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庙、江渎庙、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纪念景观的重建，表达对传统的继承与传递
对于成都这样的地方城市来说，城市拥有的重要使命是彰显政权的地位，除了通过一些保障政治权利的官署等建筑来作为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外，祭祀建筑、以及一些意味着传统文脉传承的纪念景观从精神意义上、从思想上塑造着城市作为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地位。这类纪念景观之所以在清初城市恢复重建中受到重视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它们是国家在地方的"合法化程序"之一。从中国历史的早期开始，向天帝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献祭就一直是政府的一项神圣的工作。清政府全面接受了汉民族的这套文化象征网络。在礼制坛庙中的各种复杂祭礼，从某一角度来说，是国家职能"合法化"的程序，因为对地方社会大众来说，这些途径是理解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同时从这些景观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家长制的封建国家也严重依赖象征性景观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因而小心翼翼地维持与修正这些景观，使国家和地方利益更加融为一体。
清代成都城内庙宇列入祀典者，有两座文庙及城隍庙三处。城外的祭祀建筑有武庙、文昌宫、龙神庙、江渎庙、川主庙、风雷祠，各一处。每岁二、八两月，皆举行春秋祭祀，日期系由礼部予颁。府文庙及武庙、文昌宫，多由总督亲往主祭，在任司、道、府、县皆往陪祭。其余各庙皆如行香之例，可由总督委人代祭。武庙于五月十三日，文昌宫于二月初二日，皆加祭一次。会府为朝贺之地，遇元旦及万寿庆典，合城官员均前往行朝贺礼。至昭烈帝庙、诸葛忠武祠、关帝衣冠陵、及昭忠祠、阿文成公祠、德公祠、勒公祠、占公祠、骆文忠公祠、曾文诚公祠、丁文诚公祠，虽皆在祀典之列，然仅春、秋由官致祭，朔望即不行香。"其余皆属私庙，不载祀庙，惟在本庙首人以时致祭矣"。各官员若不按时令拜谒庙观祠堂或献祭，或者在应斋戒期间预宴行乐，就会受到朝廷的弹劾。如未能提供充足的祭祀物品，也会受到处罚。在这种反复的近乎仪式化的纪念行为当中，建构了地方民众对于新生国家权威的最初的文化认同。
它们是国家教化的工具。四川巡抚衙门迁到成都的第二年，城市文庙就开始兴修了。成都文庙的迅速恢复是和清政府奉行的"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分不开的。顺治十六年，"孔圣故址，一片废墟，无片瓦只椽"，巡抚佟凤彩"下车伊始"便在顺治十八年开始重修文庙，康熙二年完成。在战乱之后城市重建初期，儒家思想作为清朝统治思想的核心，城市中的孔庙是官方控制力量的象征。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御书文庙"万世师表"；雍正四年，雍正御书文庙"生民未有"；乾隆三年，乾隆御书文庙"与天地参"。一座城市的文庙就是这座城市国家力量的象征，"过者望宫墙之崇高，起斯文之瞻仰矣"。
它们是城市传统的延续，表明清政府继承传统的决心。对这些城市传统纪念景观的捐助，体现了清朝在17世纪80年代开始宣称的继承明朝遗产所作的努力，及延续城市传统的决心。1684年，清康熙帝在南京明孝陵的亲自祭奠肯定了忠诚的原则，只是将效忠的对象变为对清朝的效忠。这些仪式将康熙帝摆在与明朝皇帝相等的中央集权合法继承人的位置上。早在清代之前，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建筑在城市记忆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早已成为成都城市形象的象征明代杨慎在《全蜀艺文志》中所编辑的十五首关于成都的诗咏歌赋里，其中有五首明确地提到武侯诸葛亮或及祠庙，是出现频律最高的题材。它们也是历代官方政权庇护下的景观，因此在清政府决心延续前朝城市传统时，这些重要的城市象征也成为最早得到重建的景观。
（三）一些寺庙道观得到国家的支持而迅速重建
一些寺庙道观等宗教景观也是政府最早选择重建的景观，如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二仙庵等，不仅地方政府官员出官俸，或中央拨重金重建维修，甚至朝廷也赐匾或御诗以大力扶持。清代中央政府与明代一样，对于寺庙道观等宗教的政治教化作用十分重视。
清初地方社会在长年战争灾害后，佛教中的厌世、出世教义和顺从神旨的命定思想，也很有利于政府对于民间的思想控制，对于乱后的地方社会可以起到教化作用，可使"夙遭劫难，沦胥日深"的西蜀残黎生发起"向善之心"，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整饬。康熙七年（1668）巡抚张德地捐俸修建青羊宫三清殿。张德地在《重修青羊宫碑记》中强调了道教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因其"有资于治理若斯之宏也"，黄虞之时已用于治理，汉代时更是以柔道治国的圭臬，道教与国家的休养生息政策契合，成为了清初统治者的思想工具，这也赋予了青羊宫等道教景观以政治生命，成为清初城市率先动工的景观。康熙十一年(1662)，四川按察使在将武侯祠内净众寺易址重建时，谈到佛道之术是有助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王政中"的"一大权术"而已。正因如此，在清初，中央政府大力扶持成都的佛寺道观的重建，地方政府官员资助了大量重建资金。
三、清代成都城市恢复后国家意识在城市景观建设中的体现
如果在城市恢复的早期，国家意识是以直接的形式体现在城市建设中，那么乾隆年间后，随着地方社会的恢复、城市经济的增长，国家意识以新的形式渗透到城市景观建设中。
（一）建立以"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以巩固中央在地方的统治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随着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稳定，清政府为了更进一步贯彻国家文化政策，努力建立以"忠"为核心的稳固"帝国"精神的意识形态，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同时强化地方对国家的忠诚价值。清政府给予了忠臣诸葛亮以崇高的地位《清史稿·礼志三·吉礼三》"历代帝王陵庙"条记载：顺治初年，该庙入祀的三国人物中，仅诸葛亮一人，在"先师孔子"条记载，清历年祭孔，陪祀的三国人物中，也只有诸葛亮。康熙时，朝廷曾专门下旨"成都祀诸葛亮"，乾隆帝也亲自写有《蜀汉兴亡论》，认为像孔明这样的"贤人"为"国家之宝"，这样的举动其实不是针对个人评价，而是整体地消解明朝改朝换代之记忆对清政权的冲击。它使忠臣的忠烈行为抽离出具体的时空脉络，不是对某一朝代的效忠，而是体现了超越的人格典范，亦即遵守固有"圣贤家法"的忠义精神。
从顺治到乾隆一直努力推行的教化中，来自传统思想的忠孝节义一直是文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成都武侯祠、关帝庙等成了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景观，不自觉地成为统治思想自上而下的宣传工具。对这些城市传统纪念景观的捐助，被地方政府认为与作为价值观的政治忠诚有关。武侯祠由于得到了国家承认而获取了崇高地位，它是成都清代受政府关注最多、维修次数最多的景观。关帝庙所体现的忠孝节烈与清朝文化政策不谋而合，关羽在清代地位也达到最高，作为四川重要的省会城市的成都，在清初就开始恢复建设关帝庙。成都的关帝庙共有15个，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墙内外。关帝庙在城市的均质分布，说明了国家意志在城市生活中的无处不在。
康熙以来，清政府以成都为后方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清政府在成都兴建"慰忠祠"、"昭忠祠"、"忠义祠"，并规定各种规制仪节，祭祀各种因开疆拓土、平定动乱而丧命的文武官兵，或坚持贞节的男女老幼，努力建立以"忠"为核心的稳固"帝国"精神的意识形态。如昭忠祠，旧在城南草堂寺左后，移建北门外簸箕街中段，乾隆三十八年大小金川平定后，四川按察使顾光旭建，祭祀阵亡满汉文武员弁、兵勇屯士、长夫运夫，道光咸丰年间至同治四年阵亡武弁兵勇姓名均各设有牌位，春秋致祭。政府还在城北簸箕街建有报恩堂，乾隆间，总督纳尔吉图出师金川凯旋建寺以酬灵佑。此外还有一些纪念为地方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官员们的祠庙，如成都县令张人龙，四川学政聂铣敏，四川总督骆秉章等名宦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