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一连串重大事件编织到历史剧变的1949年。
蒋介石下野的第二天，代行总统职权的李宗仁即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为表示诚意，李宗仁在发动民主人士赞助和谈的同时，也作出了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全国政治犯；废止特刑庭；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启封停刊报纸；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姿态。同时还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吁请和平。
比起李宗仁，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更显得急不可待。他不仅释放了关押在武汉、广西的几百名政治犯；而且蒋介石尚未下野，他就派黄绍竑赴香港与中共党组织接头，表明和谈意愿。与中共关系还没接上，蒋介石下台了，白崇禧索性派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曾任第五战区高级参议的刘仲华两人，于1月23日直接飞北平，求见中共领导人，接洽和谈问题。
临行前，白崇禧交代黄启汉说：“尽快和中共联系上，我希望能实现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
黄启汉这才明白，白崇禧毫无和平诚意，所以求和，一石二鸟，先是以和倒蒋，再图以和分治。可眼下解放军百万雄师云集江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求和之人还开出以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天大价码，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黄启汉心想，这一趟北平之行，注定是无功而返。
桂系另一立法委员李任仁也发现白崇禧一面求和，一面继续征兵征粮，争取美援，意在由桂系与中共划江而治。
果然，黄启汉此行北平，只于1月27日，在颐和园万寿山的益寿堂见到了准备接管北平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转达了桂系和谈意愿，29日便返回南京。
但是此后没多久，黄绍竑联络上了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面达白崇禧和平意愿。潘汉年毫无耽搁，当即将此事汇报中共中央。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反蒋亦反共。因为它反共，蒋介石把它视为次要威胁，首先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从而使桂系得以生存下来。因为它反蒋，共产党把它视为可团结力量，一直希望能争取桂系，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所以，当白崇禧向中共举起和平的橄榄枝，中共中央对这个国民党内著名反蒋人物的态度十分重视。更何况历史上，中共与桂系就曾有过一段平等相处的友好交往。30年代中期，尽管桂系并没放弃反共立场，但为了加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地位，曾派员去陕北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在给桂系首脑的回信中，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协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
中共中央先后派云广英、张云逸等人，到广西宣传中共的抗日路线，使得桂系逐渐接受共产党人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提出“焦土抗战论”，主张下最大的政治决心，不怕流血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与暴敌血战到底；军事上必须是总动员的全面战，而非局部战；是主动的进攻战，而非单纯的防御战；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长期消耗战，而非速决战。
1936年6月，桂系为逼蒋抗日，发动“两广事变”，毛泽东及时发表了记者谈话，盛赞此事变“是值得庆幸的壮举”。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李宗仁、白崇禧马上联名致电周恩来，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
双方领导人曾一度互以青眼，颇有英雄相惜的意思。
1937年2月，桂系派刘仲容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夸奖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模范省。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
抗战期间，桂系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上，协助中共在连国民党中统、军统和CC系都不许插足的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延聘进步人士到桂林讲学、办报、指导艺术……一时间，田汉、夏衍、杨东莼、焦菊隐、欧阳予倩、胡愈之、千家驹等云集桂林，呈现出一派名人荟萃的文化景观。直至“皖南事变”发生，桂林“文化城”的大好局面才被桂系断送了。
尽管桂系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它的反共仍是留有余地的，在桂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多数被礼送出境。
因此，毛泽东仍将桂系与蒋介石区之以别，认为：“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中共提出的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名单中，也没有点李宗仁、白崇禧的名。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但初稿中无一桂系首脑。
为此，当白崇禧逼蒋下野，呼吁和谈时，毛泽东便迅速定下“联合李、白，反对蒋党”的方针，电告潘汉年：同意白崇禧及早派刘仲容去商谈。
于是，3月初李宗仁、白崇禧派出的又一个重要使者—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由汉口北上，打算至石家庄再转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行前，白崇禧和他谈了很久，说：“德公代理总统后，已经做出种种让步和姿态，况且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的气氛是有了，我方的态度也有了，下一步就要看共方的实际行动；今后会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我希望你见到毛先生时，务必向他陈明利害，中共军队不可以过江，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和几十艘舰艇，共产党如果一意渡江，怕是要吃亏的。到那时，打破了局面，谈判就不好办了。”说罢，将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拜托你了，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是会为我们打算的。”
刘仲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与伍修权等同学；后长期以高级参议的身份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工作。1937年初，他经桂系同意，应周恩来之邀秘密潜赴延安访问、参观了近两个月，成为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的朋友，此后便成为中共与桂系之间的主要联络员。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已迁往北平，再加上当时南北铁路未能完全修复，刘仲容北上很不顺利，一路走走停停，3月21日才到河南驻马店。
此时，四野先遣兵团已推进到开封。
先遣兵团是2月23日开始沿平汉铁路东侧南下的。鉴于二野、三野已陆续向长江北岸集结，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先遣兵团迅疾南下华中，3月底之前必须夺取信阳和武胜关，威逼武汉，钳制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使其不得东进增援，以策应二野、三野顺利渡江。
然而，先遣兵团失却了入关时的那派一泻千里的威风。尽管这一路上畅通无阻，走的全是通衢大道，可将近一个月里，前进不到800公里，平均每天只能走个五六十里地。
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心里十分焦急，照这样的速度走下去，部队根本无法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但他知道部队委实太累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打了4年，辽沈战役的硝烟还没散尽，便又赶场子似的进关打天津。连着打了2个大决战，部队气还没喘匀，就又背起背包南下了。这样一仗接一仗地打下去，金属也会疲劳的。
他最感忧虑的是地方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在悄悄蔓延。这个兵团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北方家乡已经解放，可这些征战未归的汉子们却越走离家越远，一抹抹浓得化不开的乡情，黏糊糊地缠得人迈不开腿。许多指战员一步一回头，望着那渐行渐远的北方，眼里竟望出了泪光。于是，几乎每个团都有些逃兵，甚至有的营连干部也打报告，要求复员回家去干地方。
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纠正，任其继续，必然影响南进任务。
为此，肖劲光要求各级军政主官都动起来，将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基层，亲自去抓部队行军鼓动。
第43军最年轻的团长张实杰与团政委王奇分头下到连队，边行军边与干部战士交心谈心，做通指战员的思想。一路上，两人跑前跑后，敦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喉咙都喊哑了。在行军的间隙，他们还组织了一次全团表彰会，彰扬了20多位行军途中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共产党人政治思想工作的法宝，再次显现出它特有的魔力。先遣兵团游龙般地疾进，几天之后就听见了黄河澎湃的涛声。
一过黄河，先遣兵团便暂归二野接替指挥。
3月20日晚，肖劲光率兵团部刚抵达开封，便收到二野刘、邓首长发来的电报。电文简洁明确地命令先遣兵团，不得迟于3月23日到达指定位置，并指示第40军两个师轻装前进，乘火车抵达许昌下车，尔后沿平汉公路经郾城、上蔡、正阳，取捷径奔袭信阳；得手后不得作任何停留，即以第40军一个师沿平汉铁路东侧，第43军一个师沿平汉铁路西侧，钳击花园之敌；第40军主力则一律轻装，沿同一路线随后跟进；第43军主力则由蓝封经太康、商水、周家口、正阳关、罗山、宣化店，进击黄陂之敌，以策应与配合信阳方面的作战。
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肖劲光深知捕捉战机的重要性。当下，他让参谋人员分头通知各军，请师以上干部立即赶到兵团部来受领任务。
待人都到齐，肖劲光先将地图往桌上一铺，曲起指关节示意性地敲了敲图。于是，那些满身风尘的军、师指挥员们，脑袋齐往图上凑。
等他们看了好一会儿，肖劲光才说：“怎么样？看出形势的严峻性了吧？二野野司已经不止一次来电询问我部南下的情况了，而我们走到今天才刚过黄河，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现在，白崇禧集团的主力第3兵团已经机动到达赣北，而张轸的部队退守河南回防武汉，这样一来就直接威胁着我渡江部队的右翼。白崇禧之所以敢于走这样一步棋，主要是还没有感到来自正面的压力。本来我们对地形、道路作了认真勘察之后，考虑到为便于部队的隐蔽，兵团主力准备从平汉铁路西边的豫西大道进军，直插信阳以南。现在看来走这条路线时间上来不及，我们应按刘邓首长的指示，立即采取行动，两个军都沿平汉路东侧南进，以最快速度抓住夺取信阳的敌人。具体部署请参谋长给大家讲。”
作战会议结束后，肖劲光又带领司、政、后机关的有关人员，下到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检查部队奔袭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直到一切都感到满意了，这才随便找了间屋子，躺到床上打起了呼噜。
肖劲光这里还没动作，3月22日白崇禧就诡诈地将驻守在信阳的桂系第7军171师南撤入鄂，信阳及其周围只留下一支杂牌部队作掩护。
因此，当23日的夜晚，先遣兵团先头部队第118、第120师在夜幕的掩护下发起奔袭时，一路上如风卷残云，仗没怎么打，敌人就溃不成军了。第120师三天之内连下数城—30日收复驻马店；31日收复确山；4月1日收复明港、长台关。第118师长途奔袭160里，于4月2日早晨解放了豫南重镇信阳。
收复信阳后，肖劲光把兵团部移驻到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的鸡公山。那里有一个不大的车站，成了先遣兵团部的司令部，兵团的领导则被安排住进了离车站不远处的一幢小别墅。据说这幢别墅是专供蒋介石上鸡公山避暑前临时歇息的。
就在这幢西洋建筑风格的小别墅里，肖劲光指挥先遣兵团继续南进，与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的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集中兵力围歼武汉外围残敌。
白崇禧这些天脾气很坏，派出的和谈代表没有传回任何消息，四野先头部队又向武汉步步紧逼，他成天火不打一处来。那天黄绍竑从香港刚返回汉口，白崇禧就黑着张脸告诉他说：“武汉方面中共军队不断进迫，我看和平合作没有什么希望。”并恶狠狠地说：“如果他们逼我太甚，我还是打。”
两人是广西陆军小学同学，并同为新桂系创始人，相知甚深。
一听这话黄绍竑就跳起来：“你还有资格讲打吗？你一个月前电蒋主张和平，为什么老蒋下野之后你又要打呢？即使是北洋时代的小军阀也不会出尔反尔这样快。你好不容易弄来一根和平拐棍，为什么轻易又把它扔了呢？我真不解。现在讲打，只有蒋介石还有资格，最好你亲自到奉化溪口去，向蒋介石认罪，请蒋介石再出来。”
白崇禧无言以对，扭脸对参谋长说：“北平那边一有消息就告诉我。”
刘仲容终于3月28日赶到北平，当晚就被接到双清别墅，与毛泽东长谈到凌晨3点钟。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向这位老朋友了解：“南京方面现在的动向如何啊？”
刘仲容告之：“南京政府目前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只好罢战求和，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人一定会出面干涉，只好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动摇徘徊，非常苦闷，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了，问道：“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仲容回答：“从历史上看，蒋桂两家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蒋介石对桂系下毒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桂系主张和谈，是为了谋取划江而治的对峙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毛泽东坚定地摇了摇头：“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办不到的。白先生估计我们渡江的兵力是60万，这是错的。我们有100万军队，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这也是白先生没能估计到的。”
刘仲容提出：“白先生还有一事想向中共方面求援，桂系夏威部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解放军重围，而桂系的另外一支部队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缴了械，他请求中共方面缓颊，以示中共方面对和平的诚意。”
毛泽东大度地当场表态：“我们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获的武器也可以发还。你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
白崇禧集团控制的武汉、长沙、南昌、桂林，都是历史名城，毛泽东希望能争取桂系，以免诸城战火损毁。因此，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接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再做做李、白的工作：“请你转告他们，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决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只要不出击，不阻碍我们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意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代表也行，我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就在北平，不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我知道，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兵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几万人，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总之，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再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刘仲容连连点头说：“共产党对桂系可谓仁至义尽了。”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桂系另一个使者黄启汉，严正指出：“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愿望，不顾中国共产党为防止内战的真诚努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和痛苦。现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介石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但南京来的代表团，却想对这八条原则讨价还价，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请你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几点具体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让出安庆；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宗仁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黄启汉回忆说：“周总理语重心长，为李、白指明了方向。他的话，我一一记在心头。周总理又跟叶剑英同志一样地对我说，首先欢迎我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使我感激涕零，永世难忘。我当即向他表示决心，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我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跟毛主席走。”
当天下午，黄启汉飞返南京。行前，李济深和邵力子先后到六国饭店来看他。李济深要他告诉李宗仁，只要他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意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到时我们也支持他。
邵力子则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
黄启汉回到南京，分别向李宗仁、何应钦报告了周恩来的谈话。接着，他又按李宗仁所嘱，马不停蹄地飞往汉口去见白崇禧，特别向他强调周恩来的几点意见，请他认真考虑。
白崇禧同意将桂系军队的防线，撤到汉口北面的花园以南，但说到让出安庆他就感到为难了。他将黄启汉引到一幅壁挂地图前，指给他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方便之门。”
黄启汉哈哈一笑，说：“长江那么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想有道理，说：“这样吧，现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46军174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部队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他似有不甘地接着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
黄启汉：“这办不到的，周恩来已说过。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决不会答应。”
白崇禧沉默了一会儿，问：“李任公怎么样，他能不能到武汉来？”
“我们的态度还不明朗，他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独立行动，向人民靠拢。”黄启汉又建议说，“不管北平进行的和谈，商定什么样的协议，一经宣布，武汉方面应首先表示拥护。”
白崇禧含糊其词地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但黄启汉在武汉的那几天里，看到白崇禧一边和谈，一边忙于听取军事汇报，亲自部署武汉内外围的防御，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有天白崇禧巡视汉口的城防工事回来，他迎上去搭讪：“城防工事怎么样？能抵挡得住吗？”
白崇禧摇头道：“靠不住，靠不住。”
黄启汉乘机建议说：“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黄启汉终于摸透白崇禧的心思了，他和共产党虚与周旋，拖延时间，就是为了等待长江涨水，以度过危机。
黄启汉回到南京的第二天—6月4日，刘仲容也乘坐南京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离开北平，下午二时半在明故宫机场降落。
当晚，刘仲容就将接洽和谈情况，向李宗仁、何应钦作了报告。
刘仲容回忆说：“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达南京。我告诉白，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既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我就把毛主席的话讲给他听。我特别提到，通过商谈，将来成立人民政府，毛主席将对他作出安排，请他指挥国防军。但是白崇禧却听不进去，他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接着，白崇禧问：‘德公和敬之（何应钦）有什么看法？’我说：‘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说是要同你商量商量。’白暴躁地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然而，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协商，南京和谈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与毛泽东发表的—也是李宗仁承认的和谈8项条件内容一致，可以接受。同时即席推举黄绍竑、屈武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回南京请示。
为此，白崇禧偕黄启汉等提前从武汉飞回南京。降落后，他先回了一趟大悲巷雍园1号公馆。
雍园是南京著名的高级住宅区之一，绿树如盖，街巷幽静，公馆林立，毕集着一大批国民党官僚。在这片公馆群中，1号建筑最显赫。从外观上看，2.6米高的围墙和古铜色的木门，纯属古朴的中国四合院，但院内却是水杉林带环抱的两幢红色两层小洋楼，南北相向而立；楼间花枝繁茂，草坪如茵，形成公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白家是个大家庭，除了他和夫人马佩璋所生的6子3女外，还有白崇禧的私生子白先道、三姑妈、姑外甥及哥嫂一家，也都跟他一起生活。白家人丁兴旺，随从、帮佣也多，薪水不高，且都拖儿带女。因而，白崇禧专门在院西又建了一座木架构的二层楼，供那些随从、帮佣居住，并准许他们在院内的几口水塘里养鱼放鸭，在院角的空地上种菜，以贴补家用。
白崇禧不苟言笑，治家如治军，对公馆有一套严格的警卫措施，用的是清一色的广西宪兵。出入公馆，不仅来客要受门卫仔细盘查，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也不得在院内随意走动。且白家虽然儿女成群，但大多住学、就职于上海、武汉等地，每逢节日方如雀归巢，所以平时公馆尤其静谧。
烟酒不沾的白崇禧对当时官宦富豪府邸流行的抽大烟、搓麻将之风深恶痛绝。
1937年4月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十周年纪念会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白崇禧就恶狠狠地宣布实行戒烟令：“我们的禁令，定于本年七月一日以前，五十岁以下的人不戒绝的就要枪毙；本年十二月底以前，五十岁以上的人，不戒绝的也要枪毙……”
白公馆是严禁有烟具、麻将牌的。对此连马佩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顶多趁他不在家，偶尔找几个人玩玩广西纸牌。
白崇禧的轿车驶进院时，马佩璋就正和几位广西籍官僚太太在打牌，一听车响赶紧收场，打发几位太太从后门溜走。可是白崇禧孝顺，下了车先去东楼向姑妈和哥嫂问安，然后才回西楼见马佩璋。白崇禧告诉她形势不好，中共军队随时可能渡江，要她赶快收拾东西，近几天就把家搬回桂林去。说罢，他便上车去李宗仁官邸。
当晚，白崇禧与李宗仁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四人，在小会客厅关着门密谈。但没邀黄启汉参加。
第二天，黄启汉向李宗仁打听：“昨晚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情绪很不好，冷冰冰地说：“没有怎么样。”
黄启汉又问关于调一师桂军来南京的事决定了没有。
李宗仁更没好气了：“调来干吗？调来守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就说调来吧，我也不能做主。”
过后黄启汉才听说那天晚上李、白二人意见很不一致，会上白崇禧抱怨李宗仁当了个空头代总统，什么用也没有。
在桂系首脑中，白崇禧原本是三号人物，可是头号人物李宗仁当了个有职无权的代总统，二号人物黄绍竑归顺了国民政府，拥兵数十万、睥睨自雄的白崇禧就成了桂系实权派，跟李宗仁说话也渐渐不大客气了。
4月16日下午两点多钟，黄绍竑和顾问屈武乘专机飞回南京，李宗仁偕何应钦、白崇禧等一大批高级军政官员和立法委员到明故宫机场迎接。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释放的白崇禧外甥海竞强。
白崇禧少年丧父，家道贫寒，小时全仗大姊夫卖牛肉和大姊做针线活儿供他读的书。他军界得意后知恩图报，悉心培养大外甥，先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后又保送他到陆军大学深造，将这个外甥从普通士兵培养成为将军。1947年2月，海竞强在第46军任师长时，于莱芜战役中被俘。白崇禧通过刘仲容请求周恩来释放海竞强。中共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再次向桂系作出友好的姿态。
可白崇禧似乎并不领这个情。20世纪50年代白崇禧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谈到海竞强，他淡淡地说：“是我的亲外甥，当过师长、56军副军长，在山东作战时被匪所俘，被解到佳木斯，后来放回。”
原本积极倡和的白崇禧，此时已因中共坚持渡江而彻底撕下伪装，露出他强硬主战的嘴脸。
李宗仁将黄绍竑、屈武直接带回他的傅后岗官邸，举行一个只有几个桂系首脑人物和何应钦参加的小型报告会。
黄绍竑将协定的商谈经过概略地作了报告，并提醒大家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如此，谁能改变？”说罢，他将协定条款文件交给大家传看。
白崇禧一看完文件肝火就上来了，李宗仁还没表态，他便怒气逼人地责骂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罢，便拂袖而去。
接着何应钦也表示这些和平条款不能接受。
李宗仁自始至终没吭一声，此时他的意见已不重要了，党方军方的头目们，随时可能将与他们看法相左的代总统轰下台。作为代总统，他拧不过下野的蒋介石；身为桂系首脑，他又拗不过实力派白崇禧。在军政界风云几十年的李宗仁，最后落得这份尴尬，是许多人所料不及的。
黄绍竑一看这场面，知道和平无望了，3天后便躲到香港去了。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和平谈判。
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唇枪舌剑地与蒋介石谈了43天，双方签署了一份《双十协定》。其后不久又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虽然第二年的6月，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地撕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毕竟还有过9个月的和平相处。可是1949年4月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主、和平的道路上，比4年前又倒退了一大步，谈了整整20天，仍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当晚，第三野战军先行发起了渡江战役，新中国诞生前的又一次大阵痛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