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这个梦让我们笑了起来。我们第一次这样一起笑。梵特的笑开始有些迟疑，不太确信，随后渐渐自然起来。我确信：他一定得克服这种——他丧失了笑的权利——感觉。我们坐在外面，在饭馆有四面围墙的避风的院子里，普罗旺斯的阳光下，白墙很亮，亮得刺眼。桑泰斯马里耶德拉梅——这个有浅色白墙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梵特笑的地方。
这种笑也会适合汤姆·考特尼吗？看了那个电影很多年之后，我在伦敦的舞台上看到了这个演员。那是一个喜剧。他演得不错，可我不想他这样，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但对梵特，我希望他这样，我希望能更多地听到这个笑。这个笑表明，他不仅是籁雅的父亲和他不幸命运的受害者，他还有另外一面——他还是个有魅力、有闪光智慧的男人。我希望我能在他那逆光喝酒的照片旁边，再放上一张他的笑脸照片。
他克制了一下，要了一杯矿泉水，只是喝咖啡时，要了格拉巴酒[17]。他问我是否有妻子和孩子，他想知道。他那种很有距离感的问话方式，差不多让人觉得是很礼貌的。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觉得有些受伤。后来才知道，那是先着手的防御。因为他害怕答复，害怕听一个男人讲他的家庭生活更幸运，同妻子和孩子相处得更好。
我讲了一下我的离婚和住宿学校，却找不到别的话去解释跟乔安妮和莱斯丽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讲到那个男孩，那个突然出现在停车场出口、站在我车前的男孩。真悬，就差了几厘米。我心脏一直怦怦跳着开车回了家，坐到沙发上时甚至也没停止这种狂跳。我跑进浴室，吐了。一夜不眠，只喝甘菊茶。第二天是周日不用工作，我打了一天瞌睡，电视开着，希望能转移注意力。头痛得厉害，情景就像当年我准备国家级考试之前。星期一上午又进了手术室。
“我几乎不再能相信我的手，不再相信近乎自动生效的记忆了。切开口子以后该做什么？如何处理出血？站在我右边的护士不出声地递来手术刀。秒针在走动，我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口罩上方是保罗错愕的双眼，回家的路上仍然头痛不已。长距离散步时我常停下脚，闭上眼睛，思绪中我又站到手术台前，对血的恐惧无法抑制，鲜血流啊流啊，病人失血而亡。”
“‘你们的血没用完，就是一个奇迹。’一位老同学说，其间他成了精神科医生，‘你怎么就不能不干这行了？比如当个摄影师，或者摄像师什么的？说不好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你会老的，把它当作你老了的标志吧。’”
“一个星期后，我提前退休了。告别时得到的花束，被我在最后一次回家的路上扔进了垃圾箱。不过我天天还像外科医生那样，早早起床。”
在此我没有讲的是，在家里我怎样把我那些在波士顿时的照片拿出来看，那是一个胸有成竹的男人的照片；拿出来看的还有我的授课及手术视频；我也没有讲，我当时怎样在自己脸上探索地寻找安全感；我是怎样羡慕地望着我那双既安全又灵巧的手，鲜血对它们不会有丝毫影响；我怎么突然有种感觉，当前的惊魂导致了过去一切的倒下，那是多米诺骨牌似的轰然倒下，一个接着一个，全都是假象，不是撒谎，是假象。我隐瞒不提的还有：通过电话预订了阿维尼翁的酒店房间后，我竟然恐慌起来，因为我突然不再知道如何办理入住及退房手续；我怎样练习说那些应该说的话；然后当我不可思议地躺到床上时，我竟想起我在印度和中国香港开会时住过的豪华酒店。什么是自我信任：它为什么会这么情绪化？它对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茫然？我们终生都在努力建立这种自我信任，要保护它，加固它，知道对于幸福它是最珍贵的，不可缺少的。可突然间，一个陷阱活门阴险无声地打开了，我们落入一个无底深渊，曾经的一切都成了海市蜃楼。
“女儿在寄宿学校上学，那是什么感觉？”梵特问。“能感觉到，她在长大吗？抱歉抱歉，我只是想做一下想象。”他还问我，常去看她吗，经历过她的初恋和第一次爱的苦恼，还有选择职业时的感觉混乱吗。
我和莱斯丽坐在寄宿学校旁边的咖啡馆里。“跟安德烈——已经过去了。”她掏出手帕拭向眼睛，说，“我自己想象的要更好些。我指的是初恋。”我觉得她还想问的是，你那时候是如何度过的？只是她没有问。“想当医生。”另一次，她这样笑着说。“不行。”我说。“行。”她说。我觉得，那次我们临别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了。
我沉默下来。“抱歉抱歉。”梵特说道，要把我找回来，他又讲述了一个梦中细节：小提琴一经露丝·阿达触摸，马上萎缩，慢慢地，在库姆霍兹音乐商店只能买到八分之一大的小型小提琴。梵特希望，她会为自己的触摸羞愧不安，穿上她的超短裙。我知道他没有做这个梦，这是他刚刚发明的，为了同我言归于好，因为他先前向我问了莱斯丽的事。
“库姆霍兹商店里的真售货员，”他继续说，“完全不同于露丝·阿达；在研究所，露丝慢慢地差不多成了我的对头，不过我赢得了卡塔琳娜·瓦尔特，就是那个梦里的第二个女人，差不多算个女朋友，关于籁雅的事，我常在思想中与她对话。罗耀拉音乐会的第二天早晨，我作为第一个顾客走进商店时，就是她迎了过来。这是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女人，她的举手投足以及那浅灰色的平静目光，都给人以从容自若的印象。八岁女孩学琴，她说，那得先从半大的小提琴开始，十岁左右可以用四分之三大的，到了十三四岁，就可以慢慢过渡到正常大小的小提琴了。见我对‘半大小提琴’‘四分之三大小提琴’这样的表达面露惊奇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她矜持的微笑，它与那夹杂着白发的头发，及显得严厉的盘在脖子后面的发髻配得恰到好处。后来我还去她那儿买了些唱片，只为了再次看到那个微笑。”
“她从库房为我取来的小提琴，木料颜色较浅，上面有些动感的微细纹络。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生怕它会在稍微强劲的动作里化成土灰。‘您不想带您女儿来吗？这样我们能比较肯定，这个大小是不是对她适合。’这个女人我刚刚认识不过半小时，就说出了这样恰如其分的话语。不错，这正是一个很自然实际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她好像那时已有感觉，觉得我会犯错，犯不切实际的错误。现在我还能看到，我犹豫时，她的眉头怎样向上扬了扬。在那个顾客稀少的早晨，如果我听懂了这位理解生活的女人的教导，一切就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却说——听上去一定是带歉意的：‘我想给籁雅一个惊喜。’随后我为小提琴付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如果有任何问题，您带籁雅过来就是。’女人说着，递过来她的名片。”
“她直接用到籁雅名字的话语，一直在我心里回响。提着小提琴盒走出商店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我手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珍贵的东西。路人碰到琴盒的时候，我差不多吓了一跳。剩下的路上，我干脆把它紧紧抱在胸前。”
“走进研究所时，我正是这副模样。然而，没有谁对小提琴献上一丝关注。这些同事怎么能知道，这是籁雅重新醒来、走向生活的象征？因此，我很生他们的气。他们对这么一个珍贵物件竟然没有过问一下，竟然没有一句表示，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等着我来解释不可饶恕的缺席会议的原因。就是这种不闻不问让他们成了我的对头。”
“当我坐进办公室，越过城市眺望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时，我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不会自觉自愿向他们做解释，向他们道歉的。那一座座山峰，白雪覆盖，雄伟壮观，同绿色草地一起，耸立在有着均匀蔚蓝色的天空中。昨天在籁雅学校门前，我也望到了这个景色。自那时以来，还没过去二十四小时，只是，世界已经改变了。”
“办公桌上有张秘书写的纸条，有关所长的电话，让我去见他。很快，我坐进那个闪光镀铬的大学办公室——屋里摆满了电子设备；自己随即变成一个执拗的学生——我曾经如此，对任何警告威胁置之不理，照样将口袋国际象棋在课上掏出来，但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尽管旷课，我仍可以很快将落下的功课补上，并在重要的考试上再度名列前茅。那时候我很会作假，就像下国际象棋：你必须想在对方前面。此刻我也必须这样，我要对抗所有人来保护籁雅。这点他们可以放心。”
“所长无法知道，坐在他面前的同事心中，那个当年走街串巷、冷血撒谎的顽童又醒了过来。我觉得，对我所编造的简短和干巴巴的籁雅出意外的故事，以及它听上去多么缺少歉意，所长一定感到吃惊。可他除了相信我，也没其他办法。最后我们只好重新定了一个再次同投资方会谈的日子。”
“我耽搁会议的事件渐渐被人遗忘。但我与其他同事之间，却留下了某种冷漠。露丝曾一而再地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不过我总是谨小慎微，走在他们怨恨的前面。如我说过的，这点他们可以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