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白马湖的风光，白马湖的文化庋藏，总是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金秋时节，我又上那儿去了一趟。静静地感受白马湖秋意，倒也兴味酣然。
白马湖形似一匹驯服的白马，在象山脚下优哉游哉漫步着。此刻湖面柔和如锦缎，湖水仍是那样清澈，那样平静。与春日不同的是，昔日陌头杨柳经秋风寒露的浸沉，柳叶已离树枝而去，飘落在湖面上，黄的绿的。高枝上尚存的疏疏黄叶，随风飘拂，那倒影在水中荡来荡去，惊散了嬉游着的活泼小鱼，兴许是疑为有人垂钓吧，霎时都躲了起来，湖面因此而更显静谧。
湖堤是曲折的，走了些许路，走过了几座小桥，来到白马湖的半山坡上，这是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山舍青砖白墙，两扇木扉山门，典雅古朴，坐落在古樟木与梧桐树丛中。要是在深秋时节，身着一袭淡灰粗布僧衣的法师站在廊前，望着春晖的秋景。可以想见，其时秋光渐渐地老了，除樟木常绿外，那梧桐的叶子也都由绿而黄：秋风的吹送，将那些黄叶吹落于地上，地面呈现出一片憔悴之色。法师面容安详，手捻佛珠，口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今天，站在山房前，我难以揣测，面对秋的萧索与幽远，弘一法师心中会想些什么，是落寞空惘，抑或以“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自豪？兴许是后者吧，因为法师儿时就喜欢唐人李义山的诗句，后有自题门联云：“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息影，仰视皓月镇中天。”
“晚晴山房”，意取“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之意。弘一法师说过这么一席话：“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纪念耳。”这不就是“晚晴”两字最好的注脚吗？法师如此喜好秋残日景情，我明白了，他是用人生“晚晴”的时光，苦修成律宗的头陀，因而他作文自然是一种最岑寂的平淡。因为文艺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法师由文艺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弘一的诗文词赋俱佳。1928年，他应邀为丰子恺《护生画集》配诗，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画集后来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印行不断。为了抵制当时弥漫歌坛的靡靡之音，他悉心撰述《清凉歌集》。特别是他所作的佛禅散文，更证明他是出色的白马湖派散文家。鉴于这个认识，我在1991年所撰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的文论中便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说丰子恺、夏丏尊是居士，这对他们散文清淡风格的成因有一定缘结的话，那么，李叔同之成为弘一法师，他的散文更显出一种岑寂的平淡。这是绚烂之极而复归于平淡的典范之作。李之文格清淡实决定于他的心境的淡泊。他成为法师，不曾高竖法幢，以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做名山大刹的方丈住持，而是局促于闽南，间或驻足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就这样做了平凡的和尚。
我至今仍坚信我的这一阐论的精准性。至于说，法师的佛禅散文篇目不多，究竟因何解释，窃以为，他信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文学观，认为文学为文字束缚，无法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他说，文章艺术，是其余枝，士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有人说，他对艺术的放弃，完全是在努力道德上的进修，而把别的居于次要的缘故，所以他的出家，在他的主观上，仍是积极的。我以为然。亦即所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重人格修养。弘一法师当是楷模与标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法师的朋友与弟子们念其云游艰困，漂泊无定，由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倡议醵资，在白马湖畔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其栖息净修之所。主人自书居室为“晚晴山房”，自称“晚晴老人”，自署“晚晴院沙门”。房屋落成后的1929年至1931年间，遂先后三次安静地驻住了数月，安静得每天都能听到蚂蚁在湖畔碎石路上赶路的声音。他潜心精读、圈点、订校着《行事钞》，着意于南山律学的深研。间或与友人集聚谈经论道。值得一记的是，1929年深秋的入住，适届五十寿诞。为祝寿助兴，他与夏丏尊等“居士”们，在白马湖上举行一次“放生”活动。是时，“岸上簇立而观者甚众，皆大欢喜，叹未曾有”。此事为其学生徐仲荪操办，那天上午九时许，法师与夏丏尊同坐一船作前导，徐仲荪等携鱼虾另乘一船尾随，由山房湖边埠头开船，缓缓向东驶往湖心，边行边放。事后，法师写《白马湖放生记》，言简意赅，云“己巳秋晚，徐居士仲荪过谈，欲买鱼介放生（白）马湖，余为赞喜”。文中所表达的护生惜生的悲悯情怀，读之令人深为感动。足见其是一位艰苦奋斗、悲天悯人的大教育家，亦是一位偶尔为之却是文采斐然的散文家，他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南闽十年之梦影》，洵可谓意境悠远的散文佳作，这篇小记及《晚晴嘉言拾遗》更有天然素简之美，即以极短之文字达到极淡之美的典范。此“本色之美”，堪称白马湖散文经典。
走出晚晴山房不过百来步，便到春晖桥堍，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校舍已经在望。一进春晖园，好似漫步在一座精致的园林里。说也怪，时值金秋，校园内的金桂、银桂，竞放醉人的幽香。到花草树木相伴的曲院去探访，令人不单领略浓浓的秋意，还感受到一丝春的氛围。
曲院是春晖的文化区，那白色墙壁，红色栏杆，深灰色房顶与曲院固有的古色古香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文化名士屋，一间接一间，荡漾着酽酽的新文化的气氛。驻足于王任叔（巴人）那间的门前，久久不想离去。因为王是宁波籍人氏，浙东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他于1928年任春晖中学国文教师，在白马湖本可发挥逸兴，写写光风霁月、野鹤闲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执拗的性情令他拿起“艺术的武器”，投身于文学革命中去。像当年编《四明日报》副刊《文学》，叱咤风云，“为人生”大造新文学创作的声气，他办《山雨》，写“雨丝”，直呼“在革命狂飙时代中，总有一个未来的社会的雏形孕育着，革命文学家能于其中看出意义来”。白马湖边有那么一家名曰“秋水室”的小书店里，《山雨》杂志为它赢来不少的春晖学生顾客。当年，王任叔对平屋主人夏丏尊非常仰慕，他认为夏先生不是俯首于现实按部就班走路的人，而是一位追求理想、诅咒现实的人。在1928年仅出过三期的由陈望道编辑的《大江月刊》里，王任叔写过一篇题为《关于平屋主人》的短文，说他访问过夏先生，见其门前挂有对联：“看人用白眼，当户有青山”，反映了平屋主人愤世嫉俗的态度，足见主人的性格。又有对联：“端居媚幽独，结习惯平生”，亦可知主人的处世风格。王任叔以为夏先生“似乎将要完成一个理想人物了”。其实，王任叔自个儿便是一位追求理想的人物。这从他对于秋的观照与感悟可窥见其一斑。
秋天，如果只低回于欧阳子的秋声赋，那么总不免使人气短的，此时的王任叔亦一样悲秋，感到在春晖园，秋肃临天下。然他在抗争，他以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像夏丏尊一样，去完成一个理想人物的夙愿：王任叔在春晖中学教作文时，学生吴汶没做命题作文，则自撰了短文《秋的恋》，自嫌结尾平淡无力，王老师信笔添了几句：“秋，虽然明年还会重来。但已不是今年的秋了！”吴汶觉得意味无穷。不日，王老师以《秋燕》命题令学生学作诗，吴撷缀“斜阳巷口”等古旧辞藻凑成七律，王老师读后把诗的颔联改成：“留将春色伴人老，啄尽残英若我思。”吴汶说：“在这些改句中，我敏锐地感到你已透露着留别的心情，是多么的无可奈何！”王任叔是极不乐意在秋深时节离开春晖园的，这里的灵山秀水、风土人情乃至秋色，对于他来说是很相宜的。但终因其教育理想难伸，正确的教学方法难以施展，最后还是离开了春晖园。是时，时序已经深秋了，白马湖畔的芦花像白雪一般地飞舞。当王任叔迎着扑面的芦花，离开白马湖的时候，众多的学生依依地送至驿亭车站。他那副孜孜矻矻追求教育理想的传道授业者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学生的心里。
在曲院徜徉，犹如置于花海之中，望着高如屋脊的大芭蕉，眼前涌动的全是历史画卷诗化的叠影。那芭蕉旁的坛沿上搁着各色盆花：宝石花、紫罗兰、石莲花、紫荆和挂着小小的一个个小角角的朝天椒……整个花丛便倚在曲院的怀抱里。我来到花坛一角的枇杷树旁，又闻到一阵阵幽幽的桂香。正沉醉于清香中的我，猛抬头，看到红，一片红！这是天竺葵的红，红得像胭脂一样，这红连同远处山坡上的血红枫林，竟使我眼前恍惚浮现一片灿灿的红色海洋。这红如同香山红叶一样，是在秋令风霜中熬成的，而不是暖暖的春风里吐露的红色。
面对春晖的秋色，我联想到早年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以及弘一的“背光”，乃至后来的王任叔诸位先生在此执掌教鞭，每有播种便硕果累累，使莘莘学子为社会建功。如今春晖园的老师兢兢业业，继往开来，又使得这里金色满园。这是百年树人哪！此刻，我仿佛听到刘大白1922年写于白马湖的《红树》诗的吟诵声，其诗云：
谢自然好意
几夜浓霜
教叶将花替！
算秋光不及春光腻，
但秋色也许比春光丽，
你看那满树儿红艳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