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长达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慈禧太后不思富国强民，反而无耻地对帝国主义列强露出奴才嘴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皇帝即位之后，国力更是衰弱，但是他不愿做亡国皇帝，于是一场风暴掀起，谭嗣同就是这场风暴的策动者之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末巡抚谭继洵，母亲徐氏出身贫寒。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的母亲作风简朴，经常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他十岁的时候，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之下，他阅读了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涉猎甚广，文才出众，喜欢探讨经世济民的学问，对当时的八股文非常反感。他非常喜欢那些锄强扶弱的英雄，自己也颇具侠义之风。
1877年，谭嗣同在浏阳师从涂启先，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典籍，并且开始接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1884年，他游历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开阔了他的视野。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精神，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精华和唯物色彩思想，同时广泛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来充实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深深地烙印在谭嗣同的心里，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并且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生命而卖国求和的行为极其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数十年来中外变法改革的实例和原理，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认为，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进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之际，谭嗣同完成了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唯物思想，并且愤怒地抨击了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摧残压抑。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1898年初，他接受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不久，有人向他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9月5日，光绪下诏授予谭嗣同四品卿衔，参与新政。第二天，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其实同意变法，只是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多方阻挠，所以对变法有些力不从心。他许诺谭嗣同，只要是变法内容他一概同意，且谭嗣同可以当面指责他的错误。光绪对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他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到了。他参政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慈禧太后等人已经密谋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他带兵进入北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表面答应先回天津除掉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然后率兵进入北京，但是他20日赶回天津后，卑鄙无耻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慈禧太后。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下旨逮捕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谭嗣同把自己的书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告诉他：“没有人逃走，就没有办法完成以后的大业；没有人牺牲，就不能报答圣上的厚遇之恩！”日本使馆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大使说：“贵国明治变法肯定有不少人流血牺牲，所以才能成功，现在中国还没听说过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兴盛的原因。要有这样的人，那么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9月28日，他与其他五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行刑之前，他镇定自若，神色不变，并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他死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和黑暗之下，却更加映射出他的伟大精神和品格，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