丰子恺等在浙东创办了O·M社的新文学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夏丏尊忙于《春晖》编务，未及参与，则从旁照拂）。《我们》大致是以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意识为内核的，但正是以这本刊物的散文作为标识，O·M社同人进入白马湖派之列。《我们》散文的基调清新俊逸。读着册子里的散文，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最难得的是“俊逸”的情趣，那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而O·M社同人，“俊”和“逸”的两个传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精神深处流动着这两种意象，使得把两种风格融在一起成了一种可能。亦剑亦箫、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即在这里。这是因为浙江文艺界弥漫着越文化之风气，越文化的优秀传统为脊梁式的人物所继承和发扬。越文化作为多重建构的复合体，是一个多方面的存在，它又与文化的开放复合品性有关。诚如周作人所说的“近年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此处所谓“两种潮流”，实即古典美学中的“阳刚与阴柔”之类，或严羽《沧浪诗话》所说的“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等。也正是这两种潮流的起伏，成就了中国新文学史。白马湖散文便是如此，亦剑亦箫，俊逸得很。作为精神领袖的夏丏尊，他的完整人格里，蕴含着越文化优秀传统的因子。他有“清淡”之文，又不乏激越之作，而且这些文字敢于直面人生，并对黑暗的现实给予有力的抨击，甚或不惮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大有“石骨铁硬”的风操，然不影响他平淡致远的总体风格。同是领袖人物的朱自清何尝不是这样。《我们》里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绿》《白水漈》诸篇，“运用大写意的笔法，逸逸草草地妙造自然，因而得其玄淡、清远的神韵”，清逸得很。而其写于同时期的《生命的价值——七毛钱》，则呈现着峻急的文风，抑郁而激愤，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丝毫不留情面。至于《血歌——为五卅惨剧作》那样的阳刚之作，其峻急或曰激越的调子，更可见朱打击敌手大有铁似的风姿。叶圣陶可谓是这两种风格互交的典范。他的刊在《我们》里的“暝想”小品《暮》与五卅檄文《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即是佐证。即使其基本面为清逸的《没有秋虫的地方》，亦貌似冲淡中隐含激淡，借影于秋虫，托物言志。《两法师》俊逸互动、双管齐下。丰子恺作文的俊逸，一生皆如此。看到众生受难，画文互用，为其鸣不平。民族危难时，《还我缘缘堂》发出如是怒吼：“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其晚年文坛万马齐喑，暗自续写随笔，《缘缘堂随笔集》中后一部分“朝花夕拾”式的篇什，岁暮忆旧，散谈中包含着愤激。可见丰子恺具有浙西人细腻深沉的风骨，至其文“清幽玄妙”之外，尚有浙东人刚劲清逸的品性（丰氏祖籍为浙东宁波），他的俊逸，怕亦是地域人文之脉历史传承的力量所为。总之，白马湖散文的两种审美路向的殊途同归正折射着它的文化精神。就其地域因素讲，乃浙东有山有水，面朝大海，于是流连集聚于此的白马湖派散文家也就有了山水海相融合的特征，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诚如夏丏尊在《读书与暝想》中所表露的：“如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
唐弢的文字便有白马湖文脉的痕印。浙东人的“硬气”总是在笔端经意或不经意地表露出来。它的俊逸每每介于明暗之间，形成敏锐深切与悠然自得的独特文风。其书话体文字充满诗趣与至情，乃传世佳作。“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唐先生给了多少人散文写作的教助。我是其中一位，《晦庵书话》伴我一生，最喜其《偶成》诗中“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之情致。这不是白马湖作家群体的共同志向吗？
李君维（东方蝃蝀）写散文由绚丽之极归于平淡。《人书俱老》即是明证。他的散文多为随笔，质朴自然、情真意切，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富有蕴藉的题材。他不滥情，也不尚矫饰，只是自由自在地写着人生遭际，喜怒哀乐皆是行云流水般从笔端汩汩流出的。这种写法，使人想起了二三十年代白马湖派散文家朱自清、夏丏尊的为文风格，作为四十年代踏上文坛的李君维，受到白马湖散文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君维先生的不滥情与白马湖派散文家的从不强作渲染、故作多情，有几分动情就直陈几分的作法，似有承续的意味。作者自谓，少年时代喜欢过朱自清的散文，朱的《你我》是他“读过而忘不了的一本书”。作者特别说及“其中《给亡妇》《择偶记》都以平平常常的口语写来，或抒情，或叙事，却感人心肺，淡而有味，其功力不下《背影》《荷塘月色》，可是不常为人道及，未免有点落寞之感”。
李君维散文写宁波的吃，淡雅舒展，言近而旨远。作者信笔写来，从从容容，在一些看似平平淡淡的菜蔬瓜果中，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感悟，文章读来极有嚼头。《吃苦瓜》便是这样的佳构。文章赞美苦瓜的色香味，描绘刚上市的苦瓜，述说苦瓜与生活的关系，写到文章有回味，人们常用“涩如青果”来形容，像嚼橄榄，却没有人以味同苦瓜来形容文章的，“未免冷落了苦瓜”。前后层次分明，闲闲地一笔刹住了，也带出对苦瓜的感情，即由吃苦瓜联想到人生际遇。“人生的苦涩味同苦瓜的苦涩味一样能清心去火。”清心去火，有益健康，净化心灵，这只有饱经风霜的上了年纪的人，才有如此冷峻而又豁达的笔力。《红绿两题》以下锅炒菜作喻（有一种紫红色的扁豆，下锅一炒就变成绿色了。碧绿碧绿的毛豆用水一焯，滗出来的水是粉红色的。苋菜红绿相间，炒熟之后，出的汤像鲜血一样通红通红），引出人生哲理：盛衰、荣辱、得失、真假、聚散、苦乐等等，都像红绿两色一样相异相对，而又相互关联，相互嬗变。李君维写宁波的吃，与夏丏尊写吃似有内在的神似，平淡韵味特浓，淡而有味，平淡之中饱含着深邃的意蕴。夏的平屋杂文，诸如《谈吃》《良乡栗子》，以及《〈子恺漫画〉序》里有关弘一吃食的描述，兴许又多多少少对学生时代的李产生过影响。
谷林的为文，一是满盈着浙东情结，二是有着白马湖文风的影子。其一，2010年出版的《上水船集》之书名便是浙东话语缀成。谷林先生说，上水船乃其故乡俗语，意谓：虽费力气，终究寸迟尺滞，不能速达也。盖喻作者之拙钝而已。此意在《情趣·知识·襟怀》题记中表述得很清晰：“我文思迟钝，每感手不应心。时欲曲尽胸臆，求安一字，竟也有过‘旬月踟蹰’的苦辛，此所谓‘上水船’也。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但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这倒是颇有分量的运动。积渐遂以为亦生命之所寄，尽管气喘吁吁，而居然龟蹀牛步，踽踽不已了。”据说《情趣》小书，作者当初就曾拟题作“上水船集”，出版社怕影响销路，故改现题，然谷林以为“实不得体”。“上水船”之语，当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但也透出作者为文精益求精的努力。谷林童年至少年时期在宁波度过，家乡的上坟船，令他印象深刻：三月清明上坟，在宁波多是坐船前往，或顺风或逆风，有一回坐下水船，有一回则得坐上水船。逆风时的上水船，其船工要格外努力打桨摇橹，少年的谷林无意于“上坟船里看姣姣”，则目击了船工的艰辛，晚年遂有此绝妙的联想。谷林对《儿童杂事诗笺释》中的甲之八画“上坟船”，无篷，一人摇橹，四人挤坐一舱，颇有疑惑，指出“与笺释中杂引周作人散文所曾描叙的情况迥异”，可见其对浙东“上水船”记忆之深。其二，白马湖文风对谷林的影响。《上水船集》里的短制，诸如《点滴话设计》《开本和版面》，那些看似零金碎玉的文字充满着真知灼见，几乎无一不像是补白，亟使人联想《我们》里的补白。究其缘由，《答客问》的轻描淡写，现出其文脉传承的踪迹：谷林爱读书，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他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少年笔耕》尤令他念念难忘。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列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朱光潜谈美的书，晚年犹能想起曾经看过。对于白马湖文派有关真善美的“艺术的闲谈”，他体会颇深：“美与真与善，大概只能有相对意义的独立性，而不能为了玉成其中之一而牺牲其外之二。”这个真善美，不是指单一的状态，而是仿佛一只由三条腿支撑起来的鼎，是一种复合建构，三者缺一不可，合则鼎存，分则鼎无。白马湖作家书写散文的主张正是这样。
唐弢、李君维（东方蝃蝀）、谷林的散文大抵是属于随笔体的。“随笔”在中国出现在南宋初期，洪迈著有《容斋随笔》便是例证。不过像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可算是随笔了。然而其形成现代文体则在五四时期。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出现的《随感录》，实际上就是一种“随笔”的体裁。这种体裁当时受着欧洲随笔谈论风格的影响，“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鲁迅通篇都是议论，之后索性另立名目，称之为“杂文”。周作人也受着英国随笔的影响，亲炙兰姆的唯我哲学和闲散情调，又兼具吉辛的风味，加上受中国传统影响较深，远之如不守章句的王充，近之如力主求实的俞正燮，他的文章含有那种笔有藏锋、意在言外的曲折含蓄，自称为“抒情的论文”。周氏兄弟同时成为影响深远之巨擘。朱自清尝试着散文各种样式的探索，他对于散文的各式，如“感性”“知性”与“理性”的皆要试作。《“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即是以“理性”为主的，也就是比较典型的随笔体，它既有杂文的思辨特色，又有散文的文学风格。也就是说，它是介于杂文、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兼有杂文说理的严谨性与散文抒情的随意性，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亦理亦情。但是这两者也并非平分秋色，不是简单地一半对一半，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真正做到了“漂亮和缜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白马湖时期，朱自清在他主编的《我们》里，已经创立了纯正的“随笔”之一体。唐弢、李君维（东方蝃蝀）、谷林好像皆取法于朱自清那样的随笔体，他们把自己对于作文的心智体验糅合进去，故能得其悟解乃至神韵。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与白马湖文学的联系了。
至若白马湖文学对于当代作家的影响，我以为，在浙东籍作家中，有白马湖所在地上虞的陈荣力、赵畅等散文家，出生于毗邻白马湖的宁波余姚的著名散文家赵柏田（且读其《平屋记》的经典描述：“白马湖”派散文家夏丏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有一本《平屋杂文》，笔墨沉浑敦厚，娓娓如长者炉边絮语。“平屋”二字足令人起无限幽邈遐思。想象中白马湖边的读书小屋，该是庭阶寂寂，修篁丛生的。冬日去时，原来也只是江南民居中最普通不过的几间瓦板屋。霜月当窗之际，谁去听湖水轻漾？谁又在一盏被浓重的水汽包围中的灯下细品冬日白马湖萧瑟的诗趣？怕也只有夏先生这般质本洁来的书生了）。他们的散文与白马湖文学的关联，这倒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也论证着白马湖文学的当代意义。从这点上说，新时期散文是归趋“五四”的一次穿行，尽管当代散文还会有许多变革。就在这次穿行中，白马湖时期的散文之影响是尤为巨大的。朱自清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提出的随笔写作是“心的旅行”说，即意在“自我表现”（表现自己，尽力便行）。在写于同时的《文学的一个界说》中又认为：“自我表现”应该是“以自己的情感为主”，强调文学中“自己的情感”是决定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个现代散文的先锋理念，以及白马湖散文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无疑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并且始终引领着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复兴现代散文，需要阳刚之美——我们民族之气的散文，也需要阴柔之美——“个性、自我”的“艺术闲谈”式散文。散文，让人的文心自由翱翔，才是最重要的。
走笔至此，我自悟着，这是朱自清意义的重要发现，更是白马湖派散文家为散文美学理论所作的最初开篇，而又在浙东之地生展。它便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浙东的一束投影，恒久显着辉光。
愿此书之问世，如砖之引玉，然后琼瑶瑾瑜，异彩纷呈；如滥之始觞，然后浩浩汤汤，蔚为巨海。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