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意识的强化和史馆的设立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这是通过改撰魏史，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汉书》学”的兴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隋朝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梁、陈以来，《汉书》地位日显，而“《史记》传者甚微”。隋统一后，发扬了南朝这个传统，“《汉书》学”走向高潮，成了“国学”。当时，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受业于刘臻，刘臻反而说“吾弗如也”。杨汪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举。但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要推萧该、包恺二人。史称：大业年间，“于是《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甚为贵游所礼”。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正宗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诸史未备，遂令人惋惜。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定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徴“总监诸代史”，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为实现这次修史计划，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做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宰相负责监修，后称监修国史，成为定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称直史馆；凡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此后，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此制。唐代以下修史工作绵延不断，史馆起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措施上却并不相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着手撰写《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都已完成，显示出官修皇朝史的重大成就。
2.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
唐太宗贞观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书》56卷：帝纪6卷，列传50卷。姚思廉（557—637年）撰。
——《陈书》36卷：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撰。
——《齐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李百药（565—648年）撰。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4—644年）、崔仁师撰，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隋书》55卷：帝纪5卷，列传50卷。魏徴（580—643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皆魏徴所作。魏徴还撰写了梁、陈、齐三史帝纪总论。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药都有家学传承，《周书》《隋书》具有更明显的官史性质。在诸史作者中，大致说来，魏徴长于史论，姚、李长于史文，令狐德棻长于史例。五代史在南北关系的处理上，大致采取了同等看待的态度，这跟《宋书》《南齐书》称北朝为“索虏”，《魏书》称南朝为“岛夷”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在政治统一条件下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南北朝历史的新认识。五代史虽各自独立，但对所记历史内容也有一个全局的安排。对于梁朝、陈朝与少数民族及外域的联系，《梁书》专立《诸夷传》叙述，《陈书》则散见于纪、传之中；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北齐书》同《陈书》相似，《周书》跟《梁书》相近。《梁书》所记“海南诸国”，《周书》所记突厥、稽胡，都是极重要的历史内容。梁、陈、齐三史都有魏徴撰写的总论，反映出对前代史评价上的总认识。
五代史在编次上讲究以类相从的方法，除各类传外，其他列传也有不少是按“义类”、“类会”编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与“类会”之间的关系便于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但是，五代史在表述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程式化的趋向。它们的帝纪，于朝代更替之际详载新朝“受命”的各种诏策、玺书，讳恶溢美。它们的列传，必首列传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职，继而依次叙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风度；历任官品，行事、文章，有的最后还写出饰终诏书、封赠、谥号、子孙官职、著述名称。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那种气势恢宏的帝纪，生动激越的列传，已难得见到。在门阀意识支配下，纪传体史书逐渐失去原先的活力。从局部来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数写得精彩的片断。《梁书》的《韦叡传》写合肥之役和邵阳之役，《康绚传》写堰淮之役，《昌义之传》写钟离之守，《周书》的《韦孝宽传》记玉璧之守，《王罴传》记荆州之守、华州之镇，都写得有声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见的佳作。
五代史的历史思想，在它们的史论中反映得最为鲜明。其成就以《隋书》史论价值最高，《周书》《梁书》次之，《陈书》《北齐书》又次之。《隋书》史论全面地总结隋朝得失存亡之故，深刻地分析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的原因，在于“安民”和“虐民”的区别。它从历史比较中得到一个重要结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历史见解。它指出隋朝之亡“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的发展过程，包含了朴素辩证思想的成分。《循吏传》后论提出的“所居而化，所去见思”，可以看作是对各级官吏“立身从政”的要求；《隋书》卷66后论提出的“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格税栋梁，莫可弃也”的人才思想，具有历史认识和现实借鉴的价值。魏徴所写的这些史论同他为梁、陈、齐三史所写的总论一样，都贯穿着阐述得失存亡之故的思想，他在唐初的政治家中具有比别人更突出的历史感。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有些记载还具有文献方面的价值。《梁书·范缜传》载范缜的《神灭论》，《北齐书·杜弼传》记邢邵同杜弼“共论名理”，在形神关系上的论难，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周书》卷38记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元欣等13人名单，是军事制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陈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梁典·序》；《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与魏收论史书起源的往还书信，《魏澹传》载魏澹《魏书》义例，《许善心传》载许善心《梁史·序传》，《裴矩传》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等，是有关史学的重要文献。
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当时亦称“《隋书》十志”。永徽元年（650年），高宗复命令狐德棻监修，首尾14年，至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10篇共30卷，其志目、卷帙、编次如下表：
志目 礼仪 音乐 律历 天文 五行 食货 刑法 百官 地理 经籍
卷帙 7 3 3 3 2 1 1 3 3 4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当时亦称《隋志》，故叙隋朝典制独不称朝代名而详记其年号。《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强调天礼、地礼、人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纱幕。这五志中也包含一些社会史内容和科学史资料，但都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幽光。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它们以人事为中心，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职官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以前历代典籍存亡及学术流变。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阐述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了。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跟五代史中的帝纪多载“受命”诏策，而在有关列传中则写出政权更迭的残酷真相，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它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历代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它以史书居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从文献分类上确立了史书的独立性和部类的区分，在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至宋、元、明、清而未有根本性质的变化。《经籍志》著录四部书，一般包含书名、卷帙、作者所处朝代、职官、姓名、本书存亡情况。其所著录书，“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经籍志》有总序1篇，四部、道、佛大序6篇，四部各类小序40篇，道、佛小序1篇，共有序文48篇。它们结为一个整体，综论学术源流，是《汉书·艺文志》之作为学术史萌芽的新发展。序文阐述了文献与社会的关系、学术流变、学风得失，以及各具体部类的发展轮廓，撮其精要，论其短长，大致都写得清晰、精练。其史部大序写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盛宴。
这是对史家修养和史学功用的很高的要求。序文中有不少独立的见解，为后世历代学术思想研究者所重视。
《五代史志》的各志，尤其是它的后五志，从不同的方面和范围反映了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特点，其中于经济、地理、历法、乐舞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反映出文明发展的新进程。《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只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
3.新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诏书称赞了《史记》《汉书》以下至“五代史”历代正史，但对唐以前多种晋史却不满意。两晋、南朝时期出现了26种晋史著述，至唐初尚存18种。这些书，只有一两种兼具两晋史事，大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修晋书诏》批评它们或者“烦而寡要”，或者“劳而少功”，或者“滋味同于画饼”、“涓滴堙于涸流”；有的“不干预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只是“略记帝王”，有的仅仅“才编载记”。历来对唐太宗诏令重修晋史有种种说法，其实主要原因在诏书中已讲得十分清楚了：“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重修《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的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21人。令狐德棻被参撰者“推为首”，他和敬播在制订《晋书》体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晋书》以南朝齐人臧荣绪（415—488年）所撰《晋书》为蓝本，采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予以补充，重新撰定。刘知幾特别强调它“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伪史十六国书”。这反映了新修《晋书》在所取文献上和内容上的特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晋书》撰成，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叙、目已佚，今存130卷。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
《晋书》记事，起于泰始元年（265年），迄于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晋4帝、东晋11帝，共156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晋书》对于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家的组织力量和创造才能。《晋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因其“参考诸家，甚为详洽”，在内容上也很充实，因此，《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焉”。《晋书》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处理。它继承了《东观汉记》所用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夷”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更有认识上的发展；它同“五代史”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晋书》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写出了两晋的典章制度。天文、律历写得充实、有序，是《五代史志》中天文、律历二志的姊妹篇。《地理志》的总叙写出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历代封国、州郡的等级、宽狭，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地理总论。郑樵说：“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这是对《晋书》志这个特点的肯定。
《晋书》同“五代史”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像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这跟晋史距唐年代久远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其缺点。总的来看，如宋人叶适所说：《晋书》“叙事虽烦猥无刊剪之功，然成败得失之际，十亦得七八。史臣语陋，无一可采，然予夺亦不差。”从主要方面来看，这个评论大致是公允的。《晋书》撰成后，次年唐太宗就去世了。但他在《修晋书诏》中说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却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永久的名言。
《晋书》成书后11年，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二书。
李延寿，字遐龄，出于陇西李氏，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其父李大师（570—628年），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李大师在唐初做了一些撰述上的准备，不久就去世了，临终以为没齿之恨。李延寿决心续承父业，利用史馆提供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为依据，参考杂史1000余卷，用16年工夫撰成南、北二史。南、北二史经令狐德棻订正后上奏高宗，高宗为之写序，惜序文已佚。《南史》起宋永初元年（420年），迄陈祯明三年（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代170年史事，编为本纪10卷、列传70卷，合计80卷。《北史》起魏登国元年（386年），迄隋义宁二年（618年），包括魏、齐、周、隋四代232年史事，编为本纪12卷、列传88卷，合计100卷。两书共180卷。李延寿在上书表中说它们是“以拟司马迁《史记》”而作。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在撰述思想上继承了李大师的主旨；在具体撰述上并未采取“编年以备南北”的形式，而有所变通。第一，他“抄录”和“连缀”旧史，“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隐括和改编的过程。第二，他“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博采正史所没有的杂史资料以充实旧史，这跟新修《晋书》有相似之处。第三，是“编次别代，共为部秩”，即以宋、齐、梁、陈四代之史为《南史》，魏、齐、周、隋四代之史为《北史》。李延寿删削旧史，得失两存；所补遗逸，也有当与不当之分。后人见仁见智，多有聚讼。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从隋唐统一的局面出发，重新看待南北朝的历史，试图改变以往历史撰述中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和做法，是《南史》《北史》的基本撰述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南史》《北史》因部帙紧凑、文字简约而广泛流传。司马光评论二史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讥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新唐书》称赞二史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从纪传体史书的发展来看，《南史》《北史》的出现，固然有反映时代要求的积极方面，即在统一局面下重新认识南北朝的历史，这是《南史》《北史》的思想精髓。但是，它们只是集旧史而成，马、班、陈、范的创造性的历史撰述思想已难得在二史中表现出来，纪传体史书的生命力已呈现出走向衰竭的状态。还有一点，也限制了《南史》《北史》不可能有重大的创造，这就是它们带着深刻的门阀意识的烙印。二史的列传，也反映出门阀地主之“家传”的特色。史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转折。
4.吴兢和《贞观政要》
唐代史家关于本朝史的撰述，是这个时期皇朝史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成果为后人撰写唐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对本朝史撰述颇多贡献的唐代史家吴兢，还独立著有《贞观政要》一书，对反映贞观年间的君臣风貌和政治决策，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被唐人誉为“当今董狐”。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他的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正是处于“贞观之治”之后，唐皇朝继续兴盛发展的时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吴兢一生读了许多书，他不仅是一个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藏书家。吴兢曾经把家里的藏书编了一个目录，题名《吴氏西斋书目》。丰富的藏书，对于他一生的史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担任史官以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参与了朝廷的一系列撰史活动。
吴兢勤于著述，一生撰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和其他著作，而流传于后世并有很大历史影响的，主要就是《贞观政要》了。《贞观政要》的成书与进呈，约在玄宗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像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而倒很像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此种口气，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地方官员和朝廷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吴兢在开元末年至天宝初年从邺郡太守、相州长史入为恒王傅，由一个地方官员升为恒王李潓（后改名李瑱）的老师。恒王李潓是唐玄宗第二十七子，“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地位是很显赫的。《贞观政要》一书很可能是吴兢在这个时期最后写成和进奏的。
《贞观政要》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图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做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清楚。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因是“随事载录，用备劝诫”，所以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个中心，如：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教诫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的总的宗旨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由于《贞观政要》是一本政治历史书，所以它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把《贞观政要》作为座右铭来看待。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后期比较突出的一个君主，他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在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独特成就的。吴兢“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这与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吴兢之前是很少见的。“贞观之治”为唐代以后历代统治者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事，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