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佑著《通典》
中唐时期，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标志着典制史的崛起，从而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名门。杜佑不足20岁，以“荫补”入仕，至78岁致仕，近60年宦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其间，他以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后10年历任三朝宰相的职位最高。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历时36年，成此巨制。唐宪宗在批准其请求致仕的诏书中称他：“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这对他的器局、政绩、人品、学识都做了评价。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获得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成就。《通典》这部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双重价值。
《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又有细目。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记载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追本溯源，《通典》之作是“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正史”的书志和《周官礼》对《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启示。不过《通典》的分门立目，既不模仿《周官》，也不因袭“正史”书志。同后者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经籍）方面的内容，二是增加了选举、甲兵、边防三个门类。这反映出作者对于人才选拔、用兵之道和民族关系的重视。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一是重视论议。《通典》以“典”跟“通”相连，表明了作者的会通之旨。马端临评论《通典》，说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章学诚称它是“以典故为纪纲”的通史，是“史部之通”达于“极盛”的唐宋时期的最早著作。这都是说的《通典》在会通方面的特点和成就。《通典》重视论议，包括它详载历代“群士论议得失”，也包括作者对史事所做的许多评论。《通典》的论议，主要目的在于讨论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记言、记事的结合上也有新的创造。章学诚举《通典·礼典》为例，指出：凡“博士经生，折中详议”，“入于正文则繁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还有一种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叙典章制度与记“群士论议”杂而有之。第三种形式，是把“群士论议”附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这反映出了作者对“群士论议”的轻重和处置是有所区别的。《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论议，有叙、论、说、议、评、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见解，它们在本书中的价值比“群士论议”更为重要。其中，说、议、评也各有不同的含义，表明了作者在对待历史评论方面的认真和严谨。
《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串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2.《通典》关于国家职能认识的新发展
在《通典》一书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他在政治思想领域对国家职能的新认识。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以前的史家，是当时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峰。杜佑的这个认识，集中反映在他写的《通典》自序中：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在“刑又次之”之下，杜佑自注说“大刑用甲兵”，表明了“兵”与“刑”的关系。杜佑的这篇序文，清晰地勾画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理道”的逻辑思路和实施的具体步骤是：从重视“教化”出发而达到“致治”的目的，应首先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措施。
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点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理论根据来自《易》《尚书·洪范》《管子》和孔子的有关言论。这些言论前人也曾征引过，杜佑的高明之处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这是他继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杜佑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思想，自然受到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的影响，是历代史家之历史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又是现实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自“安史之乱”后，整顿经济和改善财政是人们关注的大事。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探索经济问题者相继于世。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钰等。其间，一些经济改革活动的进行和经济思想的提出，都是现实的产物。以“食货为之首”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食货典》共12卷，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并不多见。
《通典·食货典》以下其余的八门中，职官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这一点。“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的教化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此即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显然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而职官居于核心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对封建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职能的认识。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总之，杜佑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不论其自觉程度如何，是体现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前人的成就，从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经过将近千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备，史学家有可能进行系统的总结。此外，前人的思想资料、时代要求的启迪、他本人的学识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3.杜佑的史学思想和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直接结合起来，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在《献〈通典〉表》中写道：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臆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
在这里，杜佑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救之方”。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杜佑撰《通典》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进而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之旨。《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的“要诀”，在于历史认识之转化为现实的实践。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谓“颇详旨趣”，他在序中强调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把《通典》意在“经邦”、“致用”的主旨阐述得十分透辟。“师古”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随时”；“随时”是为了“立事”，以达到“经邦”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通典》“将施有政”的“致用”之旨。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杜佑“经邦”、“致用”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讲到“历代盛衰户口”时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以衬托“盛衰”之变。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议》，内中写道：“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青，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他在文中还批驳了一些阻碍“省官”的言论。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变化，是杜佑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他的许多见解，既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卓识，也是史学家对现实的洞察。
中唐时期，国势衰弱，社会动荡，这种客观情势把一批有识之士推到了历史潮流的前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如陆贽、李吉甫、裴度、郭子仪、李晟、李愬、刘晏、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杜佑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杜佑无愧于他的这些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襟和《通典》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证明他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史学领域里的先驱。故“其书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绝非偶然。杜佑“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致用”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
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是杜佑历史观的核心。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叙》中写道：
天生烝人，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在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从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万姓”和“利一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列郡”代替“建国”的进步性。杜佑还辩证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而历史已经证明：“政在列国也”，“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以为强干弱枝之势”，“诚得其宜”。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杜佑反对“非今是古”的思想，在对待民族问题和人才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讲到“三代”的“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与“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杜佑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他从社会心理考察，认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但他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这不仅坚持了历史进化思想，也是对上述错误的社会心理和复古论调的有力批评。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主张通过“务勤其教”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这是强调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批评了非今是古的人才观。
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不赞成前人所谓“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的旧说，称颂子产“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甿”的政绩，认为把孔子批评“乱制”看作是他反对“法度”，本身不过是一种“臆说”。杜佑再次批评“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陈词滥调。而肯定“秦始皇荡平九国，宇内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的历史贡献。他的这种“观时之宜”、“便俗适时”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反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弊而思变”；“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这些都表明了杜佑历史进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实践要求，这跟《通典》的“将施有政”的主旨是相通的。
然而，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却同他的传统门阀观念发生了冲突，这使前者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通典》以100卷的篇幅记历代沿革礼和开元礼，又以7卷的篇幅记乐，礼、乐合起来超过全书半数。自两汉以下，历代都重礼，这在史书编著中均有所表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礼更成了区别士庶界限、维护这种新的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受到特别重视。所谓“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所谓礼可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礼还可“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等。礼，成了门阀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象征。《通典》以礼乐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种象征的集中表现。杜佑在论述到盛唐时期的《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这三部礼书时兴奋地写道：“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他表明：《通典》论礼，是为了“振端末，备顾问”。在《通典·礼典》的《礼序》中，杜佑在自注里列举自孔颖达以下至韦縚等60个唐代礼学家的姓名；《通典》的论议，大多集中在《礼典》的沿革礼部分。这都反映出杜佑对于礼的非同寻常的重视，反映出他对于门阀制度的热切留恋。
诚然，在门阀时代，礼对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杜佑所处的时代，门阀地主已经走下坡路了。因此，作为反映门阀地主之历史记录的姓氏之书日渐衰微，而作为反映门阀社会之现实秩序的礼书的价值也日渐缩小。贞元、元和年间，尽管还有人在编撰“新礼”，但实际上只是“具有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通典·礼典》似是为这个时代所奏出的一曲悠悠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