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下克上：丰臣的抱负
日本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54岁，得到位高权重的“关白”（摄政）一职已有六年。此时他已基本肃清敌对大名，一统扶桑，但心中仍有两件事情放不下：一是屡次派人与朝鲜沟通，欲拉拢朝鲜攻打明国，可不见回音。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却没有子嗣承继霸业。就在当年秋天，他极为宠爱的儿子鹤松夭折，只活了两岁。郁郁寡欢的秀吉只有借出游来排解悲伤。江户时代后期的史家赖山阳在他的《日本外史》中写道，一天，秀吉登上京都清水寺阁，向西遥望，忽然对侍从们说了一句：“大丈夫当用武万里之外，何自悒郁为！”
也许感到时不我待，丰臣秀吉不再指望朝鲜的回复，他把关白职位传给外甥，自任掌权幕后的“太阁”，专注备战。次年春天他突袭朝鲜，兵锋直指大明。明、朝在半岛联手抵抗，直至丰臣秀吉病死、日本败退。这场断断续续打了七年的战争，不但是东亚三个统一国家间的一次“世界大战”，从军事规模和技术角度讲，亦堪称当时的世界级战争。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其后三百年的区域权力格局，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此战之后，丰臣势力一蹶不振，东瀛诸岛由德川家康收拾一统，锋芒内敛，开辟了两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大明和朝鲜则元气大伤，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在辽东迅速崛起，并在此后几十年中攻半岛、结蒙藏、入中原，创立了盛极一时的清帝国。而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又令区域内认同于“天下”秩序的各个政权，对作为天下核心的“中华”产生了迥异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观和世界观均深刻变化。“天下”秩序表面上维系并扩张，但其内涵已和此前极为不同，更孕育了日后与现代国家制度、国际体系相互吸纳演化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的几十年，由朝鲜之战和满洲崛起带来的大变动，是东亚整体步入现代的一个开端。
历史皆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考虑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如何到来的，需要对当时东亚三国的内政状况，以及三者相互关系，有大致的了解。先来看看日本列岛的情况。
江户时代以前，一个贯穿日本政治百余年的主题是“下克上”。中世的日本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代表贵族的“公家”集团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团掌握实权，世代沿袭。在他们之外还有代表佛教势力的寺院集团。日本的等级制度有个特点：名义上的不可撼动，和实际操作中不断破坏，和谐共处。“下克上”就是低等阶层以强权僭越高等阶层的意思。12世纪镰仓幕府体制建立，以“征夷大将军”为实际掌权者，天皇沦为虚君。但很多时候，将军的权力又被强势的大名取代，大名又被家臣取代……如此等等。有趣的是，不论内部如何动荡倾轧，天皇—将军—大名—武士这一套政治等级体制基本维持。这点和中韩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不一样。
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陷入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式微，群雄逐鹿。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混战，到16世纪后期，尾张地方大名织田信长逐步击败其他豪强，奠定日本统一的基础。他死于兵变后，原为织田家臣的丰臣秀吉（当时叫羽柴秀吉）在内部斗争中取胜，继承了织田的基业，进一步统一了日本。
套用时下流行语，丰臣秀吉大概可算是“屌丝逆袭”的经典案例。同他之前的织田信长和他之后的德川家康不同，秀吉出身农民，本不属统治阶层。但容貌丑陋的他从织田的家仆，逐渐成为战国时代最有势力的大名，最终由天皇赐姓“丰臣”，位列公卿。如果不是因为出身于动荡的战国——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下克上”时代，这样的逆袭多少有些不可想象。自然，混战后的统一，上位者最为关切的，当是如何保证权力的稳固，令握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不再“克”了自己。因此有学者认为，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家统一后，如何巩固地位、消化过剩武力的问题。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不过历史的偶然性在于，如果不是秀吉这样一个个性和野心都爆棚的逆袭者，其他人大概不会有蛇吞东亚大陆的胃口。秀吉攻明之心，在他还是织田手下家臣时就有了。到日本行将统一时，他更是多次表露要横扫大陆的决心。为此他多方联络周边政权，包括琉球、吕宋、高砂国、南掌、暹罗以及葡萄牙属殖民地，要它们称臣并协助攻明。可以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战争。1591年，他更借朝鲜使者访日之机，向朝鲜传达了攻明计划，要其为日本前导。
使者记录他“面色皱黑，如猱玃状”，但“深目星眸，闪闪射人”。接见时，秀吉过了许久才出来，没有客套的礼节，只三巡浊酒招待。他着便服，怀中抱着小儿（鹤松），徘徊堂上。鹤松尿了他一身，秀吉笑着唤来女仆，旁若无人地更衣。这一切在朝鲜使者看来极为无礼。辞行时，使者请要国书，秀吉让他们先行，临到离港，才送来一封大逆不道的《致朝鲜国王书》。信里，他先是炫耀平定日本的功绩，然后自我神化，说母亲怀他时，梦见太阳入怀，所以他战必胜、攻必取，创下如此盛业。接着笔锋一转，大谈平生志向：“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当时日本与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中，日本显得很游离。日本上一次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是在1402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被明朝永乐帝赐以“日本国王”封号。但那一次与其说是日本“接受”册封，不如说是幕府为了把持与明朝的官方贸易，连蒙带哄地“索要”来的。彼时朱棣刚刚篡夺帝位，急需“四夷”认同，就顺水推舟地给了。此后日本与中原以“朝贡”名义进行的勘合贸易断断续续，到16世纪中期就彻底终止了。而即使是室町时代的请求册封，也不过是为了加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贸易圈而已，并不表明日本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天子”。幕府将军对外称“国王”或“日本国大君”以合中原礼制，对内则仍虚尊天皇。当官方贸易彻底切断，日本统治者哪怕在名义上都再没有认中原王朝为上国。
但是另一方面，长期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的日本，对儒家发源地及日本佛教来源地的中原，有着特殊的情感。日本士人视中国为本国声教的源头活水；在文化心理上的尊崇，和对儒式天下观的认同，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织田信长在夺得本州中部重镇美浓国后，以周王出岐山而推翻殷商的典故，将稻叶山城改名“岐阜”，并以“天下步武”的口号宣扬以武家执掌政权。当然，这是以儒家理论的天下，来类比天皇体系的天下。
丰臣秀吉的中国观，也体现了这种两重性。他蔑视大明，视之为可轻易攻取的对象；但他着迷于日本之外的那个“天下”，认为大丈夫一生最宏伟的事业，就是入主中原，令“四百州尽化我俗”——实际就是取中国而代之，把大明、朝鲜，甚至印度，都纳入日本那个“天下”。
2.礼制天下：明朝与朝鲜的内忧外患
尽管丰臣秀吉1591年已经明告朝鲜，即将兵发大明，为什么仍然没有能够引起朝鲜和明朝足够的警觉呢？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使臣归国后的汇报，就出现了严重的信息分歧。
那次朝鲜派出的通信使团，由黄允吉担任正使，金诚一担任副使。他们1590年4月即从釜山出发，从朝日间最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对马岛开始，且行且住，历时数月才抵达大坂城。此后因日本内战未歇，又待了好几个月才见到秀吉。第二年得国书返回釜山，黄允吉急报“必有兵祸”。而朝鲜宣祖询问究竟时，金诚一的回答则是：“臣则不见如许情形。”还说黄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国王又问，秀吉长啥样呢？黄答：“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金却说：“其目如鼠，不足畏也。”信息截然相反。
其实，两位使者在逗留日本期间，就表现出迥异的做派。和黄允吉的内敛相比，金诚一锋芒毕露，处处讲究礼制，遇到日方不合礼法之时，常常甩脸，请辞、不见、不受礼。究其根本，两人分属当时朝鲜党争中的不同派别，黄属西人党，金属东人党，所以意见往往故意相左。结果，朝中官员对日本威胁的看法也分两派。那一年，西人党在立储问题上失势，因此东人党攻击黄允吉，说他有意蛊惑人心。
熟悉明史的人大概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大明王朝和朝鲜真可谓一套体制下培育出来的君臣父子。两个国家认同一个“天下”，奉行同一套宗法制度，穿同一套冠服，连政治上出的毛病都相似。
明朝以程朱理学治国，从意识形态到诸多政策皆是理学本位的。朝鲜在建国之初，即听取朱元璋的意见，打压在高丽王朝时代势力颇大的佛教集团，独尊朱子之学。当然，两国社会情况并不相同，朝鲜的社会分层较中国更为严格，理学的引入更强化了这点。朝鲜臣民分为四等：两班、中人、常民、贱民。出身两班者几乎垄断了正统的科举考试，因此两班也就成为王族以外，掌握实权的贵族精英阶层。明朝的社会流动性则要大得多，尤其中期之后，官方以户籍来固化人口的政策日益失效，而科举取士制度恰恰造就了社会等级的松动。
应该说，在经过元末和高丽后期的社会动荡后，以儒家教化安定士人、鼓励农本经济、稳定国家和社会关系、令君臣权力相互制约，还是颇有成效的。丰臣秀吉入侵时，明朝万历皇帝和朝鲜宣祖都已执政有年。万历前期，文有张居正力行改革，武有戚继光平定边患，明王朝又进入一轮昌平时期。朝鲜经过前期几位明君执政，政权稳定，经济文化皆有很大发展。朝鲜儒学两大领袖，李滉与李珥，均成名于宣祖时期。
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两个东亚国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的内外困境，埋下了走向衰败的隐忧。内政上党争、士祸不断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借反张官员状告张滥权结党，整肃朝中大批官吏。此后他怠于朝政，竟多年不上朝，君臣不和，已现朋党乱政的先兆。朝鲜则已经经历了几次士祸。宣祖时任用士林派以抗衡勋旧派，士林派后又内讧，分化出东人党和西人党，各立山头，势同水火。党争的根本当然都是团团伙伙的利益，但表面文章则都是阐发义理、弘扬道德，拿礼制法度说事。巧合的是，当时明、朝两国内政论战的一个焦点，都是立储问题。理学最讲究嫡庶长幼的等级次序，立储乃最为紧要之国本。偏偏万历和宣祖都想着废长立幼（万历偏爱福王朱常洵，而非皇长子朱常洛；宣祖则迟迟不立长子临海君为储），搞得士林争议四起，君臣、臣臣间相互掣肘，无心对外。就在丰臣秀吉整顿分裂、强化集权之时，明朝和朝鲜这两个本来中央集权的国家，却是朝纲松懈、难有作为。也因此，不但朝鲜对丰臣的威胁缺乏重视，当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琉球国王，以及在日华民）传到北京时，万历也根本没当回事，简单批复、打赏，发发要求加强边防的公文，如此而已。
但话说回来，明朝和朝鲜的掉以轻心，放在当时东亚地缘政治框架下，倒也可以理解：日本内乱多年，谁也不清楚其近况究竟如何。而在中原王朝的天下体系内，日本地位边缘。过去跟日本有关的麻烦，不过是骚扰沿海的“倭寇”（而所谓倭寇问题，现在研究者的共识是：除了在初期，的确以受蒙古侵袭的日本沿海岛民为主，到后来越来越以江浙闽粤一带私商、海盗、船民为主，间或夹杂一些日本人、朝鲜人和其他人）。倭寇多是流窜侵扰，势力并没有大到会颠覆朝廷，剿抚并用也就解决了。与两个王朝在早期急需应对的蒙古、女真边患相比，并不是那么紧迫。如果不是见到真刀真枪，仅凭丰臣一封口气狂妄的信，没人会相信日本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强权。
这倒不是妄自尊大、闭目塞听的表现。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国家间自有一套对外交往的渠道。但因为这个“天下”以理学为正统，外事往来，自然也要符合这个正统，包括朝贡、册封、互市等等。这套礼制得以推行，当然首先是以实力作为后盾，同时辅以资源、市场和文化方面的保障。比如，明朝初期如果不是将蒙古赶到长城以北，而且有效遏制了北元的侵袭，高丽大将李成桂也不会坚定要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甚至不惜推翻执意与明对抗的高丽禑王，创立朝鲜。
政治制度规范了经济交往，与中国贸易的强烈需求，也刺激着周边政权纷纷希望加入这套“天下”体制，奉中原王朝正朔，并借“天下”的政治正统性处理自身合法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15世纪初，身为幕府将军的足利义满谎称“日本国王”，和明建立宗藩关系，以便展开勘合贸易的原因。而在这套规范之外的往来，比如走私贸易，虽然也是东亚世界商品、情报互通的重要途径，终归不受国家保护，时不时还要被当作“倭寇”打击一下。
在明、朝、日三国之间，明朝和朝鲜的交流渠道是最畅通的，虽然也时有龃龉，但政治互信和贸易互通最为坚实。明朝和日本之间，勘合贸易断断续续维系了一百多年，在16世纪中期就终止了，官方联系阙如。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和日本的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明王朝需要的银、铜，和日本需要的丝绸、图书，正是通过朝鲜得以互通。朝鲜不定期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而且在釜山等地开设倭馆，供日商居住。
朝日官方交往的前提，是日本要遵从朝鲜所奉行的正统礼制，可日本又是拒绝加入这套礼制的，那怎么办呢？朝日贸易的主要操作者对马岛的领主，就只好玩两面派，伪造篡改官方文书，让两边都过得去。其实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通过对马大名宗义智致书朝鲜，要求朝鲜称臣并当攻明先锋。宗义智为了不触怒朝鲜、继续做生意，将此信完全篡改，所以汉城压根不知道丰臣的威胁。类似的事情，对马岛主前前后后干了许多。
不独古代东亚国家的交往讲求礼制，现代外交其实更讲究礼制，只不过两种礼制不同罢了。碰到丰臣这样不把礼制放在眼里的日本人，任何制度都拿他没办法。
3.东亚“国际关系”的记忆节点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果，奠定了近代东亚国家间的基本权力格局。此后三国之间承平近三百年：这是东亚世界和欧洲世界，在近代国际关系史方面很大的不同。有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刺激，对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向是大不一样的。此处我们不谈物质层面的演化，先来关注另外一种现象，关于对战争的记忆。
1592年4月，丰臣秀吉集结日本各藩大军，以其中十五万余编为八组攻朝军团，从对马岛渡海，突袭釜山。日军一路攻城拔寨，于5月初占领汉城。朝鲜君臣先出逃到平壤，后至鸭绿江边境的义州，同时紧急向明朝求援。7月，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团，在攻克半岛东北的咸镜道后，渡过图们江边界，劫杀建州女真部的几个部落。丰臣秀吉听闻大喜，指示加藤“今略明地”。鉴于西北方向的小西行长军团尚未攻下平安道，加藤未敢孤军深入，遂退回图们江以南。与此同时，明廷终于确认日本攻朝意在中原，开始渐次派兵马渡江援朝。明朝联军与日本的七年大战由此开启。
时间跳至2014年8月15日。在这一天，韩国史诗大片《鸣梁：旋风之海》（中文译为《鸣梁海战》）打破了此前由《阿凡达》保持的韩国观影人次纪录，并在两天后成为该国首部票房突破一亿美元的国产影片。到同年10月，累计国内观看人次超过1760万（韩国总人口5000多万）。8月15日，当然是现代史上极有含义的日子：日本的“终战日”，中国叫“日本投降日”，韩国称为“祖国光复日”。
电影讲述的鸣梁海战发生在1597年10月26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攻势之时。朝鲜名将李舜臣，利用半岛南端鸣梁海峡的险要地势和复杂的水文条件，以12艘板屋船（辅以一些民用船只），阻击了日本数量庞大的先遣舰队。在世界海战史上，这无疑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漂亮战役。战中击毙的日将来岛通总，是唯一一位战死于朝鲜的大名。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从战争整体走势看，鸣梁海战没有特别的战略意义。今人所谓“击沉日舰31艘，大破92艘，歼敌九千”的战果过于夸张。李舜臣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贼船三十只撞破，贼船退走，更不敢近我师。此实天幸。水势极险，势亦孤危，移阵唐笥岛。”战斗结束当晚，他转移了阵地。日军主力则继续北进。
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在当时显现，而是此后被选取、记录、书写和建构的。1592年至1599年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三国大战，在此后的四百多年中被不断书写和重新记忆，历史叙述混入当代意识，其意义被反复重塑，新的解读被层层添入。电影《鸣梁》安排在7月底上映，并果然在8月15日那天创纪录，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它借古喻今，映衬出近年来区域政治关系——特别是韩日关系——的黯淡现实。
我们学习历史，与其说是弄清过去“客观”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探讨对过去应有什么样的“主观”认识。因为历史叙述永远是书写者的作品，从落笔的第一个字起，就带有判断和评价，从来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可言。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当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了（或者没发生）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总是和自己的现实经验、价值、情感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解释——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意义——往往因人因时因势而异。至于哪个解释更有道理、更能站住脚，那就要靠对史料的辨析、对历史语境的理解，以及眼界胸怀。历史叙述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或者干脆说，再貌似客观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有政治性的。
从意识和认知角度看，朝鲜之战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成为东亚国际关系记忆的一个重要节点（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原点）。表现在：第一，中日韩三国对此战的书写，一开始就指向了不同的方向，直到今天。第二，三国在此后不同时期，总是通过回溯这场战争，来寻求对当下自身命运、民族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历史解释。尽管材料和研究已汗牛充栋，东亚人对于这场冲突的认知始终分散凌乱，因国因时因势而异。对它的叙述关乎自我身份的认定，随着身份的改变，叙述就改变。
三国对此战的原始记录，就充满了差异和矛盾（比如，各自都倾向于夸大对手的实力和人数），给后世研究和评价带来困扰。更不要说，对战争的性质判定根本不同，导致连一个统一的名称都不存在。
明以来的中国史料，多称呼此战为“朝鲜之役”。明代作者（如茅瑞征）已把它和前后另外两次平定边乱的战争（宁夏、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征者，上伐下也，敌国（地位相等之国）不相征也。”（语出《孟子》）此后，一旦中原王朝要宣示保护屏藩的道德责任和政治权利，朝鲜之役就成为最为经典的先例。19世纪后半期，清朝派兵平定朝鲜内乱，阻隔日本势力渗透，甚至少数官员有郡县化朝鲜之议，为证明历史上中原与半岛的主从关系，无不援此为据。甲午之战后，日本一步步从半岛蚕食到大陆，恰合当年丰臣秀吉“设计”的路线。因此在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朝鲜之役被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自古以来”就觊觎中国的铁证。当代论者中，把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看作是明代抗倭援朝的某种延续和回响的，亦不乏其人。
日本史籍在江户及明治时期，称此战为“朝鲜征伐”或“征韩”，从用字上亦态度明确。二战后则取1592年和1597年两轮发动攻势的年号，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日方史籍突出丰臣雄才大略和武将勇猛善战。江户时期水户学者川口长儒著《征韩伟略》，史料翔实，但明显以日本为天下正统，朝鲜为逆臣。后来也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西乡隆盛等强烈主张的“征韩”之论。日本16世纪末对朝鲜的“统御”，为20世纪初的殖民朝鲜提供了某种“正当性”来源。甚至当日本图谋进取图们江北岸中国领土时，加藤清正曾渡江“征讨”女真之事，也被用来极力凸显日本在东北边疆的“历史存在”。至于鸣梁海战，日本学界大多不承认存在“大捷”，认为日军损失不大，且最终完成战略意图。
朝鲜王朝用战争开始的干支纪年，名之为“壬辰倭乱”。如今朝韩则称“壬辰卫国战争”。从“倭乱”到“卫国”，行为主体悄然转移。此战朝鲜受害最深，创伤最大，夹在强国之间也有无奈。文臣武将和民间“义兵”的殊死抵抗，是反复书写的主题。战后，政治上几经沉浮、战死海上的李舜臣被逐渐神化，成为历史符号。今天，首尔光化门广场上，李舜臣的雕像和创制朝鲜文字的世宗大王雕像前后矗立，一武一文，象征意义宏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民间的抗日武装，亦称“义兵”，显然是为唤起历史记忆。最有趣的还是对明军援朝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官方和士子们认万历皇帝“恩同再造”，视此役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最佳体现。也因此，明亡清兴后，朝鲜精英们视满清为夷狄，认为明是为救朝鲜才有此难，对前明正统性更抱极大认同。但到20世纪，民族主义史学着力批判“事大”史观，强调民族主体性。于是，抗倭战争中明军的作用被刻意淡化，或着意突出联盟内部的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鸣梁海战是最适合韩国的电影题材：它不但是场胜仗，更主要是一场少有的、没有明军参与的胜仗。李舜臣以一己之力以弱阻强，彰显了韩“民族”“必死则生”的气概。《鸣梁》的热映，激起新一轮重塑记忆的旋风，成为对丰臣侵朝战争，乃至此后四个世纪来东亚史的一次集体认知创造。
4.战和之间：历史记忆与宗藩政治文化
对于丰臣侵朝战争的记忆，在中日韩，都经过加工和解释。加工和解释各有其政治和伦理目的，因此各种表述之间会相互偏离。但据此说作者在有意粉饰，就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各人在寻求特定事件的意义的过程中，都会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作家王安忆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写作是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不靠谱的存在”。这里的写作不仅适用于小说，也适用于历史。但需要追加一句的是：正是这些“不靠谱的存在”，可能比实际的存在更“靠谱”。因为现实事件是碎片化的、孤立的，需要依靠解释、建立关联才能产生意义。也因如此，塑造、加工出来的记忆，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对当世及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比如明援朝鲜。此后数百年，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半岛，大多被认为是体现了宗藩原则下的血盟，或者说中朝之间自古以来的特殊关系。这种思路，不管从儒家世界观的礼制秩序，还是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角度，都有解释力。万历皇帝在得胜后的平倭诏中，对此役定性：“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朝鲜君臣自然也万般感激上国的无私相救。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好笑：史料明明记载，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其实十分复杂；出于不同政治考量，两国对日军入侵的目的、战和选择、是否求援或援助、援助的目标、战事缓急、战场指挥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均存在矛盾，相互腹诽也不少。但历史阐释须求其大义，而且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来评价。历史细节很多，面向也过于丰富，但细节之上总有大义。如果仅取片段而谤其大义，会一叶障目，导致价值虚无。
1592年6月，日军攻克平壤，同时第一批明军开始渡过鸭绿江。但明军不熟悉日军战法，在平壤第一次交手时，辽东铁骑完败于日本鸟铳。随后明逐步增加军援力度，让宋应昌和名将李如松总揽军务，一方面派沈惟敬与日军谈判，拖延时间。翌年年初，靠着由南方调来的重炮部队，李如松在平壤大败小西行长，挥师南下直逼汉城。但在随后的碧蹄馆战役中，明军再度为日军所阻，退回开城及平壤。到年中，日军补给为明朝联军切断，特别是在海上，李舜臣指挥朝鲜水师屡挫日军，基本掌握制海权。在此情况下，丰臣秀吉不得不与明朝商讨议和。负责谈判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达成协议，各自欺上瞒下，以丰臣接受明朝册封来换取日本占有朝鲜南方四道。丰臣识破后大怒，暗自备战，于1597年借故下令二度攻朝。主力已退出朝鲜的明军再次渡江迎战，双方互有胜负。1598年10月，丰臣秀吉病亡，日军无主，开始撤退。在一个月后的露梁海战中，明朝联军重创日军，但也付出了明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将李舜臣战死的代价。整个战事在1598年底结束，明军第二年班师。
冲突虽跨七年，但战斗则主要集中在1592至1593年，以及1597至1598年，中间有很长一段僵持和休战期。形成这样的节奏，和明朝一位人物——沈惟敬——大有关系。今天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史书中，此人都是个反派角色。他出身嘉兴，混迹市井，早年往来日本，会日语。人到暮年，遇到人生最大转机——丰臣侵朝，遂被兵部尚书石星请来与日交涉。他认为日本要的无非是册封和贸易，因此力主以和谈化敌，甚至不惜伪造文书，在中朝日之间大搞忽悠战术。沈惟敬的欺君罔上终被戳破，万历下令将躲在朝鲜的他捉拿归案，并在战争结束后问斩。
这样一个被后人称为“无赖”的小人物，跟中日韩各方的宏大叙事都很不和谐。但恰恰是这个无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先在明军平壤首败后，只身赴日营谈判，拖住日军数月，为援军赢得时间；后竟不费一兵一卒，说服小西行长退出汉城，归还汉江以南诸道以及朝鲜人质，让朝鲜君臣（乃至北京兵部）都视他为高人能人。他忽悠得太成功了，后来终于玩过火，把丰臣秀吉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说成是请降求封，而且还真带着明朝的册封诏书，去日本参见一心以为明朝前来乞和的丰臣；被后者驱逐回朝鲜后，竟还敢伪造丰臣的谢恩状给北京……活活将东亚三国戏弄于股掌。
为什么他竟能如此游刃有余？从某种角度说，沈惟敬对东亚的宗藩体制是有深刻理解的，知道在这个体制的话语框架下，具体实践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Perdue）指出，宗藩话语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使用者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沈惟敬深谙此道，他自认为很清楚中日各自的需要，只要能靠两头糊弄蒙混过关，令双方各安现状即可万事大吉。至于现状是什么，完全可以按各自需要各自表述。而中日两边还真就被他说得一度止战休兵。
沈惟敬在这场大角逐中的作用太突兀了。如果要紧盯着他来写历史，什么“仁恩浩荡、义武奋扬”都要灰飞烟灭的。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情节，道出了历史认知和现实操作之间相互排斥的常态。战时出任朝鲜领议政（相当于首辅）的柳成龙，在其《惩毖录》一书中，收录了沈惟敬写给另一位朝鲜高官金命元的“自辩书”。其中，沈对一些朝鲜官员对他前恭后倨，口号喊得山响实际又很无能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成功劝服小西行长归还汉城及汉江以南诸道后，曾询问朝鲜官员如何善后，对方一改前番“涕泣叩头”的态度，应声回答：“小邦君臣责任也，老爷不须挂意。”很有气魄。可一旦日本再次发兵，朝鲜官员“只有号泣阙下之一策”。在沈惟敬看来，这明显是“文章功业不相符合”。可他不知道，文章（认知、叙述、阐释）和功业（现实）从来都有偏差，就像柳成龙对他的评价：“自平壤出入贼中，不无劳苦。然以媾和为名，故不为我国所喜。”虽然不少朝鲜官员对媾和的实质结果感激涕零，但在义理上他们绝不能接受媾和之名，自然对“不无劳苦”的沈惟敬甚为不敬。
同理，尽管明与朝鲜的联盟问题多多，可朝鲜王朝在其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恪守宗藩礼制，赞扬援朝的道义担当，甚至后来建大报坛，祭祀三位明帝（赐名“朝鲜”的洪武、“恩同再造”的万历，以及国破身死的崇祯），以志铭记。须知在以理学为建国之本的朝鲜，恪守“事大”的宗藩政治与道德次序，不但是对外姿态，更是国内治理的需要，是稳定国家、社会、地方、家族，乃至家庭间关系的根本。国家需要以此来为士人和平民做出表率，各个阶层也才能各安其道。对战争的解释，必定要符合当时更高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长期相互渗透，形成文化道统，两者的界限也就模糊了。到后来，“事大”不仅是政治原则，更成为文化身份。
但必须强调，这和实践操作中的以我为主、利益至上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后来民族主义者想象的“事大主义”自我矮化。恰恰相反，在宗藩原则下，藩国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收获实利。对任何政治文化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情境。崇奉等级次序也好，追求平等民主也罢，也都有其十分具体的环境因素，不是抽象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跨文化语言”的灵活性并不和“现代”相反（如濮德培所言）。“现代”制度下的“文章功业不相符”其实同样明显。任何一种世界秩序，其理想状态和现实操作，都有很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