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虽然发源于古印度，但开花结果却是在中国。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圈，两者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也在彼此的历史展开中形成了很大的差异，但两种文化在历史的相遇中碰撞交融、彼此渗透、双向影响。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中国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这种中国化的佛教，既非对印度佛教的简单照搬照抄，也非对印度教的背叛偏离，而是在印度佛教基本教义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因子后的创新与发展，并以中国式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方式来加以表达，故其既不同于印度佛教，又有别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诚然，“法不孤起，应缘而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和演化，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时代机运。在中国佛教史上人们最为熟悉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就都是应时应机而产生出来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现象，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化佛学体系的基本建立，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禅宗是佛教发展与中土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人们的心灵需求相交织相契合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和必然性结果。禅宗因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和“教外别传”，而在历史上受到普遍推崇并广泛传播，宋代以后几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由于诸多的历史文化原因，唐末以降，中国佛教整体趋于式微。在各大佛教宗派不断走向衰落之时，禅宗的发展却一枝独秀，尤其是“五家七宗”的出现，进一步凸显了禅宗发展的繁荣景象。入宋以后，禅宗各枝派虽然时有消长盛衰，但作为主流的临济和曹洞二宗却一直绵延不断，传承着禅宗的法脉。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禅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是关于“人”的学问，即探讨人的生命存在之价值和意义，其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禅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突出人的心性之学。其所提倡“自性自度”原则，乃是对“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历史性话语的进一步肯定。禅宗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它既是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同时也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多彩发展。禅宗所坚持的基本思想观点、所持有的人生基本态度以及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对于中国民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儒道精英对其进行的义理探究或诠释，还是佛教僧人对其禅悟之路的不懈奉行和坚守，或是民间百姓对其禅法实践和文化精神的传承，都多元、立体、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禅宗在人们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复杂图景和巨大影响，凸显了禅宗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精彩画面。
正是因为禅宗与人们的思想、生活密切关联，对古代的精英、民众思想均产生过较大影响，故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学界也加强了对禅宗各个方面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禅宗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禅宗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大陆的佛教研究开始升温，有许多学者对禅宗研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乃至到今天仍有学者不断推出禅宗研究的新成果。然而，虽然禅宗研究一直是近年来佛教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但对于五家禅之一的法眼宗，相对来说学术界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尚未有学者将法眼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来进行全面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研究，尚未出现专门的学术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一方面是由于学者普遍认为唐末五代，中国处于政治分裂的时期，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仅有百余年时间，并没有特别璀璨的思想文化，选择形成于这个时期的法眼宗这个禅宗小宗派进行研究，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或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法眼宗至宋代中叶法脉就断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容易给人造成其没有多大思想文化影响的错觉，从而制约了对它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面，由于研究法眼宗的相关性资料不多，新发现的资料也相对匮乏，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其的研究。
然而，在中国禅宗史上，法眼宗是一极富独特性的禅宗派别。黄诚同学以法眼宗为题来展开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这对于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禅宗的发展，尤其是宋代禅宗的特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黄诚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并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法眼宗的创立与传衍、法眼宗的传播与区域分布做了较好的梳理，对法眼宗的思想特点、法眼宗的宗风特色做了较好的分析，并比较了法眼宗与其他禅派的异同，特别是对法眼宗的衰落原因做了独到的具有创新性的探索。全文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文字清雅，分析细致，立论有据，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具体言之，全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注重禅宗宗派史与禅宗思想史的结合。将法眼宗置于禅宗发展的整体历史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来探究其形成与发展以及衰落的过程，运用思想史与区域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因而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法眼宗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把握法眼宗发展的思想线索和发展规律。
其二、将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引入思想史的研究，对法眼宗的思想传播和区域分布进行探究，既关注法眼宗代表人物的思想流布，也注意到法眼宗其他僧人的禅学贡献，并通过考察法眼宗僧人活动的区域分布及其思想的传播流向，从比较广阔的视野较为全面地考察区域文化环境与禅宗及法眼宗的相互关系，从而更清晰地把握法眼宗僧人活动的历史场景和法眼宗思想传播的整体面貌。
其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法眼宗纳入禅门“五家七宗”的整体性架构中进行禅风禅法的比较研究，以探讨法眼宗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禅法禅风的异同，从而能较为完整地呈现法眼宗禅风的自身特色和禅法风貌。值得指出的是，关于法眼宗的禅法特点，后世禅家多有概论，总体而言，其禅法简明细密，质朴平凡的语句中又暗藏机锋，其接化学人，往往是根据学人的根器不同而相机行事。法眼宗禅风特色与其他几家禅派禅法风格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独到的教学方法构成了法眼一派独特的宗风、禅法和宗要，不仅在实践中丰富了禅宗的教学方式，而且对后世禅宗的禅法思想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黄诚同学在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梳理和阐述，很有意义。
其四，在探究法眼宗的形成与衰落之原因上注重从禅宗思想自身发展脉络与外缘性条件的相互关系上来加以考察，特别是探索性地提出了“以人施教”和“以法施教”可能对法眼宗衰落产生影响的思考，颇具新意。所谓“以人施教”是指在教法上突出因材施教，“以法施教”则是说偏重教法本身。这样的提法是否最合适可以再斟酌，但从这两种不同倾向上来探讨禅宗的盛衰则是有意义的。因为佛法强调应病与药、因材施教，如果过于强调使用一种方法或以某种固定模式去应化接机，当然会影响到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对禅宗法脉传承的研究，关注传法本身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黄诚同学的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值得赞赏。当然，要清楚地梳理唐五代禅宗发展的内在机理，深刻理解宋元以降禅宗衰落的根本原因，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积极参与，细致梳理，深入思考。
总体而言，黄诚同学的论文选题和研究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与开拓。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论著亦复如是，从内容和观点看，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或商榷的问题。例如对某些禅师之禅法隐喻的意义世界作过度的体悟性，未必就符合佛教的本意；对法眼宗思想体系中所涉及到的部分佛教义理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五家禅法的比较还可以进一步深挖厚掘；对“以人施教”和“以法施教”的提法及其与法眼宗禅风特色和盛衰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说明；文字表述的简练与概括，也可以进一步完善，等等。不过，瑕不掩瑜，一部博士论文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黄诚同学的这部论著，已基本达到了其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故仍是一部值得推介的禅宗新作。
黄诚同学200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我的博士生，虽然他步入学术研究领域较晚，但在南大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各科成绩均获得优秀学分。而他选择颇具有挑战性的禅宗宗派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也可见其迎难而上的学术勇气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三年中，他受到了南大较为系统的学术规范训练，并克服了学习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博士论文答辩中，他的论文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全优等次的通过，这也是对他三年博士生期间努力学习、全面进步的充分肯定。黄诚同学博士生毕业后，回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工作，有了更多从事科研工作的条件和机会。目前，他正结合具有贵州地域性特色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开展区域性的宗教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并着力从大小传统的双重视野来观照和审视传统思想与地方性文化的交互关系，无论是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关注点都颇具人文关怀和思想史意义，这不仅将会有力地推进区域文化史和区域思想史的研究，而且对他本人今后的学术方向和研究理路也将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远景。在他新的人生转折中，期望他一如既往地沿着学术科研之路不断走下去，在新的研究领域中能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取得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洪修平
2011年12月23日初稿
2012年2月21日定稿
于金陵港龙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