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2日，戴笠乘坐一架由美式C-47型运输机改装的0471？222号专机，离开重庆，先后飞抵上海、苏州、南京、北平等地，督促、检查“肃奸”行动。3月9日，他乘专机到达北平，亲自逮捕了原日本关东军高级翻译官夏文运等人；16日，飞到青岛，专机停在沧口机场。第二天，按计划是11点起飞，飞往上海，与红颜知己、大影星胡蝶幽会。但是，从大清早开始，青岛上空阴云低垂，浓雾弥漫；飞往上海的航线上，也是阴雨绵绵，不宜飞行。为安全起见，负责接待的军统青岛站站长梁若节劝他改变计划，等天气好了再走。但戴笠却神色不安地说：“昨天夜里，我没睡好。梦见漫天斧头像一道道闪电，朝着我乱砍乱劈……看来，在青岛待下去，不太吉利！”于是，他果决地下达了专机按时起飞的命令。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下午1时6分，戴笠的专机撞上了南京戴山，其残缺的尸体被暴雨冲进山腰的一条山沟，名字就叫困雨沟。戴笠（字雨农）之死，正可与庞统（号凤雏）丧命落凤坡好有一比。
解放后，战乱平息，百业待兴，人们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之余，年轻的共和国也没有忘记追捕暗害王亚樵的凶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在缴获的敌伪潜伏特务的名单中，发现了陈亦川踪影，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
但是，上海市公安局多方侦查，一无所获。难道陈亦川已经逃往境外？
1950年3月，市局侦查员马新民在审查军统特务姜深义的《个人自传》时，意外发现上面写到陈亦川的名字。经过提审，又掌握了陈亦川情妇申少珍的一些线索，得知她曾是保密局电讯处的报务员。4月5日，马新民等三人赶到南京，在邮电局保卫部门的帮助下，辗转抓到了申少珍，她却交代：已经与陈亦川失去联系一年多了。
陈亦川果然狡猾。
可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到了6月，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次，在监狱放风时，一个在押的军统特务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马上举报。但是，这个人名字却叫“徐庆楚”，不叫陈亦川。难道是两个人长得面容相像？
马新民没有轻易放过这一机会，对“徐庆楚”严加审讯。最后，“徐庆楚”无法自圆其说，不得不交代自己化名“徐庆楚”潜伏上海，于4月中旬被收监的事实。
王继哲得到陈亦川落网的信息，马上向皖北行署提出申诉，要求对其绳之以法。皖北行署副主任郑抱真高度重视，当即出面联系许习庸，请他将亲耳听到的陈亦川谋害王亚樵的经过写下来，交给组织。
那是1936年4月，许习庸到了南京，与同乡们一起住在宁台旅馆。同年10月23日清晨，他在报摊上买了一张《南京日报》，突然看见《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一些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并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随后，他就与安徽老乡黄博汉、金少霞、王绍权等人交换意见。大家讨论了一番，都认为这是一条假新闻。
过了几天，陈亦川不请自来，走进宁台旅馆，拜会住在旅馆里的数位安徽老乡。
在《王亚樵被杀的经过》一文中，许习庸秉笔直书：
陈亦川喝了口茶，说：“我听说一般安徽同乡们，都不相信王亚樵已经死掉。这件事是我亲手去办的。我不妨将这件案子详详细细说给你们听听。王亚樵平时聚集许多亡命之徒，专门以暗杀为能事，他曾宣传对中央一般要人要去危害。我们奉委员长（说着，陈亦川站了起来，表示敬意的样子）的指示，一定要把他拿到。余立奎为刺汪案由香港引渡过来，已经判他死刑，我很为他出力。我告诉他，只要他把王亚樵藏的地点说出来，我们把王拿着，就把他的死刑去掉。余立奎执迷不悟，他坚持说他不知道王亚樵的住处。我们没有办法，同学们（即特务们）又在一起商议，想出一条妙计。”
我问：“什么妙计？”
陈亦川接着说：“余立奎有个小老婆，名叫余婉君，时常来监狱中探看余立奎，我们就派人跟踪到她的住处，派一个同学去同她做邻居，做她的工作。我们还派一个同学冒充犯人，让他与余立奎关在一个禁闭室内。他平常闲谈就对余立奎说：‘我在外边听说王亚樵不是东西，他利用你坐监，已经私下同你的小老婆发生肉体关系，这样无情无义，你为他拼命，实在划不来呀！’余立奎还是宁死不说出王亚樵的住处。但是，余婉君再来看余立奎，余立奎就不愿见她；余婉君硬要见。余立奎一见之下就骂道：‘不要脸的东西，滚哪！’还踢了她一板脚。余婉君不知道余立奎因为什么缘故突然失了常态，便问道：‘你听什么人嚼舌头，说我不要脸？’大哭着，跌坐在地上。
余立奎仍大骂不止。这时，我们的人把余婉君扶出，送她到住的地方，还劝余婉君不要着急，说：‘我们来代你向余立奎疏解，包管叫他回心转意。’过了几天，我就去同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住的地方。他说：你要是与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你就带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这样既表明了你的心迹，证实你为了你丈夫余立奎的生命，不惜护王亚樵；亦证实你与王亚樵实在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王亚樵捉来，要是改过自新，将来委员长还可以用他。’我们这个妙计，果然见效。余婉君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要我们带她去见余立奎。我说：‘余立奎讲的，不把王亚樵捉来，他不同你见面。’余婉君亦只好依了我们。于是，第二天我们去了七个人，陪余婉君到梧州。
“到梧州后，一切安排好了，我们就叫余婉君去约王亚樵，就说她的一个亲戚与她一起从余立奎处来，有要事与王协商。当时王亚樵就来了。到我们的屋子里，他一眼看见我们许多人，抽身就走，我们就用小尖刀当胸戳了他几刀；王亚樵大喊起来，我们又用刀往他嘴上戳了几下，连他脸上的皮都削掉。余婉君也抓住我们，说我们失信，大呼警察，我们顺便把她也戳死。”
随后，郑抱真就给新四军老战友杨帆写信，请求查明陈亦川罪行，依法严惩。为稳妥起见，他派出专人，将这封公函与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证言等材料一并送到上海，面交杨帆。杨帆当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查实，严厉打击。
同年10月，陈亦川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闸北区郊外“杨家宅”村外——这里是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法场，死到临头，头发长长、面无血色、两眼无光的陈亦川后悔不已：当年在老乡面前的自我炫耀，竟成为今天自己杀害王亚樵的铁证。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华克之因为潘汉年案吃尽苦头，刑满释放后，又被押到徐州监督改造13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潘汉年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陈云牵头，要求中央对潘汉年案进行立案复查。陈云说：“当时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一共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我再不说话，将来再复查潘汉年案就更困难了。”由此，华克之看到了重获新生的曙光。1979年，他专程进京，找到廖承志，问道：“潘汉年到底如何？”廖承志回答：“是个好同志。”华克之听后，当即发火，厉声反问：“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你从来没有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随后，杨帆、华克之等人的冤案得以平反，华克之回到国家安全部，恢复公职，享受副部级待遇。1987年1月，在华克之等人的呼吁、奔走下，孙凤鸣被地方政府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1988年7月7日，86岁高龄的华克之专程来到江苏铜山，主持孙凤鸣纪念碑揭碑仪式，并生动地讲述了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壮举。他特意将孙凤鸣在南京下关车站和他诀别时，回赠他的派克金笔，转赠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饱含深情地说：“50多年来，我蹲牢蹲了22年，家破多次，一无所有。唯独保存了这支情谊无价、见证历史的金笔。每当看到它，我就像又见到王亚樵、郑抱真、孙凤鸣等爱国侠士，备感亲切。我已是耄耋之年，生命的灯火随时都会熄灭。但是，侠客精神万古长青。今天，我郑重地把这支金笔送给你，希望你把它视为传家宝，好生爱护，好好保管，代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