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凌岚
我初读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书信，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她是美国诗人里的萧红，“遭移情别恋的丈夫抛弃，单亲，31岁，诗人，带一对年幼的孩子，在1963年2月，英国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开煤气自杀”。一个女诗人这样的结局确实容易让中文读者想起饥寒交迫中死去的萧红，她们在中英文世界的地位也相仿佛，都被各自的母语国度誉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女作家。但这个类比是有缺陷的，越是了解普拉斯的生平和创作，越会明白她不是饥饿和战乱中写作的萧红，萧红最后不是自杀，是在日本人占领下香港的兵荒马乱中病死的。
先要说明现在已经出版的普拉斯书信所呈现的“被删节”问题。1963年2月普拉斯自杀时，她和休斯只是分居关系，没有签下正式离婚文件，法律上她还是特德·休斯的合法妻子，按照英国的法律，已经分居的特德·休斯成为普拉斯所有著作版权（包括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诗歌、书信和日记）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和监管人。不久休斯委托自己的姐姐奥莉文·休斯代理执行，这样普拉斯庞大的文学遗产在过去50年中，实际上由奥莉文·休斯来监管。
为逃避舆论谴责和媒体骚扰，休斯对普拉斯的著作实行最严格的版权保护，所有引用普拉斯作品的评论、访谈、传记，在出版前必须把完整样稿送交休斯家族审查，经同意后才能发表。这个“家族审查制度”不仅涵盖普拉斯已经发表的作品，而且包括普拉斯所有未出版的书信、日记，这个版权保护有效期一直到2013年。从1963年到2013年这50年间，利用版权限制，休斯一直在打一场又一场的“防御战”，防止对己不利，对普拉斯过于同情的文字面世出版。比如《苦涩的名声》这本传记的作者安·斯蒂文森（Ann Stevenson），在传记出版后不止一次谈到版权监管人奥莉文·休斯审稿的唯一目的，是“让她弟弟特德避免在普拉斯自杀一事上承担责任，传记的目的是强调女诗人的自我毁灭倾向”。
2013年之前，凡涉及普拉斯的文字，无论是传记、回忆录还是诗歌批评，一直受到休斯家族的骚扰干预，休斯多次把普拉斯研究者的著作以“诽谤”或者“版权侵权”等罪名告上法庭，或者以“不予同意引用普拉斯原诗”为理由进行威胁，阻止研究者擅自出版关于普拉斯的传记和评论。
普拉斯的母亲奥瑞莉雅·普拉斯（Aurelia Plath），在整理出版女儿的家信时遇到同样的版权干预。她原计划出版的普拉斯家书有700多封，在被休斯审查后，只剩下384封信被允许出版，而这384封信还不是全篇，每一封信都被删节成休斯满意的洁本，就是这个原因，如今读者看到的《普拉斯家书》（The Letters Home by Sylvia Plath）以及同辈作家回忆录里的普拉斯书信都是支离破碎，基本没有完整的信。最蹊跷的是，普拉斯临终前写了“最后一封信”，被特德·休斯烧掉，连普拉斯的母亲都没有读过。时过境迁，读者也认了，文字跟人一样，都有各自生成和湮没的命运。
休斯在普拉斯离世后鲜有诗集出版，余生大部分时间在创作儿童文学，一直到他得绝症临终的1998年，终于打破沉默，出版诗集《生日信》。1969年“小三儿”阿西亚带着女儿以同样方式——煤气中毒自杀，悲剧像乌云一样经年不散，甚至半个世纪以后还波及第二代，普拉斯中年的儿子尼克拉斯·休斯于2009年在阿拉斯加自杀，这是后话了。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普拉斯母女关系，这也是历来普拉斯研究和传记作者绕不开的话题。在洁本书信里，我最先看到一个无休止地赞美母亲伟大的“天才少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天才少女”升级成书封套上标榜的“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是不是“最伟大”，美国学界还存有争议），没有一封信不以赞美母亲伟大无私奉献为开始和结束，赤裸裸地热烈赞美到肉麻，有时候这种倾情赞美会延及祖父母、奖学金赞助人（普拉斯家境贫寒，她和弟弟一路靠奖学金读的大学和研究生）和弟弟，总之，从1950年普拉斯进大学往家里写的第一封信开始，一个才华横溢又很懂事的少女就开始了她一生的赞美通信：
你是一个女孩所能拥有的最可亲可敬的母亲，我最大的希望是能以自己的成绩给你献上越来越多的花环，沃伦和我爱你和钦佩你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多，毕生感激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是你给我们天赋的才华和上进心。一百万次感谢你！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像强迫症。
极偶尔，普拉斯的信有吐真言的一刻，没有被删掉，比如这段普拉斯给弟弟沃伦的信：“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接受她替我们的奉献，她杀了自己都有可能。她的无私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我们得像防范致命疾病一样防着她的无私。”
这偶然表露的母女关系的紧张和扭曲，在一片灿烂、感恩戴德的平常家书里显得特别刺目。这一段如果做词汇分析的话，“惊恐”“杀”“不正常”“防范”“致命疾病”“无私”这些字眼触目惊心，其中“无私”出现了两次，一方的无私美德，变成控制另一方的手段。在她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在榨取母亲二十年生命心血和照顾之后，现在是回馈她以成倍的欢乐的时候了。”“Extracting”是她用的动词，萃取，榨取，这个词也让我心凉，母亲的自我牺牲给子女带来自责的心理重负，一生不能消弭，这是好多寒门出的贵子心理上的伤痕和残缺。
普拉斯母亲出身贫寒，嫁了大自己21岁的老师，德裔教授奥图·普拉斯，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在第二个孩子沃伦出生后不久奥图便去世，母女和儿子三人生活过得非常拮据，这个单亲家庭是靠着普拉斯外公外婆的支持才熬到两个孩子高中毕业。书信里的好多篇幅花在讨论各项费用、学费、旅行费的计划上，普拉斯几乎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未来学年的费用，从少女时代起每一笔稿费、每一首诗或者小说的发表都有周密的计划，这种周密计划的人生的每一步都不能错，因为错不起。
普拉斯自小就显露出文字和绘画方面的才华，在诗歌和绘画方面屡次得奖，她弟弟沃伦也是一路奖学金最后进入哈佛大学，他们是寒门出贵子的波士顿版。越是窘迫，普拉斯对自己文学建树的野心也越大，大到疯狂的地步，比如普拉斯夫人自豪地在书信集前言里引用女儿早年的日记，“我是一个女孩儿想成为上帝（I am the girl who wants to be God）”，试想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波士顿郊区保守新教社区，一个小姑娘自比“上帝”！一般人家可能会把这话当作童言无忌删掉，奇怪的是这样夸张的话倒是没有被删掉，而是被普拉斯母亲郑重引用，白纸黑字地出版。
不能犯错，一步错不得的自我要求，给普拉斯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同时压在普拉斯身心上的还有另外两座大山——钱和野心。钱的压力前面已经说过，对普拉斯的教育培养不仅是举全家之资，还有奖学金赞助人多年资助；文学野心的压力来自普拉斯母亲对女儿的培养，普拉斯8岁时在《波士顿先驱报》上首次发表诗作，正式开始其文学出版生涯，这种文学神童的业绩，跟她母亲的过度推动是分不开的，普拉斯母亲是我们如今所说的“虎妈”，普拉斯母女无论是在容貌还是精神气质上都惊人地相似——都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进取精进的A型性格。
所以在《普拉斯书信集》中，一方面读者会看到满篇孝顺淑女对母亲的赞美，发表作品和作品获奖的佳讯连连；另一方面，普拉斯的心理非常脆弱，时刻在走钢丝，内心压力像气压锅一样逐年累积，最后在她大学四年级前总爆发。那个夏天从纽约回来，普拉斯第一次试图自杀，幸好被救活，那次自杀是预演，十几年后在伦敦她第二次自杀，这个天才作家成功地结束了自己辛苦的一生。
在翻译这本书信选时，我经常在信的字里行间看到普拉斯往疯狂的道路上狂奔，我恨不得跳进书里直接代笔给她回信，穿越回20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告诉这个漂亮要强的女人：“你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凤凰女啊！你再拼下去是死路一条了你知道吗？”
时也，运也，命也，我只是一个50年后的普通读者，读者和书本的关系好像是两个可以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平行宇宙。
这本书信集真要是一本小说的话，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悲剧所在不在于女主角最后的自杀，恰恰在于母女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于母亲对女儿令人窒息的控制。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母亲的推动，普拉斯能在短短一生中留下那么多作品吗？如果平凡快乐地度过一生，像她在史密斯学院和剑桥大学的诸多同学那样，普拉斯还会成为现代诗歌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吗？
普拉斯墓志铭上写着：“即使在最猛烈的火焰中都可以种下金莲花。”这句话据说来自《西游记》，时间流逝，“火焰里的金莲花”是否终于开放在往生的路上了？她最后三个月在“完全黑暗，在上帝的内脏里”写出的作品，无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读者眼中依然堪称一流。
女人最后臻于完美
死去的身体，带着大功告成的微笑；
她赤裸的双足，好像在说，
走了这么远，可以结束了
——西尔维娅·普拉斯《边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译信的来源，一是普拉斯母亲1975年出版的《普拉斯家书》，这本家信收录了普拉斯给母亲、弟弟沃伦、赞助人普茹蒂夫人的通信，也有少部分的信是给亲戚比如姨妈多蒂；普拉斯给爱尔兰诗人理查德·墨非的信，收录于传记《苦涩的名声》；普拉斯给女诗人露丝·芬莱特的信，由芬莱特在回忆文章中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