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就《我们》的主编问题，曾征询过俞平伯，俞回复：“《我们》是二十年代，我与朱公（朱自清）共编的，只出了两期，就中止了……我编《七月》，朱编《六月》，圣翁（叶圣陶）未编。”1924年，朱自清等组建O·M社，俞即着手主持《我们的七月》（1924年7月出版）编辑。《我们的七月》编辑风格随意而自由，有一种把玩文学的意味。俞平伯致信（1924年8月8日）周作人云：“《我们的七月》已见否？谁弄的顽意儿，想必一览已悉了。”这便是俞率性思绪的表露。俞通过编刊享受的是游离于文学的功利之外，追求文章自由和意蕴的趣味。俞的这种消解文学的功能而深入到文学本体的思想，从《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即可见一斑。俞那时极富理想主义，作文讲求务实，不求名声，只是强调O·M社同人的“同心”，故《我们的七月》上的诗文一律不具名，像是超逸绝尘，自鸣清高。究其原因，想必与俞平伯的性情有关，此时的他“狷性中无拘谨，自由任性，才气横溢”（周作人语），似有“吴越遗老的恣肆”风格，编刊难免要流露出这种意气。俞平伯主持编务，果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刊物上共刊发诗文达十三篇之多，所占篇幅超过全刊的一半。其中诗剧《鬼劫》竟然占据了54页（当然与朱自清有过商榷。俞说，佩弦在车中取吾中《鬼劫》及白采的诗《羸疾者的爱》读，均赏之。可证也）。这与朱自清主编的《我们的六月》自己仅刊用一首诗和三篇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俞年轻气盛，率性得很，《我们的六月》里他也刊了诗文八篇，而朱仅四篇，可见两人的不同做派。
俞平伯编《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践行其老师周作人的新文学主张，让刊物给老师所标举的理念以支撑。1922年，周作人应燕京大学之请，在该校中国新文学系教了好几年中文。次年起，俞平伯在系里当讲师，或断或续地担了一点课。周作人的教法很另类，他从当下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入手，追溯上去讲明清散文，阐述新文学的源流。周曾说，若是教人学古文，他可担保一段时间内让学习者成篇，若是白话文，那就难说了，教起来不知从何下手。他酌定先讲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说理文，其次便是俞平伯发表在《我们》里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那篇记游文。然后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看出其中可以分作两路，一是叙景兼事的纪游文，一是说理的序文”（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选》，文载《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510页。）。他选用的胡、俞两人的文章，也正是这两路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则心领神会其老师的教法，便自觉地通过《我们》的采编与撰稿来佐证其新文学源流观。应该说，俞是很卖力气的，他熟悉老师的思路和手法，并与老师默契配合。俞平伯致信（1925年5月4日）周作人，说了读晚明散文《文饭小品》的感受。周当即复信（1925年5月5日）谈及编作品选的设想：“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3页、第28页。）这就是后来的《近代散文抄》。
俞平伯这篇记游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是周的新文学源流理念直接成型的“实验”之文。他还写了《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等记游文，入编于《我们》，并且把朱自清的《温州的踪迹》也编入其中。由于这些文字的特质皆为叙景兼事，而且骨子里印痕着明清小品中游记的影子，文章自由不拘的风格、各式各样的姿态，似乎承袭着明清散文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文脉。不啻如此，俞还在《我们》里有意地自撰和编发了说理文，诸如《文学的游离与独在》《析爱》，朱自清的《正义》《〈忆〉跋》《山野掇拾》等，着意与周的另一路“说理的序文”相呼应。在周作人看来，写序跋即采用特殊的批评方式和论说方式也。所有这些，似可窥探到俞平伯为践行周作人的“两路”说所做的努力。而周作人也是要让俞的“实验”来冲破当时的风气，以“补救”文坛的不足，俞也的确起到了一点这样的作用。正是在燕京大学的这段中文教学经历，使周在若干年后有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又有了《近代散文抄》。理论专书与作品资料的耦合，成就了“周作人一派”的新文学散文说。
1925年，朱自清主持编辑《我们的六月》。他编的《我们的六月》，比照俞编的《我们的七月》，明显地体现了他尽善尽美的做事风格。其一，所刊作品都具上了作者的姓名或笔名。为此他致信俞平伯：“这期我想一律登出名字，因没有名字，熟人见面总要问（生人可知），在我觉烦，在人觉闷，我们又何必呢？况且寄稿的人也觉要名字好些……在第二期中附第一期目录，将名字也补登出来。”后来俞平伯说，之所以《我们的七月》里不具名，盖无甚深义，写稿者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吧。后来觉得这办法不大妥当，就在《我们的六月》上发表了。其二，更重视小品散文的创作。《我们的七月》共载了六篇散文，而《我们的六月》则载了十一篇，篇幅几乎增加一倍。虽然有人（如名叫徐奎的人）批评《我们的七月》不大好，似乎随便，又没有小说风格。盖原因乃是小品文太多，然朱还是增加了小品散文的分量，要求多写情感浓厚的，并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他自己一口气写了三篇，还请叶圣陶写了散文《暮》（原定《妥协论》，系文论），同时刊发了顾颉刚情感浓厚的散文《不寐》和《信三通》，因此受到周作人的赞许——“唯我觉得最妙者，乃是颉刚之自述初恋的文章，其信亦佳”。周赞赏顾文之真情实感，丝毫没有虚假的模仿。对于《不寐》，朱自清与周作人看法颇为一致，朱云：“颉刚《不寐》一文，良有风趣，妙在寓婀娜于刚健之中。”其三，朱自清专为《我们的六月》写作了《“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和《山野掇拾》两篇散文，以作《我们》的纪念。文中少不了对宁波与白马湖的描摹，留下了些许眷念，产生了一种情结。朱说，《山野掇拾》写了三天，躲在山坳一所屋里。难怪孙福熙要“感谢佩弦兄——在《我们的六月》书中作文批评《山野掇拾》。那时他与我还没有现在的相熟，但他早已十分的知道我们的心了”。其四，刊物补白安排得当。朱自清喜好补白，他说，看杂志我是先查补白，好寻着些轻松而隽永的东西，或名人的趣语，或当世的珍闻，零金碎玉，更见异彩。《我们的六月》中短短的补白，若有可利用之处，他就欣然而为，如“二千年前玉门关外的一封情书”“时新旦角戏”等皆亲自安排。其五，《我们的六月》的《血歌——为五卅惨剧作》很抢眼，因其位居扉页而十分突出。这首诗未录入目录中，想是由于刊物已经发排，是临急妙思出来的。但它表现了主编朱自清反帝的政治立场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
比较俞平伯与朱自清对于《我们》的编刊理念和风格，似不难看出，其时（五四落潮期），俞平伯没有一味低沉与“颓废”下去，通过编《我们的七月》聊以自慰。俞这样做，表面是给自己“顽”的；实则是做正经的事，以勇猛精进的气魄，为五四新文学的成长竭尽自己的能力。具体的路径便是充填苦雨斋的寂寞，配合老师周作人倡行新文学新主张。而朱自清也努力克服其因五四退潮而产生的落寞心境，通过结社办刊，自觉为新文学发展鼓呼与呐喊。他在编《我们的六月》时秉持追求完美的务实作风，落实到每篇诗文的入刊都自己斟酌（诸如对于俞平伯文章的意见：《文学的游离及其独在》一篇意甚精而文辞微嫌不丰足，未尽所言。《蓝田留梦记》甚秾丽馥郁，有味乎其言之；唯末段“蜜渍木瓜”一语，上文无着落，似是微瑕），力求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