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五四运动的前夜
在北洋军阀代替清皇朝的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化。
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彼此厮杀之机，加快了侵占中国的步伐。1914年9月下旬，日本对德国宣战，随即于9月出兵我国山东，10月占胶济铁路，11月占青岛，全部夺取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1915年5月，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1917年日本与美国订立协定，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1917至1918年，通过巨额的“西原借款”，日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铁路、税收、矿产森林资源以及军队训练权。1918年与段祺瑞政府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调派数万军队进驻中国东北。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迅速扩张。1913年到1919年，日本在华企业由36家猛增至178家；在中国东北开设的银行，由21家增至38家。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更趋严重。
上述“西原借款”源起1917年8月28日（民国六年七月十一日），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续善后借款1000万日元合同。该项借款是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之间著名的“西原借款”之一。日本企图通过借款独占中国主权。在一系列的借款中，其中由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办的有8次，总数约1.45亿日元，这批借款总称为“西原借款”。通过借款，段祺瑞把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
1918年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北洋政府与日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日本在北满的统治。当时日本政府的《日本外交文书》（内部）中述，“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事实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18年9月，在中日双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驻日公使章宗祥竟对日本夺取原德国在我国山东侵占的权益，表示“欣然同意”。段祺瑞继承袁世凯衣钵，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假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张勋复辟事件后，他背弃民国元年约法，组织御用国会，实行武力统一，制造连年内战，把中国推到更加黑暗的深渊。
2.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
五四运动就是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发生的。它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打了四年零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国的失败宣告结束。翌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拟定对德和约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多个国家，但实际操纵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是三个决策人物。中国派出由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陆为首席代表，但经常出席会议的是顾、王二人。代表团中英美派居多数。开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希望条件”七项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七项希望条件是：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和会的操纵者拒绝讨论中国的要求，理由是这些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接着，中国代表提出山东问题，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顾维钧、王正廷曾据理力争，但在国际强权政治下，中国的要求又被拒绝。4月30日，英、美、法三国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议定了巴黎和约中关于我国山东问题的条款，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全部让予日本。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此项决定通知中国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曾满怀争取民族独立的希望，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款十四条》，迷惑过许多中国人。
《和平条款十四条》，即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14条是：①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②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③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④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⑤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⑥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⑦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⑧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⑨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⑩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
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这是由一战的战胜国美国主动提出的，但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实际却是“弱肉强食”。
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人民打消了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认识到必须自己“直接行动”。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3.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5月4日之前，各阶层人民争回国家主权的活动就已展开。山东旅京人士组织了外交后援会。济南十余万群众召开了国民请愿大会，表示对山东主权必“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北京一万余名大专学生致电全国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取消中日密约”，“保持国权”。政界人士熊希龄、林长民、汪大燮等在京成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多次发出争回国家主权通电。上海各工商学团体和聚集广州的数百名国会议员，也纷纷通电呼吁。5月1日，陆征祥密电北京政府，报告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已经失败。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他从梁启超的巴黎来电中“证实”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同日，蔡元培把巴黎的消息通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外交的失败，促使人们更积极地行动起来。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5月3日晚，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次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同日，北京高师的学生团体亦举行会议，决定第二天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他们手持小旗，散发传单，发表宣言，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卖国官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他们表示“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集会后学生们列队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向外国侵略者示威。但到达东交民巷西口时，因受到外国巡捕阻拦，未能通过。愤怒的学生于是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由高师学生匡互生领头，学生们冲入曹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起火来。反动当局进行镇压，捕去32人。
五四示威游行后，为抗议军阀政府的镇压和开展爱国活动。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两次举行总罢课。学生们结成“十人团”，进行讲演，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北京政府一面为曹汝霖等人开脱罪责，一面诬蔑学生的举动是“越轨”和“非法”的，声言“不能不诉诸法律之制裁”。6月3、4两日，反动政府对上街讲演的学生实行大逮捕，捕去学生近900人，以致不得不把北京大学法、理两科校舍作为监禁场所。
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天津、济南、太原、上海、武汉、长沙、西安、广州、南京、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合肥、保定等地学生，都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许多城市都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少县城的国民大会，都有万人参加。上海国民大会并建立经常办事机构事务所。山东人民除召开十万人的国民大会外，又由省议会、教育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外交商榷会联合组成代表团，赴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的高潮。军阀政府对北京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6月5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斗争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广大工人、商人、店员投入了运动。
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为营救被捕学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开始罢工；商人在“学商一致”“罢市救国”的口号下，开始罢市；两万余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此以前已经罢课。这样，首先在中国工业中心上海实现了“三罢”。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一周内，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达50多个，工人六七万人。除上海外，天津、济南、南京、武汉、宁波、厦门、苏州、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举行了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和津浦铁路工人开始酝酿罢工。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或罢课斗争。五四运动由开始时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发展为由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章、陆三个人的职务；在巴黎和约举行签字的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会议和在和约上签字。至此，在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和约两个直接斗争目标上，运动取得了胜利。
4.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
五四运动表现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它促使军阀政府派出的代表拒绝在帝国主义国家合伙制定的“和约”上签字，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举动。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改变以往追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状况，而以独立的姿态举行了政治罢工。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通过运动，迅速扩大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队伍。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些表明，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政治运动，又是解放思想的文化运动。作为前者，包括5月4日至6月28日共56天时间。作为后者（一般称作新文化运动），则包括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五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五四”前的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的高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五四”前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
5.五四运动的大众觉醒
经过五四运动，各阶层人民获得了新的觉醒。改造社会的声浪，更加高涨。广大知识分子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政治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据统计，“五四”后一年，新出版的刊物达400多种。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和《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北京的《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杭州的《浙江新潮》等，都是“五四”后出版的重要刊物。新成立的社团，也以百计。这些社团和刊物，都以宣传新思潮、探讨社会改造问题为己任。当时所谓的新思潮，是一个庞杂的概念，既包括无产阶级的思想，又包括多种多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凡不同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潮，都被看作是新思潮。其中，在中国传播广、影响大的思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和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此外，还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议会主义以及康德、马赫、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等等。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李大钊在1918年下半年，写了赞颂十月革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的“马克思研究号”，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他帮助很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在副刊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译载马克思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还在北京的高等学校开设宣传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课程。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前后出版的许多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摘译过《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了宣言中“阶级战争”利“劳工联合”的思想。《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后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国民》杂志译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星期评论》《建设》和《觉悟》（《民国日报》副刊）等杂志，用很多篇幅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和劳动问题的文章。《湘江评论》歌颂了十月革命。《新社会》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行动”和“根本的改造”的观点，等等。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中做出贡献的人，除李大钊外，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毛泽东、蔡和森、杨匏安、瞿秋白、周恩来等。
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五四”前夕，由胡适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实用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就像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和“一块大理石”，可以由人任意“涂抹装扮”和雕塑。真理是“人造的”，“造出来供人用的”，是一种“假设”，一种“工具”。一个观念能否冠以“真理的美名”，全看它是否“大有用处”。实用主义表现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主张点滴改良，反对社会革命。1919年5月初，美国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进一步传播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7月，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这是中国实用主义者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基本主张。实用主义的宣扬，起了反对封建思想禁锢的作用，但同时也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基尔特社会主义产生于英国，是20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五四”后，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在他们所办刊物《解放与改造》上，宣传这种主义。梁启超等人在袁世凯死后打起研究宪法、实行宪政的旗号，并组织有宪法研究会，因而被称作研究系。1920年10月，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他反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和兴办教育，同时又认为对中国最适宜者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借助罗素讲学的声势，连续发表文章，提倡资本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研究系又在他们的报纸上开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专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称这种主义是“最彻底”的“社会改造原理”，使中国“更妥善地到‘自由之路’”。
新村运动是日本贵族出身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所提倡的，由周作人介绍到中国来的。武者小路幻想通过建立和推广“新村”的途径，造成一个人人平等的“合理的社会”。1918年冬，他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周作人曾前往日向考察，认为小路的主张“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他在进行宣传的同时，又在北京组织了所谓“新村北京支部”。当时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新村运动的影响，有人提出通过建立新村来“创造少年中国”。但是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新村运动的立脚点在农村，工读互助主义则把注意力放在城市。“五四”时期著名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首先提出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在北京组成工读互助团四个，其中有一个是女子互助团。此后，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工读互助团或类似的小团体出现。
工读互助主义是综合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劳工神圣”思想、新村运动形成的，其基本主张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通过推广工读互助团，建立一个包括全人类的工读互助社会。工读互助主义的提倡和实践，表明了青年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热切愿望，但它的空想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失败。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都仅仅存在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散了。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几年中，刘师复在国内积极传播无政府主义。他领导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心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出版刊物《晦鸣录》《民声》。刘师复的继承人有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文山）、区声白等人。他们于1919年年初将几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合并组成进化社。1919年至1920年，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刊物和小册子达70余种。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冲击封建政治和礼教方面，起过积极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范围的扩大，无政府主义者便把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主张“绝对自由”，幻想建立一个人人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社会。绝对自由观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主张立即消灭国家；表现在经济上，是主张生产者“自由组合”和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无政府主义是“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思潮，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早期共产党组织，开始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不久，因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组织纪律，就都退出了。
上述各种思潮，当时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思想，也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同时并存、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五四”后两年中，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思想论战。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论战，主要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时间是1919年下半年。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则认为，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两者不可分离。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主义作指导，而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论战，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同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进行。时间是1920年11月至1921年上半年。梁、张等人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绅商阶级”，利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具备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达等则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必须成立共产主义团体，作为革命的指导者。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李达（1890—1966年），号鹤鸣，字永锡，湖南零陵人。
第三次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之间进行。时间是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在这次论战中，共产主义者正确阐述了自由与纪律、自由与联合、自由与服从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错误观点。经过三次论战，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赞成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地位。
6.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五四”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内容和影响的主导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成长，但同时也包括其他各种新思潮的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更多人所注意，新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等方面。各地区、各行业群众团体的大量涌现，国民大会的不时召开，女权运动的开展，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艺救国以及制宪救国、裁兵救国等多种多样的改良社会方案的提出和大力倡导，留学欧美人数的增加等，都是新时代的新表现。许多以后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文艺家、学者，都曾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新思潮的熏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也从五四运动中受到启示，认识到群众结合力量的强大，这对他后来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的最伟大功绩，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经过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通过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1920年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等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这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城市都举行了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这年夏天开始，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上海共产党组织是1920年8月成立的，陈独秀被选为书记。上海党组织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指导和联系作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于1920年10月，李大钊为书记。在筹建党的工作中，北京支部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李大钊与陈独秀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并派人到济南帮助成立党的组织。武汉共产党支部于1920年秋成立，是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筹建的。董必武（1886—1975年），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号璧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济南党组织成立于1920年冬，主要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人。
长沙的建党活动是毛泽东领导进行的。毛泽东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曾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对建党的必要性和党的指导思想，都有正确说明。他们于1918年创办的新民学会，在湖南共产党组织的筹建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蔡和森（1895—1931年），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人。广州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秋酝酿成立，成员开始多是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陈独秀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旅日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成，他们都是回国期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组织的。
旅欧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于1921年春，由张申府、周恩来等组成。张申府是在国内参加建党活动后去巴黎的，他又发展了其他成员。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更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并组织成员深入工人群众，进一步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上海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自己的公开理论刊物，又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月刊。各地普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便于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开办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组织新式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出现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共13名代表，代表党员50余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会议。党的主要创始人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因公务缠身，未能参加大会。会议进行中，曾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决议确定了党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任务，中心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成立以后，就以它特有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中。
7.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母亲文氏，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毛泽东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毛泽东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毛泽东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1911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校，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年6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
1920年1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
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
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
1926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高潮培养大批骨干。同年10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1926年11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月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0月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
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1930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
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做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
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共产党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开始。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9月至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
1939年10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论断。
1940年1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1940年1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毛泽东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月至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1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毛泽东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
1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8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毛泽东运筹帷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毛泽东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编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论文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8.周恩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年6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1920年11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
1926年1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1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重要讲话，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1937年9月至11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中共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1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共产党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
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1946年1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毛泽东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月，毛泽东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做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72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21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人民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周恩来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