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3日，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看望陈云。陈云让警卫员赵天元去找过去曾戴过的一顶铜盆帽，说要给大家讲讲上海滩的故事。上海滩的故事，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云早年在上海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往事。
警卫员赵天元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颇为生动：
他就把帽子戴在这个头上，他说一般情况我们都戴的压的很低，压过眉毛，别让别人看着吗，因为上海滩的特务太多。然后他又表演，把帽子戴的靠左侧往左偏一点，他把脚呢蹬在他的脚蹬上，他说左青龙，然后把这个帽子又戴到右边，右白虎。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代表时回忆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多年之后，长子陈元曾这样评价父亲陈云的特科工作：“特科的工作是我父亲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所担任的职务。特科的书记，对他来说是惊心动魄的，斗争非常激烈残酷的一段经历。”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包括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党的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保证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安全，是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任务。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一年以后，中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陈元曾听父亲陈云讲述过特科的一些事迹，他回忆说：
去镇压叛徒，主要的执行者身上什么都没带，一张纸片都没带，也没有钱。按事先想的方案，叛徒出现在一个地点，确认之后，会有几个人同时从他们最近的地方，比如说是一个鞋摊，比如说是一个路边放垃圾的一个桶里，事先全放好了枪，枪全上了膛，在那一瞬间几乎同时拿枪，第一人上去看准了立刻开枪，不开第二枪，马上转身就走，枪马上转移，有人接应。第二个同志上去补枪，不管死不死再补一枪，然后再有第三个执行者，上去确认已经被击毙，要不行的话，他可以再补一枪。大概在几十秒在两分钟之间，全部战斗完成，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散的干干净净，现场一个人没有，非常漂亮。
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一座不起眼的旧楼，是中央特科机关的旧址。中央特科是一个相当神秘的组织，一度汇集了聂荣臻、陈赓、潘汉年、李克农、项与年、曾希圣等后来的中共著名领导人，对外称“新新公司”，所有的活动内容严格保密。
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经历了几次变动，在顾顺章叛变发生时，中央特科共分四科，一科即总务科，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二科即情报科，负责搜集敌人情报；三科即行动刻，也称红队，负责肃清内奸，营救被捕同志；四科即交通通讯科，负责中共中央统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
有人评价说，很多同志都是后来从特科的队伍里头走出来，走上党的、军队的领导岗位，特科可以说是特定历史下的一种特殊形势的武装斗争，还是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1年4月的一个深夜，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克农急匆匆地敲开了江苏省委书记陈云的家门。他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形势危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顾顺章对对中央机关、对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很熟悉。中共中央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幸好，这一机密情报被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派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找到李克农，请他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然而这一天并不是李克农与接头人会面的日子，李克农竟也一时无法把这份重要情报报告中央。情急之下，李克农想到了同周恩来有着工作联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
很快，陈云联系到了周恩来。由于事态紧急，周恩来把陈云调来中央特科，协助处理后续事宜。陈云临危受命，协同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陈赓、李强等，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立即改变接头地点、接头暗号，销毁机要文件，中央领导人赶快转移。
鉴于党内众多同志并不认识顾顺章，为加强防范，陈云派人连夜找了一个印刷所，花了四倍的价钱，在两小时内印刷了一百多张顾顺章的照片分发到上海各级党的组织，让大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更大的损失。
接着，陈云组织人员，仅仅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也紧急转移出上海，使得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完全破产。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当特务冲进周恩来住处之时，文件燃烧的纸灰还没烧尽。用敌人的话讲：中共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差距，前后只有5分钟。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
陈云在处理顾顺章叛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定勇敢、果断冷静、沉稳干练的杰出领导才能获得了党中央的认可。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许多重要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暴露，已经建立的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5月，周恩来报请党中央批准，改组了中央特别委员会和中央特科。新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组成。在危难之际，陈云成为新的中央特科负责人，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代表时回忆说：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
中央为什么选择陈云出任特科负责人？特科所要求的素质，第一要胆大，第二要心细，第三做事要有条不紊，这三个素质陈云都兼任了。有研究者指出：这个时候从共产国际到中共党内，大家感觉到应该要挑选就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党龄比较长的，有第一线丰富的斗争经验的同志来主持和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甚至还提到最好是工人出身。那么这些条件都符合的，恐怕只有陈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云就被推上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岗位。
“开铺子做买卖”
在陈云刚刚接手特科之际，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和有关人员不得不大转移，甚至连陈云自己都面临被搜捕的危险。
有一次，陈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为躲避敌人，他头戴礼帽，身穿大褂，手里提了一个皮包，皮鞋也是锃亮，一派商人的风度，可还是被特务给盯上了。当发现有特务跟踪时，陈云沉着冷静地走到一个茶馆，要了一碗茶，跟踪的特务紧盯不放也到茶馆里要了一壶茶。陈云灵机一动，喊茶馆的伙计，说我出去买一包香烟，马上回来，请你关照一下我的东西。就出去了。特务想皮包放在这里人肯定走不了，结果陈云立即把特务甩开，脱离了危险。原来陈云的皮包是空的，没有东西，他拿着皮包就是为了做掩护的。
也有更危险的时候，有时候特务已经跟踪到我党的联络点才被发现才发现。这时候，已经没别的办法，就只有把这个特务请进门来，把门一关就杀了，就地的把特务埋在房间地下。只有当时那么残酷的环境才做出这样的严厉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对保卫党组织和中央都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时中央特科面临的局面，异常艰难。一方面，特科的工作刚刚因为顾顺章事件而遭受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周恩来虽然最初没有离开上海，但是他只能潜伏，不能抛头露面，等待机会撤退到苏区。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陈云领导特科工作，开辟了工作的新局面。
为了更好地保护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惩治叛徒，同时打开特科工作的新局面，陈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中央特科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实行新的隐蔽政策。
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首先改变这种状况。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组织，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他又改变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同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
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搬来，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因为他是上海人，所以语言和风俗上非常了解这个城市，如鱼得水。
据当年从事过特科工作的李士英回忆：“我和陈云同志会面时，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子，俨然一个账房先生。”陈云后来说：这个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工人出身的陈云清楚地知道，特科人员要想立足上海，必须要有明确的社会职业，同时，针对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他还提出了特科人员“同流不合污”的工作原则。陈云指示特科人员切忌清高，孤芳自赏，也就是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
除了隐匿自身，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人员积极打入敌人的内部，建立新的情报网。
陈云的同乡沈寿亚在大革命时期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曾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此时，沈寿亚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做文书。陈云找到沈寿亚，同他谈话，要他长期潜伏起来为党工作。
沈寿亚在陈云的指示下，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负责人建议，中共党员自首的登记表应该与一般党员登记表分别处理保存，并建议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底。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并调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从此，沈寿亚定期向组织报告中共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去国民党组织部秘密自首登记者的姓名、职务、年龄等情况，必要时还向组织提供自首者的相片。这一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特科可以及时掌握自首党员的相关情况，避免了党的损失。
原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回忆说：
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陈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代表曾说：
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陈云领导特科取得好的业绩，跟他个人的品质是有关系的。首先在白色恐怖下，需要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同时要非常睿智，在紧急情况下，该出手时就要出手，该决断的时候马上就要决断；另外要对这个城市、对敌我的形势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才能够做出新的决策。
1932年3月，陈云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年的冬天，因为负责转移中共领导人瞿秋白，陈云见到了鲁迅。陈云也是党内唯一见过鲁迅的高级领导人。陈云在《一个深晚》里曾详细地回忆起这次同鲁迅的会面：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
四川北路拉莫斯公寓，鲁迅在上海居住过的寓所之一，现在称作北川公寓。
1932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等被捕叛变，形势极为严峻。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11月下旬，得知有叛徒在跟踪杨之华，瞿秋白夫妇紧急转移到鲁迅家中暂避。为了鲁迅的安全，在甩掉叛徒之前，杨之华在街上转了三天三夜，才来到鲁迅位于拉莫斯公寓的住所。
虽然鲁迅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他在危急中不避艰险，安全地保护着瞿秋白。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处住了半个来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接出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住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到了陈云手中。
就是在这个深晚，陈云敲响了鲁迅的家门，见到了鲁迅。
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陈云深感悲痛，饱含深情地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一个深晚》，纪念他和鲁迅的唯一一次会面。
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1980年5月3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一个深晚》这篇文章。1984年2月，《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出版发行，陈云特意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
“伍豪启事”
陈云对在特科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
1967年6月，周恩来致电陈云：关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报纸登载伍豪先生的小广告，这件事你是否知道？陈云回答：我记得，有这两个广告。
1932年2月，上海《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就引起不小的震动。
伍豪，是周恩来1919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过的别名，党内文件中也曾用过这一名字。此时的周恩来早已前往中央苏区，这明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恶意陷害。为了彻底粉碎敌人阴谋，还周恩来清白，中共临时中央立即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反击。
当时《申报》在上海的报纸中影响最大。二月十八日，临时中央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代写的“伍豪启事”，用来否定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广告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二十日《申报》刊登了伪造启事后，临时中央当天又派人到申报馆询问：既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广告处律师回答说：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于二十二日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否认他们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一种方法。
这份“伍豪启事”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很快被平息下去。然而，几十年后，这件事却成为“四人帮”恶意攻击周恩来的武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见到有人从旧报纸中翻出的“伍豪启事”，如获至宝，立即批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当即给予驳斥，指出其纯系敌人伪造。
伍豪事件又多次被人提出，陈云都仗义执言：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限于“文革”特殊的政治环境，伍豪启事终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1974年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周恩来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自己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76年，周恩来逝世。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代表时特别提出，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
在陈云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
1983年1月23日，陈云将这篇文章及附件批转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并指示中央办公厅将这批材料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文章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内部刊物上发表。
在陈云出面过问下，“伍豪启事”至此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在1981年11月8日的这次会上，陈云谈起众多默默无闻战斗在敌人内部的特科工作人员时深情地指出：“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