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的史前人群
一、我国的地理环境与动物群
中国是一个三面深入亚洲大陆腹地，一面濒临大海的地理环境。其格局西北是高原沙漠戈壁，西南是高山峻岭，东临沧海，四周的自然屏障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地域状态。在这一独立的地域之中，自然地理环境面貌迥异，地形复杂。从西北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戈壁沙漠到西南的云贵高原、十万大山；从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高原与大草原到长城以南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平原地带；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南海的曾母暗沙；等等，自然气候千差万别，地形地貌彼此不同。
第四纪是地球历史上最新的一个时间单位，它隶属于新生代，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阶段。这个时期是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其绝对年代距今约300万年至10万年，相当于古人类学的南方古猿（纤细种）和早期猿人、晚期猿人和直立人阶段。考古学称这一时期为旧石器时代初期。
在早更新世的代表动物群中，我国北方有西侯度动物群，南方有元谋动物群；中更新世时期，我国有公王岭动物群、周口店动物群；晚更新世时期，我国有丁村动物群、山顶洞动物群；到全新世时期，我国有裴李岗动物群，丁家堡动物群。在这些动物群的遗址中都有古人类的活动遗迹。这些古人类遗址分布在我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它们通常作为地质现象被埋藏在地层之中。从早期人类的生存状况来看，几乎是附于自然环境的，因此，早期人类的遗迹在地层的分布情况及考古所发掘的资料，也就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中国的史前人群
云南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1965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下更新世地层中发现。它是距今所知的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其人类化石计有一左一右两颗上中门牙齿，经研究认为同属于一个男性青年个体[3]。牙齿粗硕，显示其原始性质；舌面有发达的铲形舌窝，与后来蒙古人种相似。其文化层中发掘的打制石器共17件，有的出自地层，有的采自地面。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石片和砍砸器等。这些石器虽然粗糙并且简单，但均进行过二次加工。发现的炭屑很多，且多掺杂在黏土和粉砂的土中。炭屑大致分为三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与哺乳动物化石伴生。与炭屑同存的还有经过燃烧而变色的动物骨头。由于炭屑与燃烧并存，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元谋人用“火”的证据。哺乳动物化石共29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早期动物。依据化石分析，元谋人所在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而以草原——灌木丛林为主，气候比较凉爽。在元谋人居住和活动的地域内，有虎、豹、马、牛、羊、鹿等，在靠近水的地方还有大象等动物。当时的人类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人们依靠群体力量，利用简单的工具与野兽进行斗争并采集植物果实，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奋斗。
元谋人化石埋藏的层位，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70万±10万年—164万年（另一数据为163万年—174万年），这个年代与同存的动物相吻合。元谋人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之一。
在更新世初期，除了南方的元谋人外，在我国北方的黄河两岸也发现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其中包括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河北阳原县东谷坨村附近的早更新世“泥河湾”组地层中，出土的石核、石片、石器等都比较简单，第二次加工的较少。此外，还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西侯度遗址中出土有石器、烧骨和动物化石等。除石器外，也有切割痕迹的骨片。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三棱形尖状器等。西侯度的石器是用石片加工的。这种石片的出现，说明人类石片技术应用当以中国为最早。[4]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和贡献着。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陕西蓝田人
蓝田猿人，学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1963—1966年，科学工作者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中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先后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等。其中人类化石被命名为蓝田直立人（简称蓝田人），主要为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此从贾兰坡意见，不包括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等），其头盖骨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个体。眉骨之粗壮，前额之低平，骨壁之厚度都超过北京人。大脑容量小，约为780毫升，比南方古猿的脑容量（430—700毫升）多，而比北京人的脑容量（859—1225毫升）少。
蓝田人生活在秦岭北麓。当时在这一地区的南边森林里，还有成群的鹿和牛等，它们是蓝田人经常猎取的目标。但同时森林里也常有凶猛的剑齿虎、豹、狼、熊等食肉动物威胁着蓝田人的安全。在北边宽阔的平原地带有成群的肿骨鹿和到处奔跑的三门马，它们也是蓝田人追踪猎取的主要对象。蓝田人正是在南靠森林、北接平原的地域以内，因此他们就靠采集和狩猎，获取动植物为食，同大自然进行着斗争[5]。遗址共出土打制石器数十件，一般地说比较粗大。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大尖状器、大砍砸器、石球等。这些石器多半用石英岩砾石和脉石英碎块制成，比较粗糙，器形也不规则。动物化石有的属于第四纪动物残种，有的属于现生种，而以中更新为多。因此，蓝田人的时代从地质史上讲，应属于中更新世时期。用古地磁方法测得数据为距今80万—75万年。这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1921年始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自1929年至1937年和自1949年至1978年，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地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出土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骨器、用火证据和动物化石等。除在新中国成立前发掘的资料在美国下落不明外，在此期间出土的计有：人骨化石有头盖骨6块（外加残片8块），面骨6块，下颌骨15件，牙齿153颗，大腿骨（残破）7段，胫骨1段，上臂骨3段，锁骨、腕骨各1块。它们分属140多个个体，男女老少皆有。北京人的头骨比较原始，头脑盖骨低平，额面后倾，眉脊粗壮，颧骨高突，唇部前伸，没有明显的下额，脑壳比现代人脑厚。脑容量平均为1059毫升，比现代人平均脑容量（1400毫升）小。北京人的四肢比较进步，除骨壁略厚、髓腔较小外，其他几乎与现代人一样。北京人的体质发展不平衡，说明了劳动对人类的体质发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的时期，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与现在华北地区的气候相差不多。北京人居住的龙骨洞穴，北面是群山，西面和西南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东面有条小河，小河东面为一片平原。当时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山地森林密布，长着可采食果的植物，但同时还有凶猛的野兽。北京人在山上采集野果和伺机猎取一些野兽，维持着艰苦的生活。由于北京人生活艰苦，一般人的寿命较短，在40多具遗骸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十四、十五岁左右。
北京人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和用火遗迹。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锤和石钻等多种类型。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留下了大量灰烬。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层中，发现有许多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树枝，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不能很好地管理用火并保存火种。洞穴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118种之多，其中哺乳动物94种。北京人洞穴堆积共分13层，最下的第13层有石器2件，人类化石最早见于第10层，以第8、9层为最多，最晚见于第3层。据古地磁法测定，第13层距今时间约为70万年，第18层约为50万年至40万年，第3层约为20万年。这里出土的人骨化石、石器、用火证据、动物化石，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遗址相比，都是最丰富的。这些资料是世界上研究这个时代历史的最有价值的重要史料。
除以上几种古人类遗存外，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别处不断有新的发现。如1975年，在湖北省郧县梅铺的龙骨洞和郧西神雾岭的白龙洞，均发现有古人类牙齿的化石。经研究鉴定其相对年代晚于元谋人而相当于蓝田人。1979年，在河南省南阳县云阳镇附近的杏花山下，发现一颗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化石，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大约与北京人相当。1980年，在长江下游安徽和县龙骨洞出土了一具三四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化石……这些都说明旧石器时代初期，在我国北起辽宁，南至云南，东自安徽，西至陕西，沿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都有古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三、史前人群向氏族制的转化
继北京人之后，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群还有：陕西的大荔人，贵州的桐梓人，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内蒙古、陕西的河套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这些人类的体质形态已经不同于北京人了。大荔人化石经鉴定距今约20万年，是一个小于30岁的青年男子个体头骨。其体质特征表现为颅骨骨壁较厚，眉脊粗壮，其形状与北京人接近。但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唇部不那么前突，颧骨细弱，颧骨鳞部非三角形而呈圆鳞状，这些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脑容量约为1120毫升，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6]，亦称“古人”。大荔人头骨的完整程度在目前世界上同类标本中实属罕见。广东马坝人的头颅骨比北京人厚，前额也比北京人高。湖北的长阳人上颌骨亦不如北京人那样突出，表面也跟现代人相似。从丁村人的三颗牙齿的特点来看，其体质特征保留的原始性比北京人少，已成为猿人发展到现代人的中间类型，人种上接近于现代的蒙古人种。河套人的体质方面比丁村人更接近于现代人。
因为以上这些人类都比猿人进步，但又比现代人原始一些，所以称为“古人”。从现在所有的这些资料来看，大荔人和马坝人是从猿人直接发展而来的最早的“古人”；长阳人、丁村人比马坝人稍晚；河套人最晚，他可能是直接向现代人过渡的立人向智人转化的过渡阶段，属于早期智人（又称“古人”）的古老类型。其头骨的完整程度在目前世界上同类标本中实属罕见。其时代，专家估计约在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0万年。马坝人的头颅骨比北京人薄，前额也比北京人高。长阳人的上颌骨亦不如北京人那样显著地向前突出，上颌骨的表面也跟现代人相似。
这一时期，人类的体质比北京人及其以前的人类都进步了，智慧也逐渐地丰富起来，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也逐渐发展了，劳动工具也有了相当的改进。从河套的山洞遗址里，曾发现了灰烬，也发现了火烧过的骨骼。这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的火，尚无法肯定。但是，在北京人时期就已掌握和使用火并开始吃熟的食物了。丁村人和河套人时期比北京人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从他们的体质上看，他们比北京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已经到了古人阶段；从石器的制作上看，他们比北京人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从丁村人打制石器的类型上看，比北京人使用的打制石器的类型要多，而且加工也比北京人时期要细得多。再如河套人使用的石板不仅长、薄而且都进行过进一步的修理。因此，河套人的文化遗存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一阶段。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在体质方面和现代人基本相同，而且明显地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就其出土的遗物来看，已知山顶洞人已会磨制骨器，这是在工具制作中的一大进步。同时还在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发现有赤铁矿的粉末，但该地却没有铁矿的存在，据此可知山顶洞人已与其他人群有交往的历史。
依据史前社会发展的程序，这时人类的社会组织大体上应已脱离了原始群居的乱婚状态，进入氏族群婚阶段。这种婚姻关系是维护氏族的纽带，是氏族社会组织的基础，也是史前群居过渡到氏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萌芽了。
第二节 氏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大约在五千年之前，我国史前社会逐渐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公社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一、母系氏族公社及其文化
由于智人的出现，取火的发明，复合工具的应用，外婚制的最后确立和实行，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母系氏族公社是以母亲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的一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它的特点是由共同的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生产资料公有，生前共同生活，死后埋藏在氏族的共同墓地。
这一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在我国各省区都有发现。遗址规模较大，同时具有代表性的有：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这些遗址大致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它反映出人类活动的范围比旧石器时代广阔得多，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有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氏族公社发达时期。这一时期，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农业和畜牧业，再就是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和陶器的制造和使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初是采集和渔猎活动依靠天然赐予的经济，进而是人类创造的生产性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这是原始社会的一场经济革命。到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农业、畜牧业、渔猎等方面的活动都需要劳动人群，这就形成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离出来。
根据我国考古学的资料，现将几处代表性文化遗存简介如下：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是目前所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它是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豫西和晋南一带，西向可达甘肃洮河流域，东面到河北中部，北面到内蒙古南部，南面到汉水上游。据现有资料已知，在这些地域范围内，共发现遗址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方法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7]。这一文化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时期的居民已经有了定居的住处，过着农业的生活。当时已有多种农具，如：用作砍伐或掘土用的石斧和石锄，有翻土用的大型磨光石铲，有收割用的石刀、陶片。另外，还有用作谷物加工的石磨盘和磨棒等。从这些农具来看，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可能采用刀耕火种、土地轮休的耕作方法，生产水平较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由于农具的改进，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原始的锄耕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在好几处遗址中都发现有粟的皮壳。西安半坡遗址中还有藏粟的窖穴。粟是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合在黄土高原生长。据此推知，粟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黄河流域的种植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与此同时，人们已开始饲养猪、狗。还可能有鸡等家畜家禽之类的动物。除了农业之外，采集和狩猎经济仍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在采集品中，已出土的实物有榛子、松子和朴树子等果实和水中的蚌、螺蛳等水生动物。
依据民族志的相关资料，人类在锄耕农业阶段，农业和采集主要是由妇女担任，男子则多从事渔猎。仰韶文化时期，妇女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以母权制为特点的氏族社会。也就是原始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母系氏族社会。
根据诸多学者的考察和研究，一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永久性住所的产生是氏族制形成的标志。就已发掘出的400座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遗迹来说，其形状有圆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圆形或方形地面式，晚期还出现了方形地面连间式。而始终以半地面式房子最为流行。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氏族村落的布局来说，西安半坡（早期）、宝鸡北首岭（中期）、临潼姜寨（一期）等遗址保存都比较完整。可作为母系氏族村落住地的典型代表，姜寨遗址发现了五个建筑群及三片公共墓地。五个建筑群都在围沟以内，三片公共墓地在围沟外整个村落的东部。五个建筑群构成了整个村落的居住区。每个建筑群都有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附近都有数十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子。各群房屋的门均朝向村落的中心。村落中心是一个空旷广场。这些建筑群及公共墓地，可能代表若干个氏族。这些氏族组成了一个氏族部落[8]。再就西安半坡遗址来说，在房屋布局方面也相类似。
西安半坡遗址位于浐河东岸，面积约5万平方米。整个村落估计是由约200座小房屋所组成。聚落呈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心，约3万平方米，外围是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沟外北边是墓葬区，东边是制陶的窑场。居住区大体分南北两片，以小沟为界，中间有道路相通。已发掘的北片，共露出40座房子，其中靠南有一座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北部几十座中，小房子有方形也有圆形，室内都在地板上抹有草泥土，且坚硬平滑，室中央都有火灶。小房子大体面向大房子而呈半月形分布，房屋周围还有成群的窖穴和儿童瓮棺葬。
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用轮纺线，用线织布。在陶器的底部，保留有布纹印痕，从其粗细来看，可以推知当时人们可能是用野生麻类纤维纺织的。当时人们在身上还佩戴着装饰之物，已出土的环、珠子、饰片等可以说明人们的衣着情况。
最能代表仰韶文化工艺水平的是制陶术。陶器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陶器可作容器、食器、炊器、汲水器。还有一些工具、饰物亦是陶制的。据资料显示，这些陶器是用手工制成的，种类颇多，有瓮、罐、钵、盆、盘、碗、瓶等。其颜色以红色或红褐色为主。陶器上还有图纹，常见的有几何纹、涡纹、网格纹等。也有绘上人面形图案或鱼、鹿、鸟、蛙等动物形者，特别要指出的是，西安半坡的“人面鱼纹”是这一时期高水平陶器制造的代表成果。
仰韶文化是在中原发展起来的，之后影响到甘肃、青海等地。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首次发现而得名“河姆渡文化”。1973年和1978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两期发掘。其主要分布在杭州湾两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遗址共分四层。四、三层为早期，时间约为前5000—前4000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二、一层为晚期，时间约为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多达几千件，以骨器为最多，约占全部工具的70%。用大型哺乳动物肩胛骨加工制成的骨耜是农业的主要工具，也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仅第四层就出土了170余件。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匕状骨器、镖、镞管状针、锯形器、木铲、木桨等。河姆渡木桨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木桨。在第四层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谷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堆至半米之高，有的甚至达到1米左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罕见的。稻谷经分析鉴定，主要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栽培稻遗存。
河姆渡时期的饲养业已经诞生，家畜主要有猪狗。可能水牛也已被驯养。狩猎和捕捞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遗址中保存着为数颇多的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骨骼。河姆渡文化在居住上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其中除去众多小屋之外，还有一个大型的干栏式建筑的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从房屋的建筑工艺来看，河姆渡人手工制作水平很高，其木架在连接上采用榫卯技术，木板的合并采用企口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同期的其他文化无法比的。另外在遗址里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漆器——木质漆碗。遗址中的苇席残片说明河姆渡人已有编织之术。河姆渡时期的陶器，技术上比较原始。陶制的艺术品有陶猪、陶狗、陶羊、陶鱼、陶蚕。在陶器上还有各种动物花纹[9]。
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南北交辉靓放，是我国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
马家浜文化（前期）
1957年至1959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浙江绍兴邱城、嘉兴马家浜，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遗址进行发掘。这种文化遗址分布很广。经重点发掘的马家浜文化据碳素断代为前5000—前4000年左右，其文化特点有：盛行俯身葬，死者头骨用陶器覆盖，或把头骨另放在陶器内，这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葬俗；陶器主要是红陶；使用玉璜、玉玦等装饰品，这类玉器成为后来中国的传统饰物。经济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水稻，其水稻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常用工具有磨光穿孔的石铲、方形穿孔斧等。饲养业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纺织和制陶手工业已相当进步。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炭化了的螺纹织物残片。这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马家浜文化的人类居住情况已经从河姆渡的干栏式发展为平地起建。许多遗址都有公共墓地，基本上是单人葬，其后期有男女合葬者，也有同性合葬者。葬式有俯身葬、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侧身葬等。墓中有陪葬品，一般器物都很少，主要是日用陶器[11]，有的墓还随葬玉玦、玉环、玉镯等装饰用品以及鹿角、兽牙、蚌壳等[12]。
此文化前期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后期为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母系氏族制从它的产生、发展到鼎盛，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自然增长，加上对偶婚的实行，丈夫迁至女家从妻居住情况的出现，在母系氏族下面又分为若干个由几代近亲组成的母系大家族（或称氏族的分支）。由于母系大家庭是母系氏族制繁荣阶段的产物，各家族都有自己的经济生活，因而也就造成了氏族共同利益内部的家庭利益的出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越往后家族的独立性便越大，终于突破了母系氏族的狭小天地，促进了原始公社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二、父系氏族制的形成和发展
父系氏族制是原始公社的第二个阶段，亦称“父权制”。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由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普遍加强，妇女所负担的家务劳动与其他生产活动分离开来，成为无足轻重的私人事务，从而男子和妇女的社会地位便发生变化。这一转变是从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的关键。父系氏族制的重要特点，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及父系的继承权和建立男性支配权的稳固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及男子对女子的奴役等。父系氏族制时期，生产力呈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主要表现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和以冶铜业、制陶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整个工艺水平的提高。到父系氏族制后期，特别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家庭之间的以至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也随之发展了起来。交换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对原始社会的解体起到了催化作用。
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制时期。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大体上属于这一时期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存，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下面我们将这几种文化做一简要叙述，以便从中看出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进程。
龙山文化
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较仰韶文化晚的是龙山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800—前2000年。这一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它的主要分布地区是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省。和这些地区相毗邻的湖北、江苏、辽宁、甘肃等省，也发现不少龙山文化或和它相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农具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的取材极为讲究，制作也非常精制。磨制的石斧、磨制的半月石刀、磨制的石镰等都有较高的工艺。河南庙底沟的石铲，磨制的铲头不仅体薄，而且头部的半月形状之圆度亦甚精细；陕西客省庄的石刀，其穿孔部位接近于刃部。此外，在木制工具中还出现了双齿木耒，在骨制工具中还出现了骨镰、鹿角锄、蚌镰、蚌刀等。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农具的改造，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不断改造和发展情况，说明龙山文化在农业生产的规模上比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龙山文化时期，在家畜的饲养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古资料表明，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等遗址中，发现猪骨数量较仰韶文化时期的猪骨多。在山东省的早期龙山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类似猪圈栏的遗迹，其中还留有五具猪的骨架。这一情况说明当时人类已对猪进行圈养，而不是在仰韶文化时期对猪以放牧为主，从而体现了饲养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从整个家畜方面来看，在龙山文化中除去狗之外，还出现有牛、马、羊、鸡等。
在陶器制作方面，烧制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突出表现在已普遍采用轮制法，器形多样且端正，陶壁薄而坚，多为黑色。陶器一般都饰有篮纹、方格纹或绳纹等。在陶器的制造中使用陶轮生产陶器是制陶工艺的一次革命。山东曲阜西夏侯和胶县三里河、河南洛阳西高崖、陕西华县柳枝镇、河北磁县下潘汪、湖北蕲春易家山、浙江吴兴钱三漾、上海青浦崧泽和马桥、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中都出土有轮制陶器[13]。在玉器的制造方面，当时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切割、穿孔、雕刻等技术。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玉铲，器形扁薄，且有穿孔、抛光等技术工艺；张陵山出土的玉琮，器身高大，器表平滑光亮，并有纹饰，孔壁平滑，造型优美。这些都是龙山文化手工艺术的展现[14]。
从整体上来看，龙山文化已经是金石并用时期。由于手工业的进一步发达，“如此多种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执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劳动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15]。
在房屋建筑上，龙山文化已掌握构筑台基、挖沟夯土、设置护坡等技术。一般来说，房屋式样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陕西长安的客省庄遗址中发现有前后两间连在一起的房屋。从龙山文化遗址的房屋地面处理来看，一般都在屋内地表面上抹一层白灰，用以防潮湿。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变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到龙山文化的晚期，母权制逐渐让位于父权制。在广泛考古资料中，已经充分证实了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明显继承关系。
龙山文化经碳素断代距今4000年至3800年。[16]
大汶口文化
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首先发现而得名。该文化以山东汶、泗、沂、淄、潍流域为中心，东临于黄海，南到江苏、安徽一带，西到鲁西，北抵辽东半岛。它的早期属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中、晚期属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汶口文化先后在以上地域内发现有200多处遗址。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邳州刘林和大墩子、兖州王因、诸城呈子、日照东海峪、胶县三里河等。遗迹以墓葬为多，房屋较少，其时代约在距今6500—4400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以江苏邳县刘林和山东兖州王因墓地为代表。墓葬多竖穴小坑，以单人葬为主，随葬品很少。石器制造粗糙，种类亦少。陶器均为手制。反映生产低下，为母系氏族社会。历时约1000年，距今6500—5500年。中期以大汶口早、中期墓和曲阜西夏侯下层墓为代表。农业已经比较进步。有翻土工具石铲，数量多，刃口犀利。陶器已进行轮制加工。墓穴大小与随葬品多少的差距加大。男墓随葬品多农具和猎具，女墓随葬品多纺具和装饰品。单人葬和同性合葬仍流行，但也出现男女合葬。反映父系氏族和私有制的兴起。中期历时约700年，距今5500—4800年。晚期文化以大汶口晚期墓、西夏侯中层墓、三里河下层墓、东海峪下文化层等为代表。石器制作更为精致，通体磨光，而且已懂营钻技术。在收割中蚌镰取代了陶刀。农产品较前丰富，三里河发现1—2平方米炭化粮堆，有些遗址出现了酒器。猪、狗、牛、羊等家畜数量增加。陶器制作，更多地采用轮制技术。多黑陶、灰陶，并出了白色或橙黄色的细砂硬质陶。陶器上出现图形文字，比半坡刻画符号进步。从墓葬中反映的贫富现象更是显著。大汶口10号墓的随葬品多达160多件，多于40多座小墓的总和。晚期历时约400年，距今4800—4400年。[17]
齐家文化
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旧属政和）。之后，又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等地都有发现。齐家文化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和狩猎在生产中也占重要位置。在遗址出土的工具中，农具和狩猎用具都很多。此外还有大量的猪、狗、牛、马、羊、驴等动物骨骼。石器的制作水平很高。还发现有较多的铜器，有铜刀、铜凿、铜锥、铜镜、铜斧、铜指环、铜饰等，说明齐家文化已进入铜器时代。齐家文化中的陶器烧制技术比较发达，当时人们已经掌握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陶器制品比较精致，器形多样。还发现了陶制人头及各种动物塑像。房屋建筑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在房子地面和墙面都抹有白灰用以防潮。有的地方还出现专用储藏东西的房子。齐家文化的墓葬多为单人小墓，也有大墓和男女合葬墓。小墓一般有1—2件随葬品，大墓的随葬品很多。成年男女合葬墓的常见葬式有：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反映男尊女卑。齐家坪还发现八人和十三人合葬墓。两墓中各有一人为墓主，其他均为殉葬者。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社会内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说明齐家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即将崩溃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齐家文化经碳素断代，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下限还应更晚。该文化展现了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和阶级产生阶段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18]
在齐家文化之前的龙山文化遗址尚有大溪文化、大坌坑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与龙山文化相继承并相呼应，这里不再详述了。
在氏族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出现了剩余劳动，战争中的被俘者亦不再被杀死，而是留下作为奴隶强迫劳动。加上交换的出现和扩大，氏族成员之间的利益遭到了破坏。从而使贫困与富有者相继出现，于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与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19]，终于导致了氏族制度的进一步瓦解。我国的奴隶制社会即将出现了。
第三节 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史前社会
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传说，这些传说可以勾画出中国史前社会的面貌。据传说，古代在黄河流域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部落联盟。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进行通婚；在黄河下游有少昊和太昊部落；和这些部落相关的有蚩尤部落；颛顼和帝喾也是强大的部落，和颛顼相关的有九黎部落。炎黄部落曾和九黎部落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黄帝战胜了九黎，蚩尤被杀。据说太昊氏是蛇身人首，以龙名官，少昊氏则以马名官。
据古文献记载，这些部落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对上古文明做过贡献。古书上说黄帝发明衣服、舟、车[20]，炎帝又称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21]。太昊氏又称伏羲氏，发明网罟，又作八卦[22]。又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23]，他应是冶炼的最早发明者。
史书记载中的唐、虞时代，随着经济发展，各部落大都结成了部落联盟，于是就产生了尧舜这样的部落军事首领。当时最高权力机构是四岳十二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部落会议。部落联盟的重大事情的决定权统归四岳十二牧裁决，如唐尧时四岳举鲧治水，尧虽不同意，但仍服从四岳的决定。尧、舜时有“禅让”的故事，尧老传位于舜，舜老又传位于禹，但这些决策都是四岳同意而执行的。由此可知，部落联盟酋长一切均需听命于四岳十二牧的决定，这也就是军事民主会议的特点。军事民主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原始社会将要寿终。
由无阶级的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大的改变，古人曾用“大同”“小康”来对比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礼记·礼运篇》把禹以前称为“大同”，把禹以后称为“小康”。文中说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