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上海，华克之就把陈惘子、张思明、贺少茹和新近加盟的孙凤海，叫到危楼开会。
华克之说：“独裁是万恶之源。在独裁统治的地方，凡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者，皆为吸榨民脂民膏的禽兽之徒。这些既得利益者，天天发布法令、政论，不断地开会、提响亮口号，其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公仆，借以愚弄、麻痹人民。实质上，他们所有的言论，我们都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认清其本来面目。他们高喊为民办实事，实质上是为了多上工程多吃回扣；他们白天高喊为政清廉，晚上却在高级宾馆大吃大喝；他们倡导反腐败，但是，只要看看蒋介石官邸、汪精卫别墅、宋子文公馆、孔祥熙大院，就一清二楚了。所以，我们成立通讯社，是替天行道，为民锄奸。”
大家听后，很受鼓舞。
但是，陈惘子却提出异议：“杀死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一个宋介石、孔介石……从这些年的反蒋战争来看，远的不谈，近几年就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反蒋，刚刚发生的福建事变，也是高举反蒋大旗，但最后，还不是一个失败？所以，要想推翻独裁政权，不能急于求成，希望干掉一个蒋介石，就能取得革命胜利。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欲求革命的最后成功，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群众工作，用一个阶级去推翻另外一个阶级……”
贺少茹见陈惘子上起了政治课，赶紧打断他的话头，说：“陈兄说的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你所说的是长期目标，而我们所要干的是短期目标，不是一回事。就像一个人患了急性阑尾炎，疼得龇牙咧嘴，需要马上动手术，切除穿孔的阑尾；而你却大谈什么加强身体锻炼，注意个人卫生，用中医办法去慢慢治疗，能行吗？干掉蒋介石，就等于切除急性阑尾。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必须快刀斩乱麻！”
“国难当头，人民水深火热，百姓怨声载道，眼下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灭掉蒋介石，至少可以让宋介石、孔介石受到震慑，就像彭家珍炸死良弼，宗社党土崩瓦解一样。如果按照陈兄的意见，与宗社党长期作战，还不知道要枉死多少人，封建政权还要危害国家多少年呢。我认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不妨一试。何必拘于形式，自缚手脚？”张思明应和道。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虽然陈惘子保留看法，但总体上，多数人赞成：“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可是，谁来承担刺杀蒋介石的重任？大家又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华克之说：“刺杀蒋介石，是我多年的心愿，责无旁贷！”
贺少茹、张思明分辩说：任何团体要想取得成功，都应有明确的分工。你是我们的领头人、主心骨，策划行动计划、募集活动经费、进行人员调度，以及行刺后的善后工作，非你莫属。怎么能让你打头阵呢？
但贺少茹与张思明为领受行刺任务，又是互不相让。
看着大家热烈请战，孙凤海一直没插话。见贺少茹与张思明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他咽了咽吐沫，说：“二位哥哥就别争了。我虽然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但我希望你们听听我的意见。”
“好！”华克之带头鼓掌，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蒋介石是中国社会空前的政治大流氓，代表着各个反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反革命，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总代表。假如有人一枪结束他的狗命，对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要顺利得多了吗？我们天天坐而论道，却不采取行动纠正他、铲除他，就等于我们在无形中纵容了他的残暴。这是我们的罪过。”他见大家安静了下来，就抓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用袖子擦了擦嘴巴上的水渍，继续说，“你们都是书生，没上过战场，有的连枪都没放过。我在军阀部队干了多年，多次参加内战。我跟妻子崔正瑶私下里谈过好多次，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假如不退伍，我必定死在内战中，就等于死了一条狗，毫无价值；假如能与蒋介石一拼而死，那才死得其所。我是你们的弟弟，我的性格你们都知道，我办不到或者不愿做的事，从不吭声。”
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大家心潮起伏。
“我觉得，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反革命大头目，与其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消灭他，不如让我个人一枪结果他。哪个对国家、民族更划算呢？对于这种天天打着法律旗号，成百上千地杀人的刽子手，却不让我们干掉他，这个道理我始终弄不懂。刚才惘子讲得头头是道，可我越听越糊涂。但是，从今往后，我不愿再糊涂下去了……”说罢，孙凤海泣不成声。
商量到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华克之认为公平通讯社的名称太招摇，容易泄露天机，几经考虑，决定将其改名叫晨光通讯社，自任社长。为了保密，四个兄弟全部改名，并做了工作分工。华克之改名“胡云卿”，躲在幕后，负责暗杀策划和经费筹集；张思明改名“张玉华”，任总务兼编辑主任，负责通讯社的日常事务；贺少茹改名“贺坡光”，任采访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孙凤海改名“孙凤鸣”，任记者，通过采访，与各方面交朋友，“混个脸熟”，以便于今后执行任务。
陈惘子早已加入地下党，为了不使党组织受到牵连，他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开始疏远了与华克之等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