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报道的思考
有同志说：“从事人大报道多年，越干越难。”按常理应该是越干越容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越干越难”呢？这有点像勘探队寻找石油。在新油田找油，可以用老办法；在老油田如果沿用老办法，就很难找到石油，因为容易找到的石油早被别人发现了。“在老油田找油必须用新办法”，这是《找油的哲学》给我的启示。
《找油的哲学》是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华莱士·E.普拉特的著作。作者首先讲了几个找油的故事：
1920年5月，美国地质调查所总地质师戴维·怀特断言，美国石油的年产量似乎不能超过4.5亿桶。怀特说：“如果我们一意孤行产太多的石油，那么预计美国地下蕴藏的70亿桶可采石油，将在18年内开采殆尽。”然而，这一预言发表30年后，美国仍以高于怀特预测的最高产量5倍的速度开采石油。
科威特油田是世界著名的大油田，然而，在1937年被发现之前的15年间，一些权威人士认定科威特一点石油也没有！世界上许多大石油公司都对这个油田看不上眼，没有一家大公司愿意出资在科威特进行油田勘探。但是，一经勘探，便立刻发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油田都大的特大油田。
普拉特说：“那些很有素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思想上的极端保守，在认识上对未知世界的重大意义并不觉察或者根本没有洞察能力，事业心不强，这些都是世界石油勘探事业取得成功的极大的障碍。”“如果没有人相信有更多的石油有待去寻找，将不会有更多的油田被发现。”
从《找油的哲学》联想到人大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报道延续了55年，好比一个被连续开采多年的“老油田”。在这个老油田里，报道资源会不会“枯竭”，还有没有待发现、待开掘的新闻资源，能不能有新的发现？对待上述问题，有两种理解、两种态度。不扫除“资源枯竭、难有作为”的思想障碍，我们在这一领域就会裹足不前，很难有新的发现。要加强和改进人大宣传，必须拓展报道领域、创新思维方式、寻找新的视角、提高发现能力。围绕“在老油田找油”这一课题，我谈三点意见：
一、积极探寻“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08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的长篇文章，回顾总结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风雨中走过的55个春秋，阐述了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的优越性，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篇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新闻报道时，要始终突出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在这两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相比之下，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宣传则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一个“本质”、一个“核心”，这两个判断语把“人民当家做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得清清楚楚。与这一认识高度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差距。我们有责任对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通过大量事实，让海内外受众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掌握国家权力。人民掌握国家权力，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报道要紧紧抓住“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剖析。
近几年，我同外国议会代表团接触较多。在交往中我发现，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在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怎样行使国家权力，不知道将近3000名代表怎样开会，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通过什么渠道反映上来，最后形成法律议案。抓住这些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增进海内外受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了解、理解和认同。
举一个例子。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我发现我所在的河南代表团不仅有本省工作人员，还有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代表们在全团会议和小组会议审议时的发言，特别是对大会文件的修改建议，很快就会反映到大会秘书处或大会主席团。我想，如果能勾勒一张代表意见收集、整理、反馈的“流程图”，肯定会增进海内外受众对人民代表大会运行程序的了解。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新华社“两会”报道组负责同志，建议他们派记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调研。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张宗堂、孟娜决定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为“标本”，追踪从代表意见采集到吸纳的全过程。记者发现，关于提高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比例的建议是安徽代表团李修松代表提出来的。与此同时，天津代表团、广东代表团、四川代表团等十几个代表团的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建议。派往各代表团的联络员准确记下代表的建议，当天就以简报形式将这些建议报送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当晚，法案室十几名工作人员集中整理各代表团对企业所得税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作了汇报。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充分研究各方面建议的基础上，对草案作了15处修改，其中包括将企业公益性捐助纳税所得额的扣除比例提高两个百分点。此后的几天里，大会经过几上几下、反复酝酿，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代表提出的关于将企业公益性捐助纳税所得额扣除比例调整为12%的建议正式写入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记者写采写的《两个百分点背后的“立法日志”——追踪一条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吸纳过程》一稿，在会内会外均受到好评。
这只是一个具体事例，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去年一年通过的16件法律中，有15件是根据历年代表提出的议案制定的”。看到这句话，我猛然心动。这是一个足以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线索。我立即把追踪采访的任务交给了新华社国内部。4名新华社记者采用“倒追踪”的办法，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15件法律入手，找到相关议案领衔人，让他们讲述自己领衔提出的议案是怎样转化为法律的。最后写成了《从基层民声到国家意志——回溯去年出台的15件法律的形成历程》一稿。2002年3月13日，李鹏委员长在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时，谈到了这篇稿件。李鹏同志说：“有不少人问，每年两会代表提的议案有什么用？今天有一篇文章《从基层民声到国家意志》写的就是这个事，写得很好。”这篇稿件获得全国人大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并被收入《纪念代表法颁布10周年文集》。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人大报道资源不仅不会“枯竭”，而且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人大工作的改进，拓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只举行一次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有没有事情可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样行使选举权，怎样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设立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常委会委员要实行差额选举，是“真差额”还是“假差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设立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怎样履行职责？为什么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全国人大代表怎样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用什么方式听取和反映选区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原选举单位怎样对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监督，怎样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不合格代表？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必要向海内外受众作出说明和阐释。这种说明阐释不应照抄法律条款，最好通过典型事例和感人故事，让海内外受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要在上述各个方面积极开拓。
2005年3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民主的细节”的通讯，对全国人大完善选举和表决方式进行了剖析。记者写道：“人代会选举填写选票时，如果投赞成票，要不要代表动笔？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因为程序是否民主，是确保民主能否真正实现的基础和前提。”这一新闻题材的发现，纯属偶然。
2005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我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当我翻阅摆放在桌子上的《会议选举和表决任命的办法》时，发现办法的附件一《写票、投票和按表决器注意事项》中明确规定：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将选票上相应的椭圆形空白处用墨水笔涂满。这意味着不划票就是废票。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等额选举过程中投赞成票不需要动笔的做法。
在此之前，我了解到一个地方人大的选票填写方式，他们规定赞成的什么符号也不划，反对的画“×”，弃权的画“圈”。这等于告诉代表，如果你不反对选票上的任何一位候选人，就不要动笔；只要一动笔，就表明肯定是投了某些候选人的弃权票或反对票。为了应对这一规定，有些代表上衣口袋不放笔，衣服袖子里藏着一个很短的笔头。到了选举现场，趁人不注意，在选票上飞快地划叉或者画圈。这成为这个地方选举现场的怪现象。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根据新的选举和表决任命办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补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是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很有价值的新闻。我当即离开座位，到主席台南侧，给新华社负责组织“两会”报道的同志打电话，要他们抓住选举办法的细微变化，尽快采写一篇重点稿件，用细节反映全国人大对代表选举权和表达权的尊重。
在主题敏感、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承担这一任务的新华社记者沈路涛和邹声文迅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专家，还采访了对完善选举制度比较关心的全国人大代表，加上平日的积累，当天就写出了《民主的细节——全国人大完善选举和表决方式透视》。稿件播发后，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以“细节一小步 民主一大步”为题，称赞这一写票程序的改变。在全国人大好新闻评选中，这篇稿件获得一等奖，有的地方还把这篇稿件作为人大新闻培训的范文。
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报道领域。要想挖掘出具有传播价值的新闻题材，不仅要研究海内外受众的关注点，而且要了解海内外受众的“疑虑”“误传”和“误解”。这样做，有助于增强人民当家做主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006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无记名表决：让人大代表真实表达投票意图》一稿。这篇稿件以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的代表用电子表决器“无记名”选举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这一由头，反映“无记名表决系统对代表意志的尊重和保障”。这一题材的发现，要感谢河南代表团。
2006年3月3日下午，我作为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的一名代表，参加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会上，河南代表团副团长传达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召开的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精神，其中谈到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对人民大会堂的电子表决器心存疑虑。有的代表说：“名义上是无记名按表决器，实际上还不一定呢！如果哪一位代表按了反对键，从计算机系统会不会查出这位代表的代表证号码呢？”为了消除这一疑虑，大会秘书处组织各代表团负责同志和部分人大代表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的电子表决系统。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技术专家向全国人大代表介绍说，从电子模块的设置来说，一些国家的表决系统可记录代表按键情况，并显示投票人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但是，中国始终使用无记名的表决方式和与之相配套的表决系统。表决器上设有三个表决按键，绿色表示赞成，红色表示反对，黄色表示弃权。电脑系统只负责将三种不同信号累加，没有设置对代表投票态度的记录功能。也就是说，当代表按键表决时，电子表决系统只累加相应的按键结果，不显示和记录每个代表的表决意见。
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就到会议室外面打电话给新华社“两会”新闻报道中心负责同志，让他们立即组织一篇关于大会堂电子表决系统的释疑解惑稿件。当天，孟娜、邹声文采写的《无记名表决：让人大代表真实表达投票意图》一稿就向海内外播发。这篇稿件不仅有助于消除全国人大代表对无记名电子表决方式的后顾之忧，而且用全国人大选举实践向世界昭示：中国从技术上保障代表投票真实意图的实现，中国式民主能够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二、捅破人大报道同人民利益之间的“窗户纸”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西方通讯社记者从北京发出一条电讯，其中谈到记者在大街上采访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问他知道不知道“两会”在讨论什么问题。这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我不关心什么人在开什么会，只想多拉客人、多赚钱！”“我最关心的是管好交通，不要给我们添堵！”这篇报道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其实，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内容。尽管如此，从这篇歪曲性报道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必须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社会的共鸣点，防止老百姓“冷漠情绪”的发生。如果不注意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两会”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003年3月1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吴邦国同志强调人大工作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我们要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阐明全国各级人大的宗旨，使群众认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各种法律及其体现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有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好像同人民群众相距甚远，其实二者之间只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能想办法把这层“窗户纸”揭掉或者捅破，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同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会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要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各种法律法规进行“解读”，尽量运用“百姓视角”，把法律法规中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内容提炼出来。
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这是全国人大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许多条款事关百姓民生，吸引着亿万群众的目光。如何将国家大事与百姓生活切实挂钩，成为摆在各媒体面前的课题。沈路涛、邬焕庆、邹声文采写的《修宪离百姓有多远？》一稿，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篇精品力作。在“耕地不得随便征用了”一段中，记者首先引用宪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条款，随后讲了一个“百姓故事”。两年前，杨军家里的承包地被当地搞的一个“工业园”征用，家里才拿到几千元。杨军对记者说：“要是你不答应，推土机就会把你的庄稼铲了再说，有理你也没地方讲！”失去承包地，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杨军只好从河南老家到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家建筑公司当泥瓦工，给家里挣一份口粮钱。记者还了解到，像杨军这样的失地农民据估计全国约有4000万人。全国人大代表魏复盛在对这件事进行点评时认为，草案关于土地征用制度的修改，体现了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修宪离百姓有多远？》把国家大事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群众读了这样的稿件，再也不会觉得人大报道同他们毫不相干了。
“窗户纸”一经捅破，编辑、记者就会豁然开朗。《政府工作报告》年年做，新闻媒体年年报，差不多都是采用编写“摘要”的方式，一登一大版。2004年3月5日，新华社采用“两会报告解读”的形式，播发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7个时间表》：5年内取消农业税：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4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等。对事关百姓利益的7件大事排出具体的时间表，可以给人以信心和鼓舞。
最近我阅读了人民日报记者毛磊写的《解读新闻在人大会议报道中的运用》一文。作者认为，解读性报道不仅回答“是什么”，更多的是解释“为什么”，不仅告诉人们发生了些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会发生，力求揭示这件事同那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组织人大报道，要努力揭示同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要捅破人大报道同人民利益之间的“窗户纸”，必须认真研究“群众需求”。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主要职权是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行使职权，怎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群众“知情、知政”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怎样依法行使职权，促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围绕这些问题组织解读性报道，以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三、“还原感性”，增强人大报道的感染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宣传所追求的不是发稿数量的膨胀，而是稿件质量的提高。为了增强人大报道的感染力，从哲学角度来思考，我认为应该倡导“还原感性”。
举一个“还原感性”的例子。2004年12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蔡国兆、周效政采写的《中国农民板凳上的民主体验》一稿。报道说，农民带上自家的小板凳，找一片树荫或者空地围坐下来，热热闹闹地聊起来，甚至“吵”上个把小时，这已经成为广东省阳东县平地村村民每月至少一次的“必修课”。这种被村民称为“板凳会议”的活动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村里的2100多位居民发现，它是大家讨论村里事务并求得共识的一条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中国法律规定：当选村干部必须服从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村民代表大会通常由村里各家各户选出的代表组成，它还有采纳或否决村干部重大决策的权力。村民郑辉旭说，虽然大家常常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我们在‘板凳会议’上什么都可以说，真有了种‘主人’的感觉。”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王金华说：“显而易见，‘板凳会议’是对村民代表大会的补充及深化。因为它简单朴素，易被村民接受，因此才深受欢迎。”
我读了《中国农民板凳上的民主体验》和孟娜、刘江采写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工作时间表”的改变》两篇稿件之后，很有感触，于是写了一篇题为《对外报道要善于寻找“切入点”》的文章。我说，过去我们虽然写了不少涉及人民民主的稿件，但常犯的毛病是喜欢运用“文件语言”，抄来抄去，海外听众反映“听不懂”，读者反映“看不明白”。要让海外受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仅靠说教不行，必须精心选择典型事例，认真研究稿件“切入点”。如果我们能改变“话语方式”，运用还原感性、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就一定能采写出生动具体、深入浅出的精品稿件。
联想到我们过去的一些报道，受众看了觉得空泛、干瘪、乏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稿子的人对人民群众的认识程序尊重不够、照顾不够。一些编辑、记者不明白自己理解了的东西，受众并不一定完全理解，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往往把自己在采访过程中经过一番思索而得出的抽象概念摆在稿子的前头，强行塞给受众。受众不是一眼就能看到作为认识起点的具体事例，常常需要从字里行间去寻找这种“感性具体”，读起稿子来自然会觉得别扭。运用“还原感性”的表现手法，先从记者认识到的包含着“具体真理”的活生生的、常见的小事情讲起，这样就有可能使受众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读过稿子以后有充分思考和回味的余地。一些优秀的人大报道之所以能够引起较强烈的社会共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奥妙就在这里。
以新华社记者孟娜、代群采写的《一名普通中国农民的“收支清单”》为例。稿件一开头，展示给读者的是非常具体的材料：“8亩地种一季小麦、一季黄豆，扣除买化肥、农药的费用和一家人的口粮，一年现金收入4100多元人民币，农闲外出帮人打工赚回3000多元，为三个孩子教育支出6000元，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1000元。这是安徽省濉溪县一名普通农民王传永2004年的‘收支清单’。”据王传永说，2004年种地的纯收入比2003年增加近1000元，主要是得益于减收农业税、中央政府直接补贴和对粮价实施的保护政策。记者接着写道：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到6.8%，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值，并且与城镇人均收入增幅基本持平。有了开头的“感性具体”，这些概括性材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篇稿件播发后，海内外多家报纸转载，成为新华网当日点击率最高的稿件之一。许多网民围绕“收支清单”展开热烈讨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效应。
（本文是2009年9月1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2009年度人大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