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沉浸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是一种惬意的解脱。
皮埃罗·费舍尔的父亲并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但他的母亲埃米莉却坚信，就是这场战争夺走了丈夫的生命。
皮埃罗才7岁，在巴黎，像他这样的单亲孩子还有很多。学校里，那个坐在皮埃罗前排的男孩，他已经有4年没见过母亲了，他的母亲和一个百科全书的销售员私奔了；那个住在祖父母烟草店里的浑小子，在学校他总是嘲笑皮埃罗个子小，还管他叫“小皮皮”。烟草店位于皮凯德拉莫特大街，浑小子的房间在二楼。他总是朝楼下的行人扔水球，但事后，他又拒不承认。
皮埃罗的家，在查尔斯弗洛凯大街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楼下住着他最好的朋友安歇尔·布朗斯坦和他的母亲布朗斯坦太太。而安歇尔的父亲，两年前曾试图游过英吉利海峡，却不幸溺亡了。
皮埃罗和安歇尔的年纪相仿，他们的生日只相差几周时间。他们一起长大，亲如兄弟。当一位妈妈小憩时，另一位妈妈就负责照顾这两位宝贝。不过，不同于其他兄弟，他们从不吵架。因为安歇尔先天失聪，所以兄弟俩很早就能用手语轻松交流。无须张口，只用灵巧的手指就能表达一切。他们甚至还为对方创造出了特别的手势代号。安歇尔比画出狗来代表皮埃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这位朋友就像狗一样善良、忠诚。皮埃罗比画出狐狸来代表安歇尔，因为大家都说安歇尔是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当他们使用这些昵称时，他们的手势是这样的：
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一起。一起在战神广场上踢足球，一起看书。他们亲密无间，安歇尔只让皮埃罗读他半夜在卧室写的故事。连布朗斯坦太太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想成为一名作家。
“这部分写得不错。”皮埃罗把一小沓纸递还给安歇尔，然后用手指在空气中比画着说，“我喜欢写马的部分，还有在棺木中发现黄金的部分。但这部分写得不太好。”他将另一叠纸递给安歇尔，继续比画着，“不过主要是因为你的字太潦草了，有的地方我没看懂……还有这个，”他一边挥动着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纸——像在游行似的——一边补充道，“这部分写得毫无逻辑。我要是你，就会把它扔进垃圾桶。”
“这只是一次尝试。”安歇尔比画道。他并不介意这样的批评，但有时也会为不太讨朋友喜欢的故事辩护。
“不。”皮埃罗摇了摇头，比画道，“这部分杂乱无序，你不要让任何其他人读到。不然，人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疯了。”
皮埃罗承认，写故事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安静地坐下来写字，对于他来说太难了。通常，他会拿把椅子，坐在安歇尔对面，用手比画着自己编的故事，或是描述一些在学校遇到的恶作剧。安歇尔仔细地看着，然后替皮埃罗整理成文字。
“所以，这些都是我写的故事？”皮埃罗把安歇尔递给他的成稿读了一遍，然后问道。
“不，这是我写的。”安歇尔摇摇头，“但这是你的故事。”
母亲埃米莉很少提起皮埃罗的父亲，但皮埃罗对父亲的思念却从未停止过。三年前，这个叫威廉·费舍尔的男人还一直和妻儿生活在一起。1933年春天，皮埃罗刚过完4周岁生日。那年夏天，父亲却离开了巴黎。皮埃罗记得父亲个子很高。他曾坐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穿越大街小巷。父亲会模仿马的嘶鸣声，或突然加速，吓得皮埃罗一边大笑、一边惊叫。他教皮埃罗学德语，以此提醒儿子不要忘本。他还尽其所能地教皮埃罗用钢琴弹唱简单的歌曲。皮埃罗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父亲那样的成就——父亲演奏的民谣常常会让听众们泪流满面，特别是当他用亦柔亦刚的嗓音吟唱过往的憾事时。皮埃罗的音乐才华并不突出，好在他极具语言天赋，天赋弥补了缺憾：他可以自如地切换不同的语言，和父亲说德语，和母亲说法语。他在派对上的拿手好戏就是用德语唱《马赛曲》，然后用法语唱《德意志之歌》。不过，这样的小伎俩有时会惹得宾客们不高兴。
“别再这样做了，皮埃罗。”一天晚上，母亲对他说。某一天晚上，因为他的表演，邻里之间发生了点儿争执。“如果你想炫耀，就去学些别的把戏，杂耍、魔术、倒立。除了用德语唱歌，其他通通都可以。”
“用德语到底怎么了？”皮埃罗问。
“埃米莉，孩子说得没错。”父亲躺在角落的沙发上说。他已经喝了一晚上红酒。酒能让他从困扰已久的烦恼中解脱。“用德语到底怎么了？”
“威廉，你还想怎样？”她面对他，双手叉着腰。
“我还想怎样？难道要我一直容忍你的那些朋友侮辱我的国家吗？”
“他们没有侮辱你的国家。”她回答，“只是，这场战争的伤疤实在是太难抹去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来说。”
“但他们从不介意来我家做客，吃我家的东西，喝我家的红酒。”
等母亲回到厨房，父亲才把皮埃罗叫到身边，他用手抱着他的腰。“总有一天我们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他直视着面前这个男孩说，“如果我们行动了，别忘了你的立场。即便你生在法国，长在巴黎，但你仍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就和我一样。你必须牢记，皮埃罗。”
父亲有时会在半夜醒来。他的尖叫声回荡在公寓漆黑、空荡的走廊上。皮埃罗的小狗——达达尼昂，会被吓得从篮子里跳起，飞快地钻进主人的被窝里，在被单下瑟瑟发抖。男孩向上拉了拉被单，盖住自己的下巴。透过那面薄墙，他听见母亲在低声安抚着父亲，对他说现在在家呢，一切安好，有家人相伴。刚刚的一切，不过是噩梦罢了。
“不，那不是梦。”他曾听见父亲这样回答道。父亲的声音颤抖着，夹带着一丝痛苦。“那是我的记忆。这比噩梦更糟糕。”
夜里，皮埃罗会醒来上厕所。有时，他会发现父亲坐在餐桌前，脑袋瘫软，趴在木质桌子上，好像对着身旁的空酒瓶在自言自语。无论几点了，男孩都会光着脚跑下楼，将空酒瓶扔到庭院的垃圾桶里。这样，第二天早上，母亲就不会察觉到了。通常，当他回去时，父亲已经起身了，不知怎么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第二天，对于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父子俩都绝口不提。
有一次，皮埃罗正准备执行这项深夜任务，却在湿漉的楼梯上滑倒了。他没有摔伤，手里握着的空酒瓶却摔碎了。当他站起时，一片玻璃扎进了他的左脚掌里。他咬着牙把玻璃碎片拔了出来。那瞬间，一大股血从伤口里涌了出来。当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公寓去寻找绷带，父亲清醒了。他知道自己必须为此负责。他给伤口消毒、包扎，然后让男孩坐下，并为自己醉酒的事情道歉。他擦了擦眼泪，告诉皮埃罗自己很爱他，并且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做任何可能伤害儿子的事了。
“爸爸，我也爱你。”皮埃罗说，“不过我最爱的，是那个把我背在肩上、假装自己是一匹马的爸爸。但我不喜欢那个坐在沙发上、不和妈妈说话的爸爸。”
“我也不喜欢。”父亲静静地说，“但有时我无法驱散笼罩在心头的阴霾，所以我才会喝酒。酒能帮我忘掉烦恼。”
“忘掉什么烦恼？”
“战争。那些我所见的，”他闭上眼，仿佛耳语一般，“还有我所做的事。”
皮埃罗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问：“你做了什么？”
父亲朝他微微笑了笑，带着哀伤。“不管我做了什么，都是为了我的祖国。”他说，“你能理解的，对吧？”
“是的，爸爸。”皮埃罗说。虽然他并不太懂父亲的言外之意，但这听起来十分英勇。“我也要成为一名士兵，如果这能让你感到骄傲。”
父亲看着儿子，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只要你确定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好。”
此后的几周，父亲说戒酒就戒酒了，但很快又故态复萌了。当父亲口中的“阴霾”再次来袭，他又开始酗酒了。
父亲在附近一家餐馆当服务生，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下午6点还去一次，因为餐馆还有晚餐服务。有一次，父亲怒气冲冲地回了家。他说，今天有个“若弗尔爸爸”来餐馆吃午饭，就坐在他服务的区域，但他拒绝为这个人服务。老板亚伯拉罕斯先生就说：如果他不为这个人服务，就马上回家，别再回来。
“若弗尔爸爸是谁？”皮埃罗问，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他是那场战争中的一位大将军。”妈妈一边说，一边从篮子里抱起一堆衣服，放在她身旁的熨衣板上。“他是我们的英雄。”
“是‘你们’的英雄。”爸爸说。
“别忘了，你娶了一个法国女人。”妈妈转过头来，满脸怒容。
“因为我爱她。”爸爸道，“皮埃罗，我有没有和你说过第一次见到你妈妈的故事？那是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一次午休，我按照约定去看妹妹碧翠丝。我到了她工作的百货商场，看到她正在和一位新来的服务生说话。那是个害羞的女孩，刚工作不到一周。我看了她一眼，就立刻确定，这就是我想娶的女孩。”
皮埃罗笑了，他喜欢父亲说这样的故事。
“我张了张嘴，但说不出任何话来。我的大脑好像休眠了一样。我只能呆站在那儿，静静地注视着她。”
“你爸爸今天怪怪的。”回忆起往事，母亲也笑了。
“碧翠丝只好把我推醒。”爸爸一边嘲笑着自己当年的愚笨，一边说道。
“要不是碧翠丝，我一定不会答应和你约会的。”母亲补充说，“她劝我试试，还说你只是看起来傻。”
“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碧翠丝姑妈？”皮埃罗问。这些年来，他会偶尔听到碧翠丝姑妈的名字，但从来没见过她。她从未登门拜访，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信。
这时，父亲脸上的笑容散去了。
“因为我们不去见她。”他严肃地说。
“为什么不去？”
“别问了，皮埃罗。”他说。
“听爸爸的话，别再问了，皮埃罗。”母亲重复道。她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那就是我们之所以躲在这间屋子的原因。我们把我们所爱之人推开，我们对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还有，我们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助。”
就这样，原本一场愉快的对话不了了之。
“他像猪一样能吃。”几分钟后，父亲开口说。他蹲下身来，注视着皮埃罗，双手握拳。“我是说那个霞飞爸爸。他自顾自地啃着玉米棒时，就像一只老鼠。”
父亲开始日复一日地抱怨工资太低，抱怨亚伯拉罕斯夫妇总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差遣他，还抱怨巴黎人给的小费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钱。”他抱怨道，“他们都太吝啬了。尤其是那些犹太人，给的小费最少，却又总是来吃饭，说什么亚伯拉罕斯夫人做的鱼冻饼和土豆饼是全西欧最好吃的。”
“安歇尔就是犹太人。”皮埃罗静静地说。他经常看到安歇尔和他的母亲一起去教堂。
“安歇尔是好人。”爸爸低声说，“每一筐好苹果里都有一个烂苹果，反之亦然——”
“我们没钱，”母亲打断他，“是因为你把钱都花在了喝酒上。还有，你不应该这么说我们的邻居。还记得——”
“你以为这是我买的？”父亲问。他捡起一瓶酒，把标签转向她——这是餐厅的招牌酒。“你妈妈有时真是太天真了。”他用德语对皮埃罗补充了一句。
尽管如此，皮埃罗还是很喜欢和父亲相处的时光。父亲每个月都会带他去一次杜伊勒里公园。道路两旁有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父亲总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并解释它们的季节变化。父亲告诉他，自己的父母都是狂热的园艺家。他们热爱和土地有关的一切。“但毫无疑问，他们到最后一无所有。”他补充说，“他们的农场被人夺走了，所有的劳动成果都被毁了。他们从此一蹶不振。”
回家的路上，父亲会在街边小摊上买两份冰激凌。当皮埃罗手里的那份掉到地上时，他会把自己的那份给儿子。
每当家里发生争吵时，皮埃罗就会努力回想这些往事。然而几周后，在家里的前门廊爆发了一次争吵。有一些邻居讨论起了政治——不过，这次不是那群反对皮埃罗用德语唱《马赛曲》的邻居。他们激烈地讨论着，声音越来越大。一些旧账被翻了出来。邻居们离开后，皮埃罗的父母却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如果你再这样喝下去，”母亲哭喊道，“酒精会让你说出更糟糕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失望吗？”
“我只是想借酒消愁罢了！”父亲大吼道，“对于我见到的事，你一无所知，当然也不会理解那些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感受！”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母亲边说，边走近父亲。她挽起男人的手，说道：“威廉，我知道这些事情让你很痛苦，但也许是因为你从来不肯理智地谈论它们。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这些痛苦，说不定……”
埃米莉没能把话说完，因为威廉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他打了母亲）。父亲第一次这样做，是在几个月前，虽然事后，他发誓绝不再犯，但他屡次违背诺言。埃米莉十分沮丧，但她总能找到理由原谅丈夫的行为，当她发现儿子在卧室里目睹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后大哭起来，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不能怪他。”母亲说。
“但他伤害了你。”皮埃罗说，他抬起头，泪眼汪汪地看着母亲。趴在床上的达达尼昂看了一眼皮埃罗，又看了一眼母亲。它跳下床，用鼻子在皮埃罗的身边蹭了蹭。每当皮埃罗心情不好时，这只小狗总是能马上察觉到。
“他生病了。”埃米莉用手抚着脸说，“我们爱的人生病了，我们应该帮助他，让他尽快好起来。但前提是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但如果他不愿意……”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皮埃罗，我们搬走好不好？”
“我们三个人吗？”
她摇了摇头，说：“不，只有你和我。”
“那爸爸怎么办？”
母亲叹了口气。皮埃罗看到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皮埃罗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五月一个温煦的清晨。那时，他刚过完4岁生日。厨房里到处都是被扔得乱七八糟的空酒瓶。父亲一边用手捶着头，一边大喊着“他们在那儿！他们全都在那儿！他们来找我复仇了！”之类的话。皮埃罗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父亲从碗柜里拿出盘子、杯子和碗，将它们摔了个粉碎。母亲用双臂拦住他，并恳求他，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但他扇了她一耳光，嘴里喊着些不堪入耳的话。皮埃罗捂着耳朵，和达达尼昂一起跑进了房间，藏在了衣柜里。皮埃罗全身颤抖，强忍着泪水，因为他知道达达尼昂不想看到他有一点儿不开心。小狗呜咽着、蜷缩着躲进了男孩的怀里。
皮埃罗在衣柜里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一切归于平静。当他从衣柜里出来时，父亲已经不见了。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她的脸上有些瘀青，还有些血迹。达达尼昂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低下头舔着她的耳朵，试图叫醒她。
皮埃罗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鼓起所有勇气跑到楼下安歇尔家。他说不出任何话，只是一直指着楼梯。布朗斯坦太太透过天花板已经听见了楼上的动静，但她不敢妄加干涉。皮埃罗一来，她立马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楼。
皮埃罗和安歇尔面面相觑。一个说不出，一个听不见。皮埃罗发现身后有一沓纸。他走过去，坐下来，开始阅读安歇尔的新作品。他发现，沉浸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是一种惬意的解脱。
接下来的几周，父亲杳无音信。皮埃罗既渴望、又害怕父亲回家。直到一天早晨，父亲的死讯传来。据说，他扑倒在一趟从慕尼黑开往彭茨贝格的火车下，自杀了。彭茨贝格是父亲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皮埃罗回到房里，锁上门，看着正在床上打盹儿的小狗，异常平静地说道：
“爸爸正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达达尼昂。”他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以我为荣。”
后来，亚伯拉罕斯夫妇给埃米莉提供了一份餐厅侍者的工作。在布朗斯坦太太看来，这份工作并不体面——这不过是让埃米莉接替亡夫生前的工作而已。但埃米莉知道，她和皮埃罗都需要钱，于是她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皮埃罗放学回家会经过那家餐馆。每天下午，当店员们来来回回地忙碌时，皮埃罗就待在楼梯下的小屋子里画画和读书。休息时，店员们会谈论遇到的顾客，有时也会跟皮埃罗开玩笑。而亚伯拉罕斯太太总是会给他端上一碟当天的特色套餐，以及一小碗冰激凌。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从4岁到7岁，每天下午，当母亲在楼上忙活时，皮埃罗就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虽然他从未提过父亲，但他每天都会想象父亲站在那儿的情景：早晨换上工作服；收工时清点小费。
多年以来，皮埃罗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都不免思绪万千。父亲的离开让人悲伤，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充满了幸福。他还有许多朋友，而且上了一所令人满意的学校。巴黎一片欣欣向荣，街道上人来人往、充满活力。
1936年埃米莉生日，本该是高兴的一天。但那天却成了一场悲剧的开始。那天晚上，布朗斯坦太太和安歇尔端着一个小蛋糕，上楼为埃米莉庆祝生日。当皮埃罗和他的朋友大口啃着第二块蛋糕时，母亲相当反常地咳嗽起来。起初，皮埃罗以为母亲只是噎着了，但咳嗽持续了很久，直到她喝了布朗斯坦太太递过来的水，咳嗽才渐渐停止。她逐渐缓过来了，但她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她用手按着胸口，似乎正受疼痛折磨着。
“我没事。”她的呼吸开始平复，“就是着凉了，没什么大碍。”
“但是，亲爱的……”
布朗斯坦太太的脸色很苍白，她指着埃米莉攥在手上的那块手帕。皮埃罗瞥了一眼，当他看到手帕上的三点小小的血渍时，大吃了一惊。母亲也盯着血渍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帕揉成一团，塞进了口袋。她将双手放在椅子上，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捋了捋裙子，勉强笑了笑。
“埃米莉，你真的没事吗？”布朗斯坦太太也站起来。
皮埃罗的母亲迅速点了点头。“真的没事。”她说，“也许只是喉咙感染了。我现在有些累，也许我该去睡觉了。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蛋糕，你们想得太周到了。但是，能不能请你和安歇尔……”
“没问题，没问题。”布朗斯坦太太回答道。她轻轻地拍着自己儿子的肩膀，着急地准备离开。皮埃罗从未见过布朗斯坦太太着急成这样。“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就踩几下地板，我立刻就上来。”
母亲那晚没再咳嗽，之后的几天也是如此。但后来，在餐厅工作时，她却突然晕倒了。她被送到楼下，当时皮埃罗正在和其他服务员下着象棋。这一次，她面色惨白，手帕上全是血，汗珠不停地从她的脸上滑落。蒂博医生赶到了，见状立即叫来了一辆救护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躺在巴黎主宫医院的病床上，接受医生的仔细检查。主治医生们窃窃私语。他们压低音量，语气间充满焦虑。
那晚，皮埃罗住在布朗斯坦家。他和安歇尔分头睡，达达尼昂则趴在地上打起鼾来。他非常害怕。他本可以向朋友倾诉今天发生的一切。但在黑漆漆的夜里，他的手语再好也无济于事。
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都去探望母亲。母亲的呼吸似乎一天比一天困难。那个周日下午，只有皮埃罗一人守在她的病床前。她的气息越来越弱，最终完全停止。她原本紧握着皮埃罗的手渐渐松开，然后头滑向一侧。她的双眼是睁开的，但皮埃罗知道，她走了。
皮埃罗镇定地坐了几分钟，然后，静静地将病床旁的窗帘拉上。他再一次坐回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不愿离开。
最后，一位年长的护士来了，她看着已经离开的埃米莉，告诉皮埃罗，她需要将埃米莉移送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为她准备安葬。
皮埃罗忍不住大哭起来。他以为妈妈永远不会离开的，他紧紧地抱住母亲的遗体。护士试着安慰他。过了许久，他才冷静下来，但他心如刀绞。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伤痛。
“我想让她带着这个一起走。”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父亲的照片，放在母亲的身旁。
年长的护士点点头，她保证会让这张照片一直留在埃米莉身边。
“你还有其他家人吗？我帮你把他们叫来。”她说。
“没了。”皮埃罗摇摇头。他不敢抬起头看她，生怕会从她眼里看到怜悯或淡漠。“没了。他们都不在了，我没有家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