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骚动意识，１９７３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１９7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１０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１９７７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处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四人帮”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还没有搞清问题的“５１６”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10余年的高考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皮羊毛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省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酩酊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跳，因为人家都以为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１９７８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参加高考的日子仅有10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故除了每天送点东西从他窗口扔进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地说“疯话”。9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旧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天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木椅绊了他一下，王秀文跌倒在地，孩子和过路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王秀文大惊，忙问：今天多少号了？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他几月几日。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子正常了，他赶紧反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负责看门的人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疯了！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精神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4门考课，王秀文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唯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见人就扔，吓得周围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王秀文后来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７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王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７７分，抄分的人不小心抄成了７分，整整给他少算了７０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７分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它象征着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的毕竟是极少数人，１９８０年统计，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研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里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应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与威胁。
大学和学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进步而不断升值、不断升温，甚至已经到了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就难以跨进就业之门，更不容谈命运大有可为的严峻时代。
大学像一道无形的命运与身份的分水岭。大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
谁拒绝了大学，谁就拒绝了挑战；谁放弃了大学，谁就意味着放弃了选择。
此时此刻，问中国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会告诉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上大学。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我们的国家决策者也费尽心思想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内需”，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有个情结，就是赚了钱为孩子上学，存足了钱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没有钱的也要存钱同样是为了孩子上学。据最新的上海一项调查表明：百姓手头的钱其中４６％作为“教育储备金”，不去进行其它投资正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把钱用于子女教育反而占手头资产的７０％以上。
中国目前个人手头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５万亿元左右的钱是为了子女上大学。
５万亿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１２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20世纪后20多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苛求比任何时候更明细，比任何时候更疯狂，比任何时候更迷恋，竞争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甚至渗透到了每一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