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吏破急案
咸丰初年，四川合州的七涧桥住着一户姓鞠的人家，父母双亲和年轻的儿子、儿媳四口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没有躺在身边。她从床上爬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打开了。向氏赶紧招呼儿子，让他出去看看。儿子很快起来，冲出了房门。向氏在屋里等了好久，都没见儿子回来。这时候，儿媳妇也醒了。她们婆媳两个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探，就躲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熬过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看看情况。这一看，向氏和儿媳妇两人大惊失色。她们发现鞠家父子倒在了门外数十步的路旁，身上有刀伤，地上都是鲜血，明显是被人杀死的。一桩残忍的谋杀案，合州命案，就这么发生了！
案子很快就报到了合州衙门。知州荣雨田按照办案程序，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察看。了解情况后，他心里不断地叫苦。这分明就是一桩“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无破案线索，三无。荣雨田找不到头绪，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更不用说抓到凶手了。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荣雨田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政治对人命案子的重视程度，就能理解荣雨田是多么“压力山大”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闹出两条人命的案子，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和教化的社会，大家都认为社会应该是一团和气的，人际交往应该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员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教化百姓，引导他们过上理想的忠君孝亲、和睦团结的生活。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是不会相互残杀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恶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现了杀人、放火、强盗等恶性案件，就表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大家背弃了圣贤的教诲，更是表明官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官员严重失职。因此，合州杀人案爆发后，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社会中投入了一块巨石。大家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差五就严令合州快速破案。
事实上，清朝对恶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严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命案和盗案发生后，案发地官府都要“立限速结”，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审理完毕。之前说过，人命案要在六个月内审结。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人命案，六个月的期限就被缩短为四个月内。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破案、审讯和犯人认罪等手续，然后逐级上报。同样，各个上级的办事期限也缩短为20天。
应该说，这样的时间要求非常苛刻。对不能按时破案的官员，清朝要治他的罪，处分极严。不能在限期内破案的官员，就要受到参奏弹劾。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能破案，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前三次，官员要受到扣发俸禄、降级留任等处分。如果第四次被参奏弹劾，官员就要降一级调用。而且，如果辖区内有杀人案久悬不破，官员不能退休，不能升职，不能调职。只有杀人案了结了，官员才能继续在仕途上升迁调转。所以，府县的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辖区内出现恶性刑事案件。
如果每个基层官员都是狄仁杰或者福尔摩斯，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侦破大多数恶性刑事案件。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他们不是神探，不可能对每个案子都明察秋毫、办案如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省里不断催促府里，府里不断催促州县，一级一级把压力往下推。最基层的知县、知州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非常可怜。
合州知州荣雨田就是众多可怜的基层官员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衙门和重庆知府反复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话说得越来越难听。而另一边，苦主向氏隔三差五到知州衙门哭诉，催促破案。荣雨田眼看着自己的乌纱帽就要不保了，而且两头受气，精神高度紧张。
面对鞠家命案这样的三无案件，荣雨田毫无头绪，他能做的，就是每天召集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荣雨田很生气，你们都是我自掏腰包聘请，都拿了我的钱财，我的乌纱帽没了，你们的饭碗也砸了。所以，你们给我想办法，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但是，幕僚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刑名师爷，也就是帮助荣雨田专门处理司法事务的师爷说：“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人头广，手腕高，在合州很有办法，大人不妨托他试试？”荣雨田听了，大喜，赶紧派人叫来了陈老伦。
陈老伦是何许人也？陈老伦是合州本地人，在合州衙门里协助办理司法事务。为什么知州大人和饱读诗书、经验丰富的幕僚们都束手无策，他们却觉得陈老伦会有办法，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到一个小小的书吏身上？
在乾隆末年的福建贪腐窝案中，我们简单介绍了书吏。在这里，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书吏这个群体的精干与黑暗。
书吏是从本地居民中挑选的办事人员，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清楚。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明明白白的。相反，官员们在政策把握、条文运用和日常公文方面，都比不上书吏精通。书吏和衙役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几十年下来办事老道、稳重，经验丰富。官员要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真离不开他们。
在实践中，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了。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从老百姓中挑选。官员任职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当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办差，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
因为老百姓服役当差是义务，所以基本上没有报酬。书吏每年还可以领取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衙役则是纯粹的义务，没有丝毫补贴。但是，书吏和衙役又把持着基层实权，有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都把经办的政务当作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这些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告被告打官司的时候，衙役们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出去调查取证，所以要当事人承担鞋袜、酒水和吃饭的补贴，这就是“鞋袜费”“酒饭钱”；“车船费”是衙役们乘车坐船等交通费用。而“招结费”中的“结”是印结的意思，是古代人表示承诺、确认和说明情况的字据。衙役调查取证后，如果当事人不给“招结费”，就休想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字据。“解锁费”就是为了解除枷锁，给衙役们的贿赂。“带堂费”顾名思义就是衙役带你上堂，你要给他钱，不然他不带你上堂，让你根本见不到官吏。到时候，当事人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衙役就让他们在露天里风吹日晒。
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们坐在房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诉状或者要办理的事情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了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要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都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政务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破产。如果你到了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总可以吧？对不起，既然你来了，即使主动想走，也要向书吏交一笔“和息费”，不然不让你走。
应该说，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们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们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小鞋穿，给你脸色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你的事情。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作了救命稻草。
荣雨田向陈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赏给他500两银子，还会提拔他。陈老伦一口应承下来，但提了一个要求，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侦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他。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里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啊？我看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何况你们俩还要吃饭过日子呀。”
媒婆的几句话，一下子把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心给暴露了出来。向氏皱起了眉头，她说：“是啊，我们娘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得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同意寡居的儿媳妇改嫁，寡妇就能顺利改嫁。
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妇改嫁了，媒婆就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腕，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妇嫁过去后，不仅儿媳妇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很快就喜欢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后，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后，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惨死，她怎么会善罢甘休。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
又过了一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鞠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陈夫人一下子就蒙了：“怎么了？”陈老伦说：“知州大人限我一月内破案，不然要就杀我顶罪。我命在旦夕了。”陈夫人已经完成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过完一辈子，突然听说丈夫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完了，陈夫人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
陈夫人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一定要他说。陈老伦这才说：“鞠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连忙摇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她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陈夫人想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沉默不语。
陈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向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恩爱一生。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陈夫人贪图长享安乐，一口答应了下来。陈老伦马上向荣雨田报告，说向氏通奸谋杀亲夫。
二、申诉的制度与现实
荣雨田接到报告后，大喜过望。说起来也巧，第二天，苦主向氏又到合州衙门催促官府缉拿凶手。这一回，荣雨田主动接见了向氏，不等她说话就拍案大叫：“大胆恶妇，案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是你和奸夫联手杀死了丈夫、儿子，你竟敢来告官，自投罗网！”
向氏听了，感到简直是五雷轰顶，高喊“冤枉”。荣雨田高声喝断她：“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赖！把奸夫带上来。”果然，差役拉出一个壮年男子来和向氏对质。那男子把自己怎么认识向氏、怎么和她通奸，如何密谋、怎么谋杀鞠家父子，交代得清清楚楚。向氏惊讶得目瞪口呆，稍微回过神来，连忙坚决否认。荣雨田高声说：“传证人！”
这一回，向氏完全惊呆了。因为荣雨田传上来的证人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儿媳妇、如今的陈夫人。陈夫人上堂后，荣雨田问她，向氏平日有无与人通奸。陈夫人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和堂上的壮汉有奸情。儿媳妇的指证，把向氏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在了那里。荣雨田兴冲冲地问：“大胆刁妇，你还不认罪吗！”向氏这才清醒过来，坚决否认：“民妇没有与他人通奸，更没有谋杀亲夫，没有谋杀儿子！冤枉啊！”荣雨田大喝：“你还嘴硬！来人，用刑！”差役们凶神恶煞般地扑了上来，摆出各种刑具！面对两个证人和刑具的威胁，向氏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壮汉通奸，制造了鞠家血案。
荣雨田更加高兴了。一桩人命大案终于可以结案了，自己身上山一样大的压力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却可以发现其中疑点重重。向氏通奸杀人，在动机上、情理上，都说得过去。人证也齐全了，向氏自己也认罪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案子是可以结案了。但是，向氏杀人，使用的是什么凶器？杀人证物在什么地方？向氏及其奸夫是怎么杀的鞠家父子？杀人现场能够还原吗？也就是说，这桩案子只有两个所谓的证人和口供，没有证物。单凭两份口供，怎么就能判定向氏杀害丈夫和亲生儿子呢？
可是，荣雨田和幕僚们一致认为，案子审到这一步，完全可以结案了。这里面，就有古今司法审判的内在差异。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嫌疑人，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嫌疑人真的有罪。这个过程的潜在逻辑是任何人都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古代奉行的侦破逻辑是“有罪推定”。我们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只是参考因素而已。因此，古代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在这样的逻辑背景中，诱供、逼供，甚至是严刑拷打，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荣雨田及其幕僚们是否相信向氏通奸杀人，这是一回事。在整个政治制度巨大的破案压力下，在有罪推定的逻辑背景下，荣雨田能不能找到最重要的嫌疑人口供，是另外一回事。显然，荣雨田更在意后者。现在，向氏主动认罪了。荣雨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结案了。至于真相是什么，那并不重要。
荣雨田把鞠家命案的结案卷宗上报了重庆府，开始走程序。如果各级上司都认可了荣雨田的初审结果，向氏就要被开刀问斩了。就在案卷还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官僚体制中走程序的时候，案情早已经在合州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并流传到重庆周边等地。百姓们普遍认为向氏是冤枉的。那么，向氏到底是不是真凶？她有没有可能翻案，又该怎么翻案呢？
谈到冤案的平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清朝司法审判的大致程序。清朝的刑事案件发生后，首先由发生地的州县衙门接纳审理，州县的审判就是初审。州县的审判权限很小，只有笞刑和杖刑的行刑权，徒刑以上都要申报上司；州县的责任却很大，必须完成案子的侦破和审理等所有工作，并作出量刑。初审后的案子，由州县上报府、道。府、道复核后再上报省级衙门，这就是复审程序。复审后的案子到了省里后，首先由按察使进行审核，没有问题后再上报总督、巡抚。一般的案子经过总督、巡抚核查无误后，就可以定案了，算是完成了终审。但是流刑、死刑及其以上的量刑权在中央政府，类似的案子必须上报中央终审。其中死刑及其以上的案子必须由刑部或者三法司全面审核、确定无误后，报告内阁，最后由皇帝圣裁独断，恶性案子这才算终审完成。整个司法程序复杂，审判层级繁多，在形式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慎刑”的原则。慎刑，也就是说司法审判要谨慎、要小心，人的生死可不是儿戏。
因此，古代司法制度在形式上也给当事人提供了很大的申诉空间，每一个审级都允许当事人上诉，只要终审没有完成都允许翻案。当事人如果觉得下级衙门不公正，法律允许他们到上级官府申诉。如果觉得地方上不能申冤，当事人可以到北京“京控”。如果这些渠道都行不通，当事人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告御状。清朝的通政司，专门负责政令上传，其中有一“登闻鼓厅”，厅中有一面大鼓，允许任何人敲鼓鸣冤。一旦敲鼓成功，也就意味着得到了一次向皇帝陈诉的机会。告御状的极端形式，是直接拦圣驾。在皇帝出巡的时候，当事人可以拦住皇帝的车驾队伍，直接陈诉意见。
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申诉、上访和翻案的程序，都是理论设计，提供一种理想中的可能性，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要想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翻案，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上级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级的案卷进行全面核查，更不可能重新审核。上级部门往往以下级衙门的审判为基础，进行追认。越往上，这种“下行上效”的情况就越普遍。府里认可县里的审判、省里认可府里的审判、刑部认可省里的审判，最多就改正一下下级部门案卷里的错别字和格式错误，或者加一两句可有可无的官话、套话。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审判就成了所有环节的基础。所有的压力都被加在了基层官员身上。而基层官员却在官员体系和规章制度中最没有发言权，他们压力最大，责任最大。为了完成任务，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中国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个案子在政府体系中走的程序越多，经手的官员越多，被牵涉进来的官府和官吏就越多。所有对案子签字确认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这个案子被证明是冤假错案，案子一旦被翻过来，相关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府和官府之间，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翻案问题上，官吏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案子一旦经手，就不能翻案。如果翻案，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翻案的时候，申诉者不仅要证明案子本身是一个冤案，还要面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阻挠、反对。所有经手的部门和官吏，还有和他们有各种关系的官员们，会堵上每一条申诉途径，极力掩盖案情的真相。
具体到合州鞠家的命案，向氏的弟弟在姐姐被判通奸杀人后，马上开始上诉，到合州、重庆为姐姐喊冤。应该说，向氏谋杀亲夫和儿子的案子疑点很多，但是上诉一次就被驳回一次。合州、重庆府、川东道的官员，都被一张无形的网络笼罩了起来，大家一心要置向氏于死地，尽快了结命案。案子很快上传到四川省，就等省里审核后上报中央确认了。这么看来，向氏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向氏的娘家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商量后，觉得还是要向上申诉。他们也觉得正常的申诉不太管用，得另想办法。向家人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向氏的外甥女当“抱告”，替姑姑申诉。那么，抱告又是什么制度呢？
抱告是在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诉讼代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当事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戚代表自己，发起诉讼。
清代对抱告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区分了两类主要情况。第一类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以由他人抱告。《大清律例》规定年纪特别大的人或者得了重病的人，没有能力到衙门打官司，可以由他人抱告。但是，揭发谋反、叛逆行为以及控告子孙不孝的，必须原告亲自到场，不接受他人抱告。
第二类情况是，有些人虽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不方便出面诉讼，可以由他人抱告。都是哪些人呢？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和政府公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比如在职的和卸任的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衙门里当差的书吏差役等等。这些人如果直接发起诉讼，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所以不能直接出面打官司。你想想，如果是在任的浙江布政使，或者退了休的刑部尚书，跑到杭州府仁和县的县衙里打官司，你让仁和知县怎么“秉公处理”？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很高的司法豁免权，遇官不拜，不能对他们动刑，所以秀才、举人也不能直接打官司。这第一种人是法律规定，遇到牵涉自己的案件，必须找人抱告的。
第二种要找抱告的人是声望特别高的人，比如大文豪、大画家、一代高僧或者大家族的白发族长，也不方便跑到衙门里，跪在地上喊冤。因此，他们也可以找人抱告。比如，灵隐寺的得道高僧，有一天走到杭州的县衙门里，控告谁谁谁砍伐灵隐寺的树木。这合适吗？所以，得道高僧一般由徒弟出面抱告。在明清社会，女子抛头露面，被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读书人家的女性或者大家闺秀，尤其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涉及女性的诉讼行为，都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出面代理的。官府也认可这么做。这第二种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必须找人抱告，更多的是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
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嫌疑人，觉得自己冤枉，可是又不能跑到监狱外面去上诉，所以必须让他人抱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向氏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群，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
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法律这么规定，更多的是为了限制不负责任的抱告行为，防止诬告、乱告。在实践当中，官府把出面抱告的人，往往当作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喝斥的喝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都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特别是替关押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上诉抱告，更是需要勇气。但是向氏的外甥女听了大人们的决定后，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去按察使司喊冤，如果不行，直接去四川总督衙门。但是，向家人觉得正常的做法现在显然行不通了。如果行得通，一桩明显的冤案就不会闹到省会来了。向家人决定直接去拦时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
一天，黄宗汉外出，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如前所述，拦轿喊冤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老百姓去拦御驾喊冤都是合法的。但那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老百姓拦轿喊冤。明清律法，表面支持老百姓拦轿喊冤，却在细节上做了种种限制。比如规定拦轿喊冤必须是迫于无奈，所有的正常程序都走不通了，才能出此下策，否则就算是“越级上诉”，是有罪的。《大明律·刑律·诉讼》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也有类似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笞五十，就是打五十板子。只有“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即正常的司法程序走不通，应该负责的官员不负责，或者出现冤假错案，当事人才能上访。凡是违反正常司法程序的行为，就是犯罪。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老百姓拦轿喊冤，把审判责任推给下级官府。有人喊冤，就意味着有麻烦上门了。处理不好，自己都可能掉乌纱帽。即便喊冤的当事人有天大的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也会因为上诉的行为过激，触犯“冲突仪仗”的罪名。冲突仪仗，本来的意思是冲进了皇帝的仪仗队伍，打断了御驾正常的行进，不管你是真冤枉还是假冤枉，都要“杖一百，发近边充军”。实际上，老百姓很少能够成功拦皇帝的圣驾喊冤。老百姓一靠近皇帝的车驾，就会被御林军架起来抓走，根本来不及喊叫；极少数来得及喊叫的人，也会被御林军当作疯子赶走，不走的就关进监狱治罪。后来，中高级官员也往往比附“冲突仪仗”的罪名，对拦轿喊冤的老百姓也作类似的处理。他们压根就不欢迎拦轿喊冤。
至于官员身边的衙役和兵丁们，也不欢迎拦轿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下级官府为了确保没有人上访反映自己的问题，早就贿赂了上司身边的人。总督、巡抚等地方大人物身边的差役、卫兵们，早就接受了地方州县的好处，凡是遇到喊冤的，不等对方喊几声就用鞭子赶走。州县官员通过贿赂，买通总督身边的人，堵死了老百姓拦舆喊冤的法定权利，高官身边的人则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双方实现了“双赢”，输的只有老百姓。
向氏的外甥女刚喊了两声冤枉，就有总督卫队的兵丁挥舞皮鞭抽打她，要把她赶走。但是小姑娘坚强地跪在地上，倔强地继续大喊冤枉。卫队兵丁冲过来好几个人，不断鞭打小姑娘，希望能把她吓走、打走。
三、微服私访得真相
可是这一次，也许是兵丁们鞭打的声响太大了，惊动了后面轿子里的黄宗汉总督。
黄宗汉，福建泉州人，进士出身，当时年近六旬，历任京官和地方职务，经验丰富，宦海沉浮，颇为不顺。因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与官场格格不入的品质：刚正不阿，强硬有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虏到了印度。黄宗汉临危受命，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他在任期间，组织义勇队、操练士兵，对英法联军非常强硬。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黄宗汉也以书生之身，在江宁前线奔波。可见，他提得起笔，也扛得起抢！合州鞠家命案审判期间，黄宗汉刚到四川任上不久。
这一天，黄宗汉坐轿子外出，突然轿子停了下来，外面闹哄哄的。他探头一看，看到卫队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小姑娘。黄宗汉马上喝斥士兵，制止继续鞭打。他收了向氏外甥女的诉状。
黄宗汉当场就浏览了小姑娘的诉状，发现是一个对杀人案喊冤的状子。他简单询问了几句，知道案子已经送到了按察司。黄宗汉和蔼地对向氏的外甥女说：“小姑娘，你勇敢地为长辈抱告喊冤，很了不起。这里有两吊钱，你好生拿着。你的状子，本官收了。案子还在按察司，你得去找按察使大人秉公处理。”说完，黄宗汉让随从赏了小姑娘两吊钱，同时在状子上批了几句话，大致意思是让四川按察使重新审核向氏杀人一案，如果真有冤情，要及时平反。向氏外甥女千恩万谢，走了。
过了几天，黄宗汉外出的时候，又遇到有人喊冤，外面吵吵闹闹的。他探头一看，竟然还是前几次喊冤的小姑娘。黄宗汉以为小女孩子贪图赏钱，又来喊冤，所以走出来不太高兴地说：“小姑娘，本官不是前几天收了你的状子了吗，你怎么又来拦轿喊冤？”
向氏外甥女哭着说：“小女子实因身怀奇冤，才屡次冒死上诉。大老爷让小女子拿着状子去按察司，可是按察司的各位大人说这个案子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原判，认定是姑姑谋杀了我姑父和表哥。”
黄宗汉听完，心里一盘算：不对啊，我几天前刚批了条子，让按察司重新审理鞠家命案。这才几天啊，他们就核查了所有案卷，调集了人证，认定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工作效率也太高了吧？于是，黄宗汉又一次批了张条子，还是让向氏外甥女去找按察司衙门，让按察司认真重审向氏一案。
黄宗汉为什么两次把拦轿喊冤的小姑娘推给按察司呢？这是清朝官员对拦轿喊冤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处理惯例。案子进展到哪一级了，就让当事人去找哪一级官府，让案子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去。官员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谁拦轿喊冤就受理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是，上级官员如果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就会打乱正常的办事程序，给下级部门和官员们的工作造成消极影响。所以，高官们通常都会把拦轿反映的问题，重新发给相关部门处理，很少亲自处理。朝廷对于京控案件，绝大多数时候发审回地方，极少有留在中央审理的。
黄宗汉的优点就在于，他虽然第二次把向氏小姑娘的状子推给了按察使，但是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情，他从心底里关心合州的命案是不是冤案。所以，又过了几天，黄宗汉外出经过按察司衙门，心里惦记着向氏的案子，便命令落轿，径直往按察司衙门里走去，想看看案子的进展。
这个时候，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四川按察司衙门口的看门小吏，竟然挡住黄宗汉的路，阻挡总督大人进部门。他不顾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巨大差距，公然阻拦总督大人视察，以下犯上，可见让总督进去的后果比得罪总督的后果更严重。
黄宗汉很奇怪：“你这是要干什么？”
小吏回答：“按察司是司法重地。总督大人不具体负责司法事务，不方便进去。”
黄宗汉驳斥说：“我是堂堂四川总督，掌管全省军政事务。虽然司法刑狱不是我专责，但也是我的分内事。今天，我就是专门抓司法审讯工作来了。”
小吏又借口说：“按察使大人正督率衙门官员查案，不方便打搅。”黄宗汉就问：“什么案子？”回答说：“合州的案子。”黄宗汉说：“好，好，好！我正要过问这件案子呢。”说完，他一把将人推开，大摇大摆地进了按察司衙门。
耐人寻味的是，本案的资料来源、清代笔记汇编《清稗类钞》在记叙小吏拦阻黄宗汉这个细节的时候，用了“循例挡驾”一词。四川按察司衙门一直以来都不愿意上司和其他部门官员进来查探。难道，按察司衙门是外人不能窥探的禁地、四川的司法系统一直是关起门来办案的？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司法系统是有问题的。
黄宗汉闯入衙门后，正在审案的按察司官吏们都吃惊地站了起来。黄宗汉拱拱手，让大家继续审讯，自己就是来旁听的。说完，他就坐在四川按察使的边上旁听。按察使等官员，硬着头皮，在总督面前重新审理合州杀人案。
当时，向氏就跪在地上。她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不肯承认通奸，更不承认杀人。按察使下令衙役扇向氏的巴掌。之前每审核一次，向氏就推翻一次供述，就多受一次皮肉之苦。她脸颊两边的肉都差不多脱落了，如今又遭到衙役的痛打，嘴和脸很快就变形了，血肉模糊，露出了牙肉。
黄宗汉看着就不忍心，发话说：“此女伶仃可怜，诸位大人为什么专审她？”按察使原本一心要向氏重新认罪，了结此案，被总督这么一问后不便再让衙役掌嘴，挥手让衙役退下。可不对向氏用刑，他又不知道怎么办，大堂里出现了尴尬的沉默。
黄宗汉就问：“诸位大人，你们审问案子，就只问嫌犯一人，不召其他人过堂吗？”按察使这才命令：“带奸夫上堂！”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红润、皮肤饱满，一点都不像是囚犯的壮汉被带了上来。黄宗汉看到后就大怒：“如此凶嫌，何不杖之！”总督发话，衙役们不得不对壮汉棍棒伺候。刚打了一两下，那壮汉就大喊大叫起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之前不是说好，只要我按照你们说的录口供，就不让我受刑的吗？今日为什么打我？”
话一说出来，堂上的所有官吏都大吃一惊。黄宗汉尤其吃惊，命令：“给我往死里打，看他招不招实情。”很快，壮汉就熬不住了，供认自己与向氏并没有奸情，更没有和向氏密谋杀人，这些都是合州刑吏陈老伦花钱让自己干的。至此，向氏的冤情被证实，她的确是被冤枉了。
按察使等人很羞愧。黄宗汉却有些得意，讽刺他们说：“诸位大人，你们看老夫的审案手段如何？”众人都支支吾吾，只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按察司官员反问：“总督大人审判得当，查出此案确有冤情。但是，凶手究竟何在？”黄宗汉生气了，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错案吗？”可是，就如那名官员反问的那样，现在只能证明壮汉并非奸夫、之前的审理有错误，但真凶依然是个谜。只要没找到凶手，就不能彻底排除向氏的嫌疑，她的冤屈就不能彻底昭雪。黄宗汉明显感到了整个司法系统对向氏翻案的抵触。他知道在自己按察司衙门久留无益，便打道回府。
堂堂的四川总督竟然不能指挥司法系统推翻一个明显的错案，黄宗汉只能寻找其他方法、其他途径解决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派人暗访，调查实情。他挑选亲信李阳谷到总督府，把旁人都打发走，秘密命令他前往合州微服私访。
秘密调查也好，微服私访也好，都不是清朝司法制度的明确内容，不是正规的办案手段。可以说，它们是介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手段。但是，正常的司法系统已经失灵了，白道走不通了。黄宗汉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的手段，推翻一个冤案，只能采用秘密派遣亲信微服私访的灰色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一个讽刺。
黄宗汉选择的李阳谷，胡须浓密，人称李胡子。他以廉明著称，勇于干事，当时还是一个候补知县。接受总督黄宗汉的指示后，他乔装打扮成商人，带上两个仆人就赶往合州。
合州命案已经在四川闹得沸沸扬扬。案子真相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越来越多官员的前途和利益。四川官员们朋比为奸、声气相通，相关官员对案子的动向特别关注。李阳谷乔装打扮，坐船到重庆，刚登岸就看到两个人拿着名帖前来迎接。见到李阳谷，他俩就跪下来说：“李大老爷，您怎么来得这么迟？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李阳谷很吃惊，说：“我是商人，与官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个迎接的人就笑了：“李胡子李大老爷，何人不知何人不晓？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黄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吗？此事不忙，请李大人先到道台衙门小住。”
李阳谷微服查案一事，原本应该只有黄宗汉和他两个人知道。谁料李阳谷人还在半途，重庆的地方官员就制定了“邀请”他到衙门做客的全套接待方案了。黄宗汉和李阳谷自以为微服私访已经是灰色手段了，不料在真正的高手看来，这实在是小儿科。李阳谷在两个人热情的邀请下，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李阳谷。但我这次来重庆，是解决私人债务的，所以不敢使用真名，也不想叨扰官府，就不到绕各位大人了。”说完，李阳谷侧身要走。迎接的两个人哪里肯放过，说：“既然李大人没有公事，就更好了，可以到道台衙门多住几天。”说完，他们强行把李阳谷带进道台衙门“小住”。
一连好几天，重庆地方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接待李阳谷，轮番宴请，好酒好菜好言好语伺候着。对于此行的目的，李阳谷坚持说是解决私人债务，很快就要离开。地方官员轮番挽留，态度特别真诚、招待特别热情。李阳谷不得已，一住就住了好几日。最后，李阳谷实在不行了，坚持要走。临行前，川东道台带着几位官员对李阳谷说：“李大人此行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没有必要隐瞒。李兄如果能帮忙润饰，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银子也坚持不要，匆匆告辞回成都。
回去的路上，李阳谷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觉得不能无功而返。走了几十里地，他估摸着脱离了地方官员的监视，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登岸，剃掉胡须，换上其他服装，步行向合州走去。果然，一路上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小住”了。李阳谷在合州暗访了半月多时间，对合州官吏的枉法胡作了解得清清楚楚，遗憾的是就是不知道鞠家命案的真凶是谁。
就在他准备返程的前一天夜里，李阳谷投宿在了一家小旅店，深夜偶然听旁边的屋里有两个人说话。一个人说：“现在当官的都是糊涂虫，本地鞠家父子被人杀死了，当官的竟然以谋杀亲夫结案，简直是昏官！”另一个人说：“是啊是啊。要说这个案子也真是无头案，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那人说：“是我杀的。一天夜里，我路过合州七里涧，没有盘缠了，就摸一户人家偷了一条被子。刚出门，一个男子追出要夺被子。我吓他说：‘快走，不然我杀了你。’谁知他不但不退走，还过来抢被子，我就举刀砍倒了他。这时又一个小伙子出来追我，我又杀了他。事后，我害怕了，远逃他乡避难。这不一年多了嘛，我听说案子也结了，就回来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阳谷大喜过望，急忙招呼两个仆人一起逮住隔壁房间的人，直接押送到成都报告给黄宗汉。
合州杀人案很快告破。向氏无罪释放；四川按察使、川东道台、重庆知府革职；合州知州荣雨田本当严惩，但他上下活动、花了不少银子，最后也仅仅被革职而已，逃过了更重的刑罚。书吏陈老伦知道真凶被抓后，畏罪自杀；陈夫人被凌迟处死，承受了最大的惩罚；做伪证的壮汉充军。为向氏鸣冤的外甥女得到表彰；李阳谷查案有功，出任知县。
此案到此并未结束。不久，黄宗汉内调朝廷为官，成都将军暂时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官场又开始涌动暗潮，想重新翻过此案来。代理总督竟然以最初的判决上奏朝廷，为被革职的官员谋求复出。巧的是，黄宗汉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严词驳回。四川方面这才不敢翻案了。
通过合州杀人案的审讯，我们简单了解了清朝基层官府的司法审判压力和他们的“有罪推定”逻辑，这些都助长了基层冤假错案的发生。清朝制度虽然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设置了各种渠道，展现出了包容的姿态，但在实际中存在诸多的限制。整个司法体制并没有动力、也没有意愿翻案平反。黄宗汉以总督之尊，要纠正辖区内的一桩冤案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黄宗汉，或者黄宗汉不知道冤情，向氏想必是必死无疑了。但是黄宗汉毕竟只有一个，所以并不是所有蒙冤的人都像向氏那么幸运。合州命案再次昭示后人：要想真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还是要从建立一个公正、专业、有效的司法制度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