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恩伯格在《西方新闻界的竞争》一书中预言今后几年驻外记者将遇到严重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是“人满为患”。当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数以千计的驻外记者就会云集事件发生地，上千双眼睛盯着同一件事情，这种竞争实在激烈。全世界那么多新闻单位派出的记者都希望有所发现：发现新的人物、发现新的事物、发现新的现象、发现新的经验、发现新的苗头、发现新的趋势。这就是各大新闻单位十分重视驻外记者的“发现力”的原因。
驻外记者的“发现力”指的是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和探索，发现或者找到外国记者没有看到的事物、没有揭示出来的规律，发现或者找到尚未引起外国记者注意到的新闻事件。“发现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正由于各个国家的驻外记者大都能积极主动地去发现重大新闻事件，全世界报纸的读者、广播电台的听众、电视台的观众才有可能及时、充分、全面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当一名合格的驻外记者，最重要的还不是写作的功底，而是要锻炼自己的发现力。要经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在任期之内，自己发现了什么重大新闻？自己率先报道了什么新闻？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在自己的报道中，向读者提供了哪些新的细节？扩大了哪些采访领域？
“随时随地”采访是驻外记者获得成功的“捷径”
许多驻外记者都明白提高“发现力”的重要性，也愿意进行深入的采访，多发现一些重大问题，但是，他们对“采访”一词的含义的理解不那么全面。一些同志总认为“事先约好访谈时间，来到被采访对象的办公室，打开笔记本，有问有答”，这才叫采访。按照这种狭义的理解，采访的机会的确是十分有限的。在国外当记者是很苦的，不仅要写稿子，还要抓新闻落地工作，国内各部门发往国外分社的电报简直像雪片一样，经常给驻外记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深夜，好像有办不完的事情。有的记者对我说，不是不想采访，忙碌到这种程度，哪有时间出去采访？还有的年轻记者告诉我，在国外采访实在是太难了。重要一点的采访对象好像都特别忙。不要说总统、总理，就是大公司的董事长，身边都有三四个秘书，他们在电话里轮番挡驾，有时联系了十多天，想要采访的人根本不照面，我找谁“采访”去？
上面谈到的困难也是实情。但是，新华社总社已经把我们派出去了，我们不能在外面住几年之后，写信给外事局说：“因为有客观困难，我没有出去采访。”战胜上述困难的办法是积极探索驻外记者采访的规律，不断改进采访方式。我看起码要研究这样几个问题：
一、多向普通人采访
当一名驻外记者，各国的政府官员自然是最重要的采访对象，但绝不是惟一的采访对象。在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都练就了一套对付记者的本领，他们有时候虚张声势，有时候守口如瓶。当他们大谈“稳定”的时候，也许国内政局已经出现了某些不那么稳定的因素。1996年8月28日夜到29日凌晨，自称人民革命军的墨西哥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小分队，在墨西哥东南部和中部5个州的10个城市向军警哨所和巡逻队发动进攻，13名军警被打死，21人受伤。墨西哥政府官员为了稳住形势，反复表态说这次事件不会影响国内政局；墨西哥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将继续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只能作为驻外记者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而不应成为唯一的消息来源。
驻外记者要想得到丰富的新闻素材，就必须扩大视野，驻在国的大学教授、工人、农民、商店售货员、公共汽车司机、各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应该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访问时，就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作了交谈。在墨西哥的坎昆，我们结识了一位旅游局副局长，她说，坎昆许多人都喜欢中国，希望能到中国去旅游观光。她带的一位司机告诉我们，他姓张，很多人说他的姓名很像中国人的姓名。巴西通讯公司办公厅主任是一位有38年外交经验的外交官，当过巴西驻中国大使，退休后到通讯公司工作。会见时，他向我们谈了中国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在里约的耶稣山，一群小学生知道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把我们围住了，要我们帮他们写下各自的中文姓名。我写了4个，里约分社的一位同志写了20多个。许多人都谈到他们非常希望到中国去看一看，很希望多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这种对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浓厚的友情，这种希望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如果不同他们接触，是无法采访到的，当然也无法切身感受到。
二、不计较采访场所
当一名驻外记者，绝不要把自己的采访场所限定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被采访对象的办公室里。应该确立这样一种全新的概念：只要同人接触，就存在着采访的机遇。
1996年7月12日，我从北京飞往纽约。我算了一下，在飞机上要度过十几个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这么长的时间，不充分利用，实在可惜。正好坐在我身旁的是美国集思通公司总经理刘天立。我对这位总经理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已经九年没有去美国了，你能不能利用在飞机上的这点空闲时间，向我介绍一些关于美国的情况。这位总经理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一万多米的高空，我开始了对美国情况的了解。我了解了美国的工资收入情况，了解了这家公司的利润和分配情况。
集思通公司副总经理是一位研究生，有20年的工作经验，在公司的年薪是12万美元；每年视公司的经营状况，工资上涨3%～5%；如果公司盈利较多，年终从税后纯利润中拿出3%奖励副总经理。以上三项相加，是20多万美元。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公司当秘书的小姐，年薪是3.5万美元。此外，每个员工每年由公司支付医疗保险费2400～4800美元；每人每年放3周假，度假期间工资照发。这位总经理还向我介绍了美国的税赋情况。在美国，所得税分联邦税、州税和市税，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征收30%的所得税；最高的税率可达73%。美国的税收制度很特别，它们出了许多研究税收的书，专门告诉人们怎样“避税”。它们鼓励人们研究税法，谁懂税法，谁就可以找到避税的办法，从而可以少缴税；谁不懂税法，谁就要多缴税。总经理还告诉我，美国普通家庭开支的顺序是：食品、教育、汽车、保险、房屋。美国人不喜欢到银行存款，因为利率太低了，现在的年利率只有2%～4%，扣除40%的利息税，差不多等于白存。这是经济不景气而股市上扬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我问到美国政府是否向企业提供帮助时，这位总经理说：“政府制订了一个辅导中小企业的规定，企业如果搞得好，政府可以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但是，多数企业很难拿到这笔贷款。集思通公司是靠自己的信誉担保，从银行直接取得贷款的，按12.5%的年利率偿付。美国政府机构里面的官僚太多，政府的规划局很少搞像样的规划，甚至连基本的经济发展资料也不向企业提供。企业界人士的共同感受是：企业出了事，政府就会找你；企业有了困难，政府绝不会管你。我们常开玩笑说‘美国政府是专门找茬子的机构’。”从美国政治、美国经济到美国文化，这位总经理向我介绍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在飞机上可以采访，在船上同样可以采访。最近我写了一篇《亚马孙的思念》，就是在亚马孙河的游船上采访的。1996年7月28日，我登上玛瑙斯巴西旅游公司的一艘游船，参观亚马孙河和热带雨林。一位名叫弗兰西斯科的导游用几种语言介绍亚马孙河，引起我的注意。我对导游说：“如果您有时间，很想同您聊聊。”导游说：“非常愿意。但是，我还要详细介绍亚马孙河的情况，等忙过这一阵儿，就下来谈。”一个多小时以后，弗兰西斯科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于是，我们开始了船上的采访。
弗兰西斯科1996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亚马孙人”，对亚马孙河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在亚马孙地区念完小学又上了中学，后来考入农业技术学校。当他升入二年级时，父亲不幸去世。弗兰西斯科是非婚生的，从小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的去世意味着他丧失了惟一的经济来源。他十几岁辍学，外出谋生。在社会上，他做过各种杂工。
弗兰西斯科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他一边打工，一边到旅游学校学习旅游基本知识，还到一所外国人办的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在中学学习时，他的英语基础打得比较扎实，经过进修，他可以用英语与外国客人交谈。1981年，他来到玛瑙斯，被巴西旅游公司聘为导游员。在工作过程中，他又通过自学，掌握了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可见他工作和学习的刻苦程度。
弗兰西斯科告诉我，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最小的1岁半。妻子原来有工作，可是，巴西许多企业不愿意聘用年纪大的妇女，妇工的年龄超过30岁，公司就会找各种借口把她们辞退。弗兰西斯科的妻子早已失去工作的机会，现在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家五口，靠弗兰西斯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
我对翻译说：“不知可不可以问一问导游的月工资收入？”当翻译转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弗兰西斯科说：“很抱歉，巴西的许多公司都不允许雇员向外界谈自己的工资收入。”后来，翻译换了一种方式，问导游每月的收入相当于几个“最低工资标准”。弗兰西斯科想了想，回答说：“三个。”翻译常住巴西，知道这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10美元，我们这才推算出弗兰西斯科每月的工资收入是330美元左右。大小五口人，每月人均生活费只有66美元。在玛瑙斯的餐馆里，一盘虾卖17.4美元，一盆海鲜大杂烩卖41.3美元，一盘白米饭也要1.5美元。这么高的物价，这么低的工资，足见弗兰西斯科一家生活的艰辛。难怪当我问起弗兰西斯科的工资时，他低着头，沉吟了好大一阵才说：“羞于启齿。”
我问：“市里有没有社会保险或社会救济？”弗兰西斯科说，有社会保险，但是，这种社会保险制度很脆弱，也不均衡。有的行业，比如律师、医生、大公司的高级雇员，还有职业政治家，这些人退休以后的生活是有可靠保障的。当一届州长，退休后可以拿上百万美元，他们可以在高级别墅里安度晚年。对于退休老工人来说，则没有这种福分。为了求生存，有的到街上摆小摊、卖水果；有的甚至流落街头，靠乞讨贴补家用。
在墨西哥城，在里约热内卢，我们已经感受到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是，这只是从街面上看到的一种表象，理解也很肤浅。访问了这位导游之后，我们把墨西哥城啤酒厂董事长居住的豪华庄园和巴西里约热内卢依山傍海建造的富人豪华居住区联系起来思考，对拉美地区两极分化问题开始有了一点理性的认识，对亚马孙河上的黑人导游弗兰西斯科的同情也在升华。我仿佛觉得“逝者如斯”的亚马孙河在流泪。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
“我告别了神奇的亚马孙河，离开了宝石般的玛瑙斯，也带走了对弗兰西斯科的思念。在返回的路上，我取出日记本，写了这样一段话：‘真后悔在采访中触动弗兰西斯科的痛楚。假若在游船上我们不去碰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的忧伤，他是不是可以依旧生活得无忧无虑呢？至少他大可不必为十几年后退休的境遇而发愁。’如今，在万里之外，我只能衷心地祝愿弗兰西斯科一家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如果计较采访场所，在机声隆隆、颠簸摇晃的游船上是无法获得真切的第一手材料的。
三、迅速找到话题并能够适时调整话题
一位年轻记者对我说，他想找人谈谈拉美地区的农业情况，但是，很难找到适当的采访对象。这次我们在阿根廷访问，关于农业开发问题的采访就是在“非常规”情况下进行的。有一次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吃了一半，一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农业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的华侨找餐馆经理有事商量。餐馆经理让他同我们一起用餐。当我们了解了他的职业以后，认为这是研究阿根廷农业开发问题的好机会，于是，我们立即改变话题，集中讨论阿根廷农业开发以及中国如何利用阿根廷的农业资源问题。阿根廷近几年开始重视发展农业。因为它们已经看到下个世纪世界各国对肉类和谷物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它们把2000年农业、渔业、食品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出口肉类100万吨、出口谷物6000万吨。它们在对全世界的肉类消费市场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发现，过去很少吃肉的亚洲人，现在已经加入肉类消费者的行列，所以，阿根廷把肉类出口的主要目标放到亚洲国家。我们参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第110届国际畜牧业、农业和工业展览”时，看到全国各地的农场、牧场的经营者，把自己饲养的最好的牛、马、鸡、狗、兔和小鸟送到展览中心，进行评比，据说阿根廷总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还要出席发奖仪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阿根廷政府振兴农业和畜牧业的决心和魄力。当我们探讨在农牧业领域中国同拉美国家合作的方式和发展前景时。这位华侨向我们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人主张向阿根廷输出农业性劳务。按照这一思路，福建已经向阿根廷输出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这些到阿根廷种地的农民既不懂英语，又不懂当地语言，生活上也很不适应，没过多久，农场招来的30多个农民，跑得只剩下一个人了。这次饭桌上的随便交谈，使我既看到了同拉美地区国家发展开发方面的农业合作的良好前景，又使我比刚踏上拉美国家的土地时冷静了许多。如果不是这位“餐桌上的不速之客”的坦率提醒，有人一提倡，我们紧跟着就写鼓励向拉美地区国家搞农业性劳务输出的文章，那就有可能使国家和个人蒙受经济损失。像这么尖锐的意见，在正式的采访环境中是很难听到的。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一书中说，想要钓到“巨鱼”的人，下上千次钓竿，能够钓上的也就是一竿。想捕捉到高鸟的人，张上万次网，能够逮到鸟的，也就是一个网眼。许多有成就的新闻记者的一条共同经验就是多下钓竿、多张大网。在驻外记者的岗位上，我们的视野要十分开阔，采访的领域要十分宽广。只有真正把采访看成是驻外记者的生活，随时随地都不忘记采访，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许许多多极有价值的重大新闻。
不要舍近求远——首都采访的特殊重要性
一位年轻驻外记者对我说，他想到外地采访一次科学技术会议，新华社分社社长说经费不够，没有批准。我问她在驻在国首都有多少科研机构？她说有一百多个。我问：“这么多的科研机构，你采访了几个呢？”她说没有采访几个。有幸常驻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不重视利用首都的有利条件进行调研，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首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有的首都同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文化中心。首都是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和各种信息资源的“富矿区”。为什么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报社在向国外派记者时，首先占领这个国家首都的新闻阵地？就是因为在这里放少量记者，他们完全可以以一当十。
美国的大通讯社十分重视华盛顿地区的报道。美联社两任总编辑都是由原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担任的。因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是这个国家的“窗户”；谁研究透了首都的情况，并且善于从首都去观察这个国家，谁就摸准了这个国家的脉搏。
千万不要误以为到外地采访才叫采访。在自己的任期之内，一定要下决心利用首都的有利条件，把驻在国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有经验的驻外记者在到任之后，很快就会编织出一张“驻在国采访联络图”。这张“联络图”应该包括驻在国政府部门主要官员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经济研究机构的专家姓名和联系人电话号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专家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文化体育团体负责人及联系人电话号码；驻在国的世界问题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对华关系机构负责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高等学校负责人及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群众团体、工商界领导人、华侨华人首领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社会知名人士电话号码；驻在国各省、各州驻首都机构的负责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各国驻首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发布统计公报的部门负责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号码；其他消息灵通人士姓名及电话号码。有了这张“采访联络图”，我们的消息来源就显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就不会为找不到采访对象而发愁。
在首都采访，不仅要有采访对象名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己经常关注的重大问题的采访纲目，这个纲目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以经济这个专题为例，采访纲目中至少要有驻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因、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驻在国同美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欧洲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现状和趋势，驻在国和中国发展双边贸易关系中遇到什么特殊问题；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对驻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对驻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驻在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既有了“消息来源网络”，又明确了在驻在国调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我们在海外采访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要研究“家庭解剖学”和“社会细胞解剖学”
当一名驻外记者，掌握一些宏观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些数字，就不能从宏观上对一个国家做出正确判断。在国外采访，还有另一方面的要求，就是要特别重视对社会细胞的解剖。要善于以小观大、小中见大。要力求从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具体解剖中观察社会运行的大趋势。
在国外采访，要经常注意当地老百姓收入状况的变化，还要注意老百姓家庭用品的更新速度。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一种是深入解剖家庭生活状况。现在有一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家庭经济细胞变化的三项参考指标：一是家庭财产集聚量的增减，就像是我们常说的几大件，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中国农民批判林彪的“国富民穷”的谬论，喜欢说：“我们家过去喝水用瓦壶，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保温瓶，怎么能说我们穷？”那时，中国农村老百姓家庭的财产集聚量是以保温瓶的数量来计算的。十几年前人们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称作三大件，反映了那个年月家庭生活的实际水准；最近十多年，“三大件”的内容不断更新，档次不断提高。这种家庭财产集聚量的变化，敏锐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是家庭日用品更新换代的频率和家具新旧成数的升降。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给灾区捐赠衣被，最近又为河北捐赠衣被。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捐赠物品新旧成数的变化。1985年我刚到新华社总社时，看到谁家里有一套组合柜，觉得那就是现代化的象征。如今，一些家庭的家具不断更新，旧货店出售的旧货的新旧成数也逐渐提高，九成新的家用电器也作为旧货出售。三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把家庭费用分为九项：饮食费、被服费、住宅费、燃料灯火费、家用电器费、教育费、保安费、卫生保健费、劳务费。他认为，家庭收入越少，用于食品支出的费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食品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在西方，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以上三个参考指标如果呈现良性变化，老百姓的情绪就基本稳定，社会也就不会出现较大的动荡；如果以上三个参考指标呈现恶性变化，老百姓的情绪就不那么稳定，社会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动荡。这是观察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稳定前景的有效方法之一。
研究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可以从对家庭的解剖入手，研究驻在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向，也可以从一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入手进行解剖。比如墨西哥的对外引资问题，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探索。在墨西哥城，我们去啤酒厂的路上，在汽车里访问了啤酒厂董事长的秘书。这位秘书在这家啤酒厂工作了23年，月工资为7000比索。1995年年终分红时，他得了13000比索。家里有电视机、组合音响，1995年12月新买了一台486电脑，加上打印机，花了19000比索。20年中，她买了5台电视机。她从来不买金银首饰，她说：“金银首饰等于是邀请小偷到自己家里来光顾的请柬。”我问她一个月吃饭需要花多少钱，她说7000比索。这就是说，她把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全吃掉了。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会见了墨西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说，墨西哥人均收入比较高，但是，墨西哥人没有储蓄的习惯，储蓄率只有17%，而新加坡的储蓄率高达40%。墨西哥人不是按月把工资花光，而是每半个月就把刚刚领到的半个月的工资花光。墨西哥经济要发展，每年需要提供100万个就业机会。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把国民收入的25%用来投资，按照目前的储蓄率，还差8个百分点。这8个百分点就需要引进外资。就这样，我们从墨西哥家庭收入状况、家庭开支状况、财产积累状况、居民储蓄状况、家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入手，观察和研究了墨西哥引进外资的基本态势。作为驻外记者，应该熟悉这种“家庭解剖学”和“社会细胞解剖学”。要善于从具体的现象中发现规律、发现本质，要善于从一些看似平的小事情当中挖掘和揭示出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
新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知识更新的速度快，花费很大气力才弄明白的东西，转眼之间就成了旧闻，驻外记者尤其如此。驻外记者经常面对着的是十分陌生的东西。谁不追逐时代，谁不昼夜拼搏，谁就会落伍。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驻外记者，必须养成“随时随地”采访的良好习惯，通过采访，在发现新闻的同时，不断增加自己的思想积累、生活积累、素材积累。“随时随地”采访可以说是驻外记者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本文是1996年8月在新华社驻外记者培训班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