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有一个命名非常贴切的办公区：地球村，有一道由绿树和灌木组成的高高的围墙环绕在MindTree公司的周围。在这道绿色围墙的外面，街道上到处都是沿街叫卖的商贩和机动三轮车，透露出又脏又乱的城市生活所蕴含的勃勃生机。在围墙的里面，高档写字楼从精心维护的花园里拔地而起，在棕榈树、玻璃幕墙和冷灰色的石头中间，展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MindTree公司是班加罗尔众多非常成功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萨布罗托·巴格奇是该公司的共同创建者之一，他经常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旅游鞋和开领短袖衫出现在公司里。巴格奇的外表很像是一位硅谷的大亨，讲话的口气很像是一位管理大师。不论交往的对象是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还是来自印度最贫困地区的软件工程师，甚至是不擅交际的哈佛教授，他同样显得游刃有余。
巴格奇的开放体现在公司园区的无障碍规划上，它以鼓励员工交往为宗旨。所有员工总是聚在楼顶一边吃着免费的自助午餐，一边欣赏着这座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景色。在班加罗尔，规模较小的刚刚创业的公司通常分布在较为古老的地区，也许是在一栋较为陈旧的建筑的狭小房间里，而且周围的环境十分拥挤。在这些不太正规的办公室里，通常会凌乱地摆放着几台计算机，有时角落里还会放有供夜间加班的员工使用的床垫。但是，不论它们的办公环境有多么大的差异，刚刚创业的小公司和老牌的信息技术企业同样具有惊人的活力，同样致力于将它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印度的公路设施很差，电力供应也明显不足，从而给大型生产企业的生存造成了困难，这也是印度从一个农业大国直接走向一个信息技术大国的原因。在印度，任何人在开办大型工厂和雇用非技术工人时必须与非常强势的工会打交道。信息技术企业则很少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会很少，思想在洲际之间的流动是不需要公路的，每一个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能买得起一台备用的发电机。
印度的农村地区目前仍存在大量饥饿人口，但软件企业家与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以及带有种姓色彩的婆罗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卢班·普坎是班加罗尔的互联网企业家之一，他的经历可以说明班加罗尔是如何培养和扶持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的。他是在距离班加罗尔很远的位于印度东部的古瓦哈蒂长大的，后来考入了卡纳塔克地区工程学院。2001年，他成为了雅虎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第15位雇员，他在公司里负责研究竞争对手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在雅虎公司，他遇到了一位商业伙伴；雅虎公司的股票期权则为他提供了成为一名企业家所需要的资金。
2005年，他创办了www.bixee.com（意思是听起来像大海一样）。这是一个印度的工作岗位搜索引擎，它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网站，如monster.com。普坎和他的合作伙伴以很低的成本开发出了自己的软件，然后出售给MIH控股公司，收获颇丰（按照班加罗尔的标准）。一家知名的中介机构称，2010年，Bixee每天的有效访问量高达10万次。在MIH公司，普坎负责创建ibibo.com，最初这是一家社交和视频共享网站，普通人可以在这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宝莱坞的电影制片人也可以在这里播放他们的电影。后来，他离开了MIH公司，准备开发新的社会媒体软件。
19世纪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芝加哥等城市是牛肉和粮食跨洲流动的集散地。今天，班加罗尔成为了创意的集散地，成为了城市的教育中心。私营企业在这里培养了数以千计像普坎一样的印度青年。新技术的发展为雅虎公司的硅谷总部与班加罗尔分公司之间的联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便利的国际联络并未遍及印度各地。全球化让一些地方变得比其他地方更加重要和成功，比如说班加罗尔。如果普坎仍然生活在古瓦哈蒂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位软件企业家。
知识输入的门户：雅典
早在卢班·普坎开始在班加罗尔为雅虎公司工作之前2,500多年，城市就已经成了为文化交流的门户。珠江沿岸的港口、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以及古代帝国的其他中转港口，都为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提供了会面和交流思想的便利。文明的激情碰撞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的，知识通过城市从东方传播到了西方，也从西方传播到了东方。班加罗尔只不过是最新发生那种古老碰撞的一个地方。
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刚刚成为世界的知识中心。最为著名的希腊思想家都居住在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犹太人聚居区的边缘，他们在那里学习了近东的古代文明。米利都是一个位于土耳其西部的经营羊毛制品的港口，同时也是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和欧洲城市规划之父希波达摩斯的诞生地，后者的网络状规划为后来的罗马人和无数城市提供了一个模板。
雅典是依靠葡萄酒、橄榄油、香料和纸草的贸易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通过率领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场战争给米利都等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富庶而热情的纽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吸引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欧洲的作家和画家一样，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也吸引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小亚细亚的各行各业的人才。希波达摩斯从米利都来到这里，规划了雅典的港口。其他人也来到这里，对富庶的雅典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些第一代的雅典学者后来影响了他们的朋友和学生，如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开创了自己的门派，并培养出了柏拉图，柏拉图又培养出了亚里士多德。
地中海沿岸的艺术家和学者纷纷聚集到这座城市里，这里为他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接近性和自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不仅诞生了西方哲学，还诞生了戏剧和历史。有些随机性事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的效应因为城市的互动而成倍地放大，雅典因此变得繁荣起来。一位智者遇到另一位智者，他们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他们的思想给其他人带来了启发，于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突然发生了。雅典获得成功的最终原因也许显得有些神秘，但过程是十分清楚的。思想在居住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里的人们当中交流，这种交流有时会产生人类创造力的奇迹。
在古代的城市枢纽，如亚历山大、罗马和米兰，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在波斯和印度北部建立的希腊化国家的一些城市，希腊人的知识得以保存和发展了近1,000年的时间。西欧的罗马式城市——伦敦、马赛、特里尔、塔拉戈纳——都是那个给曾经的荒蛮之地带来文明的时代的奇迹。通过给大城市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清洁的饮用水，罗马式的设计让城市有了可能。
不过，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远远超过了大英帝国或迄今为止的美利坚合众国，但它的确衰落了，并最终败给了外来的入侵者。公元5世纪，征服了罗马帝国的鞑靼军阀似乎仍有可能会把罗马的城市地区完整地保存下来。许多的征服者，比如说阿提拉，已经看到了米兰等城市所具备的优势。但是，尽管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力量足以战胜罗马帝国，但他们都不足以维持和保护罗马帝国的公路和基础设施。一旦没有了运行良好的运输网络提供粮食和水，城市就变成了死亡之都。
一派萧条的农村代替了罗马帝国的城市，后者曾经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化和技术。随着城市的消亡，知识本身也陷入了落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注重技能，农村的武士和农民更加注重强壮的身体，而非训练有素的头脑。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欧洲处于全世界的技术前沿，是中国和印度等先进国家的有力竞争者。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公元8世纪，欧洲之王查理曼大帝与哈龙·阿尔—拉希德建立了联系，后者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查理曼大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阀，而他的阿拉伯同行是一种先进文明的优秀代表。在亚洲的重要都市里，城市的接近性正在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取得进步，而农村化的欧洲则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1,000年以前，欧洲只有4座居住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其中一个还是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君士坦丁堡。另外3座城市——塞维利亚、帕勒莫和科尔多瓦——都属于伊斯兰世界。随着穆斯林从波斯到葡萄牙的军事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可以远距离地交换货物和交流思想，同时还出现了在势力强大的酋长和哈里发保护之下的城市。在他们的庇护下，1,2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不仅出现在意大利，而且还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城市里。在这些地方，希腊、印度，甚至还有中国的知识被传播给伊斯兰学者。最后，这些地方也将他们的知识传播给西方。
巴格达的智慧之家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公元20世纪的纽约，通过在非常自由的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和合作，独立的思想家都实现了创新。但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是通过王室的命令来实现文化交流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把他们的首都建在巴格达，南距古巴比伦大约50英里，他们希望利用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奇迹来装点这座崭新的城市。他们把各行各业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好像这些学者是珍贵的珠宝一样，并最终把他们集中在了智慧之家——一个研究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引进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学者们在那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和《旧约》（Old Testament），以及印度的数学全书《西德罕塔》（Sindhind）。通过对《西德罕塔》的研究，穆罕默德·阿尔—花剌子密在公元9世纪初期建立了实际上由他命名的代数。阿尔—花剌子密还将印度的数字引进了阿拉伯世界。哲学家雅各布·阿尔—金迪撰写了第一批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之一，并实现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神学的兼容。巴格达的医学知识来自波斯人，造纸技术则是由中国的战俘带到巴格达的。在一共60年的黄金时期里，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巴格达成为了中东也许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在中世纪，东方文化是通过欧洲的城市传入西方的。作为在意大利具有重要地位的东部港口，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思想和香料的门户。在西班牙人于1085年重新夺回托莱多之后，基督教的学者可以进入那里的图书馆，他们把馆藏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3年之后，十字军占领了安条克，从而使得欧洲的翻译人员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医学和科学文献。西班牙的伊斯兰城市是西欧最大的城市地区，古代的文献在那里被重新发现、翻译和传播到基督教的世界。这些文献进入了帕多瓦和巴黎的新大学，并在希腊和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欧洲团体，如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纳[1]。
欧洲逐渐变得安全和繁荣，它的城市也重新发展了起来。随着黑暗时期的逐渐过去和欧洲的重新城市化，它的创新速度有所加快。在修道院里，本笃会的修道士重新发现了掌握知识的好处。他们学习经典著作，并进行了农业创新，如水车。商人们集中参加各种展销会，从而发挥了城市的某些优势，不需要固定的和容易损坏的基础设施。最后，在武装起来的手工艺人或雇佣军的保护下，出现了像布鲁日和佛罗伦萨一样的大城市，它们成为了技术和商业的中心。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西方的崛起——军事力量和技术在持续的战争中得以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曝光，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之后获得了对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联合巩固——但是，意大利、英国和低地国家不断发展的商业城市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商人管理的城市的发展远远快于由亲王和君主领导的城市。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成为创新的天堂，成为引进东方文化的全球贸易网络的节点。商业城市建立了关于私有财产和商业往来的法律规则——今天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的行动。始于低地国家的贸易和羊毛加工城市的大动乱在荷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商业城市和贸易公司在许多次军事胜利——从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到555年之后的普拉西战争——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它们确立了西方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霸权。
在源于中国发明的研发方面，西方人后来超越了亚洲人，如印刷术和火药。到了18世纪，西方的技术和思想逐渐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文化逐渐开始传播到东方，城市再一次成了传播知识的节点。
长崎的学习
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军队可能已经证明了它在技术方面相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优势，但日本仍然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欧洲控制的国家。当美国军舰在1853年耀武扬威地来到日本之后，日本同意开放对外贸易，但仍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定的自主权。在此后的40年里，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西方的行为方式，并成为了世界舞台上一个非常可怕的强国。在1894——1910年间，日本像一个欧洲殖民大国一样战胜了中国，它还击败了俄国、征服了朝鲜。到了20世纪中期，日本开始造出与美国一样，有时甚至优于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日本人是怎样如此迅速地赶上西方国家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一个城市：长崎。日本和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543年的长崎，当时葡萄牙人的船舶就是在长崎附近登陆的。在接下来的300年里，长崎成了日本引进所有西方技术的门户。日本实行的是将外国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排外政策，这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方便。1590年，信奉耶稣的葡萄牙人在长崎创办了东亚第一家金属制版的印刷厂。46年之后，这些耶稣教的信徒因为干预政治和宗教皈依问题而被赶出了日本。取而代之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者绝不会通过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从事这种勾当。
但是，荷兰人很快给东道主带来了超出商业范畴的东西。西药在17世纪40年代进入了日本，当时的高级官员，甚至将军本人都曾请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看过病。不久，日本学生开始在长崎接受培训和考核，从而将欧洲的医学技术引进了日本。在19世纪初期，一位日本医生进行了全球第一例全身麻醉状态下的外科手术。这是一次全乳切除术，它遵循了欧洲的手术程序，但这位医生在进行麻醉时结合使用了东方的草药。通过东西方知识的融合，日本人在医药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欧洲人用了40年的时间才迎头赶上。
除了西药之外，荷兰人还通过长崎给日本带来了望远镜、空气泵、地球仪、幻灯，甚至还有机械的玩具娃娃。1720年，一位非常好奇的幕府开始允许西方的图书在日本出版，他对西方的兴趣还导致“江户（即现在的东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荷兰问题的中心”。当美国军舰于1853年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赶上他们的新对手，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许多接受过荷兰人培训的工程技术人员。1855年，荷兰人向日本出售了他们的第一艘轮船，这艘轮船停靠在新的长崎海军培训中心。当日本人开始积极地模仿欧洲的军事技术的时候，长崎仍然是各种知识和商品进入日本的门户。这些军事和技术知识使得日本在100年的时间内征服了亚洲大部分国家，并重挫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
班加罗尔是怎样成为一座新兴城市的？
从古代的雅典到公元8世纪的巴格达，再到长崎，城市一直是在各种文明之间传播知识的最为有效的场合。这绝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随着所传递信息的增多，其中夹杂的错误东西也会增多。城市的接近性则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因为它减少了传播的复杂性可能带来的危害。简单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并不难，但讲明白天体物理学或其背后的经济学理论则要难得多。
跨文化的传播总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东西往往会“丢失在翻译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大陆的新思想可能与我们现有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学习来取得知识方面的巨大飞跃。我们可能很清楚自己所处社会的各种思想的背景，但当遇到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思想时，我们经常会感到茫然。就像一个人要翻译《西德罕塔》，却不了解它背后的欧几里得数学一样。
对于减少传播复杂性的危害来说，城市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工具。长时间地面对面可以让听者确信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无意之中冒犯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很容易的，但一个善意的微笑就可以化解本来可能会爆发的冲突。专门开展国际交流的城市，比如说长崎、巴格达或班加罗尔，培养出了擅长引进各种信息的传播专家。对于想要了解东道国的科学、艺术和商业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城市是十分方便的场合，反之亦然。
班加罗尔等城市的成功并非仅仅局限于国际智力合作上。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它依靠大量的潜在雇员来吸引雇主，同时依靠大量的潜在雇主来吸引雇员。因此，企业往往会到班加罗尔来招聘工程师，工程师也往往会到班加罗尔来应聘企业。城市的规模为员工的跳槽提供了方便。在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业里，雇员往往是通过跳槽取得成功的。年轻人在更换了新的老板或掌握了新的技术之后，往往会取得更好的业绩和收入。大量本地雇主也为任何个人的创业失败提供了绝对的保险：在班加罗尔，永远会有另一家软件公司。此外，企业精英的高度集中鼓励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在硅谷附近工作的风险资本家。
就某一个城市而言，推动集中化的力量是十分清楚的，但任何一个城市要成为信息交流中心的理由并不明显。在印度所有的城市中，为什么班加罗尔获得了今天的地位？班加罗尔的确有着相对适宜的气候——比孟买干燥，且远不像德里那么闷热。但是，班加罗尔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它的技术，而非地理位置。首先，工程技术人才吸引了像Infosys这样的公司；然后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聪明的企业和聪明的雇员纷纷集中到班加罗尔，他们是相互吸引的。
就受益于班加罗尔这座城市的接近性而言，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过Infosys公司的三位亿万富翁。Infosys公司成立于1981年，并在1983年迁到了班加罗尔。截至2008年夏天，该公司的雇员接近10万人，市值超过300亿美元。今天，Infosys公司成了世界扁平化的一种现象，它的业务涉及软件、金融服务和咨询。实际上，Infosys公司正在全球各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售智力——不论这种智力来自于人力还是机器。它非常重视雇员的技能，每年有数千人在其位于迈索尔的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在Infosys公司的求职者中，只有不足2%的人有机会进入这一培训中心学习，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所常春藤名校。
纳拉亚纳·穆尔蒂是Infosys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获得了迈索尔大学和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但是，穆尔蒂最有价值的技能也许是20世纪70年代从帕特尼电脑公司那里获得的。帕特尼电脑公司是一家桥梁性质的公司，它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一座早期桥梁，它的印度创始人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他们发现了印度软件业面临的机遇，并在普内成立了一个后台办公室。穆尔蒂曾经与Infosys公司的另外六位创始人一起在那里工作过，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印度人才与美国市场之间建立联系。
1981年，他们离开了帕特尼电脑公司，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向外国客户销售软件的公司。穆尔蒂向他的妻子借了250美元来应付开支。1982年，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第一家美国客户——一家软件公司。为了向一家德国的火花塞生产厂提供软件，他们于1983年迁到了班加罗尔。那家工厂建成于1954年，它希望与Infosys公司的距离更近一些，以方便两家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Infosys公司也受到了班加罗尔的吸引，因为附近有几所一流的工程院校。
在过去的25年中，Infosys公司陆续在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欧洲设立了代表处，但它的总部仍然设在班加罗尔。从Infosys公司的崛起过程可以看出，距离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它又很容易被看作是“接近性仍然非常重要”的证据。通过将大量人才集中在一起，班加罗尔为外国企业家与印度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方便，不论这些外国企业家是来自圣路易斯还是上海。班加罗尔也许比印度的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幸运，但这只是因为它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遇。班加罗尔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这得益于它的领导人——即迈索尔邦的王公及其部长——在多年以前作出的决定。迈索尔邦具有接受新技术的悠久传统。在18世纪时，它的苏丹就曾经依靠进口火炮的帮助战胜过英国人，而且火炮是由引进的海员操作的。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迈索尔邦在各个土邦中便因能力出众而闻名。但是，它最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是MV爵士[2]，他在20世纪初曾担任迈索尔邦的首席部长。
MV爵士的出生地距离班加罗尔大约35英里，他是在读中学时来到这座城市的。在成为一名成功的土木工程师之后，他又回到班加罗尔，并在1908年担任了迈索尔邦的首席部长。在极其富裕也极其开明的王公的支持下，MV爵士推行了一项全面现代化的计划，包括修建大坝、水电站、钢铁厂，以及最为重要的学校。MV爵士的格言是：要么实现工业化，要么等待灭亡。但他更为注重高效地建设各个项目所不可或缺的教育，而非只顾推动大型的建设项目。他推动建成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他高度重视的教育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在美国和欧洲，工业化对于教育的促进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雇主和雇员来说，大部分工厂的吸引力同样在于它们向非熟练工人而不是熟练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但是，对于MV爵士来说，工业化意味着要培训出像他本人一样能够从西方引进技术的工程师。他创办了迈索尔大学和班加罗尔工程学院，后者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学校首先培养出了一批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工程师。
在20世纪中期，迈索尔邦全面实现了工业化。重视商业的政府将印度斯坦宇航有限公司、印度斯坦机床公司、巴拉特重型电气公司和印度电话工业公司引进到了班加罗尔。它还吸引了德国火花塞生产厂，后者后来又吸引来了Infosys公司。早期的这些公司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是因为班加罗尔的未来要依靠重工业（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它们培养出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从1976年开始，为了吸引国际化的信息技术公司，通过一项宏伟的改善公路、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划，班加罗尔还为信息技术取得支配地位铺平（有时是实实在在地铺设）了道路。
教育与城市的成功
决定哪一个城市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资本，而非物理的基础设施。在美国，通常以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来判定当地的技能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就个体而言，这一标准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以本科学历作为衡量技能水平的标准，本应属于全球技能水平最高之列的比尔·盖茨将被划入技能水平较低的人群。然而，尽管它存有缺陷，但的确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更好地解释近年来城市的繁荣发展。拥有学士学位的成人人口所占比例每提高10%，某地区1980——2000年间的收入增长速度就相应地提高6%。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所占比例每提高10%，城市的人均产值就相应地提高22%。
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人们纷纷涌向技能水平更高的地区。1970年的教育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哪些较为古老和寒冷的城市成功地实现了复兴。在1970——2000年间，拥有本科学历的成人人口所占比例超过10%的县，人口增长了72%；而拥有本科学历的成人人口所占比例不足5%的县，人口只增长了37%。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的时代，收入与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上学读书的时间每增加1年，他的收入通常会增加8%左右。全国总人口平均上学读书的时间每增加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30%以上。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巨大影响，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即人们在与其他熟练工人一起工作时会变得效率更高。当一个国家的总体教育水平提高之后，个人既可以受益于自身加强学习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也可以享受到周围的人提高技能所带来的好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中，城市技能水平与城市生产力水平之间的联系在逐步增强。当年，那些拥有大量工资水平较高、工会化程度较高、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的地区，其收入往往要高于那些工人技能水平较高的地区。在1970年，工业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如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如波士顿和明尼阿波利斯。不过，在过去的30年中，技能水平较低的制造业城市发展缓慢，而技能水平较高的创意城市却一派繁荣。1980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生高出33%；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收入差距扩大并接近70%。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部分原因在于市场为技能水平更高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收入。
尽管没有人对技能的价值大幅上升提出异议，但是，关于它们上升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理论。一派强调技术的进步。有些新技术，如计算机，提高了受教育较多的人的收入。另外一些新技术，如汽车生产厂里的机器人，降低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对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有利的不仅是技术本身，还有技术进步的速度。许多研究表明，技能水平较高的人可以更好地适合新的情况，如杂交玉米和计算机的引进。与技能水平较高的人一样，技能水平较高的城市似乎也可以在变革时期更好地实现复兴。
另一派则强调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按照这一理论，不断下降的运输成本为使用技能水平较低的境外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商曾经几乎垄断了美国的汽车销售。但是，今天这些公司却面临着来自日本、欧洲以及韩国的激烈竞争，这使得它们很难继续向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支付很高的工资。
当然，技能水平较高的工作岗位正在被外包出去。这也是班加罗尔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技能水平较高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从他们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中得到的东西似乎要多于他们在外来竞争中失去的东西。通过在全球市场上销售他们的创意，以及通过使用全球各地的劳动力来更加低成本地生产他们的发明，富裕国家技能水平最高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并未挤垮硅谷，它们反而使得硅谷的企业能够更加便宜，从而更加容易地开发出各种软件。
硅谷的崛起
美国最重要的信息技术中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克莱拉县，大多数人更习惯于称其为硅谷。与班加罗尔非常相似的是，硅谷也是通过对教育的重视而取得这一地位的。在一个世纪前，当纽约和长崎已经有了很久历史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计算机，圣塔克莱拉县到处都是果园和农场。作为铁路巨头之一的利兰·斯坦福参议员决定在他的面积广达8,000英亩的马场上创办一所大学，这一农业地区由此变成了高新技术的世界之都。
与养马一样，创办大学也是镀金时代的百万富翁们花掉他们多余金钱的一种方式。在我的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证书上，就印有该校镀金时代的创办人约翰·洛克菲勒的名字，而且字体是镀金的。但是，洛克菲勒将芝加哥大学指定为一所浸会大学，并聘请了一位古典派学者担任校长。而利兰·斯坦福却实行开放办学的方针，他宣布：“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来到这里应该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份有用的职业。”他要培养的是献身于现实世界、献身于开发美国西部、献身于传播有用知识的领军人物。
斯坦福大学第一家重要的高科技企业起源于辍学的天才弗朗西丝·麦卡蒂，他的父亲是参议员斯坦福的马车夫。麦卡蒂在12岁时辍学，成了一名电工学徒。1904年，16岁的麦卡蒂制作了一部能够通过水将声音传到7英里之外的“火花式电话机”。麦卡蒂并不是第一个通过无线电来传送声音的人，但他与第一个人是很接近的，他的才华得到了资金的支持。不幸的是，麦卡蒂于1906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他的脑袋撞到了一根电话杆上。他去世时尚不满18岁。
但是，他的支持者并未放弃对无线电的兴趣，他们请求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工程学教授推荐合适的人选来接替麦卡蒂。这位教授向他们推荐了西里尔·埃尔韦尔，他是斯坦福大学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曾经撰写过关于电冶炼的论文。埃尔韦尔用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灵感的选择。他对麦卡蒂的设计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最终认定它无法提供可靠的无线电服务。但是，埃尔韦尔并未就此放弃，他另辟蹊径，选择了一项更新的技术——丹麦人波尔森[3]的电弧发射机。埃尔韦尔远涉重洋，前往哥本哈根，并将一台波尔森的发射机带回了帕罗阿尔托。凭借着斯坦福大学校长本人提供的资金支持，埃尔韦尔后来成立了波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很快又更名为联邦电报公司。
联邦电报公司是硅谷无线电行业的领军企业，吸引了大量人才，也产生了很多相关的企业。李·德福雷斯特是音频发射机的发明人，在他自己的公司破产之后，他于1910年来到了联邦电报公司。他在联邦电报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只电子管，这是1947年之前无线电技术的关键部件，直到后来帕罗阿尔托的另一项成果诞生，即威廉·肖克利领导一个小组发明了它的替代品——晶体管。甚至在德福雷斯特离开之后，依靠海军的合同和斯坦福大学高才生的加盟，联邦电报公司仍然十分兴盛。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是根据其在联邦电报公司从事的研究工作颁发的。
与后来的硅谷企业一样，联邦电报公司孕育出了声名显赫的后代。两个丹麦人来到了帕罗阿尔托，他们原本是来帮助安装波尔森的电弧发射机的；后来，他们离开联邦电报公司，创建了Magnavox公司。联邦电报公司的另一位雇员发明了第一台金属探测器，成立了菲舍尔研究实验室。利顿工业公司也起源于联邦电报公司，它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二战”）期间为军方生产电子管而壮大起来。
但是，联邦电报公司的任何一位雇员为硅谷取得今天的成就所作出的贡献都远远不如弗雷德里克·特曼。特曼在很小的时候就与这家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暑假期间他都在公司里工作。他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非常善于培养像自己儿子一样的天才少年。特曼迈入老年之后因为建立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模型而名声大噪。青年时期的特曼就读于帕罗阿尔托中学和斯坦福大学，随后前往美国东部深造，并于192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他成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担任教授、工程学院院长和教务长长达40年。但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帕罗阿尔托变成了计算机产业的中心。
一所被果园包围的大学的优势在于充足的土地资源。特曼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创办了一个工业园。他的设想是开辟一块将高科技企业集中在一起的区域，这一设想后来促进了班加罗尔和全世界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群的发展。大卫·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都是特曼的学生，也是他的工业园区的两位初期承租人。但是，如果只是依靠自己的学生，他是无法达到临界数量的。他找来了洛克希德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等承租人。最为重要的是，他说服新成立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来到了硅谷。
威廉·肖克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与特曼一样，他的父亲也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实际上，在接受特曼父亲的智商测试时，年轻的肖克利成绩很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智商测试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肖克利进入了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他在战时的研究方向是利用技术来打击潜水艇，并因此而荣获了一枚勋章。随后，他开始负责贝尔实验室新成立的固体物理研究小组。这一小组集体发明了晶体管。1956年，肖克利和他的两位合作者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肖克利那时已经离开贝尔实验室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的杰出才华和致命缺陷都得到了展现，也都为硅谷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与伯里克利和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一样，他有一项非常出众的才能，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才。在最初的几年里，他遍访美国各所大学的校园，寻找愿意来硅谷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合作的青年才俊。但是，肖克利是一位反复无常、独断专行的管理者，他无法留住自己吸引来的人才。在一次声名狼藉的事故中，他责令他的员工接受测谎仪测试，以便确定谁应该对一位秘书的手指被大头针扎破一事负责。通过吸引人才然后再把人才逼走，肖克利既给硅谷招揽了人才，也确保了他们会自立门户，而非只给他打工。
有一次，他手下八位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集体辞职。谢尔曼·菲尔查尔德是一位生产照相机的巨头，他为他们提供了资助，仙童半导体公司宣告成立。这家公司仍然设在硅谷。“叛逆八人组”为什么要离开一个集中了经过特曼培训的工程师的乐园呢？1959年，仙童半导体公司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申请了专利。最后，精英们又厌倦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管理层。他们中间有两个人于1968年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另外一个人在离职后创办了克莱纳—珀金斯风险投资公司，它为硅谷后来的许多创业者提供了资助。
仙童半导体公司为硅谷孕育了许多新的企业，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的企业。许多公司设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其业务以硬件为主，包括英特尔公司、思科系统公司和太阳微系统公司。惠普公司的两位前雇员，同时也是硅谷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将硬件和软件结合在一起，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苹果电脑公司的一位前雇员在20世纪90年代创办了eBay公司，硅谷也成为了互联网创业的基地。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他们的母校附近创办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硅谷就像是一个功能完善的传统城市。它吸引来了精英人才，然后再让他们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系。沃克开办的马车轮酒吧发挥了传奇性的作用，从事不同行业的企业精英们纷纷来到这里交流思想。硅谷的集中化也是对传播的复杂性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作出的回应，因为所有先进技术可能都非常复杂，而地缘上的接近性有助于信息的传播。与今天所有成功的城市一样，它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这是与斯坦福大学分不开的，同时也受到了经济机遇和宜人气候的吸引。
同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硅谷似乎完全不同于任何一个较为古老的城市。它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汽车建成的。尽管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帕罗阿尔托的中心城区，人们可以行走在为数不多的几条漂亮街道上，买上一只冰激淋或几本书；但是，要想从一家公司去往另一家公司，双脚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极个别的公司开通了自己的公共汽车，如谷歌公司，但公共交通是极其少见的。在圣塔克莱拉县，只有3.7%的人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以汽车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与低密度的人口分布相对应的。在圣塔克莱拉县，每一英亩的土地上大约只居住着2.14人。硅谷有很多活动，但你必须开车前往。
圣塔克莱拉县的经济并未给较为贫穷和技能水平较低的人留下多少发展空间。即使在房价暴跌之后，圣何塞市城区中等房屋的售价仍然在55万美元以上。除了成功的电脑专家之外，要想购买一套房子肯定是非常困难的。硅谷中一些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已经利用价格杠杆将技能水平较低的人以及雇用他们的企业彻底地排除在外。在帕罗阿尔托，只有22.2%的年龄在25岁以上的居民没有大学文凭。
硅谷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是一个产业单一的城市。在全县与出口相关的领域的工资收入中，似乎有一半以上来自与计算机相关的企业，比如制造、信息，甚至包括批发。按照传统观点，产业单一的城市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如底特律和曼彻斯特。因为它们的单一产业不利于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出现。简·雅克布斯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她认为，新思想是在结合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在过去的30年中，一些最为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是“混血儿”，他们将多个行业的思想融合在了一起。通过准确把握华尔街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以及技术能够怎样帮助他们，迈克尔·布隆伯格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极为成功的信息技术公司。Facebook[4]起源于大学校园，它的创办人知道大学生们希望分享哪些信息。为客户或相关产业的接近性提供非常宝贵的信息可能成为创新的源泉。
当eBay希望拓展它的客户群体的时候，它必须走出硅谷，找来梅格·惠特曼担任首席执行官。惠特曼曾任职于宝洁公司、新泰莱公司、迪斯尼公司和孩之宝公司，积累了以美国公众为对象的丰富的营销经验。硅谷的软件专家能够通过偶尔引进几位富有经验和智慧的局外人士而继续游离于其他的美国产业之外吗？硅谷是推动半导体更加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但它也许并不是将技术与其他企业紧密结合起来的最为理想之地。
但也许这种结合并非特别必要。互联网革命使得技术走进了普通美国民众之中，他们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网页、收发电子邮件，或者在eBay上买卖东西。软件工程师也是人，他们可以观察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就像Facebook的创始人做的那样——以便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愿望。
从长远来看，硅谷可能会因为产业的过度单一化和创新者之间相距甚远而受到损害。但是，尽管产业单一的城市表现一向不佳，如底特律，但我们仍有很多理由对硅谷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与底特律不同，硅谷并未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企业上，这有助于该地区保持创业的激情。这里拥有一流的教育机构，而且正在继续增加对本地中学和大学的投资。硅谷拥有据说是美国最适宜的气候，这将继续吸引富裕和聪明的人们。他们愿意支付也许是全国最高的房价，继续居住在气候宜人的硅谷，何况周围还有许多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呢？
明天的城市
硅谷和班加罗尔告诉我们，电子方式的交流并不会导致人们放弃面对面的接触。相对于任何其他领域来说，计算机行业是人们预计最有可能利用远程通信来代替面对面会议的行业：计算机公司拥有最好的电话会议设备、最好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最好的与遍及各地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的方式。然而，尽管它们有能力进行远程办公，但这一行业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受益于地缘集中的范例。能够通过电子方式很方便地保持联系的技术创新人员购买了美国一些最为昂贵的房地产，其目的只是要获得面对面的交流所带来的好处。
大量研究证实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密歇根大学的两位学者进行了一项试验，将每六名学生分为一组，然后进行一种让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合作赚到钱的游戏。按照规定，有些小组在游戏开始之前进行10分钟的面对面交流，以便讨论本小组的战略；其他小组则通过电子方式进行30分钟的交流。结果表明，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的小组合作得更好，赚的钱也更多。只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交流的小组则各自为战，每一位成员都把自己的收益置于小组的需要之上。另外进行的大量试验表明，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来说，面对面的交流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信任、慷慨和合作，这一试验的结果显然是与此相符的。
第一次社会心理学实验是由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位心理学专家完成的，他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脚踏车运动的爱好者。他说，运动员认为“速度或竞争对手的价值”在于将每一英里的骑行时间缩短20秒～30秒。为了严格地测试人员接近性的价值，他让40个孩子比赛旋转缠着缆绳的轮子，看谁把缆绳拉开得更快。在所有的情况下，均假设孩子们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大潜力。但大部分人在与另一个孩子分在一组时还是会转得更快一些，尤其是那些速度稍慢一些的孩子。现代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轻的专业人士生活在一个周围有很多同一职业竞争对手的大城市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会变得更长。
关于接近性的影响力，超市的收银台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例证。任何一个去过杂货店的人都知道，收银员的速度和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对能力不等的收银员进行大致随机的重新分组，这样可以让两位经济学家看到明星收银员的影响力。结果表明，当同一班组中有一位明星收银员的时候，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当同一班组中都是能力较差的收银员时，同样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统计结果还表明，电子方式的交流和面对面的交流是相辅相成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而非彼此代替的关系。在距离较近的人员之间，电话交流非常多，这也许是因为面对面的关系增加了电话交流的需要。当各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它们往往会进行更多电子方式的交流。
当然，有些人仍然孤独地工作着。他们负责处理客户的投诉或机票预订，他们也许呆在远离任何城市的某个地方，通过电话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然而，大部分这种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得到的报酬也不高。在美国，在每英亩土地上生活着不足一人的县，平均15.8%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文凭。在每英亩土地上生活着两人以上的县，平均30.6%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文凭。互联网和长途电话为人们在家中完成基础性工作提供了可能，但是，孤独地工作很难真正地积累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
创新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硅谷等地？原因在于创意跨越走廊和街道要比跨越大陆和海洋更为容易。专利引证证明了接近性的智力优势。1993年，有三位经济学家发现，专利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引证地缘上更加接近的其他专利。在所有的公司专利引证中，有1/5以上是同一城市的专利，有4/1以上是同一国家的专利。为了纠正人们往往会引证同一家公司专利的倾向，引证同一座城市专利的倾向大约增加了一倍。地理分布不像专利年龄那么敏感，因为创意最终会在空间中传播。但是，即使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创意也往往具有地缘上的本地性。最近的研究仍然表明，专利引证具有地缘上的本地性。近期的研究还表明，位置靠近本行业发明活动的地缘中心的企业，生产效率往往要高得多。正如接近性会加快最为重要的发明的传播一样，它还能够通过世俗的学习让新手成为专家。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表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贸易的神秘性已经不再神秘，但它们仍然在流传中，就像过去一样”。围绕在成功的年长一些的工程师身边，有助于年轻的工程师取得更大的成功。
数据为马歇尔的看法提供了支持。工人在大城市里获得的收入大约比他们不在城市里工作的伙伴高出30%左右。但是，来到城市里工作的人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取得比原来更高的工资。随着确保他们取得成功的技能水平的提高，城市里工人的工资是逐年增加的。在城市里，技能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增长得尤其迅速。20年的工作经验带来的工资增长在技能水平较高的城市要比美国农村高出10%，而在技能水平较低的城市只能高于3%。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权威人士一直在预测，新的通讯方式将使得城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早在100年以前，有人认为电话将让城市变得毫无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近些年来，传真、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也被认为会减少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但商务旅行在过去的20年中却出现了急剧的增加。为了减少人们对于面对面交流的需求，我们的技术狂人扭转、击败了长达数百万年的人类进步史，人类的进步已经将我们变成了向周围人学习的机器。
更好的音频和更加清晰的屏幕已经让视频会议变得更加接近于真正的现场交流，但技术真的能够模仿出所有的感官信息吗？比如说眼神的交流、嗅觉的提示、握手的感觉。这些都是有助于面对面会议取得成功的要素。此外，人员集中在一起工作的主要优势在于召开会议时不需要提前发出通知，还可以观察到周围人的随机行为。别出心裁的视频会议绝不会让一位年轻的助理掌握只有通过观察一位成功导师的日常管理才能学到的能力。Facebook是另一种让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和高效的互联网技术。研究表明，Facebook主要是让在某一次聚会中结识的人或曾经的同学保持联系，善于面对面交流的人往往更加喜欢使用Facebook。此外，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社交平台的最初设想似乎来自在现实网络的成员之间召开的一系列有些朦胧的会议，这些成员都是非常聪明而且雄心勃勃的哈佛大学学生。
今天，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富有创意、更加关系密切，最终变得更加城市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似乎是增加而非降低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这可以被称为杰文斯的互补定理。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认为，燃烧效率更高的蒸汽机并不会导致更少的煤炭消耗。性能更好的发动机提高了能源使用的效率，降低了能源使用的成本，并帮助全世界进入了以煤炭为动力的工业化时代。杰文斯悖论这一术语后来变成了指代效率提高会导致更多而非更少消耗的任何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低热量的甜点可能会导致更肥的腰围、节能汽车最终可能会消耗更多汽油的一个原因。杰文斯悖论也适用于信息技术，这意味着在我们掌握了更加高效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之后，如电子邮件或Skype，我们会花更多而非更少的时间来传递信息。
有人可能认为，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减少通过其他方式学习的必要性，如在城市里召开面对面的会议。但是，杰文斯的互补定理——实际上是从杰文斯悖论中推导出来的——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导致更多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因为面对面交流与通过电子方式交流的时间是互补的。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所有交流将产生一个关系更加密切的世界，就像蒸汽机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煤炭消耗更多的经济一样；而且，这种关系既需要电子邮件，也需要人际接触。人与人之间更好的沟通带来的是更为广泛的贸易和商业机遇。从图书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同时也提高了掌握这些知识的难度。信息技术的进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信息密集，它反过来又提高了知识的价值，也提高了向城市里的其他人学习的价值。
新技术带给我们的深远的、系统性的影响尚需拭目以待。因此，研究一下漫长的历史之路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上，远距离交流能力的提高已经让城市变得更加重要。就对远距离交流的影响而言，任何一项现代的创新都无法与印刷机相提并论。以低廉的价格大批量地将文字印刷在纸面上是人类与不在同一房间的人进行交流能力的跨越式飞跃。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图书对城市造成了损害，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刷机帮助开创了一个更加城市化的世界。
我们之所以说图书帮助了城市，最为明显的理由在于印刷技术是在城市里开发出来的，而且城市自然地成为了出版业的中心。古登堡是在15世纪初长大成人的，他打算利用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秘方来研制一台印刷机。但是，像印刷机这样庞大而昂贵的机器是不可能由一个独行侠式的天才研究成功的。古登堡需要有人提供经济资助，也需要助手，这些都是他在城市里找到的。在取得了突破之后，在游商的帮助下，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就从一座城市传播到了另一座城市。15世纪80年代，威尼斯成为了全球的印刷中心。当一项技术（如印刷）需要依靠价格高昂的基础设备（如印刷机）时，城市就具有了优势。广阔的城市市场很容易弥补这些新技术的固定成本，这也是电话和宽带技术为什么会首先在城市里投入应用的一个理由，它们与印刷书籍是一样的道理。
城市里富裕的读书人口开发了本地对于图书的巨大需求，但威尼斯繁荣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拥有大量值得印刷的资料。威尼斯位于东西方的交汇处，这给它带来了大量的图书作者。例如，那些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以后，逃到威尼斯并开始著书立说的拜占庭学者。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纽约逐渐主宰了美国的印刷业；因为它获得了盗版的英文小说，而且吸引来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
但是，图书给城市提供的帮助并不局限于促进其出版业的发展。印刷出来的文字还以更为隐蔽和深入的方式推动了这个世界的城市化。印刷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让遍及各地的农民都可以读到《圣经》（Bibles）。但是，印刷机间接地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知识化、民主化、商业化，最终变得更加城市化。马丁·路德认为，印刷机是“上帝赐予的最高和最大的恩赐”。因为由他亲自翻译成德文的《圣经》为天主教传统提供了另一种宗教权威，并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517——1520年间，马丁·路德的30种出版物可能销售了30余万册……再加上宗教思想的传播，印刷机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宗教改革推动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从而使得城市里的商业更加具有吸引力。马克斯·韦伯非常明确地将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城市商人及手工艺人的伦理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新教在支持城市、贸易或民主等方面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几个方面在今天的许多天主教国家也得到了繁荣发展。我反而认为，城市、贸易和民主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繁荣发展说明了宗教竞争的重要性，宗教竞争意味着在教会规则和教义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它可以导致各种改革，如废除高利贷法律，从而推动了全球商业的发展。
通过宗教改革，印刷机还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构建一个更加共和制、更加城市化的欧洲的革命。伟大的荷兰革命是1566年在佛莱芒纺织小镇斯汀沃尔德开始的，一些加尔文教徒当时砸毁了当地一家天主教堂的圣像。1581年，荷兰用后来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都非常熟悉的语言宣布，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行为是非法的；因此，他丧失了统治荷兰的权利。这一革命性的“断绝法案”写进了一份新编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宣传册中。这一法案在低地国家被印制出来并大量散发，以支持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经过大约七年的艰苦斗争，荷兰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全球贸易的中心——这一全球贸易网络东到日本长崎，西到曼哈顿岛。
作为面向大众的第一种信息技术，图书并未给城市造成损害。近两个世纪以来，图书帮助推动了宗教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关联化和商业化，最终变得更加城市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现代的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将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城市——班加罗尔、旧金山、新加坡——是将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节点。城市地区，比如说雅典和巴格达，一直在发挥着这种作用；但是，由于世界各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城市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硅谷将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与才华出众的移民集中在一起——包括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的创始人，然后又将他们与其他的工程技术中心联系起来，如班加罗尔。美国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在继续减少，因此，它将更多依赖于它与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城市接口。在这当中，知识的传播决定着繁荣还是贫穷。
但是，某些地区将会落后。并非每一座城市都会取得成功，因为并非每一座城市都很善于适应这个信息时代，创意此时成了财富的最终创造者。尽管有些历史性的大都市以门户和商业见长，这些也仍然是成功的源泉，但其他的城市地区已经成长为各种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中心。虽然这些地方依托于城市企业家的精明创意，但它们已经演变为通过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实现繁荣的区域。工业城市的特殊年代已经结束，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从前的制造业巨人已经无法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重新振兴起来。
注释
[1]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与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均为中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2]MV爵士（Sir Mokshagundam Visvesvarayya,1861——1962）：印度著名工程师、学者、政治家。
[3]波尔森（Valdemar Poulsen,1869——1942）：丹麦发明家。
[4]Facebook：全球著名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于2004年2月4日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