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看到钱玄同和刘半农在《语丝》上的文章后，也忍不住地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他写了《给玄同先生的信》，赞同了钱玄同的"欧化中国"的主张。钱玄同提出"欧化中国"，似有"里通外国"之嫌，可是林语堂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用词更偏激，他竟要中国人承认自己是"根本败类的民族"。在"五四"时期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大环境下，从鲁迅到胡适，从陈独秀到吴稚晖，从林语堂到陈西滢，几乎人人都是用了极端偏激的语言来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语丝同人中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都是反复古的先锋。钱玄同以为，在中国，除鲁迅、陈独秀、吴稚晖三人外，林语堂是能彻底批判国民性弱点的第四人。钱玄同在1925年4月13日说："语堂先生：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八九年以来，我最敬佩吴、鲁、陈三位先生底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高兴得了不得。......"
林语堂是文坛新秀，也是《语丝》造就的新人。林语堂的杂文，慷慨激昂，体现了语丝派无所顾忌的泼辣大胆风格。他的文风颇近于钱玄同，但自有其特色，那就是洋溢在文章整体结构中的那种幽默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语丝时代林语堂颇有犯上作乱的勇气。他在1925年4月7日给钱玄同的信中，就反对"勿谈政治"。"五卅"以后，林语堂直接向现代评论派阵地冲锋陷阵，1925年6月24日，他写了《丁在君的高调》，针对丁在君蔑视群众的老爷作风，驳斥了丁在君"应和官僚与军阀的'高调'"，充分发扬了"无所顾忌"的语丝之风。
当《语丝》出刊满五十期，同人们畅谈《语丝》创刊近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林语堂主张《语丝》要扩大内容，针对"正人君子"们所散布的要青年学生"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等言论，林语堂认为，这正是"正人君子"们的"中华官国的政治学"，中国没有国民说了算，所以能算"中华官国"了。他主张《语丝》应积极提倡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谈政治是国民的天职，而所谓"勿谈政治"只是一种民族的病态心理，这种遇事畏缩、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中国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现"。林语堂和语丝诸子们，提倡大谈政治，充分体现了林语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后来，他又写出了《谬论的谬论》，其矛头直接对准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因为在章士钊主持下，教育部部务会议规定：小学生要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至高小毕业止，每周一小时。这是公然实行起"读经救国"的倒行逆施。林语堂毫不留情地纵横针砭，他那幽默之讽刺的文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充分体现了《语丝》新秀的勇气。
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在《语丝》、《京报》、《莽原》、《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上，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女师大学生这一边的，十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被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分子。"在《语丝》和《现代评论》"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
1925年这一年，在林语堂的生活史上留下过不少"惊心动魄"的记录。他不仅用笔，而且用竹竿和石块等武器直接参加了1925年11月28-29日的"首都革命"，直接和军警肉搏，做出了其他语丝成员从未采取过的激烈行动，成为街头暴力的反抗者。文人敢于与警察搏斗，这首先要归功于圣约翰大学的体育锻炼造就了他的强健体格。在北京大学的示威队伍里，这位三十来岁的青年教授出色的投掷技术博得了示威者的热烈喝彩。他捡起石块勇敢地回击军警和流氓们的进攻。从他手里扔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常常把武装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当年，在圣约翰大学，他曾苦练过投垒球的技巧，是一名优秀的垒球投掷手。林语堂自己也想不到这投垒球的技巧竟会在此时此刻此景中大显身手。作为一个业余的垒球手，这一天是他运动生涯中最光辉的顶点，但在一次搏斗中，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流血不止，后来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
林语堂在示威游行中大显身手，被现代评论派指责为过激行为。有一次，北大教授燕树棠在席间攻击支持女师大风潮的语丝派教授们"形同土匪......"林语堂接过燕树棠的话头，索性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题目便是《祝土匪》。林语堂讽刺一些以"学者"自居的人不敢维护自己良心上的主张，不敢坚持真理，而像妓女一样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与这些出卖良心的"学者"相比，"土匪"倒不会把真理"贩卖给大人物"。他说，有史以来的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这是现在的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
林语堂读到了鲁迅的《"公理"的把戏》一文后，立即又写了《"公理的把戏"后记》，呼应了鲁迅的文章。他并不隐瞒自己是在为鲁迅摇旗呐喊。林语堂的这篇杂文，不仅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语丝文体"的风格，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浮躁凌厉"的个人风格。他是《语丝》所培养出来的一位杂文家，因为他的杂文创作生涯是从《语丝》起步的。在《语丝》的摇篮里，他从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作家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营养。由于他能虚心学习，同时又刻苦钻研，所以在短短的一二年内，他竟能异军突起，成为语丝派中一位可畏的"后生"，一位《语丝》新秀。
七、痛悼刘和珍杨德群
1926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民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在北方，奉系军阀驻扎在山东的张宗昌部队，在日本的支持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举进攻，但在天津以南被国民军击败。于是，帝国主义又一次插手中国的内政。
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队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祺瑞执政府的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造成包括有两名警察在内的47人被打死，132人受伤，48人失踪。死者中有共青团员8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壮烈牺牲。在死难烈士中，有7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3月16日，林语堂刚刚上任为女师大教务长，18日早晨8时半，发现学校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林语堂正要打听原委，接到了电话，听出是学生会主席刘和珍的声音。她以学生会名义为全校学生集体请假一天，希望教务长批准。其理由是：女师大学生要参加十一点的天安门抗议大会，会后还要参加游行等等。林语堂明白女师大学生的爱国立场和热情，对此，学校理应支持。但林语堂在答应准假的同时，告诉刘和珍："以后凡有事请假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校方及时通知教员。"林语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刚当了两天的教务长，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反而造成了学生的牺牲！
听到噩耗，林语堂和许寿裳急忙赶往血案现场。林语堂和许寿裳以"女师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来现场查看并作后事处理。23位死者已被装在棺材里，林语堂辨认死伤的学生时，只见尸体纵横枕藉，鲜血满地。进门开棺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刘和珍的遗体......林语堂悲痛欲绝。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和愤慨，看着刘和珍惨死的情状和一双愤怒的眼睛。当刘和珍向他请假时，他以为"此回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现在离刘和珍打电话请假只不过才过了四五个小时，想不到那次电话竟成了永诀！林语堂眼前变成了一片漆黑，悲哀充满了心间。林语堂听说除了刘和珍外，还有具女尸，还有许多受伤的学生，他马上让医护人员千方百计的抢救，而自己从诸多伤员中，一一辨认和安慰，尽一个教师的责任。突然，他发现女师大的学生杨德群的尸骸被放在一块木板桌上，由于桌子太短，下半身悬空挂着......林语堂不忍看下去了。
林语堂回到学校着手安排死者的后事。杨德群的遗体很快从医院搬回学校。而刘和珍的遗体因为在执政府，当局不允许搬动。林语堂只得和教职员一起到执政府进行交涉，到19日晚才算把遗体运回学校里，安放在大礼堂。
林语堂在刘和珍、杨德群被害的现实面前，气愤的"每日总是昏头昏脑"，他切实感觉到了"亡国之隐痛"，所以，在第二天，即3月21日，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在此文中，他称赞刘和珍的政治识见"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林语堂说："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
"三·一八"惨案后的那几天，林语堂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直到惨案过了三天之后，他才开始思索。林语堂"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刘和珍是他"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他写道："刘女士是全校同学钦爱的领袖，因为她的为人之和顺，及对于校事之热心，是全校同学异口同声所称赞的。功课上面，是很用功，是很想自求进益的一个人，看见她的笔记的人大都可以赞同，而且关于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干有为，足称为中国新女子而无愧。我本知她是很有希望的一个人，但是还不十分知道底细，到许季茀先生对我详述，才知道她是十分精干办事灵敏的女子。上回女师大被章、刘摧残，所以能坚持抵抗，百折不妥而有今日者，实一大部分是刘女士之功，可称为全校革命之领袖。处我们现今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的时期，这种热心有为，能为女权运动领袖的才干，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写于3月21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写于3月22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写于4月1日。可见，林语堂是最早写悼文的人(比鲁迅的早了十一天)。
1926年3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72期的稿件，全部与"三·一八"惨案有关：卷首就是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以下分别是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启明(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自清(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效廉的《我们的闲话》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刊于《语丝》第74期。
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民在女师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大会，由许寿裳主祭，灵堂里挂满挽联、花圈，哀痛一片。林语堂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大会。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鲁迅、闻一多、朱自清、蒋梦麟、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文化人一致愤怒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