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新诗的"现代本质"方面，还是从它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方面，"边缘性"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切合事实，中国新诗历史也存在连贯的、强大的靠拢、进入"中心"的潮流。
奚密对新诗"边缘性"的考察，与唐晓渡、臧棣对新诗"现代性"的考察在一定意义上重合。"边缘性"和"现代性"，两者都是双方研究中的新诗的"出发点"，他们强调新诗的评价标准，只能在它自身性质的"完成"过程中所形成和诞生。柯雷提出，我们在讨论新诗"边缘化"时所站的价值立场有问题，可以重新选择。奚密与柯雷两位学者是目前大陆学界比较首肯的新诗研究者。奚密的新诗研究把时间推向五四新诗草创之时，具一种历史纵深的眼光，其研究中所透出的历史意味，让人启发多多，但是她没有对90年代的新诗处境作出具体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醒。柯雷置身另一个文化场域对中国先锋诗歌的打量，倒是得出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和了福楼拜的话："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它真正的样子去表现它。" 另一文化场域的立场，使柯雷避免了诸多文化积习思维因子的纷扰，也许人们在柯雷文中看到的中国诗歌的样子，反而更近于真实。就国内而言，洪子诚在《新诗的边缘化》一文中，归纳了一些现象，却没有作深入的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章，更多是以边缘化现象作为一个引子或出发点，作一些泛泛之谈。
总体观之，涉及新诗边缘化研究的立论有各自不同的倾向，它们表现于：大陆学界多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情状作背景参照，以此展开新诗"边缘化"的指认，探讨其成因和出路；而诗人圈子及海外学人则多从社会化与新诗自身及其艺术成长发展的角度来展开阐释，为新诗终于获得了自己艺术上的发展空间而进行论证与鼓呼。以上研究各有得失：以80年代作背景，充分考虑到了新诗在80、90年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转变，却没有顾及到新诗作为一门现代艺术的本质属性，这样一来，眼光就为一种庸俗的社会学视野所囿，以"文学运动"的热闹程度来代替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这种认识停留于表面的现象之上。如果我们仔细探测，还会发现其中有着微妙的心理动机，即一种在时代环境中的"过气了"的精英心理所滋生出来的失落、怨气和某种不甘，他们不甘于就此被时代所抛弃，期求文学与大众文化争短长。
以整个新诗史作背景，其社会化的大视野给人提供了诸多启示，却也必然留下对某些新诗历史的细节叙述欠乏说服力的遗憾；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为人生"与"为艺术"便一直纠缠不清，其辩论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与中国现代特殊的历史环境相关联，与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联，是"载道"还是"言志"，从来都在磨砺中国文人的心灵，何况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以"载道"为尊的历史。我们期待，在当下的物质与精神已相对大繁荣、各国文化交融空前的时空隧道中，我们的作家诗人有能力抓住一个契机，去解开这个悬在作家诗人头上的斯芬克斯之谜。以目前来看，未来值得期望，毕竟我们身边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有很多；也有人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面对一个问题要打开我们的思维，避免用单一的思维局限自己。任何一个单纯的答案都不会简单，文明的发展与价值的多元使它无法处于一个静止的凝固状态，而只能是永远的发散状态。关键是我们要有了解认识它的能力。
笔者以为，新诗在大众心目中的位置的边缘化，从现象上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就新诗自身来说，"边缘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看到，一大批诗人在90年代成名，一大批优秀之作在90年代涌现。如朦胧诗那样充满意识形态对抗和理想主义的写作方式已然失效，诗歌写作开始专注于私人内心与世界的对接，像其他的现代艺术一样，以发掘对事物的新的关系为己任。而人们对这种新的现代艺术的修辞关系并不适应，仍然按照过去认知上的思维模式（二元思维）去理解新诗，按照历来的对"运动"的关注去理解文学理解诗歌，"诗歌运动"在90年代的沉寂使新诗脱离了人们惯性的视野。这是"诗歌的边缘化"这一说法背后所隐藏着的脉络。如果我们再往前溯源，会看到它背后更宽广的空间中所存在的逻辑出发点，即"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纠结的影子。诗人及评论家从新诗在90年代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艺术发展空间出发，否定新诗"边缘化"现象，肯定新诗的艺术获得了大发展；"为人生"的要求使人们只看到新诗与社会人生的脱离，看不到它正获得一个宁静环境所提供的艺术生长空间，当然就会判定新诗已坠入"边缘化"的境地。
新诗作为一门现代艺术的品种，它在成长过程中发生偏斜，其实是正常的现象，诞生于它自身体系之上的艺术评价系统会自动纠正这种偏斜，使之回复到"正直"的成长轨道上来，回复到社会与人生的关怀上来。因为艺术是关于人与社会的学问，以表达现实人生为目的，对人类提供帮助或给灵魂以慰藉。评论家针对新诗写作中出现的晦涩、低俗现象提出的批评，呼吁打通"个人历史通道"，建立有方向的写作等，正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纠偏行为；某种意义上，"边缘化"的呼声也是一种对新诗的纠偏行为，它对新诗写作在"个人化写作"中的走远给予了积极意义上的提示；"边缘化"的呼声也表明了人们对于新诗一些新的艺术特征的不习惯，暴露了人们自身审美理性的欠缺。同时，"边缘化"声音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大众传媒给新诗带来的生机和制约，让我们思考新诗在此境遇下该如何寻求自身抗力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放大这种"边缘化"观点。比如就此宣布新诗"死亡"、"衰退"，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双清醒的眼睛，能够发现对方观点背后的立场、出发点的不同内涵。也只有具备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对新诗以正常的期待和评价尺度，纠正自己非艺术范畴的行为，不胡乱地对新诗说三道四。
或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帕斯告诉我们，"无论多少，诗的读者向来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多数人" ，而只能是"少数"。然而，真正在文化传承中起作用的，正是帕斯所称赞的那"无限的少数人"，帕斯的一本集子题名即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此外，"从伟大的象征主义者们起，诗歌成了孤独的反叛，语言或历史在地下的捣乱。没有任何一位开创现代性的诗人寻求大多数的认可，相反，所有人都选择了'蓄意与公众情趣为敌的写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边缘化或许就是现代性的新诗的宿命。如此，我们需要害怕统计得出的数据吗？一如柯雷所强调的，先锋诗歌在中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高层次和高素质的圈子（或社区），正是他们在稳步地推动着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与世界诗歌发展大势的对话和评论也只能靠他们的努力和能力完成。对当代诗歌的了解我们怎能从市场化入手？那是一个首先就错了的问题。
于此，在这个商业娱乐时代，诗人们需要注意自我的定位。程光炜指出诗歌一个区别于小说创作的特点，就是它的"实验"色彩往往很浓，这就决定了诗坛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诗人们总是担心自己落伍，形式感不够先锋，不能继续吸引读者，这往往使诗人一直要坚持一种强烈的实验性，要让自己的形式不断变化。但小说界就不这样。像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的创作虽然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积累式"的写作。即是说，作家在个人大的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在向更为艰苦、复杂和带有某种综合性的方面发展，如此就使他们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无论在历史容量还是思想内涵上，一直是在往上走，显示了当前小说创作的一种少见的高度。然而诗歌呢，仍在那里争论"是与非"、"对与错"的简单问题。一些先进的诗人，把怎样拥有号召力看得非常重，反而不太注意怎样不断超越自己的问题了 。程光炜的警告值得诗人们留心，诗人自我定位的错误，使诗坛风气混乱，也使一部分评论家逐渐远离了诗歌。同一个时代其它文体的发展，给诗歌带来了有意义的启发。
有识之士开始呼喊诗人精神品格的重建。老诗人郑敏指出诗人必须自救。她说，90年代商业主义指派给文化的角色"文化搭台商业唱戏"，对于诗歌创作是致命的。因为诗歌和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塔尖。而目前我们的诗人们正在吃着一种恶果。它是十年动乱及其后各种更换包装的轻视文化、虐待文化、歪曲文化所馈赠给我们的恶果。今天诗歌界的失调，严肃文学奄奄一息，出版界轻重倒置，低级书报充斥街头巷尾，装帧求助于粗俗的半裸......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肃诗歌几成讽刺，我们又如何能期望出什么传世之作？郑敏强调，诗人们要想突破这种野草杂蔓遍野的境况必须自救。努力通过自学，进行有计划的中外文、史、哲补课。因为"只有健全的文、史、哲架构才能载起传世佳作。" 谨记老诗人郑敏的警告，进行文、史、哲的全面的学习，要敢于丢下那些眩目的诱惑，要勇于承担时代社会所要求的责任，实现如诗评家吕进所说的目标，"诗以它的独特审美通过对社会心理的精神性影响来对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内在地发挥自己的承担责任，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成为社会与时代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正视诗歌的"边缘化"现象。"自80年代末以来，诗歌在当代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已相当边缘化，诗歌的发展一直处于相对完整的'隐形空间'或曰'隐形圈子'之中" 。但同时我们要明白，诗歌自有诗歌的发展路向，它的路向由其发展历史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审美要求所规囿，我们不必用它的社会意义去要求它的艺术意义，我们要分开去看它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不要彼此混淆不分，并让它们相互指责相互要求、制约、指责另一方的发展。历史的教训已足够我们铭记。我们通过对诗歌"边缘化"现象的解读，其目的就是要深刻地理解这种"边缘化"。
诗人周伦佑在《沉默之维》中如是写道：
通过我的写作证明，活着是重要的
叶芝是什么？萨特是什么？
商品的打击比暴力温柔，更切身
也更残暴，推动精神的全面瓦解
商品的打击也许确如周伦佑所说是残暴的，但我们以为，问题的着眼点，是我们对于艺术的态度。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正确地理解艺术在生活中的位置，正确地理解和评论我们与文学的关系。林庚有一段关于艺术的话，非常准确、非常有力、非常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了这种态度。他是这样说的：
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让我们努力去培养、去增强、去葆有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我们才能在滚滚商品大潮中坚定自我的精神意识，才能正确地去打量身边洪流中的事物，才能如卡夫卡一样去忍受生活中不堪忍受的状态，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里尔克所言的"挺住"。
（指导教师：蒋登科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