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梵特吃了一片安眠药。他不想听到籁雅回家的声音。第二天一早，她为两人准备了一桌早餐。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女儿的和好举措，他站着喝了一杯咖啡。
“我得出门几天。”他说。
籁雅眼睛里满是不快，这在过去几个月从没出现过，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她只表现出一切都无关紧要。
“去多久？”
“不知道。”
“去哪儿？”
“不知道。”
她眼睛眨了眨：“你一个人？”
梵特没有回答。这也是第一次。
她的眼睛在说：跟玛丽。她一定已经感觉到了。只是她从未说过什么。但是她感觉到那是肯定的。玛丽已经成了禁区，成了伤害、过错和尴尬的结晶点。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和他女儿之间还会出现禁区。在火车站那天，看了罗耀拉表演后，她对他护卫举动表现出抵触拒绝——那是自我意愿觉醒的表现，他感到伤心，不过他还是学会了去理解、接受，最终还能促进它，就像对从那时起她发展出的其他独立性。然而，关于玛丽的话题却形成了禁区，成了隐晦的冰期。他们之间出现这种状况，令他内心非常纠结。
“嗯，我走了。”他临别时说。他能肯定，而且非常肯定她知道：他在用她的惯用语，每次动身去纳沙泰尔时她都这么说。她站在走道里的样子，好像很失落。这是一位很快会在她的信箱里得到高中毕业证书的女孩，一位名字在所有广告圆柱上、在所有报纸上可见到的明星；还是一位学拉小提琴的女学生，她爱自己的老师，即使她从不被允许留下过夜。看到她失落的样子，梵特呆住了。他差点把门关上，坐回早餐桌旁。可是，前一晚上庆典的事，的确有些太过分，他走了。
这一切是他在早餐时告诉我的。他敲的是我的房门，不是我们之间的通门。他敲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着惠特曼诗句睡着的时候，差不多八点了。早餐时间已经结束，不过我们说服了服务员。现在，我们都穿着大衣坐在湖边，准备出发，但还不能走。他不想回到充满沉寂的两个房间，而我害怕伯尔尼。将会发生什么呢？难道我们应该在我家门口道声再见，然后，他驾车驶向他那轰隆震响的大货车禁止通行的“伯尔尼路”上的公寓吗？我该怎样对待他的不幸？对于我的认知，他又会怎样对待？如此这等亲近关系，就这样突然中断，这难道不是太可怕，太野蛮了吗？这不是太糟、太不可能的吗？还能是什么别的样子吗？
因而，我们继续坐着，冻着，望着天鹅。接着，梵特讲起，他是如何又打起精神来的。
“很长时间过后，我才慢慢打起精神。才感到，露丝·阿达把我置于多么渺小的地步。最初是我带着旅行包坐进办公室，发现我的桌上空空如也：因为我很少到办公室，他们干脆把我的东西拿走，自己去处理了。我简直不再知道，我的研究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把烟头弹进湖水，接着说，“当我望到远处轮廓清晰的群山时，我想明白了，这对我没什么不好。不管怎样，我说服了自己。搞假钱也好，自由自在也好，不管不顾也好，眼睛一闭，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凭什么不行呢！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感到，我的尊严处于危急之中。尊严，这可是一个很重的词，狂热的词，但这是一个适宜的词，我从没想过还会为此费神，也许还因为那个日内瓦的晚上。我不知道。写字台上空空如也，这可不是什么滑稽的事。我走了。”
他没有去高山地区，他乘火车驶往米兰。
“我没带进剧院的合适衣服，再说，我也没有。可第二天晚上就有人站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买米兰斯卡拉大剧院的票。是《伊多梅纽》[41]。我听任被宰，而且被宰得非常狠。就这样籁雅演出两天后，我穿着破旧衣服坐进了米兰大剧院，观看乐池里小提琴手的演奏。我想象着籁雅坐在里面。不知怎么闪出一个念头：她将在音乐学院学音乐专业，现在我的女儿已经成年，可以通过音乐会演出，通过灌唱片挣钱，接下来，要对她慢慢放手，最终列维也会成为过去，她会有自己的公寓，会对自己负责任，获得自由，这样我们俩就都自由了。我又看起歌剧，《依多美尼欧》，我搞不清楚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听上去到底怎样，不过它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歌剧，一个让我从责任中解放了的歌剧，这责任是塞西尔托付给我的，为此，我几乎焦头烂额了。”
“问题只是我不相信自己，可又不愿意正视它，因而我说服自己，拿出新的干劲，对付这种自我欺骗。”
“我让自己先在意大利北部享受了几天，走访了几座城市，还有加尔达湖。感到自己是个终于找到了对待成年女儿方式的父亲，是一位站在人生新阶段之端的男人，全身心地享受着自由，收获着女人的目光，还有年轻女人的。换了一个新旅行包。”
“然后，买了一本关于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艺术的书。那里有阿玛蒂、斯特拉迪瓦里和瓜奈里家族。我记得还很清楚：站在收银台前时，不能说特别开心，好像面对着阴险可怕的未来的海浪，好像这本书把我置于一个什么东西面前，那是一个漩涡，我会在那里消失殆尽。但我对这个感觉一点不想深究。我要把书带给籁雅，这是一个和好的姿态，一个慷慨大度的姿态，通过对阿玛蒂的接受，也把列维捎了进去。”
“回来后，可以说，我又拾起自己的本行。我比别人早到办公室，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去。我让他们送来过去几个月的所有文件资料，要求他们向我描述实验结果——正是因为这些结果我们得到了经费，并且详细询问新项目的具体细节。我放低语调，话语简短。他们开始对我的精力和注意力感到害怕——这是他们差不多忘掉的。接着，纰漏见光：经费预算错了、评估错了、课题错了。两名雇员的合同需延长，我拒绝签字。当我发现露丝·阿达在我的权限内签署了文件，我打电话给人事部门，澄清事实，让事情得到重新处理。我让露丝来见我，把烟雾吹到她脸上。她想抗议，不过我这仅仅是个开始。有人要进屋，我说：‘现在不行。’我说话时一定是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她脸色变得煞白。我把一沓纸拉到跟前，那是我干到深夜的工作。她认出了那沓纸，倒吸一口长气。我历数她的错误决定，一个又一个。她想罪加于我，说我总不上班。我把她的话截断，看着她，我后脖子上又感到她的呼吸，那是她对我不屑地说‘签名’时我的感觉。那天我把经费申请撕成碎片时，她就是一脸阴笑。我给她读错误预算、错误前提、对资料的错误说明，我一个接一个地念给她听。我反复念，找出重点来强调，我要击败这个露丝·阿达。因为没有落入她超短裙的陷阱，她永远不会原谅我。寒风吹过过道，这风令我很享受。”
“这还不算完。我钓了大鱼，在工业界赢得了几千万法郎的研究经费。离开董事会会议之后，在升降电梯里我乐得想站稳都成问题。我的冷静发挥了作用，我看着他们的脸，结果他们把数额一个劲儿地抬高。这不是欺诈，整个事情是有风险的，这还是轻微的说法。”
“所长找我谈话，向我祝贺征收到如此高的研究经费。‘小孩玩意儿，’我说，‘没什么特别的。我指的是我的研究。对任何人都没用。没有它也可以。’他很快克服了我带给他的震惊，放声大笑起来。‘我还真没看出，您这么会搞笑！’我做出一张非常严肃的面孔：‘这可不是搞笑，我可是认真的。’接着，我试着像在一位喜剧演员那儿看到的，突然爆笑起来，以至于那非常严肃的表情显得不过是这种爆笑的开端，我干脆敞开大笑，所长也跟着大笑，我把笑声加高，还发出怪声，他也跟着发出怪声，其声之响，好似要让整个大学楼都听到，我把声音再次加高，然后我发现，这怪声真能让人笑死，我笑出了眼泪，最后所长也找出手帕。‘梵特，’他说，‘我一直知道，您是高人，所有的荷兰人都是高人。’这话如此可恶！烦人，该死，我又开始呼哧带喘，于是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怪叫。临别时，他想了解莫扎特小姐近况。‘是巴赫，’我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正是我要说的。’他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下次见面时，我们该做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