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伍德哈尔曾经是塔尔梅奇的邻居，他们一起长大，他对这位年轻军官的许多理想都表示赞同，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据大家说，伍德哈尔绝对不是一位热情、乐观、由快乐的年轻人转变而来的战士，他并没有迫切地想要投入到美国独立战争的行列里。他追求自由，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和在30岁之前就自称为老年人的人，他更推崇的是个人自主，以至于他逃避正式服兵役，因为那样的话，他就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亚伯拉罕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他是在一个名声显赫的家庭（其成员包括命运多舛的内森·伍德哈尔将军，他们是堂兄弟）的阴影下长大的，他既不是父母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也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在他的两个哥哥理查德五世和亚当受到精心培养、准备迈入美国绅士行列的时候，年轻的亚伯拉罕获得了户外活动的自由。这是一种他既不介意也不抱怨的放逐，因为他认为单调乏味的功课没有什么好玩的。当他的哥哥们为古典修辞学的文章烦恼不已时，亚伯拉罕获得了关于长岛地形地貌的亲身体验，他可以把每一块土地与其业主一一对应起来。
伍德哈尔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叫苏珊娜和玛丽，她们非常宠爱自己的这个小弟弟，亚伯拉罕同样也很喜欢她们。当玛丽与阿莫斯·昂德希尔结婚并随他一起搬到曼哈顿之后，亚伯拉罕养成了去看望他们的习惯。有时候，他会穿过长岛，然后跨过东河去曼哈顿，有时候则会搭乘码头工人的船只跨越长岛海峡到达康涅狄格，然后再向南前往那座城市。他很享受这种旅行，但他的家庭很快就遇到了困难。1768年，亚当在21岁的时候去世；6年之后，理查德五世在3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因此，亚伯拉罕在1774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伍德哈尔家族的财产继承人。
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他在此之前既然没有抱什么希望，此时得到也就没有感到特别高兴。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与其他那些名声显赫的地主是一路货色，并一直试图在自己与他们的种种行为之间划清界限。亚伯拉罕·伍德哈尔以自己成为了他的一脉相传的家族的不肖子孙而自豪，他并不愿意承担起家族责任的重托，这有点像旧世界的思维。如果他打算拒绝承认乔治国王仅仅因为他出生的家庭而获得的权力，为什么他不能同样拒绝自己的家庭仅仅因为他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子孙后代对他寄予的光宗耀祖的期望呢？
被占领的纽约
当战争在第二年爆发时，伍德哈尔通过南北两条路线前往曼哈顿的旅程都变得危险起来，尽管他一有时间仍然会去看望他的姐姐。1777年，纽约的爱国热情陷入了低谷。曼哈顿及其周围地区一直倾向于保皇派，但是，在战争刚开始的那几年，仍然有大量的人支持爱国者一方。当刚刚拟定的《独立宣言》在那一年的夏季之初公开发表之后，反响非常热烈。欢呼雀跃的爱国人士在自发的抗议活动中拆毁了英国国王乔治的一尊雕像，并将4000磅重的雕像用铅熔化之后做成了子弹。在对公众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表示赞赏的同时，乔治·华盛顿将军对他手下一些参与此事的军官进行了申斥，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庄重和不尊敬的行为。
英国人在1776年8月取得了布鲁克林战役的胜利，随后又在9月占领了曼哈顿，此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爱国人士离开这座城市去了更加情投意合的地方，保皇派则纷纷涌入，这里被看成了支持英国王室人士的安全港。在爱国者军队撤走之后，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仍不时地有枪声响起，这也对人口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止一位爱国人士的家园或商号毁于火灾之中。如果获胜的军队是一支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军队，留下来并重新建设或许是值得的，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住所、生计和政治权利的丧失一时难于承受。
战火和政治没有做到的事情，污秽做到了。尼古拉斯·克雷斯韦尔是一位来纽约访问的英国人，他记录下了冬季结束之后这座城市在1777年春天冰消雪融时的情景。他抱怨说，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到这座城市，“几乎就像木桶里的青鱼一样，其中大多数人身上非常肮脏，不少人患有某种疾病，如疥疮、瘟疫、发热或流感”。他进一步吐槽说：“如果有哪一位作者希望写一篇关于恶臭和不良气味的论文，他绝对不可能找到比纽约更多的素材。”
对于那些因为这座城市是他们的家而留下来、家境富裕的保皇派来说，普遍存在的脏乱无足轻重；这里仍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宴会和舞会，这也为有些人的不愿离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说到底，这里的生活是城市的生活，纽约的规模肯定足够庞大，它可以吸纳各种各样的成分。驻扎在这里的英国军官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只是偶尔会因为要率兵打仗而被打乱，毕竟他们领取的是这样一份薪水。等帐篷被拆除、加农炮的硝烟散去之后，他们又会恢复到逍遥快活的日子，在曼哈顿的舞厅、咖啡馆和酒吧里尽情地狂欢。
驻扎在那里的普通步兵则很难享受到与他们的上级军官同样的特权，但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包括稳定的收入和那一身制服自动赋予他们的权威。对于不那么富裕的平民百姓来说，生活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他们需要争夺的是供应军队之后剩余的那一部分资源。
对于那些在美国军队撤走之后选择留下来的爱国人士来说，生活变得有些像容易走错的迷宫一样；如果你小心翼翼，可能会成功地避免迷失，但稍有不慎就可能陷于孤立和孤独的境地，只要迈错一步就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军队之间真刀真枪的战斗已经停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已经填补了真空。
尽管存在着疾病、臭味、卖淫以及困扰这座城市的其他各种不良风气，纽约仍然是北美大陆最受欢迎的城市。作为英国人在东海岸的地缘核心，不论是从海军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仍然稳定地处于华盛顿将军的控制范围之外——但并没有超出亚伯拉罕·伍德哈尔的控制范围。他认为，无论他在曼哈顿和长岛之间来回贩运商品是否得到了英国人的正式许可，这都不是别人的生意，而是他自己的生意。说到底，一旦被抓获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了。
走私
伍德哈尔极其务实，他一向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而自豪。一个农民去追求奢侈消费有什么用呢？商人的赢利能力取决于如何准确判断和预测大众消费的社会潮流，与此不同的是，农民依靠自然科学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有交叉的，具有商业头脑的农民可以利用普通大众的消费口味和潮流来赚钱，他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换回奢侈品，然后再卖掉以取得高额的利润，同时保证自己不会沉迷于那些时髦的服饰。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务实的呢？
繁华热闹的纽约从世界各地进口各种异国情调的高端商品，这种贸易是纽约经济的主要基础。但是，它的街道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它的住宅和商号是紧紧挨在一起的，没有多少用于养花种草的空间，更不用说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了。但纽约的居民必须要吃饭。在这座城市的北部，哈德孙山谷里分布着一些农场，但这些地区主要掌握在爱国人士手里。英军士兵严密监视着进出曼哈顿的每一条道路，赶着装有肉食、谷物、奶酪和蔬菜的马车去城市里销售的农民可能会被征税，甚至可能会被没收一部分产品。然而，即使考虑到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遭受的一些损失，这仍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
长岛的农民和渔民想出了很多种逃避征税的方法。有些人搭乘布鲁克林与曼哈顿之间的轮渡，把携带的成捆的食品伪装成有关当局不太感兴趣的普通食品；其他人则找到了自己的运输方式。一两个人可以通过松德海峡（Sound），向西进入以爱国人士为主的康涅狄格，然后步行或者搭乘运载能力很强的捕鲸船向南进入曼哈顿。在迅速而方便地以较高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希望吃到新鲜、健康商品的城市居民之后，他们再装上满满一船在长岛不容易见到、他们在这里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的茶叶、香料、外国葡萄酒和小饰品。其中有些资本家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他们家庭的需要），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把这些商品卖给长岛那些与外界隔绝但又渴望奢侈品的居民，伍德哈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案例。有人需要奢侈商品，伍德哈尔愿意为他们提供——其目的是为了赚钱。
但是，这也是一门有风险的生意。松德海峡有强大的英国海军负责巡逻，虽然对待走私他们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时也会抓捕几个违规者做做样子。被抓获的人可能会受到各种处罚，包括严厉警告、巨额罚金和监禁。未被抓获的人则可以期待着生活得更舒适一些。
当伍德哈尔再一次开始自己的定期旅行、从位于锡托基特的家里前往他姐姐玛丽和她的丈夫阿莫斯·昂德希尔位于曼哈顿的公寓看望他们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风险较低的布鲁克林轮渡这条线路。这种家庭关系为他提供了温热可口的饭菜和夜间的住宿之便，可能还为他的走私商品提供了固定的客户（否则他只能在一起乘船的乘客之间，然后再在邻居之间进行销售）；最为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貌似可信的定期前往这座城市的理由。纽约并没有处于戒严状态，普通居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旅行自由，但管理肯定是更加严格，对于可能掩护走私甚至间谍活动的可疑行为，占领军随时保持着警惕。就前者来说，伍德哈尔肯定是心中有愧，他基本上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后者。
伍德哈尔在自己的政治信仰问题上非常谨慎，他知道那些直言不讳的反对者的家庭遭遇了些什么。即使对于自己所继承下来的家族责任很不满意，他仍然感受到了照顾日益年迈的父母和姐姐苏珊娜的义务所带来的压力。他很快控制住了试图在他的头脑中或他的心里扎根的爱国义务的任何滋生蔓延。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人去参军，即使他的性格非常适合服役。毕竟，他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去世了。
是的，他的岗位就在锡托基特，即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忍受因为英军密切监控所有的贸易和商业而带来的不便。
岛上的生活
在纽约人面临着并不确定的未来的同时，他们生活在松德海峡对岸的朋友和亲属却发现，自己的生活甚至受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对于曼哈顿居民来说，急剧增加的人口、犯罪和资源需求也许并不陌生，但对长岛居民来说则不然，与战争爆发之前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18世纪后半期，长岛仍然以农田和林地为主，除了用于种植和放牧的几块经过开垦的土地以外，教堂前面的村镇绿地往往是四周唯一一块方圆数英亩的开阔地。甚至海岸线上都密密麻麻栽满了树。再加上这里的地形本来就崎岖不平，这意味着这里的海上景色与沼泽入口大为不同，因为后者没有更多的森林，或者通常位于小型的山地农场的山脚下。来自这些小村镇的新鲜蔬菜、水果、肉类、奶酪、牛奶和蛋类都可以在城市里卖到较高的价钱，尽管这种交易受到了英国人的严格管理。
各种为占领军所获得的农产品，农民被认为是得到了公平的补偿，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本地居民收到的往往不是现金，而是后来被证明一文不值的期票；有时候，蛮不讲理的英军士兵会直接闯到某个农户的牲畜棚或果园里，或者拿走某个酒馆老板的麦芽酒。甚至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们随意地践踏土地所有权。为了得到木材，英国人拆掉了农民的围栏和牲口棚，农民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进行维修和更换，而且听任牲口脱逃而去，任凭耕种用具经受风吹雨淋，这威胁到了农场未来的生存能力。如果土地所有人对英国人的种种不当行为提出异议，他会被告知可以向有关官员提起申诉。纪律措施和赔偿从来都是没有保障的——结果根据裁决官员的道德品质而有所不同。
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整个英军占领区，关于个别士兵和成群结伙的驻防军人侵扰当地女性的报道早在1776年夏天就不时出现。许多案件都是以毫不经意的态度进行处理的，将之简单归结为是战争带来的附带损失。罗顿勋爵是驻扎在斯塔顿岛的一名骑兵军官，他在1776年8月5日给他的好朋友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写了一封相当傲慢无理的信，后者是亨廷顿家族的第十代伯爵，已经返回了英国。罗顿在信中说：
这座岛上的漂亮女孩们陷入了美妙的劫难之中，因为我们的士兵在这里吃到的新鲜肉类已经让他们变得像色情狂一样放荡不羁。一个女孩子在迈入灌木丛中去采摘一朵玫瑰花的时候不可能不冒着随时会遭到强暴的风险，而且她们还不太习惯于这种精力旺盛的活动方式，以至于并没有表现出适当的顺从，她们也不太习惯于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最具娱乐性的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
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专门用来满足占领军性欲冲动的新兴行业。正如伍德哈尔的姐姐玛丽所发现的那样，在曼哈顿经营一家声誉不错的公寓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人们对于房间的需求不再仅仅是一张床、一个洗脸盆和一顿热乎乎的饭菜。但是，在更加偏僻的斯塔顿岛和长岛，花钱寻找快乐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因此，女性们发现她们很担心自己的安全，甚至中上层家庭也经常需要打开他们的房门供士兵住宿。由于许多男性离开家乡在外作战，或者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为了照看住满了携带枪支的陌生男性而留守在家里的妻子和女儿们发现，她们自己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即使大多数军官顾及英国绅士的名声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但在每一个驻有英军士兵的村镇上空，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与挥之不去的恐惧和不信任感萦绕。
从每天在街头遇到的男性和女性的眼睛里，伍德哈尔已经看到了人们对于这一场时间并不算长的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和厌倦。岛上的许多居民仍在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几乎很少发表言论，但也有些人似乎在用眼神相互交流着：
“我们不是像忠诚的臣民一样欢迎过英国国王的军队吗？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回报吗？”
“为了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们就必须一无所有吗？”
“他们袭扰我们的农场和我们的女儿，我们还不得不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
“我用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金钱和自己的忠诚效忠于乔治国王，但是，上帝啊！我不能效忠于他的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住进我的家里！”
一次面谈
塔尔梅奇与伍德哈尔究竟是怎样再次取得联系，并制订了第一阶段的行动计划，没有人能搞得非常清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塔尔梅奇是在康涅狄格截住他的这位老邻居和家族朋友的，因为进入被英军占领的纽约市或长岛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1778年8月，康涅狄格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这为他们两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见面地点。
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不管是在当地的某个酒吧里，还是在某位精心挑选的久经考验的政府官员的家里，塔尔梅奇向伍德哈尔转告了华盛顿交给他的任务。他需要建立一个间谍网络，把从曼哈顿搜集到的情报直接送到与康涅狄格交界的边境上，也许出于更加安全的原因，或者越过松德海峡送到长岛，然后再转送到康涅狄格的乡村地区——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开可能会拦截情报的英方检查人员。塔尔梅奇可以在那里接收和分析各种敏感的情报，然后再把它们送到华盛顿当时所在的营地，那里距离纽约市通常有几天的行程。
“你是说我已经得到了相机行事的许可——聘用我需要的人员并按照我认为必要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吗？”伍德哈尔冷冷地问道。
“当然，”塔尔梅奇向他保证道，“换句话说，华盛顿将军想让了解那块土地、那片水域和那里的人的人——也就是一位当地人——去完成这项工作。”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和我的工作透露给我不认识和信任的任何人。”
“任何内容都会被严格保密，”塔尔梅奇承诺说，“只有华盛顿将军和我本人需要知道你参与其中。”伍德哈尔看上去有些紧张不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塔尔梅奇认为没必要提及斯科特准将。斯科特准将是大陆军的情报主管，塔尔梅奇很少与他见面，他希望尽可能地设法绕开斯科特。
伍德哈尔小心翼翼地把话题转移到了他心中的问题上。“但你为什么会在那么多长岛人中选择我？如果我拒绝了你的安排，你准备怎么办？”
塔尔梅奇的眼睛直视着伍德哈尔。“你有一个很合适的身份，因为你有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农场和一份不错的收入。现在，我知道你的姐姐苏珊娜仍然住在家里，但你没有妻子和孩子在家里等着你，他们的幸福安康可能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勇气。你了解那里的农村，那是最为适合打探哪条道路好走这种小道消息的地方。我已经离开家乡好多年了，但你一直留在那里，你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各种社交关系。我知道，由于英国人的入驻，形势变得困难起来，我不会妒忌你看到英军抢劫和烧毁你深爱的地方时不得不产生的忍耐。你知道（上帝保佑！）撤退的路线。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知道，不论你现在在公开场合装出一副什么样的面孔，你一直坚信，为了人的尊严，这场战争必须打赢。如果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就必须占领纽约。”
在伍德哈尔开口之前，出现了一阵沉默。“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你想让我招募的那些人会怎么想？你凭什么认为可以依靠他们去完成任务？当身着红制服的英军士兵第一次走到身边的时候，谁能保持镇定自若而不是惊慌失措呢？”
“我假定你只会招募你认为性格坚韧、勇气可嘉、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人。”
“于是我必须请求我最要好的朋友拿他们的财富和性命赌上一把吗？”
“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并已经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考虑在内了。”塔尔梅奇向前探了探身子，“亚伯拉罕，我们已经相识多年。我们的家庭也已经相交很久。如果你相信……”——他停顿了一下，又斟酌了一下自己的用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几个人在为了一项如此神圣的事业而完成如此重要的使命时是可以信任的，那么我也相信。我充分相信你，相信你会很好地担负你的职责，相信你和你的助手也都能担此重任。”
“你答应我将不会有来自查尔斯顿，或波士顿，或天晓得的哪个地方的任何一位花花公子式的官员闯到我那一亩三分地里，并试图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对吗？”伍德哈尔追问道。
塔尔梅奇扬了扬眉毛，“首先挑起这场战争的不正好是这种事情吗？”
新的身份
几天之后，8月25日下午，塔尔梅奇少校在位于纽约白原市的军营里见到了华盛顿总司令。他们两人此次见面的目的是让塔尔梅奇汇报在康涅狄格会晤的情况，并缓解华盛顿在某些问题上的担心——伍德哈尔是否可以信任？他是否具备很高的评判他人性格的水平，从而招募到忠诚可靠的部下？他的首要目标是爱国还是营利？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拟定假名。对于塔尔梅奇和伍德哈尔来说，使用他们的真名实姓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在任何形式的通信中。就塔尔梅奇来说，如果英国人了解到他现在正在从事着间谍工作，那么任何一封被拦截下来的信件都会让他成为价值更高的目标。就伍德哈尔来说，他周旋在敌人之间，身份暴露就意味着他马上会遭到逮捕，并可能随后就被送上绞刑架。
华盛顿将军和塔尔梅奇少校探讨了起名字的最好方法——它既要足够特殊，以便预定的收信人可以明确而迅速地识别出来；但又不能过于特别，以免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是一个假名；同时也不能过于常见，以免某位恰巧同名的无辜者被敌人抓捕。因此，塔尔梅奇的假名是“约翰·博尔顿”，这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名字，它的姓是殖民地中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伍德哈尔的假名稍微有些创造性。将查尔斯·斯科特（Charles Scott）的缩写前后颠倒一下，即代表了大陆军的间谍头子，塔尔梅奇给他选择了“塞缪尔”作为名字，可能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弟弟塞缪尔·塔尔梅奇，他曾经在长岛为爱国者做过一些信使工作。他的姓氏前面已经说过，是由“库尔佩珀”一词演化而来的，这是弗吉尼亚一个县的名字，该县东部与华盛顿儿时的家乡斯塔福县接壤，而且华盛顿早期曾在那里从事过测量员的工作。于是，“塞缪尔·库尔珀”（Sameul Culper）诞生了。
假名已经起好。传递的线路已经确定。关于华盛顿所需要的情报类别的具体细节也已经明确。间谍网络开始运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作为齿轮上的前两个轮齿，塔尔梅奇和伍德哈尔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启动将逐步把英国军队赶出纽约的车轮。他们将不会消失在新的身份之中，也不会彻底告别原来的生活。相反，他们的间谍名字将成为他们迈入双重生活的通行证——塔尔梅奇成了一名掌握着高度机密的情报官员，他在康涅狄格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并在那里接收最新的情报；伍德哈尔则成为了一个在寻找战胜群狼方法的同时必须隐藏在狼穴里而不被发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