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醒了。此前，她一直在做梦。她梦见她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他因劳累而流汗的后背给她挡住了风。他们正骑上北街山，前往海滩。随着两条腿的蹬踏，自行车左右摇摆。他气喘吁吁，还骂骂咧咧。对他来说，这次骑行可不容易。但是，她知道，他从来没有让她下去。就在他们抵达山顶，还没有沿着海岸下到那闪亮的地平线时，她醒了。
她每晚至少醒一次，都是在万籁俱寂的时候。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她才觉得在这里是孤独的。但她并不觉得痛苦。她的大脑干燥而清澈，就像一阵海风刚从旁边吹过一样，她觉得她洞悉了世间百态。
到了夜里，女孩儿病房是所有房间里最明亮的。顺街半个街区处的防护网厂发出的光充满了四个大窗户，让白色的窗帘失去了作用。它的工作噪声在寂静的夜晚里回荡，有冲压声、汽笛声，还有快速的击打声，就像一个巨大的缝纫机的踏板发出的声音。它把世界带到了女孩病房的门口，她们都没有为此而抱怨过。
她们都像她一样，是在战争或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因此养成了不浪费电的习惯。“谁没关灯？那是要花钱的！”但是，防护网厂整夜亮灯，好似剧院、舞厅或皇家嘉年华。有多少灯泡在亮？太浪费了。如果你在窗帘后面看，那么你可以看到，灯光直射天际，几乎要够到星星了。它刺穿了黑暗，似乎在承诺某种东西。承诺什么呢？未来。这儿的人将永远不会死，或者只是生命终将不再如此危险，未来一片光明。
她一来到“黄金时代”，就开始整夜整夜地去感受。
有条狗叫了，窗帘微动。每个人都被绑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熟睡着。即使是在夜里，拉直他们弯曲的肢体的工作仍在进行着。她们的呼吸轻而小心，那些恐怖的夜晚仍未远去。那些在隔离病房的夜晚无休无止，疼痛钻进了她们身体的最深处。所有女孩儿都在她周围的床上睡着了。有安·李，有苏珊·贝内特，甚至还有小女孩朱莉亚·斯诺和露西·鲍耶。她们讲了她们发作时的情况，但没人提过隔离病房。隔离结束之后，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你记不起太多关于它的情况。但是，你变了。
只有一个时刻。有时候，艾尔莎会回到那个时刻。那是一种晃动，是一场关于决定的拔河。在她身体的深处，她仍能感受到它。仿佛她体内还有一个人，而这个人突然接管了大权，就像一个将执掌一切的队长。队长仍在那里，艾尔莎再也不怕了。
有时候，她感受到了“黄金时代”所有孩子的孤独，想知道每个孩子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你不紧紧抓住某种东西，如一只手、一种想法，你就会沉下去。
“上帝啊，告诉我做什么。”她曾在最困难的时候祈祷，但没有得到回答。这种疼痛肯定有某种原因，有某种他想要的东西。“耶稣啊！”她曾经呼唤，但无人应答。有一次，她从黑暗中醒来，看到一个小人儿，那是一个地精或侏儒，站在她处在阴影里的床尾，一只小脚搭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他声音尖厉，就像一只乌鸦。他嘲笑她，尖叫着：“放弃吧！放弃！”他是谁？她哭着要水。
就在她喝水的时候，她听到邻床的爱尔兰女孩儿正在接受临终仪式。
她的母亲玛格丽特站在观察窗口后面，浑身颤抖，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也许我就要死了，艾尔莎想。她知道，如果她死了，她的母亲也会死。
但是，队长告诉她，不要担心。情感挽救了你，那个声音说。她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个东西上，坚持下去。她必须斩断别的一切。
一天，医院对面学校操场上孩子的微弱喊叫声吵醒了她。那肯定是个周末，因为没有熙来攘往的车辆声传来。风中传来的叫喊声让她想起了她的童年，想起了那个由青草、树木、沙子和石头构成的、一去不复返的世界。她感到柔和、安宁，疼痛感消失了。
隔离病房里万籁俱寂，一切都显得异样、深远，朦朦胧胧，仿佛有位天使刚刚来过。她的目光转向窗户外的天空。然后，她意识到，她没有转动她的头。
等他们把她抬起来，去给她冲洗时，她看到那个爱尔兰女孩儿的床空了。
毫无疑问！她想，他是魔鬼，那个曾经来诅咒她的那个小人儿是魔鬼。他无法夺去她的生命，但他夺走了她赖以移动的身体。她知道，如果她想，她就能在她的头脑里打开那种嘲弄的声音。一旦你听到了它，它就永远不会离开。
另外一种声音呢？队长的声音呢？她体内的声音呢？
那是圣灵的声音吗？
她听见送牛奶的人“嗒嗒”的马蹄声，听见板条箱被搁在“黄金时代”门口时瓶子的叮当声。我为什么还活着？艾尔莎想。她的父母说，他们在教堂为她祈祷过了。可是，也有人为那个爱尔兰女孩儿祈祷过了啊。她再也不问自己为什么她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现在太迟了，它已经成了她的一部分。
脊髓灰质炎已经夺走了她的双腿，让她脸色苍白、面颊消瘦。此外，她的身体也多少瘦了一些。
“‘你们是幸运儿！’”新来的男孩弗兰克·戈尔德喜欢用高而紧的假音模仿护士长奥丽芙·宾尼，他是这儿唯一一个不崇拜她的人。“我敢打赌，无论什么时候有新孩子进来，她说的话都一样。”他说，“‘这是一所半路房子，介于医院和家之间。我们不相信自怨自艾！’”
“你模仿得不像！”艾尔莎说。当她第一次被救护车从医院拉到这里时，护士长宾尼曾把她抱了进来，那感觉像是自己正被爱着。而之前在隔离病房里，所有的护士都戴着口罩和手套。
护士长宾尼有着厚而红润的皮肤，自然卷曲、蜜色、像金属丝一样闪亮的头发。她制服的前面圆鼓鼓的，像个鸽子的冠子，一个小金表被别在那里。她可爱得宛如一道光，让你振作起来。
与绝大多数男孩儿不同，弗兰克·戈尔德话很多。但是，或许是因为她和他是年龄最大的病人，他只和她说话。对其他孩子，他则比较势利、挑剔。“流氓。”他会说，或者“老好人儿”，或者“就知道哭的家伙”。有时候，他想，如果她的父母听到他这么说，他们会说他缺乏基督徒的慈悲。她告诉他，她也这么想。
“可我不是基督徒啊！”他说。
他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一个犹太人。她从不认为犹太人不是基督徒，耶稣就是一个犹太人！
“那你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弗兰克说，“我们犹太人不得不警惕啊！”
在隔离病房，他认为他要渴死了。他觉得他正在烈日炎炎下，仰面朝天躺在那艘希腊老船上。那艘船曾把他和他的父母带到澳大利亚。“尼洛，尼洛。”他喊起来。他说的是希腊语，意思是水，但护士不懂他的意思。
他是个有趣的男孩子，她想。他与别的任何人都不像。无论她去哪儿，她都能看到他长而苍白的椭圆形的脸，看到他深陷、警惕的眼睛，看到他乱蓬蓬、微红的卷发。她在哪儿，他总是不离左右。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仿佛认识她一样。“艾尔莎！”他从走廊那头喊过来，就好像遇到了紧急状况。他聪明，他的聪明劲儿她以前闻所未闻。他能用口哨吹整段整段的古典音乐。“‘巴赫组曲。’”他曾经不假思索地说，或者“《魔笛》序曲”。有时候，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神情，她认出那是某个躺在床上、孤单地思索了很多个夜晚的人的神情。
她听到大厅里有脚步声，还有男人的咆哮声。那是两个牛津街警局值夜班儿的警察在巡逻。他们往里面喊话，想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他们常常和值夜班儿的护士在厨房里喝一杯茶。今夜值夜班儿的是护士长宾尼，其他护士都年轻，大多数来自乡下，去退伍军人协会跳舞了。她们窸窣作响地走下楼来，进入病房，向孩子们道“晚安”，炫耀她们直挺挺的薄纱衬裙、尖头高跟鞋、白色长条披肩、铁线蕨和玫瑰花蕾胸花。她们俯下身来亲吻孩子们，芳香四溢，心情激动。艾尔莎知道，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
这里就像一个戏台，场景一个接着一个，从病房到教室，再到治疗室，天天如此。人们进来，说了他们的台词，然后离开舞台。警察的声音此时正在渐渐消失。他们出去后，前门就关上了。艾尔莎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