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妻子与别人私通时，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甚至会没来由地暗自发笑。他压根儿就未想过伸手去遮挡女儿的双眼。
当然，芭芭拉才是幕后推手。芭芭拉是格雷厄姆的第一任妻子，安是第二任妻子——也就是私通的那个。不过，格雷厄姆当时倒并不认为那是私通。这样看来，他之前的反应并不合适。不管怎么说，当时仍是格雷厄姆所谓的甜蜜时光。
这段甜蜜时光始于1977年4月22日。那天，格雷厄姆在雷普顿街参加派对，杰克·卢普顿将一名女伞兵介绍给他。当时他正在喝手中的第三杯酒，但酒精没令他放松片刻：就在杰克向他介绍这位女孩时，格雷厄姆的脑海突然闪过什么念头，他自然没有记住女孩的芳名。这就是派对上所发生的事。多年前，格雷厄姆做过一个实验，在与人握手时，试着重复此人的名字。他会说，“你好，雷切尔”“嗨，莱昂内尔”或“晚上好，马里恩”。但这样一来，男的可能会把你当作同性恋，警惕地盯着你；女的则会礼貌地询问你是不是波士顿人，或者心态开放的人。于是，格雷厄姆早就不玩这一套，转而为自己那记不住事的大脑而羞愧不已。
四月的一个夜晚，春风和煦，格雷厄姆远离烟民的嘈杂喧闹，斜倚在杰克的书架上，恭敬地注视着这个姓名依然不详的女子。只见她一头整洁有型的金发，穿一件彩色条纹衬衫，在他看来是丝绸质感的那种。
“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有趣。”
“是的。”
“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
“没错。”
“我猜想，你是负责表演的。”他想象着她在空中翻转跳跃，绑在脚踝上的罐子嘶嘶地冒出红色烟雾。
“那，其实是另一个领域。”（什么领域？）
“但那一定很危险。”
“什么？你是指……飞行？”安心想，真稀奇，男人竟然会怕飞机。她可从未害怕过。
“不，不是飞行，是另一部分，跳伞。”
安把头微微侧向一边，表示疑问。
“是跳伞。”格雷厄姆把酒杯放在架子上，然后上下挥动臂膀。安把头侧得更厉害了。格雷厄姆抓住夹克中间的纽扣，如军人般迅猛地往下一拽。
“啊，”他终于忍不住说，“我原以为你是一名伞兵。”安的嘴角开始扬起，眼神也慢慢地从莫名的遗憾转变为愉悦。“杰克说你是一名伞兵。”他又重复道，好像这一重复和赋予的权威就能让这件事变成真的。当然，事实恰恰相反。杰克曾说“与愚蠢的老女人搭讪会让舞会变得热闹”，这无疑再次证明了他的观点是对的。
“既然那样，”她说，“你就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在伦敦大学教书。”
“天哪，当然不是，”格雷厄姆说，“我看上去像大学教师吗？”
“我不知道大学教师长什么样。难道他们看起来与别人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格雷厄姆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戴着眼镜，穿着棕色斜纹软呢夹克，驼着背，天性吝啬、嫉妒，还都喜欢用老帆船男士香水。”安看向他。他戴着眼镜，穿着棕色灯芯绒夹克。
“我是一名脑科医生，”他说，“其实，还不算是。我在努力奋斗。成为脑科医生前必须先在其他部位练习：这也合乎道理。眼下我在练习做肩膀和脖颈手术。”
“那一定很有趣，”她说，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也一定很难。”她补充道。
“的确很难。”他把架在鼻子上的眼镜向旁边拨动了一下，然后又放回原来的位置。他身材高大，脸型瘦长而方正，深棕色头发上不规律地夹杂着些许白发，仿佛有人将胡椒粉罐里的粉末撒到了上面。“这工作也很危险。”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难怪他已经长出若干白发。
“最危险的部分，”他解释道，“还是跳伞。”
她笑了，他也笑了。她不仅漂亮，也很友善。
“我是一名买手，”她说，“我买衣服。”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他说，“我在伦敦大学教历史。”
“我是一位魔术师，”一直在旁偷听的杰克·卢普顿终于找到了一个插话的机会，“我在人生大学里教魔术。来点酒还是酒呢？”
“走开，杰克。”格雷厄姆坚定地说。哈，杰克早已走开了。
回顾过去，格雷厄姆能清晰地看到他那时的生活是多么一成不变。当然，除非清晰的回忆总是具有欺骗性。他那时三十八岁，已经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十年的固定工作，以及还了一半的弹性抵押贷款。同时，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走过了一半，感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不是因为芭芭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也不是因为格雷厄姆没有和芭芭拉讲述这样的心境。也许，倾诉就是这困厄人生的一部分。
那时候，格雷厄姆还是喜欢芭芭拉的，尽管在他们五年多的相处中，他并没有真正爱过她，也没有为他们的感情感到自豪，甚至表示在意。他还喜欢他们的女儿爱丽丝。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爱丽丝从未激起他心中更深沉的爱怜。爱丽丝在学校表现好的时候，格雷厄姆会高兴，但他不确定这份高兴是否其实是一种解脱，是庆幸她表现不差的一种宽慰，这该如何辨别？同样，他也带着这种消极情绪从事自己的工作。当他所教的学生变得更不成熟、更肆无忌惮地懒散、更难以沟通时，他对工作的热爱就会逐年减少。
在十五年的婚姻中，格雷厄姆从未对芭芭拉不忠：因为他认为不忠是错误的，但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未经受过真正的诱惑（当衣着性感的女学生交叉着腿坐在他面前时，他反而给出更难的论文题目，作为回应。于是她们到处传谣，说他是个冷漠的人）。同样地，格雷厄姆从没想过换份工作，他不确定其他工作是否也可以做得如此轻松。他博览群书，栽培花木，做填字游戏，还守护自己的财产。三十八岁的他仿佛已步入退休生活。
但当他遇到安——不是指在雷普顿街的第一次见面，而是后来他邀请安的单独约会——他仿佛觉得二十年前开始退化的交际能力突然恢复了。他觉得自己又可以犯傻了，又可以耽于幻想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再次焕发活力。这不只是说他终于能享受性带来的欢愉（虽然他确实有这个意思），而是他不再把自己当作一具不会思考的躯壳了。十年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中用。那些本该让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全都退缩到头脑中部的一小块空间里。他珍惜的一切只是在两耳之间走个过场。当然，他照料自己的身体，但态度如同对自己的汽车一般，被动又冷淡。两者都需要不定期地加油和清洗，两者都会时不时地出问题，但往往都能得到修理。
893—8013，这是她的电话号码。他是怎么有勇气给她打电话的？他心里明白：通过愚弄自己。一天早上，他坐在桌子旁，面对一连串的电话号码，“她”的号码也藏在其中。耳边是有关时间表喋喋不休的争论和学报编辑兴趣全无的对话，而此时的他不知不觉地已让“她”的来电铃音响起。这么多年过去了，除工作饭局外，他已经好久没有邀请过别的女性一起共进午餐了。这看上去……毫不相关。但是他需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确定她还记得他，并且邀请她。她同意了。其实，她在他提议的第一天就同意了。他非常开心，这让他有勇气在用餐时也戴着结婚戒指。不过有那么一瞬间，他还是想要摘掉这枚戒指。
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他或她会说“不如我们一起……”。她或他便回答“好”或“不好”。这样便做好了决定。在和芭芭拉的婚姻生活中，根本没有考量过什么动机。格雷厄姆，你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格雷厄姆，当你说x的时候，其实是指y，是不是？格雷厄姆，和你在一起生活就像是与有两列马的人在对弈。在与芭芭拉结婚第七年的某个晚上，轻松的晚餐过后，爱丽丝回屋睡觉，格雷厄姆感到既轻松又开心，他略微夸张地对芭芭拉说：
“我感到非常幸福。”
此时的芭芭拉正在清理餐桌上的碎屑，她转过身，戴着潮湿的粉红色橡胶手套，好似一位泰然自若的外科医生，答道：“你想要逃避什么？”
类似的对话经常出现，从前有，之后也有，但这次对话却印刻在格雷厄姆的脑海里。也许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想要逃避什么。后来，当他想向芭芭拉表达爱意、分享喜悦、诉说顺遂或不顺之事时，他就会有所犹豫。他会先细细思量：如果我向她倾诉自己的真情实感，她会不会觉得我想要逃避什么呢？如果没有想要逃避的事，他就去向她倾诉，但这就不是自发的情感流露了。
自发，直接，是修复通往格雷厄姆身体不可绕过的交通线：安不仅带给他快乐（也许很多人都带给他快乐），而且让他领略了快乐之道迷津般的享受。她甚至还想焕发他对快乐的记忆。这种导引模式从未变化：首先，是对安的行为方式的认可（比如吃饭、做爱、说话，甚至是站立或行走）；接下来，是一段模仿并超越的阶段，直到那一愉悦让他感到舒心自在；最后，衍生感激之情（刚开始他无法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令人作呕的愤懑。虽然格雷厄姆感激安的导引，允许她先发现这一切（要是没有安，他怎么能学会享受呢？），但由于安在这方面领先于他，他偶尔会产生一阵微弱而焦虑的苦恼。毕竟，他比安大七岁。比如，在床上时，安自如地享受在他看来凸显了（是指责，甚至是嘲笑）他那小心又僵硬的笨拙之态。他有时候心里想，“嘿，停下来，等等我”。而有时候他甚至会充满怨愤，“你为什么不与我同步？”
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她有这种感觉时，是她让格雷厄姆使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这对她来说不算威胁。沟通必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领域是格雷厄姆熟悉而安不知道的。对她来说，历史是一座图书馆，里面满是尘封已久、晦涩难懂的书籍；新闻也实属无趣，因为它时时在发生，对安却没有丝毫影响；政治也让她备感无聊，除了预算时那赌徒般的短暂刺激，以及普选时稍久一点的兴奋，再无它趣，除非她也是内阁中的一员，不然她只能叫出几位重要内阁成员的大名。
安喜欢旅游，而格雷厄姆几乎已放弃旅游（这是又一项主要在他耳朵之间走过场的活动）。安喜欢现代艺术和怀旧音乐，讨厌运动和购物。她还喜欢美食和阅读，格雷厄姆发现他们兴趣相投，这些兴趣爱好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安还喜欢过剧院——毕竟，她之前在很多电影中饰演过小角色——但她之后就不再去了，格雷厄姆也表示理解。
当安遇到格雷厄姆时，她并不在择偶阶段。“我31岁了。”这是她最近对一个过分操心的叔叔的回答，因为他好奇地盯着她左手的中指看。“我不是剩女，但也不想找对象。”她再也不期盼在派对或晚宴中遇到能向其展示她完美一面的同伴，哪怕是一个还可以的人。此外，她已经领悟到意图与结果之间往往存在令人困惑又无奈的差距。你原本想要一段短暂的、几乎无肢体接触的恋情，但你却喜欢上了他的妈妈。你以为他人很好又不窝囊，却发现他谦逊又令人沉醉的外表下有着执拗的自私。安并不认为自己已幻想破灭或时运不济（她的一些朋友就这么认为），她只不过觉得自己是比当初更睿智罢了。到目前为止，一想到那痛苦的三角恋、令人身心俱损的堕胎，以及某些朋友陷入的那琐碎而低级的关系，她就觉得自己已毫发无伤地闯荡了过去。
格雷厄姆不甚英俊的外表是有好处的，安告诉自己，这会让他更加真实可靠。他是否结过婚已不重要，因为已婚的身份其实有利有弊。安的女性朋友声称，女人一到30，遇到的男人（除非她与比自己年轻的人在一起）要么是同性恋，要么已婚，要么有精神病，就这三大选项而言，已婚显然是最佳选择。安的闺蜜希拉认为，不管怎么说，已婚男人比单身汉要好，因为他们闻上去好一些：他们的妻子常常会为他们干洗衣服，而单身汉的夹克上却总是有股烟味或狐臭味。
安第一次与已婚男士私通时苦恼万分。她觉得自己就算不是小偷，也是个白领罪犯，但这种想法并未持续很久。现在她辩驳道，如果婚姻变质了，这绝不是她的错，不是吗？如果男人出轨了，是因为他们想出轨。如果男人很有原则，与爱人携手并肩，婚姻就绝不会生变。不会有人来感恩你的消极德行；丈夫很快会继续他的流浪，妻子根本不会知道你曾默许过。所以，在与格雷厄姆第一次共进午餐时，安就注意到了他的婚戒，她当时只是在想，好吧，就别再纠结那个问题了。当你不得不提问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很难。有时候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你想让他们说谎，便真的撒谎了，于是你就不由自主地多嘴说了句挖苦之言：“你可真擅长熨烫啊。”
可以说，这顿饭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了对方。餐毕，格雷厄姆靠向安，紧张得连断句都不会了：
“你还会和我共进午餐吗？对了我结婚了。”
她莞尔一笑，答道：
“会啊。谢谢你的坦诚。”
第二次午餐时他们喝得多了一点，餐后，他殷勤地帮安套上外衣，顺势抚平她肩胛骨上的衣料，好像那里突然起皱了似的。当安告诉希拉这是他们三次见面中仅有的肢体接触后，她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也许，他不仅是个已婚男，还是个同性恋呢。”闻此，安竟然立马应答：
“没关系。”
确实没关系。或者确切地说，不会有关系的，安认为。但是，经过一段保守时期之后（而且在发出足够信号使作战舰队改变航程后），安终于确定格雷厄姆并非同性恋。刚开始，他们只是偶尔做爱，仿佛是遵循某种特定的社会潜规则。但逐渐地，他们开始像正常的情侣一样，有着正常的做爱频率和动机。三个月后，格雷厄姆借口说在诺丁汉有一个会议，于是他们利用周末时光从烟熏火燎的温泉小镇驾车去干石墙围绕的高沼地。有时，他们会担心芭芭拉打电话给旅馆，发现格雷厄姆·亨德里克夫人已登记入住，那该怎么办？有时候，他们决定下次要开两个房间，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入住。
安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格雷厄姆。他好像绝不是一个心目中的候选人：他火急火燎，笨手笨脚，起身离开时还踢到了餐桌腿，而迄今为止她爱过的男人都是那么优雅从容。虽然她发现格雷厄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工作，而对她的工作更有兴趣，但他还是她眼中的知识分子。起先，在格雷厄姆翻阅法国《风尚》的特装本时，她看到他调整鼻子上的眼镜会感到可笑，还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但是，自从发现格雷厄姆去科林达报纸图书馆时不需要她陪同，而是自己校对关于一、二战之间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各种评论，安也就不再担心了。
她觉得自己比他年老，又觉得自己比他年轻。有时候她可怜格雷厄姆此前狭隘的人生，其他时候她又觉得气馁，因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同格雷厄姆一样多，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直截了当、逻辑严密地去说理。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偶尔会想起他的头脑。那斑驳灰发下所容纳的东西和自己精剪有型的金发下的东西怎么就那么不同呢？打开他的头颅能不能马上看到一个不同的构造？如果格雷厄姆真做过脑外科医生，也许他自己就能告诉她。
他们的婚外情已有六个月，是时候让芭芭拉知道了，不是芭芭拉“需要”知道，而是他们“需要”告诉她。他们这样太冒险。与其经历一段令芭芭拉痛苦、让他们怀有负罪感的怀疑期后被迫承认，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坦白，这对芭芭拉来说也更加干净利索，没那么难挨。他们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此外，每次格雷厄姆想看安的照片都不得不跑到厕所去，他讨厌这样。
两次他都退缩了。第一次是因为芭芭拉心情格外好，他不忍心伤害她，第二次是因为她正与自己针锋相对、洋洋得意，他不想让芭芭拉觉得自己告诉她这件事是出于报复。他希望把这件事说得透彻、清晰。
最后，他却只像个懦夫一样做成了这事儿：他在安那里待了一整个晚上。他本来没打算这么做，但他们做爱后睡着了，然后安惊恐地一巴掌把他扇醒，他就想，我干吗要回去？我为什么非得在冷冷的夜里开车回家，躺在我根本不爱的妻子身旁？所以，他翻了个身，让道德的睡眠代他坦白。
他到家的时候，爱丽丝按理应该已经到学校去了，但她还在家里。
“爸爸，我今天能去学校吗？能吗？”
格雷厄姆痛恨这种时刻。他转身面向芭芭拉，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以这样的方式看着她。然而，她看上去一成不变，也无法改变：卷曲的黑色短发，已显老态的美人脸，细心涂抹的蓝绿色眼线。她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新闻播报员。
“呃。”他又看了一眼芭芭拉，但她还是没反应。“嗯，你当然可以去。”
“我们今天有历史考试，爸爸。”
“那你必须去了。”
爱丽丝尚来不及露出一个完整的笑容。
“必须？你哪儿来的权利说什么必须？说啊，告诉我，你哪儿来的权利。”芭芭拉的圆脸在怒火中拉得老长，温和的线条变得有棱有角。
格雷厄姆最痛恨这种时刻，他吵不过芭芭拉。她英勇无畏，毫无学术原则。和学生辩论时他应对自如：根据既定公理，心平气和，富有逻辑。在家里哪有什么既定公理。你似乎永远不可能从头开始讨论（或是单方面的训斥），而是在中途猛地打断、插嘴讲话。他面临的指控是一个个假设、推断、幻想、恶意，而包裹着争辩的冷酷无情则更加糟糕。胜利的代价令人恐惧——咬牙切齿的憎恶、无声的傲慢，或是悬在后脑勺的菜刀。
“爱丽丝，我和妈妈有事情要办，你回自己房间去。”
“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让她知道？你那些必须都从哪儿来的？这就是你整晚不回家的原因吗——在外面收罗必须？回来就给我们下一道道漂亮的命令，是不是？说啊，告诉我，今天我必须要干什么？”
天哪，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生病了吗，爱丽丝？”他轻声问，女儿垂下了头。
“没事，爸爸。”
“她今天流鼻血了。我不能把流鼻血的孩子送到学校去。她这个年纪还不行。”
她又来了。“她这个年纪”——什么意思？不是这个年纪就可以把流鼻血的女儿送到学校去了吗？或者，芭芭拉不过是装模作样地从瑞士银行账户中提取“女性化”的理由来决定有所为还是无所为？与那个母女之间的秘密领域有关吗？而格雷厄姆早在几年前就被正儿八经地排斥在外了，“流鼻血”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吧？
“现在已经没事了。”爱丽丝抬起头让爸爸看自己的鼻孔。即使如此，鼻孔还是隐藏在黑暗里。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弯下腰检查一下鼻孔，他不知如何是好。
“爱丽丝，这是一个恶心的习惯。”芭芭拉呵斥道，再次粗暴地把爱丽丝的头按了下去，“回自己房间去躺着，一小时后感觉好点了就去学校，我会给你写张纸条，你带着。”
格雷厄姆意识到自己在此类争吵中的无能。凭这一个举动，芭芭拉重申了她对女儿的权威，确保她在家中是父亲不良行为的见证人，确立了她是爱丽丝未来解放者的地位，从而稳固了反格雷厄姆联盟。她是怎么办到的？
“那么……”爱丽丝还没关上厨房门（虽然爱丽丝就快要把门关上了），芭芭拉就以一种陈述的语气，而不是询问的语气说道。格雷厄姆没有回应。他在倾听爱丽丝上楼的脚步声。但他听到的是：
“那那那那么么么么——”
“……”
十五年来，格雷厄姆唯一自学到的窍门就是：在老婆开始叽里呱啦地数落他时万万不要吱声。
“格雷厄姆，你不告诉我任何原因就夜不归宿直到这个点才回家而且一回来就想替我管这个家是什么意思？”
一上来就通篇质问。格雷厄姆已感觉到自己慢慢地与这座房子、与芭芭拉，甚至与爱丽丝分道扬镳。如果芭芭拉需要耍些复杂的把戏获得爱丽丝的同情心，那么芭芭拉显然比他更需要爱丽丝。
“我出轨了。我要离开你。”
芭芭拉看着他，好像从未认识过他。他甚至连新闻播报员都不是，他几乎变成一个入屋行窃的盗贼。她一言不发。格雷厄姆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没什么可说的。
“我出轨了。我不爱你了。我要离开你。”
“你没有。我会应对的。你敢的话，我就去找……找学校领导。”
当然，她会这么想。她认为他只可能和学生偷情。在她眼里，格雷厄姆就这点能耐。这让他更有信心了。
“对方不是学生。我要离开你。”
芭芭拉尖叫，非常大声地尖叫，格雷厄姆才不相信她呢。等她不叫了，他只是说：
“无论如何，你还会有爱丽丝支持你。”
芭芭拉再次尖叫，跟之前一样响、时间一样长。格雷厄姆不为所动，近乎傲慢。他想离开，他会离开的。他要去爱安了。不，他已经在爱她，而且会继续爱她。
“小心点儿——这可能适得其反。我要去上班了。”
那天他上了三个班的鲍德温，一点也不觉得枯燥，无论是自己重复的讲课还是好心学生的平庸都没让他心生无聊。他打电话给安，让她晚上等着他。午餐时间他买了一个大手提箱、一支新牙膏、一些牙线、一条熊毛地毯般柔软的法兰绒毛巾。他觉得像是去度假。是的，这应该是一个假期，一个漫长无尽头的假期——而且假期套着假期。这种想法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傻。他回到药店买了一卷胶卷。
他五点到家，径直上楼，没去看妻子女儿。他用卧室里的电话叫了出租车。放下电话时，芭芭拉走进了卧室。他没和她说话，只是把手提箱打开平放在床上。他俩同时往箱子里瞧。柯达胶卷也凝视着两人，发出刺眼的橙光。
“不准带走车。”
“我不会带走车。”
“不准带走任何东西。”
“我不会带走任何东西。”
“你把一切都带走好了，一切都带走，听见没？”格雷厄姆继续往手提箱里装衣服。
“我想要前门钥匙。”
“想拿就拿。”
“我要换锁。”（那你干吗还要钥匙，格雷厄姆漫不经心地想。）
芭芭拉走了。格雷厄姆装完衣服、剃须刀、一张父母的合影、一张女儿的照片，合上手提箱。箱子只装了一半，所有他想要的还装不满一个箱子。他为这一发现感到既振奋又欣喜。他曾读过一部阿道司·赫胥黎[1]的传记，还记得赫胥黎在看到自己在好莱坞的房子烧毁时的表现让他感到困惑。赫胥黎波澜不惊地看着他的手稿、笔记、全部藏书被付之一炬却无动于衷。时间很充裕，但他只救出了三件衣服和一把小提琴。格雷厄姆觉得现在他可以理解了。三件衣服和一把小提琴。他低头看了看手提箱，羞于箱子的大小。
他拎起箱子，听到衣服轻柔地落到铰链上的声音，到那边的时候衣服会有褶皱。他把箱子放在客厅，走进厨房。芭芭拉坐在餐桌旁。他把车钥匙和房子钥匙放在她面前。作为回应，她把一个洗衣房塑料袋推到他面前。
“别想着让我为你做这事。”
他点了点头，拿起袋子。
“我最好能跟爱丽丝说声再见。”
“她和朋友在一块儿，在那边过夜，我允许她的，就像你夜不归宿。”芭芭拉说，但声音中透出的更多是疲惫而不是恶意。
“哪个朋友？”
芭芭拉没回答。格雷厄姆又点点头，离开了。右手提着箱子，左手拿着袋子。他顺着门前的路向下走，沿着魏顿路前行，拐进海菲尔德路。他让司机在那儿等着。他不想让芭芭拉难堪（也许他甚至想过走路离开能博取一丝同情），但坐公交到安那儿去开启人生第二篇章也太见鬼了。
司机打量了一番格雷厄姆和他的行李，但什么也没说。格雷厄姆思忖，这看上去一定像是慌张的夜逃，这一潜逃要么行色匆匆，走得太急，要么因为没赶上行程而狼狈不堪。但他自信满满，不想解释，坐在车后座顾自哼哼。车开了大约一英里后，他看到路边有个木制垃圾桶，他要司机停车，然后扔掉洗衣袋。没人会带着一袋子脏衣服去度蜜月。
于是，无尽的假期开始了。格雷厄姆和安在她的公寓里住了六个月，直到在克拉彭找到一栋带花园的排屋。芭芭拉立即提出离婚，再次证明她拥有让格雷厄姆猝不及防的能力。两年分居无责离婚没起作用，她想要离得正当、传统。对于她的要求，格雷厄姆表现得像赫胥黎一样逆来顺受。他得继续付房贷，得给爱丽丝抚养费，车和屋内全部家具都归芭芭拉所有。芭芭拉本人不接受任何专为她支付的资金，除非是间接资助。她想找份工作。格雷厄姆，后来甚至法庭都认为这些要求很合理。
1978年夏末，判决下达，根据此判决，格雷厄姆每星期可与爱丽丝见一次面。不久，他和安结了婚，在纳克索斯岛上度蜜月，住在同事的一幢白色小房子里。他们做了所有他们那种关系该做的事——频繁做爱，畅饮萨摩斯酒，久久看着在海港墙上风干的章鱼——很奇怪，格雷厄姆没觉得自己结婚了。他觉得很快乐，但并没觉得自己结婚了。
14天后，他们乘一艘满载家禽和寡妇的船回到比雷埃夫斯，然后坐另一艘满载养老金领用者和学者的船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到达威尼斯。5天后，他们飞回家。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格雷厄姆牵起他优雅、善良、完美的妻子的手，反复轻声告诉自己，我是个幸福的人儿。这是假期中的假期，现在外部的假期重新开始，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这完美、悠长的假期。
两年过去了，格雷厄姆如预期那样有了已婚的感觉。也许，在潜意识中，他的预期是这次会和上次一样。当初娶芭芭拉的时候，他情欲炽热，火急火燎，有时笨手笨脚，对新奇的爱情震颤不已，隐隐觉得自己已经履行了对父母和社会的责任。但这一次，重点不一样了：他和安已经同床共枕一年多了，第二次爱情使他小心翼翼，而非心醉神迷。有几位朋友由于他抛弃了芭芭拉愤而疏远了他，另一些朋友则告诫他：有其一，必有其二。
若说具体发生了什么让格雷厄姆有了已婚的感觉，那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生活没有恐惧，没有猜忌。所以，渐渐地，他的心情就像是翻腾的降落伞，惊恐中急剧下降后，所有一切都突然慢了下来。他悬在那儿，阳光洒在脸上，大地几乎没有在向他移动。他觉得安不是他的第二次机会，而永远是第一且唯一的机会。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他想——现在我明白了。
在爱面前，他越发感到轻松自如。他对爱——对安——的痴恋也越发炽烈。这事有点矛盾：越来越坚定的同时，也越来越危险。每次安出差，他就想她，不是出于性的渴求，而是真的思念她。她不在的时候，他就萎靡不振。他觉得自己很无聊，变得越发愚蠢，有些许害怕。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而只配当芭芭拉的丈夫。安回来后，他发觉自己直盯着她看，比他俩第一次见面时更加仔细地审视她。有时候，这份激情变得迫切且不顾一切。他嫉妒所有她碰触过的东西，他鄙夷那些没与她一起度过的岁月。如果没和她待在一起，他就觉得很受挫，即使一天也不行。他自言自语，同时扮演着自己和安两个角色。他从对话里得到确认，他和安相处得格外好。他没将这个习惯告诉安——不想让她承担太多爱的细节，生怕……生怕这些细节让她尴尬，生怕他好像在无限度地索求回报。
他常常想象自己向路人——其实是向每个有兴趣发问的人——解释他的人生。不过，事实上，并没人问，但那也许是出于礼貌而非缺乏兴趣。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格雷厄姆还是备好了答案，而且经常顾自背诵，轻声祈祷惊喜的到来。安让他的光谱都变宽了，他重新看到了他曾经看不到，但每个人都有权看到的五颜六色。他看绿色、蓝色、蓝绿色看了多久了？现在他可看到更多，而且觉得更安全了，那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在他崭新的生活中，一个念头低音般萦绕在他脑海，给他带来奇异的慰藉。他告诉自己，起码现在我有安了，起码现在有人会好好地疼惜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