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日常所说的“现代”，往往指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势力扩张而到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特别是冷战以来，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更成为一种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义论述。我把这种狭义的现代观称为“殖民现代”，它只是多元现代化道路中的一种。在殖民现代语境中，“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而带有强烈的时间性和种族性。我试图梳理出一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为参照的“东亚现代”，并把这个现代的起点，定为16世纪。不以欧洲为参照的意思，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弃；反思欧洲中心主义，但也不塑造一个东亚（或中国）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欧洲、亚洲、美洲乃至非洲的多元的现代历史，都可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也不遵循同一种发展逻辑。同时，这些观念和逻辑又不是各自孤立的，人类的现代状况是它们相互影响、吸纳、对抗、对话的结果。
从2015年秋天起，受单雪菱的邀请，我开始在澎湃新闻发表“发现东亚”专栏。前后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现在这本书，是这个系列的修订结集。它的大框架，来自我在美国所教的东亚史概论（survey）课。
我自知学力不逮，想要概括出如此广阔的区域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中的发展演变，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最终鼓起勇气一试，一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就在一直强调跨区域的视角；而更主要的是：在我的教学实践中，“东亚现代”一直是一个核心命题。既然教学的目的是提供知识和历史认知，那么把课堂中的讨论适度增删，变成适合汉语读者的简明读物，大概还不算太不务正业。
所以，我必须要向对本书抱专业期待的读者致歉：它不是一本研究性著作，并无对史料的深度挖掘或独创的发现。使用的材料，除了很少数来自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大都提炼自现有的著述。书中涉及了很多不同领域。对这些领域的专家而言，我的介绍可能是常识性的。我的工作是尽量摘取较为前沿的研究，加以整理，用几个连贯的主题串联，加入我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然后转化成面对普通读者的文字。
我曾以为学者的任务仅在于研究，教学只是辅助。直到毕业开始工作，才体会到教学对职业学者而言同样重要。我2013年在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教授东亚史，三年后开始任职于现在所在的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UMBC）。美国的大学里，对学者（特别是人文社科学者）的升迁评价，都是科研与教学并重（此外还有对学校的服务）。即使是研究型大学（比如UMBC），对教学的评估比重也不低于研究；而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比如瓦萨学院）的教学甚至更重于科研。在这两个学校，我都被指定教授一门面向本科生的东亚史入门课。在UMBC，东亚文明史属于“文化核心”课中的一门——所谓核心课，即所有本科生，不分专业，都要修习的通识性课程。
也许在不少人看来，教学等于传授知识，无非是讲课、测试、评分。实际则远非如此。教学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智识训练，尤其是通识课。历史教学中，介绍知识固然重要，但面对美国本科生，特别是非历史专业，甚至非文科专业的本科生，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批判性地理解过去，如何把思考方法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历史不是背完就忘的死的知识点，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当中。因此，历史教学不仅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信息，更是要提出一种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让过去与现实产生关联、生发意义。教学必须从受众，而非研究者的角度，去呈现思考。
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往往针对具体而微的题目；教学则逼使研究者从相对狭小的领域中走出来，为更宽广的时空脉络提供解释。而拓宽视野、进入陌生，又是对研究最好的刺激，能让我对自己熟悉的课题不断产生新的联想，发现新的意义。“教学相长”的含义，便在于此吧。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课也好，写作也罢，都不是由上而下地“普及”知识，也不是把复杂历史作娱乐化处理，而是挑战自己是否能用相对简明的材料揭示更大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思考路径。
所谓更大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讨论现代中国何以形成，修正近代以来对本地区历史的一些成见。我采取的视角，是把中国放在区域（东亚）甚至全球的框架中，探讨较长时段中的演变。这当然受到今天区域史、全球史思潮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教学的需求。美国的大学历史课堂，分量最重的自然是美国史，其次是欧洲史。东亚/中国史地位虽然日益上升，但仍属于边缘。除了少数几所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一般学校提供的国别史课程，只能顾及几个最重要的大国。非美国史的学者，往往要承担区域史，甚至世界史的教学，所要了解的范围不能囿于自己研究的国家。当今全球史的领军人物，大都出自正统美国史以外的领域，恐怕和这种教学机制不无关系。
说起来，相比其他区域（比如中亚、中东、非洲），东亚的国别史教学还算是美国课堂中最突出的。因为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不但有较长的延续性，而且都形成了今天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国家。但把中、日、韩的历史分开讲述，强化了晚近才形成的民族国家边界，容易过度强调三者之间的差别，而忽视它们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东亚社会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密切关联。跨国史、区域史、全球史之所以成为越来越多东亚研究者所采用的视角，也是因为它们挑战了僵化的国家边界，拒绝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个孤立单元的拼贴，而是通过关注人口、物质、制度、思想的跨社会流动，探索东亚社会的有机互动。
美国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进程，只有放在东亚区域中，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一进程一起观察，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书即大致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今天的中、日、朝/韩，和历史上的中、日、韩并不一致。读者应避免用20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去套用16到19世纪的状况。明清时代中原、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当然有各自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相互交叠错落，不是像今天的边境、护照那样界限清晰。最近不少著作都在谈“去中国中心”，突出半岛和列岛在明清之际产生的独立于中原的身份诉求。我想指出的是，它们当时“求异”的努力恐怕和“求同”的努力一样大。我们不应把这种身份与以国籍标志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描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正是本书的任务之一。
与此相关，我也恳请读者不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这些概念作本质主义解读。本质主义假定在“外部文明”到来之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土”（indigenous）传统。常有论者致力于向内寻求中国/东亚的“核心”“精髓”，以找出一套独立于西方的文教制度，比如汉字、儒家，以及（本地化的）佛教等等。可是文化一刻不停地在变化，总在内外互动中吐故纳新——就好像源于印度的佛教被逐渐内化成本地信仰一样。我们今天认为的“传统”，大多是到了晚近才重新发现或发明的（想想《弟子规》或者“汉服”），很多特征是参照“西方”而刻意塑造的（比如“西洋画写实，中国画写意”）。这种逻辑和殖民现代性逻辑一致，并不是历史实相。本质主义的“西方”和“本土”，就像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看似对立，实则是一体之两面。
“东亚”“中国”“日本”“朝/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这些概念是在区域内部交往以及区域与外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塑造它们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未来也一定会有旧的内容被舍弃，新的内容增添进来。唯一不变的，是对它们的不断定义、否定、再定义。也正因如此，关于东亚的历史书写，乃至任何历史书写，都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在几年的教学和写作后，最初的一些认知已经需要进一步反思。所以这本小书呈现的不是定论，而是思考的可能。它欢迎讨论、批评、纠正和补充。
感谢单雪菱、杨晓燕两位编辑，没有她们的鼓励、支持（以及怂恿），就不会有这些文字。不少篇章曾得益于和朋友们的讨论，在此特别鸣谢王元崇、张杨、刘文楠、杨成、张昕、周宇、张平、苏福兵、丘培培、王立平、田耕和蔡伟杰。我夫人赵燕灵常常是第一位读者，对我的文字提出过诸多修改意见，时刻提醒我避免语言的生涩和学术化。发表在澎湃的文章得到过许多读者的批评指正，使我有机会订正错谬，在此一并致谢。
2017年11月于巴尔的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