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变态谁不是？——评估三要素
2016年11月，一位居住在台南的男子和他的同居伴侣带着四个孩子从台南一路到了屏东，遇到警察后，说他们正在被人追杀。经过询问，男子一家因为车子汽油耗尽，放弃车子乘坐出租车继续“逃难”，结果因为身无分文被出租车司机送到了警察局。面对警察的质疑，男子依然坚持认为有人正在追杀他们一家人，这也是他一路把家人从台南带到屏东的主要原因。
交谈中，警察发现口口声声说自己“被人追杀”的男子可能患有“被害妄想症”，而家里的四个孩子因为多日跟着大人奔波，不但没有进食，也没有洗澡，最后还是警察自掏腰包买的面包和矿泉水，让四个孩子暂时填饱了肚子。最终，男子一家人在警察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帮助下回到家中。
话说，这位帮忙的热心警察品行值得称赞，不过，他单凭男子声称被人追杀就判断其患有“被害妄想症”，不免太过武断了。毕竟，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被害妄想症的诊断需要严格的步骤。另一位与这位台南男子类似情况的中年男人，且叫他李二吧，李二也表现出被害妄想的征兆，自从他生意失败、公司清盘后，他回了老家，住在父母家中。在父母家中住了三个月，他成了“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偶尔看看报纸和电视，其他时间便是躺着睡觉。
一个深秋的夜晚，他跟老母亲说，“对面单元有一束光，一到晚上就开始照我的房间”，老太太给他解释说，那不过是路灯的光，他却不肯相信。后来，他开始疑神疑鬼地审视小区里的邻居，别人拿着电话跟他打招呼，他就怀疑对方要给他录音、录像，又过了些天，他开始跟老母亲说，“我已经被通缉了，公安部门正在派人抓我，赶快把门锁起来”。而那些在公园里主动跟他打招呼的亲戚朋友，都被他看作警察的卧底。
李二被家人送到医院时，医生首先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脑扫描和血液化验，以确定症状的原因，医生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他有妄想症状，坚信自己正在遭受迫害，迫害的手段包括跟踪、监视、监听，根据李二家人的说法，这些都是不曾存在的事情。李二被收治入院，医生给他开出了药物处方，并且开始对他进行心理治疗。
面对一个人，成年人或者儿童、少年，判断其正常或异常，健康或者病态，哪里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专业人士就可以随意断言。任何一种疾病的评估与诊断都需要一定的程序和科学研究作为依据，心理学疾病也是如此。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需要从一个又一个问题中找到病人的症状和病史信息。病人有哪些症状，症状的严重程度，是慢性还是急性的，什么时候开始，对身体机能有哪些影响……这是对于一般症状的判断，此外还要探寻病人的自我概念，近期生活事件，心理障碍病史和心理障碍家族病史等等。在考虑致病因素时，不仅要考虑生理与神经生理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许多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的病人及家属不能理解，为何在病症确诊之前一定要体检，更有甚者觉得可有可无的体检不过是医疗机构增加收入、坑害患者的手段而已。其实体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对病人进行体检向来很重要，体检结果可以确定心理症状的发生是否与生理疾病有关系。
在抑郁症诊断中，需要确定一点即抑郁症状是否由甲状腺机能失调引起。生长在脖子两侧的甲状腺是接受脑垂体控制的腺体，他的功能是调节细胞的新陈代谢，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如果甲状腺功能失调，即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或者过少，人的情绪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表现为轻度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的症状。
甲状腺机能失调，症状表现为表情呆滞、反应迟钝、皮肤干燥、粗糙、脱皮屑、精神不振、贪睡、记忆力下降，这些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凭借观察、会谈并不能判断，所以需要通过生物监测判断是否存在身体疾病。拿甲状腺机能失调与抑郁症来说，如果类似抑郁症的症状不是由心理因素导致，而是生理因素导致，治疗时只要针对甲状腺机能失调采取治疗就可以，不需要额外增加抗抑郁的药物。
体检之外，还要询问病人是否正在服药，停药后的副作用也会表现出令人难以承受的心理症状。排除了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针对认知机能、智能的评估就要排上日程，之后才是社会文化因素。看起来诊断像一个打怪过关、层层排除的通关程序，实际上的确如此。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本来就是复杂的、难解的病症，怎么追求效率、一眼定乾坤？
和生理神经因素相比，社会文化因素要更宽泛、更复杂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文化背景与病症的评估诊断息息相关。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下成长，拥有什么样的受教育程度，身边是否有支持性的家人和朋友，是否在生活、工作方面遭遇挫折……在移民国家如美国，多文化、多种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社会文化因素更需要格外注意。
近年来，外出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在外生活状态引起国人关注，校园霸凌也好，遭遇枪杀也好，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的侧面，在新闻头条关注不到的地方，留学生的心理状态更值得关注。据调查，中国在美留学生生活满意度普遍较低，除了上课，很难结交到外国朋友，有语言问题，也有性格的原因，此外，留学生身心不适、迷茫、疲惫多见，许多人面带笑容，内心痛苦不与他人说。
对于以其他方式移民他国的居民，如从叙利亚逃难到德国的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警察的逮捕、盗贼的侵扰，还要面对就业歧视、种族主义暴力和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叙利亚移民和难民为德国创造着经济收益，移民或难民却需要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如原本在叙利亚做医生的难民，到了异国他乡只能做洗碗工、车间工人、街道清洁工等社会地位低、收入少的工作，这些人如果出现心理障碍，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社会文化因素。
2015年，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心理医生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他认为，来自战乱地区和难民营的难民在精神健康领域面临巨大风险，由于军事冲突、流离失所、家庭分离等因素，难民们往往容易出现抑郁症和药物滥用等问题。同样在2015年，《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表示了对难民的心理创伤的关注，从叙利亚、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等地到达德国的难民在经历死亡或面临过死亡的威胁，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严重抑郁症。
唠十块钱心理嗑儿——临床面谈
2000年，赵本山和宋丹丹在央视春晚表演了一个小品《钟点工》，讲一个农村来的大叔，被儿子接到城市生活，因为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整日闷闷不乐，大叔的儿子给他请了一个做心理服务的钟点工，希望帮他走出心理障碍，结果两人因为误会闹出了一连串笑话。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赛考类计斯特”（Psychologist）要离开时，因为找不出十块钱零钱，二人商量着“再唠十块钱的”，“唠十块钱的”这话一度成为年度流行语，也成为心理医生与病人接触时的戏谑开场。
小品是小品，观众笑过之后，不会想着找一位四个加号的“赛考类计斯特”咨询心理异常。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心理异常的本质探寻和病症评估需要专业人士，毕竟很少有心理障碍是由某个单独元素造成的，各种生活事件和生理、心理条件诱发了异常心理的出现。在评估异常时，治疗师会采用多种方法搜集资料，如临床面谈法、心理测验法、调查表进行调查和直接观察行为。
在对异常心理、异常行为作出判断之前，搜集信息十分必要。在信息搜集完善的情况下，得出来的评估更具有准确性。临床上，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可以用多种方法搜集信息，方法之一便是临床面谈。病人和治疗师第一次见面，便获得许多信息，做评估诊断时，大部分信息都是在第一次面谈时搜集到的。
面谈时，开放式提问会帮助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比如：“愿意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吗？”“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忙？”切忌提问“是不是”“能不能”之类的封闭性问题，那样会限制面谈的话题，也会让谈话变成质询，影响面谈的效果。在言语信息之外，身体语言带来的信息不可忽视，如眼神的闪躲，不停抖动的双腿、绞在一起的手指……治疗师只要注意观察，便能获得比言语信息更丰富的诊断信息。
除了与病患接触，从家庭成员那里了解家庭病史或其他角度的信息不失为辅助评估的方法。如果病患是儿童或青少年，他们不能良好地表达内心感受和身体感觉，话语缺乏逻辑性，概括模糊，父母提供的信息便非常重要。即便是成年人，在遭受重大心理伤害后也可能无法准确评估内心感受，或者过于消沉、焦虑，无法与治疗师顺畅交谈，这时候也需要家人、亲友的协助。
面谈虽然是直接有效的评估方法，但保不齐有灵药不灵的时候。面谈的有效建立在病人积极配合的前提下，不管是结构化的面谈还是非结构化的面谈，如果治疗师提三个问题，对方一个问题都不愿意回答，面谈进行不下去，就更谈不上下一步的评估和治疗了。
例如这样的一个案例：
李妈妈带着女儿小静去看心理医生。据李妈妈说，小静一个多月以来总是肚子疼，一去学校就肚子疼，回到家疼痛立刻消失。李妈妈带小静去医院检查，胃镜、肠镜、妇科检查等做了一个遍，却没有查出任何病灶。小静的班主任跟李妈妈建议说，如果查不到身体异常，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心理原因也会导致疼痛，而且是临床检查查不出原因的疼痛。
到了心理科，李妈妈准备把小静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介绍给医生，不想刚说了两句就被医生请出去，留下小静和医生单独谈话。
医生请小静坐下，问小静道：“你现在肚子疼吗？”
“不疼了。”
“那你都什么时候会肚子疼呢？可以大概讲一下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疼就疼，说不疼就不疼。”
“那最近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我不记得了——哦，早上出门的时候，肚子一直疼来着，不过刚才去了一次卫生间，拉了一泡屎，现在不疼了。”
……
因为小静的“不配合”，医生在一个小时里只听她东拉西扯，搜集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她的表达非常奇怪，一度让人怀疑她妈妈口中的危急情况不过是她装的。和李妈妈碰头时，医生表达了心中疑惑，结果李妈妈说：“我女儿绝对不是装的，一开始她在课堂上喊肚子疼，我也以为是装的，我骂过她，叫她不要一去学校就喊肚子疼，骂过之后，她还是捂着肚子，很痛苦的样子，有时候，她不止肚子疼，还会有头晕、呕吐，看起来像胃肠感冒的症状，但是一到医院检查，又什么都查不出来。”李妈妈憋在肚子里的一番话，终于在临行前一吐为快。
而后，医生又从李妈妈那里获知，小静自从从公立中学转入寄宿中学后，便断断续续地闹了几次肚子疼，新学期开始以来，她的肚子疼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上课中途就要去卫生间，疼痛严重的时候，捂着肚子在教室里乱叫，吓坏了同学，急坏了老师。
心理医生大概了解了情况后，在第二次面谈时放弃了关注小静的身体状况，而是跟她谈起学校生活。虽然小静还是不愿意主动聊她的生活，医生也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足以判断小静的病状。小静的肚子疼实则是厌学导致的躯体障碍，是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常见的心理行为疾病。
心理治疗也好，心理咨询也好，第一次面谈都非常关键。第一次面谈不仅用来搜集信息、尽快对病患的症状做出诊断，还是未来整个治疗过程的开始。唠十块钱的心理嗑，如果来访病患觉得轻松自在，一定是治疗师尝试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努力起了作用。带着问题进入心理诊室的来访者，往往有这样那样的担忧，这个治疗师值得信赖吗？如果我说出一切，他/她是否有能力帮助我？带着警惕心的来访者甚至会把一切往坏处想，比如治疗师是不是一个坏人？我会被迫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吗？
这一切顾虑往往需要治疗师来打消。比如，在最开始的交谈中适当表达想要与来访者建立合作关系的意图，在表达合作关系之外，为来访者提供支持与安慰，消除对方的不自在和不安全感。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资方关系/医患关系建立的起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话听起来虽然烂俗，实则是实话。
如果不是阻抗特别强烈的情况，第一次面谈结束，治疗师搜集到的信息便可以总结来访者的症状，判断这些症状是否符合某种心理障碍。当然，仅仅是你来我往的交谈并不足以全面地评估一个人，本着谨慎小心考虑完全的态度，结合行为评估、心理测验和脑神经科学的检查报告，综合起来进行评估、诊断，结果更可信赖，自然也是对病患的最高负责。
言谈举止深探——行为观察
结婚五个月就生了孩子，琳琳的婚姻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规律，也非常忙乱。好不容易把孩子带大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宛如死水，她每天的行程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下班回家，她和老公、儿子就剩下固定的两件事：吃饭，睡觉。睡觉之前，一家三口看看电视，聊聊天，到了上床时间洗漱睡觉，像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板一眼，丝毫不差。
也不能说丝毫不差，偶尔也有出插曲的时候，有一天，三个人坐在一起看电影，琳琳没有提前看电影介绍，不知道暴力血腥程度，突然到了一个血腥镜头，画面给了一根断指的特写，琳琳吓了一跳，连忙用手捂住了她儿子的眼睛。琳琳有些生气，冲她老公吼道：“跟你说多少遍你都没有记性吗？看电影之前看一下简介，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镜头会吓到儿子吗？”
“我忘了嘛。”
听孩儿他爹云淡风轻地来一句“忘了”，琳琳火气更大了，提高嗓门道：“那么容易忘，你长脑子干什么的？我看你是心里只有自己，从来不想着我，也不想着你儿子，忘了忘了……”
“不想看你别看，还跟这儿没完没了了——看你，把孩子都吓哭了。”
方才电视上那短暂的血腥画面没有吓到孩子，反而是琳琳的两句大声呵斥把孩子吓哭了，琳琳见宝贝儿子缩在沙发上，小嘴儿瘪了瘪，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琳琳连忙抱起儿子，回房间睡觉去了。
事后，琳琳把这件事跟她的好闺蜜杨杨复述了一遍，自从琳琳生了孩子之后，二人的闺蜜聚会就变成了吐槽老公大会。不过，向来理性的杨杨一定不会跟她一起抱怨，而是跟她分析起来。
“听你说这些，感觉你对孩子他爸早有抱怨，不只是看个电影那么简单吧。”
“哪只是看电影，我对他不满的地方多了，早知道他结婚之后这副模样，我说什么都会嫁给他的。”
“不至于吧，多大点事儿，把根基都否掉了？”
“至少不应该那么早生孩子，像你这样多好，玩够了再要孩子，像我多惨，完全被孩子拴住了，我累死累活变成黄脸婆，那个没良心的爹也不会心疼……”说着，又是一通抱怨。
每一对夫妻都有各自的相处模式，也有独特的争吵模式。如果要给琳琳与她老公的吵架总结一个模式，恐怕没有比“循环抱怨”更贴切的了。琳琳喜欢抱怨她老公的各种不是，每一次吵架便把之前受过的各种委屈通通拿出来说，她老公则永远一副不耐烦的口气，不回应，也不安慰，只拖到她一腔丧气和怨气，战争中止。
几乎每一对寻求婚姻治疗的夫妻都会在短暂的交流中暴露出彼此之间的相处问题，如果让他们就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讨论一番，如家务问题、育儿问题，无异于挑起另一场牵扯到前尘往事的战争。对治疗师来说，观察一对夫妻的争吵很尴尬，亦没什么乐趣，但是却能最快找到他们之间的问题——相处的问题。在评估来访者问题时，这种方法作行为观察。
比如说，有的夫妻意见不合时会互相指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妥协，直到两败俱伤；有的夫妻则是一方滔滔不绝地指责对方，用命令、斥责的口吻，另一方则如闷葫芦一般，一声不吭，将所有负能量照单全收……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往往无法通过两方的自述获知，如同罗生门一般，人总是会无意识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表达，自动屏蔽掉自己的过错和过分，因此，评估夫妻之间的婚姻问题，行为观察不失为一个优选的方法。
儿童的行为问题也可通过行为观察获知。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主持过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这是一个关于行为观察的实验，主题是儿童自控力的探寻，并不涉及儿童的异常心理或行为。
实验者在斯坦福大学的幼儿园寻找了三十二个孩子，年龄分别从3岁到5岁不等。这些孩子的出生和生长环境类似，因为他们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或研究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们在智商、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等因素上差异性较小。
实验开始，每一个孩子面前都放了一块棉花糖，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马上吃掉眼前这块棉花糖，也可以等一会儿再吃。如果等一会儿再吃，他们会得到第二块棉花糖。结果，有些孩子马上吃惊掉了棉花糖，有些孩子勉强坚持了一会儿，也吃掉了棉花糖，但是也有一些孩子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顺利地得到了第二块棉花糖。
这个实验的初衷是研究孩子在什么年龄会发展出自控力，先后有六百名儿童参与了实验。但是实验者对这群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十八年后，那些等待时间更长的孩子在学业成绩上比那些等待时间较短的孩子更优秀，不仅是学业方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善于等待（自控力）的孩子表现出许多优势，比如社交能力更强、语言表达流畅、更成熟、更能够抵制不良诱惑等等。
在评估儿童的问题行为时，治疗师也会选择行为观察的方法。比如，一个被父母认为具有攻击倾向的孩子，治疗师会观察他与同伴互动的模式，观察他在何种情况下会表现出攻击行为。他的攻击行为表现为言语方面的威胁、辱骂、嘲弄，还是对同伴身体的伤害。这种观察可以帮助治疗师确定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性质以及后续的治疗方法。
儿童心理学家班杜拉从他著名的攻击行为实验中得出结论，儿童的攻击行为是观察模仿而来的。如果儿童遭受过父母虐待，或者父母之间在相处时存在攻击行为，他们也会在无意识中习得攻击行为。当他在学校里或其他场合遇到类似的场景时，他会选择攻击行为作为首选的应对方式。另外，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也会导致儿童攻击行为的出现，如爸爸告知儿子说：“如果有人打你，你一定要打回去，千万不要客气。”原本是家长用来教会孩子自我保护的态度，很可能会滋长孩子的攻击行为。
治疗师从行为观察里获得评估信息，但是治疗师花费大量时间观察来访者的行为，往往费时又费力，为此，有人想到了另一个行为观察的方法——自我监控。即由来访者负责观察、记录自己的行为，如对烟草成瘾、酒精成瘾的病人，要求他们记录下自己的吸烟冲动、饮酒冲动，在什么时间、场合下容易出现冲动以及冲动的强烈程度，这些会成为成瘾行为的评估依据。但是，任何一种评估方法都不是完美的，自我监控主观性太强，无法客观记录来访者的内心想法，如果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和行为，来访者会自行抹掉，从而影响评估与诊断。
异常与否测出来——心理测验
情绪低落，沮丧，斗志寥寥，遇到开心的事儿也开心不起来……遇到朋友，见一副忧郁状态，难免被调侃道：“哥们儿，今儿抑郁了？”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抑郁，又不想去医院挂号求助心理医生，那么怎么办呢？《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rating scale）或许可以帮上忙。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贝克设计的，量表编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来被广泛运用于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包含21组，共84个问题。与其说问题，不如说是对自身感觉的描述。测试者可以根据自己在一个星期内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感觉选择适合自己的情况。每一句描述跟随着一定数量的评分，做完21组题目，计算总分，便可以知道自己的“抑郁”是不是抑郁症的那个“抑郁”以及抑郁程度如何。
下面我们抽取《贝克抑郁自评量表》中的几个描述，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张量表。
1.
A.我不感到悲伤。
B.我感到悲伤。
C.我始终悲伤，不能自制。
D.我太悲伤或不愉快，不堪忍受。
2.
A.我对将来并不失望。
B.对未来我感到心灰意冷。
C.我感到前景黯淡。
D.我觉得将来毫无希望，无法改善。
3.
A.我没有感到失败。
B.我觉得比一般人失败要多些。
C.回首往事，我能看到的是很多次失败。
D.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
4.
A.我从各种事件中得到很多满足。
B.我不能从各种事件中感受到乐趣。
C.我不能从各种事件中得到真正的满足。
D.我对一切事情不满意或感到枯燥无味。
5.
A.我不感到有罪过。
B.我在相当的时间里感到有罪过。
C.我在大部分时间里觉得有罪。
D.我在任何时候都觉得有罪。
6.
A.我没有觉得受到惩罚。
B.我觉得可能会受到惩罚。
C.我预料将受到惩罚。
D.我觉得正受到惩罚。
7.
A.我对自己并不失望。
B.我对自己感到失望。
C.我讨厌自己。
D.我恨自己。
8.
A.我觉得并不比其他人更不好。
B.我要批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
C.我在所有的时间里都责备自己的错误。
D.我责备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坏了。
9.
A.我没有任何想弄死自己的想法。
B.我有自杀想法，但我不会去做。
C.我想自杀。
D.如果有机会我就自杀。
10.
A.我哭泣与往常一样。
B.我比往常哭得多。
C.我现在一直要哭。
D.我过去能哭，但现在要哭也哭不出来。
……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只能说明是否抑郁以及严重程度，但是对于哪种抑郁，是原发性抑郁还是继发性抑郁，量表不能提供诊断，需要在心理医生指导下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
心理测验并非可有可无的评估方法，也不是场场挂帅的穆桂英，非它不可。治疗师根据病患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心理测验。如果怀疑来访者存在智力问题，比如面对学习困难儿童，首先要排除智力障碍带来的学习困难，这时候，智力测验必不可少。常用的测验用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修订量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等，这些测验对于智力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记忆等很有效。
智力量表的缺陷是不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智力测验所用的量表会出现因文化差异导致的问题。因此，每个国家的心理测验研究者都在尝试编制适合本国国民的智力测验或者将已经成行的智力量表本土化。
评价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时，可以选择用人格量表，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就是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MMPI），这套量表中包含了与道德、社会态度、行为、心理状态和身体状况的描述，用于测试正常人的人格类型，也可以用于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疾病患者。
因为涵盖范围比较广泛，MMPI一共有566道题，从1～399题是与临床量表有关的题目，400～566题与另外一些研究量表有关，题目内容从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到精神状态、家庭、婚姻、宗教、法律、社会等无一不包。不过，因为MMPI供精神科临床使用，测试时一定要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指导才行。
除了这些，罗夏墨迹测验、主题统觉测验等也会成为评估、诊断的辅助工具，前提是，这些测验都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之下进行。如今互联网发达，有的人投机取巧，不想为心理测验额外破费，更不想经过预约、会谈、测试等烦琐的环节，于是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些测试问卷，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人格障碍、精神障碍、抑郁症等，结果本来没什么问题，测试之后反而“无中生有”得了病。
另外，心理测验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如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一样，测验的程序与结果，测试者的个人信息都需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2017年2月，真人秀节目《我们的挑战》以“精神挑战”做了一期噱头十足的沙盘推演测验。在节目组安排的沙盘测验中，参与节目录制的六位明星，刘烨、阮经天、岳云鹏、沙溢、黄晓明、薛之谦纷纷摆了自己的沙盘，并且由心理医生当场解读。
从沙盘解读带来的收视率来看，观众如探秘明星隐私一般窥到了喜闻乐见的秘密，比如刘烨内心矛盾敏感，年近不惑却在男人与男孩之间摇摆不定；看似风流不羁的阮经天却是一个向往家庭生活的人；每日行程满满的小岳岳内心朴实，是一个恋家、追求平淡生活的人；以“段子手”身份再次走红的歌手薛之谦则有抑郁倾向……
这些看似权威又恰到好处提供娱乐信息的心理解读让观众和粉丝眼前一亮，心中不免感叹，“哦，原来光鲜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内心情感”，可是，心理医生对这些明星进行的心理分析实则已经违背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测验的治疗伦理。不可否认，一档真人秀节目的制作强调的是“真”，参与的明星也会配合节目组安排演出“真”的感觉，可是演绎与真实之间，有些底线并不应该逾越。
可以想象，在演员们看似一脸茫然的真实反应下，他们一定是被告知并且提前熟悉一切流程的，尽管结果是明星们为了节目效果曝光了个人隐私——心理测验，即便是沙盘推演的结果也需要保密。在正常程序里，治疗师不仅要为当事人保密，而且不能给他人拆解测验报告，讲解时，只能以一对一的形式对测试结果进行解释。这关乎个人隐私，也是心理测验的伦理底线。
破译神经细胞密码——脑功能成像技术
进了医院，总难免和各种化验、测验打交道，医生在保证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为患者开具一系列化验项目，患者也形成了习惯：进医院并非和医生打交道，而是和名目繁多的机器打交道。诊断身体疾病时，中医的望闻问切自然不及西医的数据器械来得准确，如今的人们也更信赖科学技术带来的疾病诊断。其实，在诊断心理障碍时，我们也会用到可靠的技术手段来确定一个人是否确实存在心理障碍。
临床实践中，大脑扫描可以用来检测患者是否存在大脑损伤或者脑瘤，化验血液可以检测心理疾病带来的身体疾病，在生物技术高速发展之后，借用生物技术评估、诊断心理障碍的方式变得多样，比如计算机断层扫描（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CT利用的X射线技术，X射线从不同角度扫描大脑，形成一个看起来像大脑切片的图像，多次扫描之后，大脑的立体图像就形成了，从CT片上，可以看出脑结构，也可以看到大脑损伤、脑瘤和脑结构的异常。
科技永远是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比如CT，它的副作用是X射线对人体有伤害，而且CT只能提供大脑的结构图像，而不是活动图像。PET在这方面比CT进步一点，PET可以呈现大脑的活动成像，可以用于研究心理障碍者，也可以对健康者进行扫描，从而找出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性差异。
MRI是比较新的一种大脑扫描技术，和之前两个技术相比，MRI不会对人体有伤害，也不需要向人体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因此可以反复使用。而且，MRI提供的图像更清晰，可以对大脑的任意位置提供成像，提供大脑的活动图像和功能图像。与MRI容易混淆的是fMRI，即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二者都是脑功能成像，MRI提供的是结构性成像，主要扫描大脑灰质、白质、和脑脊液的形态结构，从而判断大脑是否存在病变或损伤。fMRI是功能成像，基于功能的，当病变的地方在功能上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形成形态上的变化，或者变化微妙，很难观察，这些变化可以通过fMRI看得到。fMRI还可以实时跟踪信号的改变，分辨率以秒计算。比如在几秒之内发生了思维活动，fMRI可以捕捉到信号的变化。
fMRI的技术在于血氧水平依赖效应，即神经活动兴奋水平增加时，局部脑组织血流、血流容积和血氧消耗量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不同，这种差异导致脑激活功能区的静脉血氧浓度升高，这一区域的磁共振信号就会强于其他非活动区域。当然，这一技术的应用耗费不小，接受测验者不仅要进入幽闭的环境中，还要忍受强大的噪音，更要承担不菲的检查费用。
在生物技术高速发展之后，大批脑科学家开始从事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并且尝试将其应用到认知神经科学。如今有了成熟科技的支持，我们看脑科学家、神经科学研究逐渐变成有迹可循的成熟学科，回溯历史，神经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伴随孤立又典型的经典案例进行的，因为有了那么多“最强大脑”，才有了今日人们唾手可得的生物技术。
其中一个经典案例来自美国，时间在1848年。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一位铁路工人盖奇（Phineas Gage）在施工过程中遭遇爆炸事故，爆炸导致一根铁棍击穿了他的头颅，由左下脸颊直接刺入，穿越左眼后方，再由额头上方头顶处穿出脑壳。幸运的是，在经历高烧、昏迷、脓肿之后，盖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过医生的悉心照料，不到两个月，盖奇就痊愈了。他的主治医生不敢相信脑子被穿出一个倒置漏斗般的大洞的人竟然能活下来，不由得感慨说是上帝治愈了他。
不过，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事故之前，盖奇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身高166厘米，性格开朗，身手灵活；事故之后，尽管没有大脑功能上的变化，如失聪、失明或者变成弱智，但是盖奇常常无法控制自己，他打架、酗酒，常常与人发生争吵，他无法继续工作，也不能辨别是非，盖奇曾经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在事故发生后，“他不再是盖奇了”。而后，他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在一家出租马车行谋到了一个职位，负责赶马车和管理马匹，十二年后，盖奇死于癫痫发作。盖奇去世几年后，经过盖奇姐姐的同意，医学人士取出了他的头骨，供科学研究使用。如今，盖奇的头骨保存在哈佛大学的医学博物馆。
在盖奇去世之前，他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了。作为一个被铁棒插入大脑而幸运存活的个体，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当然，人们还想知道盖奇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他事故前后判若两人的性情。如今的神经科学家很容易解释盖奇的变化，脑外伤损坏了他的前额叶皮层和眶额皮层，这些区域与复杂决策、对奖赏惩罚的敏感、冲动抑制和对事件的理解有关，如果这些区域受损，病人就会像盖奇一样，行事冲动，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近年来，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正在主持一项研究，准备重建盖奇的头骨和被铁棍穿过的通道，从而了解这些变化与他脑损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项目可以成功，我们将更了解大脑这个器官是如何工作的，甚至可以解释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机制。
但是，如何重建一个已经去世一百多年的人的大脑，况且，他的大脑只有头骨保存下来。数字重组可以实现铁棒穿过盖奇大脑的轨迹，但是如何实现大脑功能区，如颞叶、顶叶、边缘系统、脑干、小脑等部分的重建，我们不得而知。可能这个项目会像众多由财团提供大量资金的人类研究工程一样，最终以不了了之收场。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在盖奇生活的年代就有了将脑结构与脑功能联系起来的脑功能成像技术，今日人们对盖奇传奇经历的解释至少不会伴随那么多猎奇色彩。脑功能成像有一个技术假定，即脑的功能定位在大脑的神经组织结构上，寻找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如果能超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从中分离出心理过程，从而寻找脑功能区域变化导致的心理变化，这便进入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