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爱伦堡记述过一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位悲壮的俄罗斯女性。她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重要。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她愿同人们生活在一起。她从来不把孤独当作纲领，这是该诅咒的东西，而她事实上一直是孤独的，她和诗歌的关系也是复杂而痛苦的。她说：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中产生诗行。而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她在给爱伦堡的信中写道：“……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我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爱伦堡写道，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她说：“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她充满热情的时候，把生活中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而友谊一旦中断，她就又一次同幻想分开。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纯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她都兼而有之。爱伦堡最后说：“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茨维塔耶娃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判性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
茨维塔耶娃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吗？难道她不是超越一般文人之上的吗？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文人中的天才也可有可无，世界不会因为缺少诗歌而停止前进，世界把诗歌抛在后面大踏步地前进，这便是文人的命运。但真正的文人，谁心里又不荡漾着几分诗意呢？这又何尝不是命运呢？
我在离开文人公墓前，看到了一个九岁女孩的墓碑，上面写有葬于1992年，这块墓地比一般文人要大两倍。我问伊琳娜，这孩子与文人有什么关系？伊琳娜说，现在不管了，她父母有钱，买了这块地，就可以安葬。文人公墓的历史从此要结束了。
世界上还能找到一块纯粹属于文人的地盘吗？
“黄昏时分，我们非正式地拜访了克里姆林宫，此地是沙皇居住的古城。”
公元1744年6月，当德国恩哈特·紫普斯特公爵之女索菲与俄罗斯皇太子订婚约，首次访问克里姆林宫之后，她在回忆录上写下了这段话。索菲原为新教徒，后因改信希腊正教便易名为叶卡捷琳娜，这位女子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专制君主——凯萨琳二世，即叶卡捷琳娜二世。
我们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已是黄昏时分，用陪我们来的留学生的学生证买了门票，只有二百五十卢布，如果外国人要一千二百卢布。
巨大的无名烈士墓前，长明火仍在燃烧，漆黑、苍劲的细树枝遮掩着乌斯潘斯基教堂五个金光辉煌的圆顶。长长的克里姆林宫红墙的冬天让你感到温暖，前面是一条落满雪花的护城河，几只像树一样漆黑的乌鸦绕着教堂的金顶盘旋。这一刻，这里的高贵、宁静、苍凉确实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这是我在莫斯科看到的最美的景致。
克里姆林宫矗立在莫斯科河北岸，正当市中心。它占地约二十六亩的建筑群，巧妙地被一道长两千三百米的红砖墙环绕成一个三角形。城内以拥有金光灿烂之圆形屋顶大教堂及壮丽的宫殿为主，并列着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它确可视为集结了俄罗斯历史结晶的伟大建筑。在俄语中，“克里姆林”的原意则为城堡，是十二世纪时，从一个木栅围起的小镇发迹而起的。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最早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它得天独厚的经济环境——水运方便、土地肥沃、森林资源丰富，因此很迅速地便发展起来。到了1237年蒙古兵团攻陷了莫斯科，首当其冲的就是克里姆林宫，它被破坏得片瓦不留。现在我已很难想象，这阵蒙古旋风瞬间席卷了俄国全境，从此展开了长达两百年的蒙古钦察汗国统治时期。但是，在异邦铁腕镇压之下的莫斯科公国，依旧积蓄了一些国力，不久即成为民族解放及统一东北俄罗斯的主力。他们趁势向外扩展，包括“克里姆林”（城堡）内修筑大公宫殿、行政机关、贵族宅邸、修道院等等，使得克里姆林宫在十五世纪末顷刻间成为一颗灿烂之星。莫斯科公国跃升为强国后，便邀集了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建筑师，陆续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堡、教堂、宫殿等，这股建筑热潮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末。
现在，当我们走在这座古老城堡的雪地里，面对这一群无声的壮美建筑，当我们细细追怀那些刻在宫墙上的过往沧桑，才知道这个民族有着何等悲壮的背景。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所遭到的浩劫，计有：十七世纪初波兰军队的占领，十九世纪拿破仑之远征，以及俄国大革命危机的冲击。尤其是1812年，拿破仑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同年9月14日占领了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市民自行放火焚烧市区，全市化为一片瓦砾，因此，法军只好在残存的克里姆林宫中宿营。为了报复，法军竟然把克里姆林宫中无与伦比的“伊凡大帝钟楼”当作炮轰的目标，将乌斯潘斯基教堂作为骑兵的马厩，把圣像当作燃料，大批的金银财宝被掠夺一空。一个月后，法军在粮尽援绝、寒雪刺骨之下全军撤离，这时，莫斯科已成为一座不折不扣的废墟。然而，炮火尽管再炽烈，劫后余生的克里姆林宫却每每能从颓废中再复建，这是俄罗斯民族不屈不挠性格的象征。
冬天的莫斯科，一过五点，天就很快地暗下来，我们不得不选择阿尔汗杰利斯基教堂作为参观的重点。这座改建于十四世纪、再建于十六世纪初的教堂，是由一个叫诺华的意大利建筑师造的。教堂有六根柱子，五座圆顶，是传统的俄罗斯教堂。里面阴森森的，但精美无比，所有建筑物正面都加上一些装饰性的柱子，而内墙上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间加上了圣画像，柱子上也都是历史人物像，贴着金箔的木制大圣幛，几乎高达十几米。中殿处则停放着从伊凡一世到彼得大帝的历代莫斯科大公及沙皇的遗体及石棺，据说，这嵌着宝石的密封石棺十月革命后都被搬走过，现在又搬回来了。
我这样记述克里姆林宫也许是不完整的，就像我们有时看到那些赞美的文字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其实，事情往往还有另外一面，克里姆林宫作为权力的帝府，它也有让人感到沉重、压抑的一面。比如它的两千三百五十米封闭的城墙，最高达十九米，厚度在3.5至6.5米之间，城墙上有二十座高塔，作为瞭望与警示，每个塔中都有炮手及射手的位置，还备有许多秘密通道。此外，这里的有些塔在伊凡四世期间，还做牢房之用。建于1680年的沙皇之塔是供皇帝眺望处决要犯用的。当那座“伊凡大帝钟楼”的黄金圆顶落成之时，俄国正发生大饥荒，许多人饿死荒野，盗匪四处劫掠，各地暴动接连不断。而童话般的圣巴西里教堂落成时，据说伊凡四世在惊叹其壮丽之余，为了防止设计者波士多尼克及巴马再设计出更完美的建筑，竟下令将他们的双眼挖掉。
法国鸠斯迪努侯爵于十九世纪，从当时的资产阶级重镇巴黎来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的著作《俄罗斯通信》在往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成为西方人想了解这个谜一般的神秘国度时最具权威的导读书。他将克里姆林宫评为“牢狱、宫殿、教堂”、抵抗侵略者的要塞、压制国民的城堡、专制君主的支柱、国民的“监狱”。这些评语确实十分尖锐，较之新婚时年仅十八的叶卡捷琳娜的描述来说，也许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当时的俄国王室，鉴于国内以右倾路线为主导的反动势力渐炽，极想压制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自由主义及革命运动，而时刻自诩为“欧洲宪兵”之角色。从这一点来看，鸠斯迪努侯爵是正确的。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亮了，它在褐色的天穹下放着暗红的光。小时候读苏联小说《古丽亚的道路》，古丽亚说，站在阳台上看见克里姆林宫的红星还亮着，就知道国家领导人还在辛勤工作。这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印象完全是童年记忆，甚至不知道里面有这么美丽的教堂。那座被视为十八世纪俄国建筑之杰作的元老院会馆，三年前还是苏联最高会议及阁僚会议的场所。现在，漂亮的绿色圆顶上的镰刀锤子红旗已改为三色旗。
我走在红场的雪地里，向克里姆林宫雄伟的黑色剪影作最后的道别。我想，假如我有机会再来此地，一定会比今天更轻松、更平和、更细致地欣赏这座建筑的精美之处，而不会过多地追寻那殿堂上留下的变迁的历史。但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个融合着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历史脉动的克里姆林宫，将永远是其历史的写照。
1993年10月22日 阴 莫斯科地铁见闻
今天，我们在红场的地铁站里又遇到那个年轻人的演奏小组，他们是八个自由组合的大中学生，穿红毛衣的女孩拉小提琴，两个穿牛仔服的男孩弹吉他，另一个金发披肩的女孩摇沙鼓。最奇特的是一位吹木笛的姑娘，她身穿一件米色的棉风衣，人面壁靠墙角，等轮到她吹奏时，才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像患了结核病，一头棕色的头发，与那支木笛颜色相似。鼻子细尖，两眼茫然无神。她的所有神韵都集中在两只握笛的手上，那十根细长的纤指像精灵一样按着笛眼舞蹈。木笛的声音悠长、悲伤，像是一个孤独者在倾听自己灵魂的叹息。每次当木笛吹响时，其他乐手都停下来，他们深情地望着她。而等其他乐器重新奏响时，她又无望地背过身去，好像对着墙抽泣。她看上去有点像犹太人。有个长络腮胡子的男人背着大提琴过来，向他们微微一点头，就在一旁帮他们伴奏。后来，我们采访了他。他说他从学校毕业后在一个幼儿园教音乐。不久，他在地铁站认识了这个吹木笛的姑娘，那时只有她一个人演奏。以后，又结识了弹吉他的小伙子，队伍渐渐壮大。现在，他们每周来两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他们从莫斯科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每一次演奏完，数一数提琴盒里的零钱，平均一个人只能得五六百卢布（合人民币四五元钱）。我们在采访时，有一位穿黑制服的青年小提琴手走来，他向演奏的年轻人打个招呼，给了两百卢布转身就走了。吉他手告诉我们，他是莫斯科一位著名音乐家，明天晚上十一点在一家咖啡馆有个独奏音乐会，假如有兴趣可以去听。
莫斯科的地铁里有许多这样的乐队，你走着走着，音乐骤起。年轻人的稍稍带点疯狂，抒发着青春的欢乐与忧伤。也有老人的，大都是退伍军人，或过去的职业音乐人，他们通常演奏的是一些老歌，听起来有点怀旧和落寞。我在去阿尔巴特街的地铁站里，还看到一位五十出头的男高音歌手在用美声唱法唱歌，他有一头银色的头发，穿一件旧夹克，两手斜插在裤袋里，他脚前放一只破口袋，里面有一些零钱。每当他引吭高歌时，眼里总噙着泪花，我不知他是为自己的歌动了感情，还是对自己境遇的感慨，我很难过，给了他二百卢布。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看一位男高音演唱，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观众不屑一顾地从表演者身旁走过，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么便宜的票价看一个外国演员演出，可能还获得了某种音乐以外的满足。我想，如果把他请到我们这儿来“包装”一下，“策划”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有轰动效应呢。
在莫斯科地铁里，还可以看到许多随手涂的标语，比如“美元，我爱你”，“给我面包，给我自由，给我权利”，“叶利钦，好样的”，“叶利钦，你该走了”，这是今天俄罗斯政治经济的真实写照。人们似乎更容易在地下袒露自己的心声，在地下展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历史留下了荣耀，也甩下了重重的包袱，但生活仍在地铁里天天进行。1993年岁末，我在莫斯科几十个地铁站里看到的是这样的图景：老太太一排排拿着三四根黄瓜、一小摊西红柿、几只面包在卖，她们期待的目光里透出生活的焦虑；小摊上摆满了裸体报刊和西方的色情画片；乞丐们用不同的方式乞讨着；吉卜赛人会“嗖”地在你面前伸出一只肮脏的手，使你无法拒绝；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前放着一只可口可乐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孩，孩子拼命吸吮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母亲眼帘低垂，走过的人都扔下几百卢布，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人蹲在墙角，拉不成曲的小手风琴；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走过去，与对面坐在轮椅上的另一个残疾人紧紧地握手，他们没说一句话，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乞丐》：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位乞丐，掏钱时才发现钱包忘了带，于是，他只得伸出手握了握乞丐枯瘦的手，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乞丐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兄弟，够了，有这点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