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你那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张朝阳：有过很多理想，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想拉二胡，想着什么时候能进陕西省剧团拉二胡或者唱秦腔就好了。也画过画，然后想当画家。那时候我住在西安郊区，有很多兵工厂，跟我们一起的小孩比我大五六岁、七八岁的，他们都上山下乡，我觉得特别好奇，我也想去。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吧，我父母都在医院里面当医生，医院也搞行军拉练，一出去就是半个月，我爸也跟着他们出去，然后到各个地方做医疗。我也偏要跟着去，一定要去，我妈没办法，后来把我拉到医院的常委党支部书记那里，让他说服我。后来那个书记就跟我说，说了好久，最后我就答应了，不去了。后来我站在那里，眼巴巴看着我爸他们坐着那个解放牌的大篷车走了，特失望，那时候就特别想去世界的各个地方，充满想象的想。
那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单一，信息闭塞，“爱情”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的，提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是禁区
鲁豫：小时候你想过长大了生活在哪里吗？在北京？
张朝阳：想过，北京、上海这些大地方，都是我特别憧憬的地方。小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去过上海三个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鲁豫：你当时崇拜的偶像是谁？
张朝阳：小时候没有偶像这个概念，后来上了初中开始学习之后，偶像就出现了。比如那时候高能所的曹南薇，还有数学所的陈景润，一系列的科学攻关产生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偶像。除此之外，小时候就没什么偶像了。还有小说里的偶像，那时候没有什么书，从图书馆借出来的很多旧书，我很喜欢读，比如《追穷寇》、《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还有我爸给我讲的《矿区风云》之类的革命故事。还有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鲁豫：那你一定很喜欢冬妮娅。是不是你的初恋情人？
张朝阳：算是。可能你们年轻人都不太懂，那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单一，信息闭塞，“爱情”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的，提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是禁区。破冰文章是刘心武写的一篇《论爱情的位置》。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每天吃完午饭以后，小朋友们都在楼里坐在窗户底下听广播，然后就特激动。那时候《论爱情的位置》每天连续播放。
鲁豫：你懂什么叫爱情吗？那时候才11岁。
张朝阳：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别脸红心跳的那种，包括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脸红心跳的，第一次接触到描述男女之事的时候，对于我们那么大的小孩就是破天荒，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对美或者对小资的喜好。
鲁豫：在那个年代你有过具体的小资行为吗？
张朝阳：没有，绝对没有，那时候一门心思要成功，要学习。中学那会儿看到一些女孩子很好很不错的，心里就算起了一点小火苗也要掐灭的，不会任其发展的，那个时代都是这样，根本想都不能想的。
鲁豫：那时候有女孩喜欢你吗？
张朝阳：也许有，我也不大知道。都在拼命念书、考试，没有心思去想。
1976年文革结束，转眼间，知识成为改变人命运的一个跳板，许多年轻人来不及思考什么，便淹没到了那个时代的高考热潮中。那时候张朝阳刚刚上中学，来不及回味童年顽皮和放任的自由与快乐，很快就投入到繁重并且沉重的学习中。“大学独木桥”的竞争伤害了太多中国年轻人的智慧与自信，在“被智力等级划分”的比较中，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一没有承受过在竞争中“怀疑自我”的内心痛苦的煎熬。这种文化的创伤甚至会伴随许多人的一生。
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从现象上看这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母校的荣耀、更是父母的荣耀。为了缓解这种“被比较”带来的压力，张朝阳采取了许多今天看来非常难以置信的方式——长跑、冬泳。他说，“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在单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到了扭曲的地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借着冬泳来发泄
鲁豫：那时候你学习很好吗？
张朝阳：算是吧，一般都在班里前几名，不是那种一考一个准的绝对第一名。我比较厌烦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育，但因为我比较用功，所以都是班里前几名。我喜欢长跑，还有冬泳，游了三年冬游，自虐。
鲁豫：你去哪里游泳啊？
张朝阳：清华游泳池，冬天把那冰凿开，然后就往冰水里跳。当时自认为是喜欢，现在回个头来看就是一种自虐，对自己很不满意，自我怀疑，怎么每次考试都考不好。那时候我们班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因为在清华物理，都有一种理想的情结，一根筋。考试是唯一重要的，我们班是各省的尖子往外冒，都非常优秀，甚至很多人立志要拿诺贝尔奖，所以导致了一种小气候：价值观单一。考试好才是唯一的标准，考试不好就是不聪明的。我们班女孩也很少，本来40个人的班有6个女孩，我们20个人的班仅有3个女孩。那段时间里，我们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网络还等着我来建呢），在单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到了扭曲的地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借着冬泳来发泄。二年级的时候，我考试没有考好，压力越大，越考不好，本来复习得好好的，做了很多习题，但是一到考场，突然又被那种情绪控制住。越考不好越对自己不满意，自己跟自己较劲，所以我开始通过长跑、冬泳这种自虐的形式来获得一种强大。鲁豫：你不怕感冒吗？
张朝阳：游冬泳反而不会感冒，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游一会儿再上来，这对身体有好处。
没说什么。后来就天各一方了，Nothing Happened
鲁豫：现在你还游吗？
张朝阳：现在不游了，现在我没必要自虐，我已经平和了，找到自我平衡了。
鲁豫：你想考多少名？
张朝阳：我的理想太高了，那时候我想成为杨振宁那样的大物理学家，对自己要求很高。如果考不到第一的话，我会觉得对不住我自己，因为那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如果考不到，我生活就失去意义了。你看当时的观念多么单一。
鲁豫：那时候你们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吗？
张朝阳：也有，别的系里都有，我们班相对少一些，也就是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聚餐吧。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终于证明自己了，因为我成了我们系里考得最好的，考到美国去了。所以有一年我没什么事情可干，我都不想念书了，后来就出去跳舞、游荡。
鲁豫：你跳什么舞啊？
张朝阳：那时候刚流行交谊舞，比如华尔兹。我的动作行为控制特别好，大学最后一年，我才发现在跳舞方面我有天赋。
鲁豫：大学里交过女朋友吗？
张朝阳：没有，大学里女生太少了。最后一年可能有过喜欢的女孩，但是交往的时间太少了。
鲁豫：他们说那时候你可能在两个女孩中间举棋不定，一个女孩长得很好看，但是成绩差一点，一个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成绩非常好。这个划船的是长得好看的还是成绩好的？
张朝阳：肯定是好看的吧。她当时快出国了，还有几天就要出国了。我们划了一半就不让划了，然后转到颐和园去了。从颐和园走回来，走了一大圈，走了一晚上。
鲁豫：跟她说明了吗？
张朝阳：没说什么。（笑）后来就天各一方了，Nothing Happened，没发生什么。
鲁豫：那时候挺好玩的啊。
张朝阳：纯真年代，那时候特别单一，特别充满希望，回忆起来挺好的，但当时很痛苦。
鲁豫：那时候大学生的最高梦想是出国，你当时考到那个奖学金，就意味着你可以出国念书了，不需要打工了吧。
张朝阳：1985年就已经定了，所以这一年我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这个项目以后，我等于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了。你知道在那样一个等级森严、考试成绩决定人的地位的环境下，我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高了，那一年是初尝成功的感觉。
张朝阳始终是一代人中的骄子。他出类拔萃地从清华脱颖而出地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实现了青春时期“出人头地”的辉煌梦想。
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物理学博士。10年的留学生涯为张朝阳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从电影、电视和杂志上认识美国。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是凯文·科斯特纳；他最喜欢的女明星是安娜特·内宁（《美国丽人》）和金·贝辛格（《爱你九周半》）；他最喜欢的杂志是《名利场》；他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复仇》里的凯文·科斯特纳——与他日后个人奋斗的现实版本一样，这个故事充满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好莱坞文化、大亨情结，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是一段开着敞篷车、梳着马尾辫、青春肆意张扬的时光。充裕的奖学金让他不必为生活担忧，但是两种文明和两个社会巨大的反差却足以令张朝阳一边在实验室做着实验，一边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世界还有很多方面，不只是念书，不只是当物理学家。我的价值观开始多样化，以前的一根筋松动了
鲁豫：你在美国打过工吗？
张朝阳：也就是两三次吧，而且都是打了一天之后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有奖学金，打工完全是为了赚点外快。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是为一份报纸Boston Herald做电话营销人员。我暑假没什么事，就去应聘。工作内容是打过电话去问，“某先生、女士，你要订阅什么报纸吗”。第一次一个老太太说，“我已经订了”。我再给第二个人打电话，对方说，“知道了，我不需要报纸”，“啪”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再给第三个打，还是没有结果。我就觉得很挫败，并且没有什么意义——我又不缺这些钱，就不干了走人了。还在纽约一家家具店里干过，也是干了半天，不想干了就走了。
鲁豫：真舒服，一点工都没打，我还以为你洗碗什么的呢！
张朝阳：跟很多学艺术的不一样，学艺术的一般需要打工。在美国底层真的生活得非常辛苦，像我们学理工的还好，有奖学金。
鲁豫：听说你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梳了一个马尾辫子，梳了有多久？
张朝阳：有一年吧。
鲁豫：开什么样的车？
张朝阳：第一辆是六百五十块美金买的一辆车，有一次下雪，不小心刹车撞树了，才开了两个月，之后我又花了七百五十块美金买了一辆日本车。这辆车坏得很厉害，光修就花了好几千，最后开了五年，开到最后不能开了，发动机还很好。门打不开了，我就从窗户里面跳进去。后来工作了，我又买了一辆敞篷车，没过多久回国了，我就把这辆车给卖了。
鲁豫：他们说你开敞篷车常常紧急刹车，故意做出很潇洒的样子，说的是你吗？
张朝阳：是，也不是。我玩车比较多，经常开特便宜的日本车，一直开到波士顿的海滩去，那时候还带着墨镜，玩什么都要特别酷。从美国开始，我的价值观开始多样化，以前学物理时候的一根筋开始松动了，受了很多人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好莱坞的影星或者美国总统等。
鲁豫：为什么受了好莱坞影星的影响？
张朝阳：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世界还有很多方面，不只是念书，不只是当物理学家。那时候看了美国很多的电视、杂志，当时我喜欢看一份比较八卦的人物杂志——《People Magazine》。另外美国总统竞选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当时的一个偶像在美国主持一个节目《学徒》，他是一个地产大亨，竞选时候经历了几起几落，给我印象很深。价值观多样化之后，做物理的这根筋就开始松动了，想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要找工作、付房租，要现实起来。随之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穿着，受好莱坞影星的影响，要酷一点。
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不问一问自己，这种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内心是不是真的很平静？问及这种根本的问题的人更能抓住机会
鲁豫：你有过美国女朋友吗？
张朝阳：美国这段历史我就不说太细了吧。
鲁豫：行，那我就明白了，我觉得那时候你的形象跟个物理学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张朝阳：对，尤其是后几年，肯定不会做物理学家了，但是在实验室我还是物理学家，特别勤奋，后来成绩不错，还获得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奖，就是美国物理协会的最佳论文奖。我当时读了一本书叫《找到你的救星》，书里说有的人身强力壮但步行；有的人体弱多病但找了一匹马就骑得很快。我很受启发。后来我就想，我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的马在哪儿？我的优势在哪儿？第一，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我对中国了解，我一定要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第二，能帮我的人是谁？我比较认可的、离我最近的就是我的导师，他是麻省理工的副校长。后来我问他，麻省理工学院要不要跟中国合作点什么啊，他便推荐我到校方。后来我就完全从物理学家变成一个外交官了。
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张朝阳刚刚过完自己的31岁生日不久。走下飞机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也许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了寒冷。此时，中国互联网事业刚刚起步，张朝阳并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未来是什么。
很长时间内，张朝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小一直喜好文学的他，此时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常常拿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甚至他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张承志书中写过的永定河。这类书中描写的敏感、自省和英雄主义情结总让他心有戚戚。而中国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让他惊叹不已。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次机会，他必须要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