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张王飞
1948年8月，杨振声先生撰文悼念朱自清逝世时说过：“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载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也就是说，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新文学之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是作为一般散文家的历史存在，而是作为一位特殊的“领导者”身份在权重于整个文坛。然而，朱自清研究的历史已有90余年，杨振声的观点发表亦将近70年，近百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都没有对朱自清散文“领导着文坛”的意义进行过描述与确认。笔者觉得，除了杨振声所说朱自清散文实际的“领导”影响而外，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可以予以证实。如果钩沉O·M社的历史存在及重新史识朱自清早期在杭州等浙地的文学活动实迹，就能够对其作为现代散文“领导者”的真实价值进行历史还原与定位，这是在朱自清研究中一个应该予以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原创性阐释，则是对朱自清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与重新认识，是对新文学初期文坛作真实的历史还原，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补正的意义与价值。
一、O·M社的钩沉及其必然性
O·M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诞生90多年来，除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指称“O·M”为“团体”并带过几笔外，几乎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所遗忘，现代文学史家在诸多著述中也极少提及。予以提及并容易找到的是两处：一是，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一书云：朱自清散文的民族风格，“代表着一个由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丰子恺、刘延陵、潘训（即潘漠华）等人所组成的散文流派……如强立名目可以称之为‘我们’派或‘新古典主义派’”（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艺术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二是，1996年版《朱自清年谱》（姜建、吴为公编著）中记载：1924年4月，朱自清与“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白采，北京的俞平伯、顾颉刚，白马湖的丰子恺，宁波的刘延陵，以及过去的学生潘漠华、张维祺等人成立我们社，与俞平伯负责主编《我们》杂志”（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两处仅仅是提及，每处五六十个字，都没有具体地还原O·M社本来的历史面目。
以下，对O·M社进行历史还原的大致描述。
关于社名的由来。
以朱自清、俞平伯为首的O·M社，也可以称之为我们社，朱自清与多人信函中都称之为“我们”。O·M，是“我们”之意，是二十年代用拉丁字母给“我们”一词拼写注音（Wo Men）的缩写。1928年在上海出现过另外一个“我们社”，即一个以洪灵菲、林伯修和戴平万为骨干，以大多数广东潮汕籍作家为成员，编辑出版《我们》月刊的文学社团。笔者之所以称O·M社，而不称之为“我们社”，是为了与洪灵菲等人的“我们社”区别开来，以避免因同名而引起概念的混乱；以朱、俞为首的社团出版社刊时公开打出的旗号是O·M，因此用这个称谓，也是尊重和符合原初细节的真实。
关于成员与“O·M四贤”。
O·M社的存在，是以其出版书刊《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为标识的。它的成立与湖畔诗社等很多社团一样，没有宣言、章程与成员名册，而主要以办刊的方式展示成员们的结社集会。它在《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两本刊物版权页的“启事”上，两次注明“编辑者”是“O·M”，并且声称，“本刊所载文字，原O·M同人共同负责”，这就很明确地向读者声明，O·M是“同人”，《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是同人结社的刊物。以发表作品为根据，忽略发表补白性的古体诗词作者不计，O·M社的成员有13人，他们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顾颉刚、潘漠华、丰子恺、刘大白、冯三昧、白采、张维祺、金溟若、吴缉熙。同人结社是以“同心”为基础的，这是一个文学社团的凝聚力之所在。O·M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同窗、朋友、师生、同志的关系。如朱自清与俞平伯，都是北京大学的校友，都在读书期间参加“新潮社”，两人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结为至交。同时，他俩还与同在一师的刘延陵订交，并成为知己。经刘延陵介绍，朱自清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又与叶圣陶、夏丏尊一见如故；于是，O·M社中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此四位核心人物之间的互识相知，结为生命中惺惺相惜、难分彼此的挚友，成了笔者姑且名之为的“O·M四贤”或“O·M四杰”，他们是该社凝聚力的核心。其之间的交谊情同兄弟，甚至超过同胞亲情。举例说，想起秦淮河，朱自清与俞平伯便相约同游秦淮河，并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时供职于浙江一师时，朱自清与叶圣陶刻意同住一室，联床守烛，如叶圣陶所说的情感交流状态，“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叶圣陶：《记佩弦来沪》，《文学周报》第192期，1925年9月20日。）。四贤的友情还延展到白马湖作家群。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经常聚集在夏丏尊的“平屋”，煮酒言志，讨论教育，切磋诗文，俨然是“后五四”时代“竹林七贤”式的交谊。因此，作为社刊的《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的诞生，也就是“同心”凝结使然。
关于两期刊物的编辑。
办“我们”刊物是朱自清的倡议。那时他在宁波和白马湖两地兼课，教务繁忙，便邀请暂且赋闲的俞平伯来与他商量编辑、出版《我们》之事。1924年3月8日俞平伯应邀从杭州来到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除了商量刊物，俞还听朱的课，应邀作讲演，看白马湖风景等。逗留三日之后，朱自清陪同俞平伯乘火车来到自己兼课的宁波第四中学师范部，又邀约刘延陵等人，在四中的乐群亭正式召开了一个筹划会议，其实就是O·M社的创建会议。叶圣陶因事未能到会。会议决定创办O·M社不定期书刊，由朱自清与俞平伯负责主编；由俞平伯执行主编第一期即《我们的七月》，并联系熟识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第一期除了俞平伯、朱自清和叶圣陶的诗文之外，另组织刘大白的《旧诗新话》、朱自清的学生张维祺的《小诗》、潘训（潘漠华）的诗作《卖艺的女人》《我的泪灼燿着》等文稿，朱还让丰子恺作两幅漫画，其一《夏》作为第一期的封面，其二《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作为插图。社刊预期于七月出版，故书名定为《我们的七月》。除封面画署名丰子恺外，俞、朱商定，为了强调O·M社的存在与“同人”的“同心”，“我们”不为名而创作，所以一律隐去作者姓名或笔名。朱自清于8月4日收到样刊，遂在当天日记里云：“下午亚东寄《我们的七月》三册来，甚美，阅之不忍释手。”这一期印了3000册，只销售1200余册，究其原因，可能是隐去作者姓名所致。
次年的社刊，由朱自清任执行主编。他主编的《六月》较之前一期，明显地有了他个人尽善求美的务实作风。第一，新添了顾颉刚、冯三昧以及朱、俞所赏识的新人白采和金溟若的作品，表明“我们”的成员群在扩大；特别补上了主将之一刘延陵的诗《一封信》和散文《巡回陈列馆》。第二，所刊作品均具作者姓名或笔名。为此朱自清在此期启事中郑重说明：“行世以来，常听见读者们的议论，觉得打闷葫芦很不便，颇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们虽不求名，亦不逃名，又何必如此吊诡呢？故此期揭示了。”为慎重起见，他还特地致函俞平伯，核实与作品对应的作者姓名或笔名，于是在此期的最后附上了《我们的七月》的目录即作者姓名或笔名。第三，《我们的七月》里主编俞平伯发表了《赠MG》《鬼劫》《湖楼小撷》等诗、诗剧、散文、评论等九篇作品，所占篇幅几近全书的一半。而在《我们的六月》中，朱自清自己刊用了一首诗和《“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等三篇散文，改变了“近水楼台”的作风。第四，在刊物集稿付排之时，适逢“五卅”运动发生，朱自清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杀害中国民众的义愤和爱国热忱，6月10日写下了《血歌——为五卅惨剧作》的诗，临时加入该期刊物，故而插在书的目录之前。《血歌》虽属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表现，但也代表了O·M社成员反帝的政治立场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
O·M社活动，除了成员之间见面、喝茶、饮酒等等进行文学交流而外，主要交流的方式，是主编通过组稿、编刊，与成员进行“为人生”的创作交流。那时江浙沪邮路畅捷，因此信函互通十分方便，主编也是通过这一联系方式来与诸多成员进行沟通。查阅朱自清日记后统计：1924年7月28日至1924年11月31日，在近四个月期间，朱自清存心记录的致亲友信函数十通。其中，大部分写给“O·M”同仁，致俞平伯7通，致叶圣陶7通，刘延陵3通，夏丏尊4通，冯三昧3通……这个真实的局部统计，证明他们除见面之外，书信的往来联系十分频繁；而从《朱自清全集》中检索朱致俞的信函中可以看出，通信内容多是围绕着编刊的事务、个人创作的信息以及对文坛动态的关注。
O·M社的年刊仅出版了两期《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1924年底俞平伯从杭州到北京定居，1925年8月由俞平伯推荐朱自清至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于是社刊难以为继，存活近两年的O·M社也随两位核心人物离开浙地而自然解体。但是，它的存在是永远的存在，应该在笔者钩沉之后得到文学史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的关注与尊重。
O·M社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的背景阐释着它存活的必然性。
首先，O·M社的诞生，是一些怀抱时代使命的自由主义作家为新文学的发展，继续呐喊与实践的必然。
O·M社诞生于1924至1925年间，正值“五四”退潮期，即“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新青年”团体解散了，但仍然有着挣扎与战斗。正如鲁迅先生所描写的情景：“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却不少……”（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事实上，除了继续“前进”的和“退隐”的两部分人以外，大部分经历“五四”思想革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文学革命的作家，仍然在为新文学而“挣扎与战斗”。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并非是鲁迅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批人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后来经过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其个人主义向“左”转走向集体主义，演绎为左翼革命作家的群体；其个人主义向“右”转走向自由主义，则演绎为文学史上一大批长久存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这是1927年之后政治性的三极分化。而在二十年代初、中期的“后五四”时期，O·M四贤及群体基本上还处于与鲁迅相似的思想“彷徨苦闷”阶段，就其属性而言，基本上属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与憧憬光明的小布尔乔亚。他们忍受着“五四”退潮期的孤独与寂寞，但又不甘心忍受这种孤独和寂寞，没有一味颓唐与消沉下去，而是以文学的共同兴趣和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新文学的扶持和成长尽力而为；否则，他们已经燃烧起来的文学革命之心就会死灭。于是，他们需要呼朋引伴，需要通过以文会友、结社办刊的方式，继续进行创作实践以实现新文学的理想。朱自清曾这样描述如同鲁迅般的落寞心境：“在狭的笼里的惟一的慰藉，自然只有伴侣了。故我们……不能没有朋友，否则何可复堪呢。以心境狭小的我，人类决不能做我的同类，所谓我的同类，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了全世界。”（朱自清：于1923年4月10日致俞平伯函，《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这种心境不仅仅是朱自清，而且也是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我们”同人的心境，而且代表了当时一批“后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作家的普遍心态。他们选择教育救国与文学自娱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尤其通过结社而务实于文学创作，以慰藉与支撑他们不甘死灭的理想。至于像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则共持“刹那主义”的务实哲学，以获得在孤独落寞中自我救赎的思想力量。总之，“后五四”这个特殊的时代，使有着良知道义与忧国忧民的“我们”——“我的同类”，依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续写着“挣扎与战斗”的篇章，这是“我们”结社的必然。
其次，O·M社的诞生，是文研会在南方良性持续发展的必然。
文学研究会回归沪浙“故地”发展，开拓了地域性的文学空间，使文研会会员沐浴着温润的气候和获得接地气的自由。众所周知，文研会发起的12人中间，除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外，其他茅盾、周作人、叶圣陶、郭绍虞等都是浙江和江苏人。文研会成立之后，正式登记的会员有172位，其中据查具有入会号数的凡102位。“在102位中，浙江籍的属首位达36人，占总数的35%；然后是江苏籍24人，占23%。”（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众所周知，茅盾执行主编并用新文学的革命意识改版《小说月报》之后，把该刊当作文研会的机关刊物；后来文研会发起人郑振铎和叶圣陶相继接编该刊，使它成为会员发表作品与团结会员的平台；郑振铎还在上海创办了真正属于文研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报》）；同时，文研会还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创作与翻译两方面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与报刊传媒建立了良好的资讯传播的互惠关系。以创作丛书而言，新诗有朱自清等八人的合集《雪朝》，朱湘的《夏天》《石门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冰心的《繁星》，梁宗岱的《晚祷》，刘大白的《旧梦》等。小说有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叶绍钧的《隔膜》《火灾》《线下》，王统照的《一叶》《黄昏》，庐隐的《海滨故人》，落花生的《缀网劳蛛》。散文、戏剧及其他创作方面则有瞿秋白的《新俄游记》和《赤都心史》，落花生的《空山灵雨》，侯曜的《复活的玫瑰》《春之生日》《弃妇》，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等。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文研会的领导与活动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江浙沪，发起人和核心骨干茅盾等人回到了养育自己的家乡热土，与江浙籍的会员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夏丏尊等人融为“我的南方”的大家庭，彼此同心协力，共同创造了文研会南方的半壁江山及其辉煌的实绩。O·M社的主要班底是清一色的文研会会员，“四贤”均是文研会早期会员（叶绍钧会号是6、刘延陵是49、俞平伯是53、朱自清是59）。由此可见，O·M社的出现是文研会大本营的延展，是其在南方建立新文学生产良性机制之后的必然。同时，O·M社的诞生不仅是文研会大气候的氤氲物，而且是江浙地域性文化纵向传承的历史必然。正如吴福辉先生在论述文研会时所说：“文学研究会……体现出一种文化积累的历史传承特性，明、清两朝以来江南和长江流域的文脉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家的构成。”（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显而易见，如果离开了地域性文化的传承，也就无法深入理解O·M社生成的必然因素。
二、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
从O·M社的钩沉，笔者发现了朱自清在现代文学史上未发现的意义。
O·M社时期，本来钟情于新诗并且热心与刘延陵、叶圣陶一起主编《诗》月刊的朱自清，从诗歌创作转向了散文，这见证于《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笔者的发现：第一，《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温州的踪迹》组篇，其中包含最著名的《绿》和《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前者被长期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两篇都是现代散文的经典。第二，俞平伯主编《我们的七月》，以诗、文并举，并侧重于诗，而朱自清主编《我们的六月》则以散文为重，表明了他的个人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这两点预示着作为著名散文家的朱自清之创作转向与走向散文的成熟，是从O·M社开始迈开坚实的步伐的。这，自然也是笔者从O·M社的钩沉中对朱自清的一个发现。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表象的认知。如果以文学史的眼光阅读O·M社，笔者发现最早提出现代散文美学原则的，是该社的朱自清。这是笔者新发现的朱自清之第一个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都是以激烈的反文化传统身份出现的，他们以个性的解放与人性的发现作为思想武器，全盘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载道”文学，具体到散文中来，就是颠覆与破除“文以载道”的观念，以“言志”来替代“载道”。那个时候，这个“言志”并没有在学理上进行界定。周作人在1921年6月8日的《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后，现代散文才真正有意识地进行创作的实践。周作人仅仅是皮相地提出新散文在文体方面向英式随笔（Essay）的效法与借鉴，但没有明确从英式随笔里借鉴“自我表现”的问题，即建立新的散文观念的问题。作为一个散文美学的理论问题，最早提出的应该是朱自清，而且是O·M时期的朱自清。在《我们的六月》上刊发了他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作于1925年5月9日）与《山野掇拾》（作于1925年6月2日）两篇理论性文献。前者，是一篇议论性散文。文中提出散文写作是“心的旅行”，说海说天“自然仍不曾跳出我佛世尊——自己——的掌心”，必然是“回到自己的灵魂”。这就是说，散文是表现自己，是自我精神的表现。朱自清进一步解释“自己”因时空的迁移而随之的多变性与丰富性。他说：“自己有今日的自己，有昨日的自己，有北京时的自己，有南京时的自己，有在父母怀抱中的自己……乃至一分钟有一个自己，一秒钟有一个自己，每一个自己无论大的，小的，都各提挈着一个世界，正如旅客带着一只手提箱一样。”（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后者，是朱自清对新文学初期散文创作的不可多得的、孙福熙的游记集《山野掇拾》进行评论。他指出：孙福熙“写的是‘法国的一区，写的也就是他自己’……可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朱自清：《山野掇拾》，《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综合以上引述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史识：第一，在新文学散文的初期，朱自清针对“文以载道”的旧观念最早提出了为作者“自己”立言的问题，再三再四地强调为“自己”立言，进而否定、替代为君王和圣人立言，从而彻底地进行了散文观念的颠覆。第二，“自己”就是自我，强调表现“自己”就是强调表现自我，朱自清用一个“味”字对新文学的本质进行概括，他在1924年10月写的另一篇书评《水上》里则明确解释说，“味是什么……便是个性，便是自我”（朱自清《〈水上〉》，《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如此，朱自清前所未有地把“自我表现”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步。第三，正是由于酝酿并建立了上述文本与“自我”的哲学关系，三年后即于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里，才在表述自己创作经验时，正式提出了现代散文的美学原则。他说：“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这就明确肯定现代散文借鉴和整合英式随笔经验的必要，也是在理论上明确了“自我表现”的美学理念，这无疑是朱自清在散文美学理论初建期的一个开拓性的贡献。因此向前追溯，“意在表现自己”的现代散文的观念，是朱自清在O·M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先锋思想。
之所以将“意在表现自己”确认为新文学散文的美学观念，是因为它揭示了新散文中偏于“艺术”的那种小品文或称艺术性散文的特质。艺术性散文的特质与文体特征，就是置换了“文以载道”本位之后的作家个性本位，即“自我表现”的人本主义。笔者把它认定为是朱自清的原创，是因为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和《山野掇拾》中提出来的“自我表现”的思想，先于此前的任何倡导者及任何理论文章。首先，朱自清先于周作人。且不说周作人此前使用过“言志”一词，这只不过是古典文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而后来他对“言志”的理解，却对原先提倡“美文”的主张进行了自我悖反的消解。虽则他把现代散文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独抒性灵”散文与西方的“Essay”的“合成”，而实际上他很热心提倡晚明的小品，把散文实质与特征归结为“言志”的趣味和抒情的态度，认为晚明散文才是现代散文的正宗，现代散文则是晚明小品的复兴，故而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因此，关于散文的特质与特征，周作人远不如朱自清在人本主义即自我表现的本质意义上，界定得那么明确和到位。其次，朱自清的美学认知先于李素伯、郁达夫等人。在散文美学的理论史上，要算李素伯对小品文特质阐说得比较具体与准确。他认为“自我表现为作品的生命，作者个性、人格的表现，尤为小品文必要的条件”（李素伯：《什么是小品文》，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但他的阐说见之于1932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小品文研究》之中。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也比较准确地论及现代散文的特质与特征，但这是1935年才发表的见解，比朱自清足足迟了10年。此外，鲁迅、梁实秋、林语堂、梁遇春、茅盾、李广田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论述过现代散文的特质与特征，但都是在朱自清之后，他们差不多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讨论小品文的时候。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朱自清在O·M时期为散文美学理论所描述的最初开篇，不应该被研究者们遗忘，而应该得到文学史的认知和尊重。
O·M社的钩沉与确认，改写了现代文学社团之历史，同时也应该重新改写朱自清的文学史地位。这是笔者新发现的朱自清之第二个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迄今所有现代文学史版本，都认可“后五四”时期文研会、创造社等等很多文学社团的诞生，而且认可在诸多的文学社团中只有一家散文社团，这就是“语丝”社，它们无一例外地忽视了O·M社的存在。当我们还原并确认O·M社的存在之后，那么这个时期新文学的文坛上应该是北有“语丝”、南有O·M的对峙格局，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笔者认为，既往文学史关于“语丝”社“独步”文坛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细究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O·M社的成立还在“语丝”之先。关于“语丝”社名称的由来，还有一段证明O·M社在先却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据川岛回忆：“那年的十一月二日正好是星期天，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孙伏园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同意了。”（川岛：《说说〈语丝〉》，1962年第四期《文学评论》。）顾颉刚日记里也这样记录：“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定十一月十六日发行首期，每人派出八元。”（王熙华：《语丝社的创立及其命名由来》，1987年第二期《出版史料》。）不过，顾颉刚所说的“平伯诗”其实是误记，不是俞平伯所作，而是张维祺的《小诗》；张诗中有“伊底长长的语丝”的一句，“语丝”社的命名即由此而来。以O·M社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出版的1924年7月，与语丝社的社刊《语丝》第一期出版的1924年11月，进行时间上的比较，前者比后者早先四个月。这是O·M社成立在先的确凿证据，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O·M社的确认，补正了传统文学史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散文社团的描写，即由一枝独放，改写为“二分天下”，两个社团的和谐并存，才是应该还原的真实历史。关于两个社团的和谐共存，还可以延补几句：第一，俞平伯、顾颉刚既是O·M社的成员，又是“语丝”社的社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沟通着两社的一些信息，保持着两社之间的友好与尊重。第二，这期间周作人在北方提倡“小诗”运动，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在南方响应，并在社刊上发表小诗，表明他们的确是周作人的文学伙伴。第三，朱自清的《〈子恺漫画〉代序》《阿河》两文在《语丝》上发表，周作人表示了对朱自清的尊重；同时朱自清很关注《语丝》，每每收到俞平伯赠阅的此刊，也私下在书信中表示过自己对它的看法，“其太‘小’，就是太调皮了，全是这一路，未免单调”（朱自清：1925年1月30日致俞平伯函，《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但出于中和主义的处世哲学，他没有像创造社与文研会那样公开进行争论。这些说明，两个社团之间都是奔着一个打造、发展新散文的共同目标，故而能够做到求同存异与和谐相处。
生存期不足两年的O·M社远不如生存期五年多的“语丝”社的影响大，这不仅因为创造“语丝体”的《语丝》出版过260期，毕竟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且因为《语丝》前期执行主编周作人与后期主编过一段时间的鲁迅，分别是声名赫赫的小品文鼻祖和杂文的领袖，因而它被格外地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然而，朱惠民先生通过他的论文集《白马湖文派短长书》，把O·M社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的正能量纳入到白马湖作家群的描述，以确认“白马湖流派”的历史存在，进而对朱自清与夏丏尊是这个作家群与流派的“领导者”形象进行了剔抉爬梳的描述。笔者以为，朱惠民的结论正是以O·M社成立之前的“隐在”与成立之后的“显在”作为根据的。1921年11月至1925年8月，朱自清先后在浙江的杭州、台州、温州、宁波及白马湖各地执教将近四年时间，从与叶圣陶一起担任浙江一师晨光社的顾问，到关心指导湖畔诗社的精神导师，从文研会宁波分会发挥凝聚力的骨干，到白马湖畔与春晖中学才俊夏丏尊、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等一起煮酒论诗文的教书先生，其诸多的影响一直延展到白马湖作家群。其实，白马湖散文流派可以看作一个“放大”了的O·M社，而O·M社是白马湖作家群的一个“微缩”版。朱自清既是O·M社的“领导者”，也实实在在地是浙地作家尤其是白马湖散文流派的“领导者”。如冯雪峰回忆说：“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又说：“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开垦者、推广者，以及传授给青年和培养青年的教育者，朱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坚毅和很勤恳的工作者，并且对于新文学和青年，他实在是一个可敬佩的、吴晗先生所说的保姆。”（冯雪峰：《悼朱自清先生》，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朱维之说：“佩弦先生擎了新文艺的火炬到温州（永嘉），顿放光明。当地刊物、日报副刊上的文学作品骤增，这显然是受他的影响。”（朱维之：《佩弦先生在温州》（未刊），转引自季镇淮《闻朱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这类评论“我的南方”时期朱自清作为文坛“领导者”、文学青年导师的回忆文章很多。至于朱惠民对白马湖文派的研究，则十分肯定地认为，“在‘白马湖派’作家群落之中，朱自清和夏丏尊一样，是‘领导着文坛’的”。浙地——朱自清的“我的南方”，他一生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便在此，在这里不仅彰显着其在思想、组织、结社方面的领导能力，而且他的散文创作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及随后的《背影》《荷塘月色》等等，是“白话美术文的模范”，在创作上也以先行、模范的姿态引领着白马湖的作家群落。岂止于白马湖作家群落，这些“白话美术文”而且还代表着与“幽默雍容”对峙的“缜密漂亮”的新古典主义一路，影响着二十年代艺术性散文的发展与繁荣。
总而言之，朱自清是O·M社及白马湖散文流派的“盟主”，与“语丝”社的“盟主”周作人和鲁迅同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中期的文坛，比肩而共同指引着垦荒期散文前进的脚步。他们都是新文学散文的开拓者、先驱者与杰出的领导者。以周作人、鲁迅为首的“语丝”社与以朱自清为首的O·M社，两者南北呼应、携手同行，共同领导着诞生期现代散文的崛起、发展和繁荣；且朱自清还率先倡导与实践着“自我表现”的全新之散文美学——这是笔者在钩沉O·M社之后所发现的朱自清之文学史意义，也是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学史概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