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源的爱国史学著述
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以前，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时代的剧变，出现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历史学成为人民反抗侵略伟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代史开端时期（学术思潮的变迁无不前有酝酿后有延续，故“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史学所包括的时间，自比鸦片战争爆发至《南京条约》签订时间为长。当魏源于1825年编《皇朝经世文编》时，已经关注东南海防问题，他和龚自珍所写大量史论、政论，尤其表示了对社会危机的严重关切，实已开了近代史学转折的先声。魏源、姚莹、徐继畬、夏燮等人在战争期间酝酿完成的著作均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如《海国图志》百卷本完成于1852年。以记述鸦片战争经过为主干部分的《中西纪事》，对初稿进行增订则在1859年。本节即把《中西纪事》也放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史学中一并考察），史坛出现了新风气，有一批爱国史家撰写了反映御侮图强需要、与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的史著，魏源是他们中的出色代表。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年21岁，随父到京师，曾向公羊学家刘逢禄学习。道光九年（1829年）中举人，捐赀获“内阁中书舍人候补”职衔。在京与龚自珍、林则徐等密切交往，议论国事。又与龚自珍学术志趣相投，共同讥议时政，时人称为“龚魏”。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提倡经世学风。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参与筹议漕运、水利及盐法改革。鸦片战争时，魏源任两江总督裕谦幕僚，曾到浙江前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时年已51岁，以知州用，权江苏高邮知州、兴化县知事，颇有政声。咸丰元年（1851年）授高邮州知州，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后因“迟误驿报”被清廷革职。晚年学佛，整理著述，病卒于杭州。著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以及《元史新编》《古微堂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古微堂诗集》。
《圣武记》共14卷，是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满怀爱国义愤著成的。他为著此书早就着手搜集资料，1828年（道光八年）任“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时，便广泛阅读了内阁所藏大量档案、典籍，从那时起即为著述做了准备。鸦片战争时，魏源居住在扬州，目睹英国野蛮侵略、清廷昏庸战败这一重大事变，忧愤交加，遂在以往探索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完成《圣武记》，表达其爱国御侮的决心。此书主要内容一为记载清初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是论述乾隆末年后陷入的困境。由于明确地从历史的反思中为当前御侮斗争提供经验教训，因而就具有近代史学的意义。书一著成，即“索观者众，随作随刊”，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又于1844年和1846年两次增订刊行，成为晚清史学的一部名著。魏源还于1842年12月完成《海国图志》50卷本。此书尤为鸦片战争时期抵抗路线在历史著述上的结晶，是由林则徐在1841年6月倡议编撰的。当时已被革职派到浙江军营效力的林则徐又再次遭到处罚，路过京口（今镇江）时，魏源从扬州赶来见面，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就是在这次会见时，林则徐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他，嘱他修撰《海国图志》。其后，魏源又于1846—1847年增订为60卷本，再于1852年增订为100卷本。全书大部分内容是介绍外国历史、地理和现状知识，而开篇两卷《筹海篇》（包括“议守”上下篇；“议战”“议款”各一篇）则代表魏源呕心沥血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认真地分析战争中的胜败得失和前因后果，并提出反侵略的办法。《道光洋艘征抚记》成书和流传时间也都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此书原名作《夷艘寇海记》，由于惧祸，当时没有署上作者魏源的姓名，但我们现在仍能找到多项直接记载，证明作者是魏源无疑。至1893年（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将之收入《圣武记》，正式确认并第一次公开作者是魏源，标题也改为今名。
此书虽然仅有二卷的篇幅，却被研究者誉为中国关于鸦片战争“最早”和“比较全面”的记述，“确是记载鸦片战争史的第一等著作”。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魏源致书友人讲他发愤著述的心情说：“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托空言以征往事。”他将著史与反抗侵略的紧迫事业结合起来，去反思清朝盛衰的历程，记载“当前的活的历史”，又撰成内容丰富的介绍外国史地的巨著。三部史书都在数年之内相继完成，因而为近代爱国史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圣武记》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数次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在记述史事的基础上，魏源对清代盛衰大势提出了一个总看法，认为“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之后，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事件接连发生，已使清朝难以收拾，几乎面临“川壅必溃”的局面。这段话应视为《圣武记》全书的总纲。
这一看法，中肯地指出乾隆末年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说明魏源具有考据家们难以相比的、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魏源做到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跟反侵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圣武记序》中表达出他因对时局忧心如焚、对侵略者同仇敌忾而著史的心情：“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他特别重视从总结历史事实中吸取对当前御侮有益的教训，书中赞扬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对噶尔丹作战中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在战争中忽战忽降、举棋不定而说的。魏源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书的后半部写白莲教起义使清廷受到痛深创巨的打击，暴露官军的极度腐败，将领临阵逃脱，甚至残害无辜百姓以邀赏；以及各路将领互相掣肘，钩心斗角，侵吞军费腐化享乐，致使“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致枵腹无裈，牛皮裹足，跣行山谷”。这些论述实际上揭露了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腐败误国的根源。
魏源爱国史著的更大贡献，是及时、忠实地记述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揭露侵略者，斥责投降叛卖行为，歌颂爱国军民斗争的伟大力量。《道光洋艘征抚记》及时、系统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的经过。魏源站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上，把握了这场复杂事变的来龙去脉，“据实直书”，尖锐地揭露侵略者和投降派的罪行，表彰了爱国将领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气概。魏源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掳掠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淫掠”而激起的。侵略军进入长江，“炮火声震江岸，自瓜洲至仪征之盐艘估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愤怒地声讨了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清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失败，“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睱，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书中又以鲜明态度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魏源肯定了林则徐坚决禁烟、加强战备、严密防守等一系列坚决抗击侵略的行动，肯定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的识见。对于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抵抗派也予以表彰。他在书中以充沛的感情歌颂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倡义报复”，使凶恶的侵略者陷入重围。而南海等县义民自办团练，达数万人，“昼夜操练，义律侦知内河既有防备，竟不敢报复”。这些表现人民抗英力量的记载，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奋。结尾指出：签约后鸦片祸害更加严重，侵略者盘踞中国门户，后患无穷，深沉地呼吁人们提高警惕。由于《征抚记》是一部信史，表达了当时正直人们共有的思想感情，而且比一般人了解得更多，观察得更深刻，符合时代的需要，加上它善于叙事，篇幅又短，所以人们不怕触犯时忌，广为传抄。进步的史学著作冲破了当权者的禁阻，产生了广泛影响。
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一书是近代倡导打破封闭状态、认识世界潮流的先驱名著。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革，呼吁学术“经世致用”。魏源发挥公羊学说阐发的变易思想，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历史都是变化的，“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变革得越彻底越好，“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猛烈抨击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对封建官僚营私谋利、腐朽透顶、祸害国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尖锐地批判考据末流烦琐主义的严重积弊，“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鈲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对于解决当时一些社会实际问题，他具有真知灼见，曾围绕水利、盐法等问题提出除弊措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民族危机尖锐时期，魏源便在原有思想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由原先的“经世”“除弊”上升到倡导了解外国和学习外国，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
《海国图志》提供了国人最迫切需要的外国知识，并且成为当时东方各国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文献。魏源批判了两千年来视为“神圣古训”的“严夷夏之防”的迂腐观点，大声疾呼了解外国是当务之急。他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原注：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及一旦有事，即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竞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同时他用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处处侦探中国情报作对照：“（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瞭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总结双方的成败得失，结论就是：必须彻底抛弃闭目塞听，视外国为夷狄的旧意识，迅速了解外国情形。这是对付西方列强的先决条件。因此，魏源一再呼吁：“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繙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他还清醒地预料到，定然要经历与保守势力的严重斗争，要冒“罪以多事，甚至以通番”的风险，但他却置之度外。为了介绍外国知识，魏源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全部汇辑进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使内容更为可靠。除了采辑林则徐派人翻译的《四洲志》外，其他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都大量引用。全书收入各种地图75幅，图志配合，内容详博，同时具有实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魏源总结中国战败的又一原因是列强船坚炮利，武器和技术远比中国先进，因此响亮地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当时他注目的重点固然在学习军事技术，即制造轮船枪炮、仿效西方练兵方法整顿军队等，但我们还应注意到魏源学习西方有更丰富的内容。他进而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主张：“凡有关民用者，皆可于此建立”，如千里镜、火轮机、自转碓、千斤秤等，并允许私人设厂制造，“沿海商民，如有愿仿厂设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听之”，并在书中介绍外国铁路、银行、保险等知识。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再者，魏源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他赞扬美国华盛顿开创的议会制度和“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总统定期换选制度，具有“公”（与“私天下”相对立）和“周”（合理周全）的优越性，远比封建专制进步得多，又称北美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可贵的是，魏源在呼吁了解西方情形的迫切性、承认落后的同时，呕心沥血地总结反侵略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魏源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他因具有朴素辩证态度而达到时代智慧高度的体现。《筹海篇》是全书的总纲，认真地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全篇通过引证和分析鸦片战争史实立论，魏源本人对此篇也特别重视，说：“故悉其形势，必知其控驭，必有《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斯则夙夜所厚幸也夫！”战后，统治集团错误地以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便可求得与侵略者相安无事，魏源与之相反，他认识到签约以后侵略的危险依然存在。“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急于未款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证明魏源对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魏源清醒地认识到，清朝的腐败政策是对侵略者的鼓励，而更重要的是，他对英国殖民者侵略成性已有初步认识。他总结出英国的特点是：“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藩，或夺踞为分国。”这已接触到英国到处侵略掠夺的本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严密防守。魏源大声疾呼振奋人心，革除腐败，寻求御敌办法，“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魏源以大量史实证明：英国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敌船一到内河就失去优势。陆战中，沙角炮台之役和大宝山之役，我方都以少胜多；“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款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只要有一条坚决抗战的路线，就能够战胜侵略者。他还总结出一套利用海口内河，出奇设伏，利用水勇攻击敌人的办法。对于中国人民能够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和在技术上赶上西方，他有强烈的信心，“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书中对东方弱小民族缅甸、安南利用“以主待客”的策略，抗击英国侵略的经验，也高度重视，予以总结。
魏源在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上也很有成就。梁启超说：“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实罕见之名著也。”“默深观察力颇敏锐，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圣武记》《元史新编》均在运用纪事本末体上有新的创造。《海国图志》则在近代开创了运用典志体以介绍外国史地的先河。
2.《瀛环志略》《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
徐继畬所撰《瀛环志略》，是近代史开端时期介绍外国史地的又一名著。徐继畬（1795—1873年），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颇勇于任事，曾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等，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后调署福建汀漳龙道。鸦片战争期间都在闽、粤沿海任职，较多接触涉外事务。1842年后，曾历任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瀛环志略》即在此期间撰成。后任福建巡抚，官至太仆寺少卿。另著有《退密斋诗文集》《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
《瀛环志略》为国人展示出一幅真实的世界图画。为撰著此书，徐氏从1843年起即为搜求资料殚精竭虑。他在福建先后结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领事李太郭等，借阅外国史地资料，详细询问探究，“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至1848年完成，“五年之中，稿凡数十易，未尝一日或辍。”徐氏本来颇擅地理考证之学，在此书中，他把考证的严谨学风与介绍新鲜的世界史地知识相结合，形成论述集中、文字简洁的著述风格。开卷第一篇为《地球》，介绍南北极、赤道、各大洲、各大洋，概述亚细亚大陆之广袤，欧罗巴洲之诸国林立、犬牙交错，美洲新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徐氏把记述欧美国家作为重点。在卷四《欧罗巴总论》中，他颇为准确地勾勒出欧洲历史的轮廓，论述了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近代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各国地理形势、版图、人口、兵力，以及技术、商业、宗教等。更有意义的是，他讲到西方文明在当时居于先进地位：“‘欧人’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船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中土，非偶然也。”“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徐氏自然不理解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先进于封建主义的原理，但他显然已认识到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并且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国内。徐氏所论也有其迂腐之处，如他称赞瑞士“不立王侯”的制度是“西土桃花源”。却又惜其地“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诗、书之雅化耳！”则又未能摆脱“夷夏之辨”的陈旧意识。
同魏源一样，徐继畬也重视论述欧洲殖民者东来的形势，反映东方民族反抗侵略的经验教训。他总结南洋各地地位的变化，昔年是中国的藩属，如今已成为西方列强统治的范围和从事殖民活动的基地。徐氏对英吉利奴役孟加拉和整个印度次大陆尤为扼腕叹息：“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兵戎，养精蓄锐，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拉朽折枯，哀哉！”这些论述显然寄托着对殖民者的阴谋要早加防备的深刻用意。他还对马辰、苏禄等地民众抗击侵略的斗争表示钦佩。
徐继畬认识到英国称雄于世界，是由于殖民掠夺，“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尤其赞扬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取得独立之后，提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做到“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乃是“创古今未有之局”，所以华盛顿是西方第一伟人！这样的议论出于徐继畬这样一位清朝大员之口，是很难得的。
《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部著作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它们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范围，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和历史发展趋势，使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它们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欢迎，也遭到顽固派的忌恨，如徐氏著此书果然受到“言者抨击”，书经付梓，即腾谤议。王韬曾评论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又说：“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就二书知识性特点而言，王韬的评论是恰当的。而就思想性而言，则《海国图志》反侵略的主旨更为鲜明。这两部书在近代有深远的影响，直至晚清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青年时代仍以它们作为了解外国的主要参考书。
《夷氛闻记》作者梁廷枏（1796—1861年），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号藤花主人。曾于1835年入广东海防书局，此后即一直关注海防、外交问题。又曾与方东树、同修《粤海关志》，汇辑了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书中还详载有关海防的图籍。鸦片战争时，梁廷枏任广东越华书院监院，林则徐到广州，驻节越华书院，曾向他询问禁烟、海防事宜。梁热心襄助，“为规划形势，绘海防图以进”，大力支持禁烟。1849年，在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斗争中，曾亲与英领事交涉，迫英人暂停入城之议，因功被授予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夷氛闻记》即大约成书于此时，比较全面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经过，包括中英通商由来、禁烟经过、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战事及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
梁廷枏的爱国思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对英国的侵略性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性，有正确认识。梁氏严正指出英国早已蓄谋对中国侵略，书中劈头即指出：“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并且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其背后的经济动机，是英国依靠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夷自乾隆初年攻据孟阿腊，即古印度海口，驻守至今，凡租地开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税，所以资于鸦片者甚厚。”因此在战争一开始，侵略军头目就已“先定旷日持久之谋，不得志于粤，则肆毒于闽、浙”。梁氏已能从经济上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作分析，这是对当时有人所持林则徐操之过切、引起英国报复的错误论调的有力驳斥。梁氏还总结出侵略者的本性是得寸进尺，包藏祸心，惯于实行欺骗恫吓：“夷欲未厌”，“我愈退而彼愈进”，“其所求者大，声言报怨，皆虚作恫哧之长技耳”。这些都是梁氏站在正确立场对事变做出的中肯总结，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第二，同样可贵的是，梁氏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有完整的记述。他着重记载：三元里附近“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并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遂将侵略军包围在牛栏岗丛林之中，“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逃者不识途径，亦多被截击。有叩首流血得免者……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引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围既久，义律驰至，亦被围”。生动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奋起抗英的英勇精神及其威力！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人民抗英是赞扬还是反对，一直是抵抗派与投降派斗争的一个焦点。梁氏对人民抗英力量作如此高度评价，是极其难得的。由于梁氏经历了广东地区事变的前前后后，材料得自亲身见闻，所以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三元里抗英事件的记载就比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更为完整。
不过，梁氏对于历史的大转折则显得相当隔膜，他还吹嘘清朝“国运方隆”，处于“全盛之日”。认为学习外国，请外国人作教师，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这说明，只有爱国心而缺乏辩证态度，就无法对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课题做出正确回答。书中对琦善有所揭露，但又称耆英、伊里布“不得已为国受过”，为他们辩护。这些都反映出梁廷枏所属的绅士阶层的严重局限性。
夏燮所著《中西纪事》，是一部记载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夏燮（1800—1875年），安徽当涂人，字谦甫，因慕全祖望之史学，别号谢山居士，笔名江上蹇叟。父銮，兄炘、炯，都有相当学问。《清儒学案》卷155专为他们父子兄弟四人立了“心伯学案”，称“当涂夏氏兄弟，自相师友，各有成就”。称夏燮本人“研音韵，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持论宏通”。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人，曾在安徽、直隶任职事，以后在江西任知县，卒于宜黄知县任上。主要著作有《中西纪事》24卷，《明通鉴》100卷，《粤氛记事》12卷。
夏燮撰著《中西纪事》的意图，是通过记载当前事变，唤醒国人认识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民族前途日益危险。他这样做，在当时是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的。如他在《中西纪事原叙》所说：“两相（指穆彰阿、耆英）枋国，防口綦严，珍此高帚之藏，窃怀挟书之惧。”这寥寥数语，正道出投降派钳制舆论的逼人气氛和当时一些作者惧祸的心情。夏燮著史不仅胆识过人，而且抱有极其严肃的态度，为搜集材料历尽艰辛。鸦片战争发生时，他正在直隶临城训导任上，中国战败的消息使他义愤填膺，“蒿目增伤，裂眦怀愤”。这一年冬天，《南京条约》条款刚刚传出，他就在致友人书中加以痛切的评论，认为：开放五口通商，使侵略者俨然成为主人，他们“得陇望蜀”，欲壑难填。“通商码头，东南四省联络一气，向则开门揖盗，今且入室操戈矣！”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严重更深入了。他还预见到，侵略者以后还将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此也为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证实。于是他立志著史，自次年起，即“搜邸抄文报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开始从事编撰工作。1850年，道光帝死，咸丰帝登位，穆彰阿、耆英被革职，至此，夏燮把所藏资料整理成初稿，并写了《中西纪事原叙》。但当时还未敢刊行，遂秘藏起来。1859年，他对初稿作了增订，补充了“十年来所闻见者”，“分类记叙，厘为十六卷”。此后，在1860年和1863年，夏燮又做了两次增订，才最后完成这部24卷的著作。他赤诚地表明自己的著史态度：“沥血叩心，忧危入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实书之；不敢诬也，不敢讳也。”严酷的环境，更磨炼他高尚的史德和坚定的志向。经过他锲而不舍的苦心搜求，积20年左右的努力，才获得了以下几方面有价值的资料：一是邸抄、奏议；二是当时传抄的官员来往信札；三是当事人的笔记、书信，如姚莹《上闽督论斩夷囚书》《奉逮入都上浙抚刘韵珂书》，梁章钜《致刘中丞鸿翱书》还有作者访问所得材料，如通过访问江西地方官员许应荣，获得许祥光在广东为义民团练阻止英人进城而写的致英国使臣的信；四是可以据信的西人月报，如卷6《粤东要抚》即录有西人月报15则。全书就上述材料互相参校而写成，保证了史实上的可靠性。
夏燮记述的重点是鸦片战争长江之役、台湾抗英将领姚莹遭受诬陷的事件和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的斗争。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权奸穆彰阿乃至道光帝，指出：造成南京城下屈辱签约的结局，不仅是因为耆英、伊里布“预存一不敢战之心，而先入之言，方寸已乱”，早就做好了投降打算。而决策者更在朝廷：“是时满首揆揽机务，谓：‘兵兴三载靡师劳饷，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上亦久厌兵，而几幸外夷之一悔祸也，爰排廷臣之议许之。”显然，“抚夷”“息民”之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夏燮的记述实已寓含着向穆彰阿和道光帝追究投降责任的深刻用意。书中还揭露：姚莹、达洪阿抗英有功反遭诬陷，这一冤狱是投降派头面人物秉承侵略者旨意罗织而成的，“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怡良）之查办此案，竞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忌功，并奉政府枋臣指授也。”夏燮直书无隐，为爱国者申了冤，让历史的是非曲直昭示于世。尤为可贵的是，夏燮对当权人物最忌恨的广东义民的斗争，却给以有力的肯定和赞扬。书中首尾完整地记述广东人民用“团练”的自发武装组织，进行反对英人进广州城的斗争。“团练”具有明确的反侵略目的，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县继之，绅民喋血，丁壮荷戈，誓与英夷为不共之仇”。在群众高昂斗争情绪推动下，爱国士绅一再向地方官员表示：“吾乡之民，愿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也。”“吾粤之耽耽者皆在夷，若明公投袂一呼，则免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夏燮精心地记述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表达出广东人民共同的反侵略、反投降的坚强决心。于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阻止英人入城斗争的胜利：“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夷酋大惧，乃以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夏燮还特意用两件事衬托这一胜利。一是写道光帝获报后，“方悟广东民情可用”。二是因此役朝廷对徐广缙、叶名琛封爵嘉奖，夏燮则一再点明：“然实粤民团练之师，先人而夺之也。”这是郑重宣告，真正建立功勋的是广东人民！夏燮对民众斗争的力量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生动的表现，确实为近代史学增添了光彩。书的末尾将自鸦片战争以来殉难的将士和平民凡可考者，不论官职高低或官民界限，都郑重记载，让他们的壮烈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代。
《明通鉴》是编年体裁。夏燮自称用20年精力，“参考群书，考其异同”而成。此书主要特点有三：一，史事翔实，考订精审，这是夏燮治史的一贯态度。二，总结明代兴衰治乱教训，作为针砭当时清统治内忧外困的药石。三，继承了全祖望的民族思想，大力表彰明季忠节之士。在清朝统治日益腐朽、外侮日亟的情况下，夏燮激扬民族气节，乃是借论述南明史表达其爱国思想。《粤氛纪事》记载太平天国起义及清朝统治者镇压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书中记事起于咸丰元年（1851年），止于咸丰十年。作者的意图是总结清朝统治者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也反映出清朝政府残酷剥削人民和政治、军事上腐败不堪的事实。
3.边疆历史地理学的兴起
近代史开端时期还有两部边疆史地名著《蒙古游牧记》和《朔方备乘》。它们的产生，同样标志着进步学者要求扭转考据末流的烦琐学风，注重探究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课题。而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又有本身深刻的社会原因。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多民族国家，至今已有一二百年，学者们以前的知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因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威胁，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紧迫形势的推动。嘉庆以后，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已开始注意研究边疆史地（祁韵士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藩部要略》和《西陲要略》。所谓西陲指新疆，藩部指蒙古。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又受松筠委托，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扩大补充撰成《新疆识略》。龚自珍著有《西域置行省议》等，又撰《蒙古图志》，未成而毁于火灾。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两书兼及西北边疆地理），张穆、何秋涛在他们的基础上取得了更为可观的成就。
张穆（1805—1849年），字石州，山西平定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优贡生。曾校订祁韵士所著《藩部要略》。另著有《顾亭林先生年谱》《厚斋文集》。张穆的学术观点同他际遇坎坷有直接关系。他于1839年应顺天乡试时，与监考人发生冲突，被逐出考场，并被处罚不准再应考。从此他愤然放弃仕进的努力，“益求经世之学”。这种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使他更容易感受到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他曾写信给御史陈庆镛，说：“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何事不当讲求。”并且批评陈庆镛只满足于结纳名士，不肯认真思考如何救世的道理，见面时只会泛泛讲些不痛不痒的话，这样下去很危险。说明张穆虽身为布衣却敢于直言，对于国家社会很有责任感。陈庆镛对此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张穆学问见识胜过自己。其后陈庆镛上疏弹劾琦善，伸张了正气，声震朝野。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有其思想基础。张穆关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变，认识到侵略者的凶恶本性和狡猾手段，“虎狼在户”，“挟兵威鼓其邪说”。主张坚决反抗侵略，相信“民心可恃”。他对《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著成很赞赏。正是从这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出发，他著成《蒙古游牧记》16卷。此书以蒙古各盟的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自己作注，考证蒙古古今地域及山川城镇的沿革，本末分明，内容详博。而其最主要的特点，即在于贯穿了经世致用的观点，“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自序中说：有清一代，各省、州、县都有方志，足以“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者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因此他要做到“缀古通今”，着重考察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之沿革变化。这种切于实用的观点，使张穆在当时即被誉为边疆史地的名家。
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部主事。另著有《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一镫精舍甲部稿》。《蒙古游牧记》也经他整理补辑后行世。何氏因精于边疆史地之学，故与张穆、陈庆镛相友善。当时人评其学术特点是：“于经史百家之词，事制之理，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校其异同，而要归于实用”。何氏对中俄关系特别关注，因为“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不能不对之高度重视。所著《朔方备乘》（原成《北徼汇编》6卷，后扩充为80卷，咸丰帝赐名为《朔方备乘》）一书突出地强调用意在于“备用”，即备国防之用。在《凡例》中，他列举“备用之处”共有八项，其中尤为重要者有：“明曲直以示威信”；“惩前事以具法戒”；“志险要以昭边禁”；“详遐荒以备出奇”。前两项，强调总结历史，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后两项，则强调这部书在军事防守上有重要的用途。何氏把发扬史以致用的传统与忠实记载历史结合起来。书中卷14《雅克萨城》、卷15《尼布楚城考》，都载明这些地方原属中国领土，后来康熙主动划给俄罗斯作“贸易栖托之地”。何秋涛于咸丰初年着重记载这些史实，正是为了昭示历史的鉴戒。当时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都忧虑地指出沙俄对中国边疆的威胁。何秋涛的记载正表明中国是正义者、受威胁者，唤起人们警惕俄挑起新的纠纷。同时，书中对中俄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友好往来也如实记载，反映了历史家全面的观点，史料价值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